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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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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思”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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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国之君”（1）
“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当李自成的农民军从陕西渡过黄河，横扫山西时，朱由检在一次高级官僚参加的御前会议上，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显得悲凉而无奈，感慨万分地对他的大臣们道出了思虑已久的心里话：“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
“朕非亡国之君”，寥寥六个字，发自肺腑，是对兵败如山倒，无可奈何花落去，内心有所不甘的自然流露。平心而论，在明朝十七个皇帝之中，他不但算不上是最为昏庸的一个，而且完全可以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相媲美，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正如他自己所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清朝国史馆编撰的《明史》也对他高度评价：“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由此可见，他的自我评价“朕非亡国之君”，并不是文过饰非的夸张之词。
但是，明朝恰恰在他手上灭亡了，于是乎历史让他背上了“亡国之君”的恶名，似乎有点不太公平。人们只能感叹他生不逢时，进行委婉的解释。《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那意思是说，明朝灭亡的祸根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一手种下的。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把上述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熹宗（按：即天启帝），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按：即崇祯帝）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既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也反映了历史的无情，让并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中有一句名言：“皇帝是历史的奴隶。”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边的，可以向任何人发号施令，似乎也可以向历史发号施令。其实不然，正如托翁所说，人类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却在无意之中，成为达成全人类历史目的的一种工具，皇帝也不例外。历史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集团生活，将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间，当作达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为自己而利用这个道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是历史的奴隶。
朱由检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大势已去，回天乏力，所以向大臣们吐露了自己的内心独白：“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在临近王朝末日的紫禁城里，他常常暗自叹息：“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
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回首往事，不免感慨系之，但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崇祯皇帝不是一个亡国之君。
复社诗人吴伟业的《圆圆曲》，以“鼎湖当日弃人间”的诗句来缅怀皇帝的逝去。他的史学名著《绥寇纪略》对逝去的皇帝朱由检给予高度的评价，大意是：皇上焦劳十七年，作风恭敬俭朴类似弘治皇帝，英毅果断类似嘉靖皇帝。处理公务机敏迅速，手不释卷，喜好读书、写字，书法逼近欧阳询，有文武才，善于骑射，力挽强弓，每发必中。他勤于朝政，黎明即起，一直工作到疲惫不堪才休息。上朝时仪表端庄，给人留下目光端正，姿势庄重的感觉。这样一位恭敬俭朴、英毅果断、能文能武的君主，落得个亡国的下场，不免令吴伟业这样的遗老遗少嗟叹不已。
《甲申传信录》在“睿谟留憾”的标题下，如此评价朱由检：英毅果断，继承万历、天启的政治遗产，拨乱反正，革除前朝弊政，打击邪党，励精图治，勤于朝政，希望出现中兴之治。然而边疆战事频发，中原内部空虚，饥馑连年，盗贼横行，拮据天下十七年，王朝覆亡，以身殉国。呜呼！如此英明睿智的君主，十七年宵衣旰食，从来不曾开怀舒心，留下多么大的遗憾啊！该书写这些话的时候，崇祯皇帝已经死去，用不到拍马奉承，这是野史以秉笔直书的笔法，为后人留下一段信史，应当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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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国之君”（2）
事实确是如此。朱由检经常对大臣们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因为他必须面对一个烂摊子，边疆武备废弛的许多积弊，百姓生活的长久贫困，官场陋习的陈陈相因，都必须面对。所以他经常举行御前会议，当时称为“召对”。这种召对极为郑重其事，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御史，以及翰林院、锦衣卫的官员，都得参加，内容是商榷国事，改革积弊，推行新政。
因此，他成了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罕见的勤劳皇帝。朱元璋大小政务都要亲自处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一直到深夜，没有假期，没有娱乐。在这点上他与朱元璋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整日忧勤惕厉，寝食不安。朱元璋定下每日上朝的祖制，后来的皇帝大多视为虚文，特别是到了隆庆、万历之际，公然改为每逢三、六、九日上朝，以后索性连三六九也“免朝”了。朱由检恢复了每日上朝的祖制，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着。崇祯十五年（1642）他再次重申：与群臣共同裁决政事，只有少数节日可以免朝外，每日都应该上朝；上朝完毕后，如果大臣要请示报告，可以报名，听候召见，如有大臣从中阻挠，以“奸欺”罪处死。如此十几年如一日，无怪乎他要慨叹“夙夜焦劳”了。
然而，他的“夙夜焦劳”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是什么缘故呢？
早在崇祯五年（1632），兵部主事华允诚就有所分析。他在奏疏中向皇帝直言不讳地指出，朝政的“可喜”与“可忧”之处。大意是说，三四年来，皇上焦劳于上，群臣匆匆孜孜，目不暇接，而法令烦琐，臣民解体，人才损失，国家受伤。终于形成这样的局面：皇上焦劳于上，诸臣舞弊于下，一切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他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主事者借口皇上刚毅严明，大搞严刑峻法；借口皇上综核名实，大搞锱铢必较，终于使得官场竞尚刑名，追求细碎，把皇上图治的迫切心情，化作诸臣斗智的捷径；
第二，率领部属的大僚，一再惊魂于向皇上认罪，监察官员埋头于撰写弹劾奏疏，致使官吏考核只问税收钱粮，同心同德的精神，化作案牍文书的较量；
第三，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势，大臣只有分立门户的念头，意见分歧，议论纷扰，致使“剿抚”的大计等同儿戏，人才的用舍举棋不定。
这种情况，以后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了。也就是说，皇帝焦劳于上，大臣舞弊于下，日益严重。因此朱由检老是感叹：“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
刻意仿效唐太宗的末世英主
朱由检十分推崇唐太宗，刻意仿效，因而既有刚毅严峻的一面，也有宽厚仁恕的另一面。由于他成了亡国之君，这另一面常常被人们忽略了。他对于孔子论“仁”的言论颇有心得，务求身体力行。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对于专门为皇帝安排的学习课程——“日讲”与“经筵”，十分重视，认真听取精通儒学的大臣讲解儒家经典。
崇祯十五年（1642）九月十八日，他参加“日讲”，听讲官（教师）讲解《论语·子罕》一章，然后召见内阁辅臣，一起探讨“仁”的真谛。
朱由检说：孔夫子谈论“仁”，如“欲立欲达”、“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以及“使民以时”等，多处讲到“仁”，为什么说“罕言”？
蒋德璟说：圣人未尝少讲“仁”，只是门弟子领悟到了才以为“言”，没有领悟到的就以为“罕言”。
朱由检说：“命”与“仁”如何分别？
蒋德璟说：两者总是一个道理，在天为“命”，在心为“仁”。
朱由检听了表示同意，然后说“一日克复，天下归仁”，便是修养自己以安定百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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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德璟说：明白了“明德”对于天下的重要性，便是“天下归仁”。
“朕非亡国之君”（3）
朱由检听了关于“仁”的一席话，似乎豁然开朗，心情特别舒畅，说：近来天气很好，秋令甚佳。
第二天，他写了一道手谕给辅臣们，要他们把昨天议论“仁”的见解，撰写成文章，供他阅读。对于儒学经义的钻研精神，他似乎并不比进士出身的儒臣们逊色。
某次，由于“讲官”姜曰广在讲解《资治通鉴》时发生错误，朱由检本来就对《通鉴》没有兴趣，乘此机会下令停止讲解《通鉴》，改讲《春秋》。当时在翰林院任职的文震孟是研究《春秋》的专家，因而被聘为“讲官”。文震孟讲解《春秋》，深得皇帝称赞，从十月十七日至二十日，连讲四天，开创了一个新纪录。二十四日文震孟讲“祭伯传”，删去“宰亘”一章。朱由检不同意删去，要他补讲，他的理由是，这一章可以看到当时朝政失宜，所以更应当讲。今后以此类推。在场的“讲官”们对皇帝如此重视历史上朝政失宜的教训，都肃然起敬，感叹道：真是罕见的英主！
崇祯十四年（1641）八月十八日，朱由检在内阁辅臣陪同下视察国子监。一行人等由崇文门进入成贤街，进入国子监。举行了“释奠礼”以后，来到彝伦堂，听国子监祭酒（校长）南居仁讲解《尚书·皋陶谟》；然后听国子监司业（副校长）罗大任讲解《易经·咸卦》。讲解完毕，他特地关照礼部官员把“进士题名碑”和“石鼓文碑”，摹拓下来送给他。然后他指示随行的内阁辅臣：大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六位夫子，都有功于圣人之道，与其他从祀孔子的诸位贤者不同，应该更加优待推崇。吴婕葱戳恕侗碚谜嫒缡琛罚肭蠛擦衷汗僭北嗉读尤椤罚魑蛹嗟慕滩摹Ｖ煊杉斓奔从枰耘肌？蠢此运纬硌Т笫Φ闹魇怯兴私獾模裨虿豢赡芴岢鋈绱司咛宓囊饧！冻珈豕省分杏幸皇酌栊椿实塾霉Χ潦榈氖庋吹溃壕尤环缍仁鞘樯π怕逵缴�
提笔若随乡贡籍，也应金榜占科名。诗的笺注对此作了说明：皇上喜爱读书，各处宫室的御座左右都放了书籍，随手披览。曾经写了《四书》八股文，出示群臣，因而颁行天下，士子纷纷诵读。这些细节流露出朱由检的学识涵养决非泛泛，如果参加科举考试，完全可能金榜题名，所以说“提笔若随乡贡籍，也应金榜占科名”。
倪元璐是朱由检极为欣赏的大臣，升任户部尚书后仍兼任皇帝的“讲官”，有一天在讲到经书中“生财有大道”一节时，借题发挥，批评赋税加派的害处。朱由检听了很震怒，指责他这个户部尚书不称职，军饷匮乏，户部拿不出好的对策，反而讲风凉话。倪元璐听了皇帝的训斥并不动容，心平气和地解释：臣是一个儒生，所讲的虽然是书生语，却不敢怀有私利来欺骗君主。朱由检听了一时语塞。第二天，他对内阁辅臣表示，对昨日震怒有追悔之意。他希望在“日讲”和“经筵”中，不仅应该有问答，也应该有君臣之间的辩驳，不应该听了刺耳的意见就大发雷霆。看来他真的想仿效唐太宗虚心纳谏的风度。
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初九，朱由检身体偶有不适，临时通知暂停早朝。遭到内阁辅臣的批评后，他幡然悔悟，虚心接受，特地用工笔小楷写了手谕，对辅臣褒奖备至，称赞他们“忠纯体国，念笃爱君”，“言同药石，朕心忻悦”，希望他们今后继续一如既往批评自己的过失。当时担任给事中的孙承泽在他的回忆录《思陵典礼记》中，记录了这份手谕，而且亲眼目睹这份手谕刻成碑铭的经过，他评论道：皇上的书法模仿唐太宗，手谕写得清秀遒劲。
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细节，朱由检似乎处处都在仿效唐太宗，不仅书法如此，而且在虚心纳谏、闻过则喜的态度上，都在刻意追慕唐太宗。尽管两者相去甚远，他还是经常流露出刚愎自用的劣根性，但毕竟有意识向这个目标靠近，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
后宫生活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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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国之君”（4）
朱由检的后宫生活颇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亮点。他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他的皇太子慈烺，从中流露出希冀国祚绵延长存的心态，不想成为亡国之君。
慈烺生于崇祯二年（1629）二月初四，作为长子，生母又是皇后周氏，理所当然地于次年册封为皇太子。为了栽培这位皇太子，他亲自选拔老师——“东宫侍班讲读官”。崇祯十五年（1642）正式开始皇储的教育。内阁辅臣根据皇帝的旨意，拟定了“讲仪”，特别强调“览史以佐经”——把学习历史作为学习经学的辅助手段，目的是了解历史上的治乱、邪正、是非，以古鉴今。
崇祯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朱由检“日讲”完毕，与内阁辅臣议论太子的教育事宜，郑重其事地从一个黄匣子里拿出自己亲笔书写的《钦定官属约八条》，都是对太子身边工作人员的约束条例，例如不得离间亲亲，不得交结有司，不得擅作威福，不得言行非礼，以及内外有别、出入谨慎等。周延儒读了这八条以后，向皇帝询问了太子生活起居的管理事宜，蒋德璟提醒太子身边的伴读与典玺（掌印）人员很要紧，朱由检说：东宫将来即位，这些人就是“从龙之人”。看得出来，他对于自己的接班人是寄予厚望的，将来是要“即位”的。
他的三子慈炯（周后生）、四子慈照（田妃生）先后册封为定王、永王，其余各子（次子、五子、六子、七子）都已夭折。特别是五子慈焕（田妃生）最为喜爱，不幸五岁病逝，令他哀恸不已。据说，慈焕临死前曾留下一句话：九莲菩萨（按：指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说，皇帝待外戚过于刻薄，儿子都要夭折。朱由检信以为真，崇祯十三年（1640）七月发愤，从此穿布衣、吃素食。官员们劝导他不必对自己如此苛刻，都遭到严词拒绝。次年六月他的外祖母梦见孝纯皇太后，要她转告皇上，除了祭祀、忌日以及初一、十五照例“斋戒”外，其余日子可以开荤。为此，他特地诏告臣民，从六月二十二日开始，不再吃长素。虽然恢复了荤食，朱由检与皇后周氏仍然坚持每月有十天吃素“持斋”。这对于一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帝后来说，实在是一大考验。
当然，朱由检的生活节俭刻苦，并非仅仅出于家庭生活方面的考虑，更多的是源于忧国忧民的思量，似乎是他的一贯态度。他即位不久，面临国匮民穷的烂摊子，毅然宣布停止苏杭织造（专供宫内绸缎的官办机构）的活动，理由是：不忍心困扰一方人民。崇祯八年（1635），周皇后身体力行，命太监在苏州收购棉花纺车二十四具，送进宫内，教宫女纺纱，培养勤劳节俭的风气。虽然因为北方的宫女无法学会江南村姑的细巧手艺，终于不了了之，但是“天宫吹入纺车声”，不能不说是紫禁城内的旷古奇闻。
根据户科给事中孙承泽的记载，主管宫廷膳食的光禄寺报告的崇祯十五年（1642）皇室膳食开支，是这样的：
皇帝膳食每月银子一千零四十六两；
皇后膳食每月银子三百三十五两；
皇贵妃膳食每月银子一百六十四两；
皇太子膳食每月银子一百二十两。
这些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与万历时期相比较，已经大为节俭了。崇祯十六年（1643）九月，朱由检考虑到财政困难，带头节约，宣布他的膳食费用减去一半，后妃等减去十分之四，宫女太监减去十分之三。一个月以后，他再次提倡节俭反对奢侈，自己以身作则，除了坚持以前宣布的“减膳撤乐”之外，规定只有重大节庆典礼可以使用金银器皿，日常生活一律改用锡器、木器、瓷器，希望大臣们仿效。如果今后依然置若罔闻，奢侈靡费，必将严惩不贷。
这其实是他的一贯风格，从他登极以来，始终保持俭朴的美德。当时担任翰林院编修的吴伟业这样记载：后宫无论每月的宴会，还是每季的宴会，以前外戚或者出嫁的公主都按时送来食品，崇祯皇帝即位以后，特地下达圣旨予以禁止。崇祯元年（1628）宣布停止苏州织造以来，皇上经常穿着多次洗涤的旧衣服，袜子都缝上了布袜底。他时常说：朕正在号召天下由奢侈回归朴素，要让后辈知道艰难，难道可以不从自身做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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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国之君”（5）
这类事例很多。当时担任给事中的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说：皇上担忧国家财政拮据，把后宫几十年储存的辽东人参，拿到市场上去出卖。李清曾在市场上买到一些，全是上佳的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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