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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革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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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感欣慰,满脸堆笑,连连说:〃一旦把知识分子解放出来,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四通公司的知识分子于是大着胆子站出来,以〃民办企业代表〃的身份说了一番话,没有反应。联想的柳传志当场表示:〃四通走出了一条'捧泥饭碗'的路,我们衷心地为这条成功的路叫好〃,也没人鼓掌。报纸上倒是有些说法,不过不是〃叫好〃,而是在阐述〃民营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温床〃。
  这种对〃民营经济〃的疑虑,当时有个证据,就是四通公司。过去几个月里,万润南的政治热情和野心把他引上歧途,由于这位老板的指引和鼓励,整个公司也离开商业轨道,卷入政治的漩涡。随后,万润南逃出京城流亡国外,把四通公司留给那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中关村。
  看来四通在劫难逃。当时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只有一个人与众不同。他看到了他的机会,决定抓住它。这个人就是段永基。他是四通公司副总经理。此前他在中关村的创业史上平淡无奇,此后他将成为最大玩家,直到获得〃中关村村长〃的声誉。

  第5节:试验区(2)

  段永基也不断接到周围的人向他发出的警告。根据他在过去几月的表现,他的处境不会比那位上司万润南好多少。从当时的情况看,段是有机会逃亡的,因为他已成功到达香港。可是他却孤注一掷地掉头北上,返回京城,像个没事人似的到公司来上班。
  段永基具有投机者和冒险家所需要的惊人天赋,尤其是处理危机的能手。形势越是对他不利,他就越是脸不变色。他在1946年出生于甘肃。那是中国西部一块最贫瘠的土地。当他在中关村成名之后,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北京人。每逢这时,他就会说:〃我是西北人,穷乡僻壤。1965年才进北京的。〃在我们国家,这样的家庭通常都有极为强烈的奋发向上的精神,但却很难看到一种恒久不变的价值取向。段永基在这种环境长大成人,带着几分与生俱来的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他的身材中等,体格并不强壮,头脑异常敏捷,既热情又冷酷,既讲义气又好权术,兼有细心周密和漂浮张扬的双重色彩。他在青年时代博览群书,涉猎颇广,及至步入中年,反倒更加注重人情世故的修炼。〃文革〃期间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与其说是学习专业,不如说是学习〃与人奋斗〃。毕业之后,这年轻人一度想成为一个优秀教师,也的确做了一阵中学老师。但他很快改变主意,想要从事科学。当他有机会成为航天部一个研究所的副所长时,又对自己在科学方面的前途失去兴趣。在一次偶然的交易中,他从他的当化工厂厂长的同学手里,用两块钱一车的价格购买废渣,从里面提取黄金转手卖出,大捞一笔。这让他发现了自己在商业方面的才能,还有利用他人之长为己谋利的特殊本领。于是他再次改弦更张,进入四通,成了万润南麾下的一个副总经理。那是1985年,他39岁。
  像很多出身底层的人一样,他在思想深处渴望出人头地,但此后几年并不显山露水。当王缉志成为〃四通电子打字机〃的技术领袖时,他的角色非常模糊。他有时候管销售,有时候管生产,有时候在和日本人的合作中担当重要角色,有时候只不过给王缉志打下手。显然是〃电子打字机〃的成功和公司的蒸蒸日上,使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公司绑在一起。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几个星期,他眼看万润南把公司一步步拖进政治深渊,第一次对他钦佩的这位老板产生怀疑。当后者终于匆匆逃亡、公司所有高级经理全都张皇失措的时候,潜藏在他身体深处的那种异于常人的禀赋,终于到了爆发的一天。
  在这危机关头,他以特有的胆魄和几分赌徒心态投入战斗。他在6月5日直奔天津,他知道那里存着公司的2000台〃2401打字机〃。此后两天他奔波于京津之间的公路上,把那些打字机全部运回来,装进玉泉山脚下的一个破旧车间。他相信,不管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2401〃终究是〃2401〃,不会没人要,所以打算囤积居奇,只等风声一过,高价卖出,养活公司那些嗷嗷待哺的员工。公司员工已作鸟兽散,但他相信他们会回来。
  段永基干完这件事,回到家里,静待命运之神降临。就这样挨了两天,他接到日本三井公司的电话。这是四通在商业上的合作伙伴,现在请他到香港去见面。他顺利到达香港,三井公司的老板迎在那里。
  此后五天,他住在酒店,闭门不出。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四通来说,这都是相当关键的五天。就像我们在前面叙述的,这时候他的脑子里全是与众不同的念头。走出房间时,段告诉他的日本朋友,打算回北京去。
  段永基回到中关村。四通那时就在白颐路和四环路的交叉口上,这地方如今矗立着科贸电子大厦。当时大厦还没盖起来,只有一栋二层楼房。楼上是联想,楼下是四通。两家公司俨然成了生意场上的竞争者,还曾经为了抢占门前一块广告牌大打出手。可现在,柳传志去找段永基,请来一道吃饭,表达自己对四通的敬意,又说:〃这是中关村的一面旗帜,我们不愿意它倒下。〃
  说来真是奇怪,就算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候也会依靠在一起。白颐路上无论是喜欢四通的还是讨厌四通的,没人愿意它垮台。就像胡昭广和柳传志不约而同地说过的,它是〃一面旗帜〃。当时这个举旗的人似乎非段永基莫属,因此当他被带到公安部门接受调查的时候,人们都预感到这面〃旗帜〃要倒了。

  第6节:试验区(3)

  段永基晚上接受询问,白天却回到公司主掌局面。这真是中国司法史上奇特的一幕。那些天,但凡公司里有人问候,他就强作笑颜,连说:〃很好啊!很好啊!〃
  他的笑容越来越自然,因为他预感到自己就要从这场以命相博的赌局中得彩了。由于临危不惧,自投罗网,百般周旋,他居然占了上风,进而成为中关村最富盛名的企业家。7月19日,四通董事会举行特别会议,罢免万润南的董事长职务。沈国钧被任命为董事长代总裁。段永基是个副总经理。他的全面执掌四通,还要等到一年以后。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公司的事实上的旗帜。员工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不是由于他的经营管理之道,而是因为他在危难时刻没有撇下公司。他当时声称有办法力挽狂澜,拯救公司,现在也被证明不是吹牛。他的办法说来简单。想当初他颇有先见之明地把那些〃2401打字机〃囤积在玉泉山下,现在就像变戏法似的拿将出来,换回现金,来给员工发工资。
  段永基凭着勇气、智慧、以及几分赌徒心机,总算化险为夷。然而从保存下来的文件和其他当事者的陈述可以看出,如果政府当真拿他开刀,他就不可能度过这个难关。作为试验区办公室主任,胡昭广那时候义不容辞地成为清查组组长,诸如段永基这样的人,都是他的目标。当时白颐路上的公司领导者都对这位胡主任抱着戒心。不过,胡昭广对段永基却没有敌意。事实上他对段永基和警察之间的〃秘密〃了如指掌,还知道〃警察对他不错,天天给他西瓜吃〃。他对这一切都佯装不知,只一个劲儿对警察说:〃人家从香港回来了。要是有大问题,能回来吗?〃
  胡昭广还找到一次机会向市委书记李锡铭禀报。他抱怨道,各方面的指责〃铺天盖地的,就是要把开发区灭掉的感觉〃,让他这个主任〃面临巨大压力〃。这促使那位书记不能不考虑这件事。显然是决心挽狂澜于既倒,也为自己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形象,他督促属下那些高级官员讨论这个问题。会议从下午2点直到晚上7点,他们每个人都说了话。胡昭广在一旁恭听,他发现李锡铭连厕所都顾不上去,一直在苦思冥想。到最后,胡昭广终于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万润南是万润南,四通是四通。〃李锡铭说,〃四通还要办下去。〃
  胡昭广如释重负,当即把这消息告诉同事,好让李书记的话在一夜之间传遍中关村。〃这是他的原话,〃胡昭广逢人就说,〃对,原话。〃我们在保留下来的会议记录中,并没有看到这句话,但却倾向于认为它不是胡昭广的杜撰,而是真的。因为这是中关村里传得最迅速也最为久远的一句话了。李锡铭也从来没有出来否认。直到今天,人们还是念念不忘。另外一个身临其境名叫王思红的人说:〃这一句话就把四通解放了。〃而四通公司的确是从这一天开始重新运转起来的,段永基也是在此后不久便被释放回家。有意思的是,这时候胡昭广主持的对四通的调查还没开始呢。他先得到市委书记的令箭,然后又去四通公司召开大会。〃市领导说啦〃,他对着一屋子张口结舌的人说,〃四通还要办下去〃。
  现在到了这个故事的最后的、也是最富有深意的部分。社会舆论纷纷倒戈,政府中的某些官员表现了坚定的团结精神。他们成了中关村的潜在的支持力量。这些官员在袒护什么吗?不是段永基,甚至也不是四通。他们显然是要保住中关村。这在此前和此后都有无数例证,即使在当时,也由胡昭广很明确地说了出来:〃如果四通被灭掉了,试验区就一定完蛋。〃
  〃四通有那么大意义吗?〃有个记者将信将疑地问。
  〃有!〃他断然说,〃因为四通是'四自'的旗帜。〃
  1990年,中国经济的萎靡不振已经进入第二年。社会需求被抑制了,物价下降了,老百姓不再争挤兑银行、抢购粮食。不过,市场上的东西却又卖不出去了。市场〃疲软〃了,工厂里的机器也就跟着〃疲软〃,整个国家的工业甚至还出现负增长,也就是下降了。所以邓小平不觉得这是〃比较好的成绩〃,反而抱怨:〃和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这叫滑坡了〃。出现这么多始料未及的事情,不要说老百姓,就连那些永远有理的经济学家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出来打圆场。

  第7节:试验区(4)

  原因何在?1990年中国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其实都是政治问题。一些人在意识形态方面显然存在急速地向〃左〃转的倾向。过去10年建立起来的所有东西……改革开放的观念、经济第一的观念、市场的观念、利润的观念、经济多元化的观念、人的价值的观念、需要一个中产阶级的观念,似乎全都推倒重来。甚至〃80年代的改革开放究竟是在拯救中国还是危害中国〃这样的问题,也成了当时人们意见分歧的焦点所在。中国人在整个80年代如火如荼地改革了一场,共产党执政几十年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这就解决了,举世为之惊叹。此外还有深圳特区和珠海特区、还有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崛起,还有沿海14个对外开放的城市,还有北京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可是,按照那时候有些报纸上的说法,这些成就全都值得怀疑了。
  历史学家总是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他们不相信历史长河中会重复出现同样的情景。但是历史如果真的重复起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比如我们身处1990年的中国,就会禁不住回想60年代和70年代。很多话,比如〃阶级斗争〃,比如〃资产阶级的温床〃,就是似曾相识的。10年以来活跃万分的那些媒体,现在一如既往地活跃着,不过,说出来的话不一样了。那时候,它们大张旗鼓地主张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现在,它们剑拔弩张地批评改革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
  在中关村看来,这些问题充其量是意识形态的是非,他们吸取前车之鉴,敬而远之,只关心自己企业的生存和员工饭碗。可是到了1990年2月22日,白颐路上的气氛也不对了,就算那些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也不能不瞪大眼睛,倒吸一口凉气。他们发现,政治批判的矛头朝着他们这些人转过来,日愈逼近。这一天。《人民日报》把一篇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刊登在第一版上,通栏,大字标题。作者写下千言万语,其实最重要的话只有一个问题和一个答案:
  ……今日中国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
  ……中国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
  中关村被这话吓了一跳。这些年来,他们只顾经济,只顾挣钱,哪里会想到居然成了资本主义的根源。再往下看,不免更加紧张。因为文章继续说,所谓〃资本主义化〃,〃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从春天到夏天,这样的说法越来越多,堂堂正正地发表在党报上。然而还有更加不妙的谣言传过来。这谣言说,有领导放出话来,要〃把私营企业主搞得倾家荡产〃。这话从来没被证实过,也不知是真是假,不过好多人相信它。人们瞪大眼睛,左顾右盼,不知道将会有个怎样的明天。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们,全都吓得够呛。那几个月,全中国的个体户一下子少了300万家,私营企业也有大约一半关了门。老板们纷纷卷款而走,工人们一下子全都没了工作。不过,这些人十之八九原本就是农民,不在政府的失业统计范围之内,有些人家里还有几亩地,于是又回到土地上。说是〃有些人〃,其实多得不得了,总数可达几百万。还有些人不想回家去,就盘桓在城市的大街上,偶然看到公共汽车站牌上有个〃中关村〃,觉得那个〃村〃字看着眼熟,感到一种温暖,就跑过来。后来中关村大街上卷起的民工潮,追根寻源,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说中关村像个〃村〃,并不过分。只不过它是我们国家最繁荣的〃村〃,还成了好多民间资本的避难地。当地政府掩人耳目,不说什么,等到风声一过,就把下面这个事实公布出来:中关村的新技术企业原来一直在增加,1987年还只有148家,到1990年底就有930家了,1991年又超过了1300家,至少有两万人在这些公司里工作。到了这时候,就连段永基也相信,危机已经过去。
  〃能够逃过这一劫,〃他说,〃真是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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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节:试验区(5)

  政治风云汇聚在我们国家的上空,可是中关村却有另一番气象。我们查遍1990年试验区16次主任会议的记录,居然看不到有哪一回提到了〃阶级斗争〃、〃和平演变〃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来源〃。事实上,他们至少有一次提到〃技工贸一体化〃,还有一次提到〃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说这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宝贵改革经验〃,必须坚持。不用说,这与当时党报上的言论不能合拍,可是胡昭广佯装不知,他絮絮叨叨地说了好多话,意思只有一个,既然管不了国家大事,咱们就〃稳定小环境〃。所谓〃小环境〃,就是中关村。而在赵慕兰看来,这是一种〃围堰效应〃。此人当时是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个处长,其职责本来是为政府行政出谋划策,她却常常为下级组织的我行我素寻找理论根据。那两年,她总是说:
  中关村就好像一个小小的孤岛,深陷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周围卷起惊涛骇浪。这时候我们筑起一个围堰,把海水挡在外面。不论是谁,你只要走进这个圈子,就可以在里面好好生活。没有人批判你,没有人检查你,没有人给你下命令,没有人指示你该这么干、不该那么干。没有!这个围堰就是试验区办公室。
  白颐路重新活跃起来,载着形形色色电子器件的平板三轮又开始进进出出。四通公司在玉泉山下的流水线重新转动,把〃2401电子打字机〃源源不断地送到市场上。段永基恢复了自由,甚至还能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王文京不再抱怨生不逢时。中关村这第一位私营企业主借助于〃围堰〃遮风避雨,一年来夜以继日地研究自己的财务管理软件。一个完全由民间人物创办的组织……北京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变本加厉地活动起来,这有点像早期白颐路上的那个〃沙龙〃,只不过规模更大。就在党报把他们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基础〃时,这些人也决定创办一家报纸,针锋相对地发表自己的主张。6月1日,这张报纸就创刊了。这一切都是纪世瀛策划的。我们应当记得,此人曾是陈春先的最坚定的伙伴,中关村的开拓时期也有他的影子。这时候他去请严济慈给新报纸写个报头。严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是个成名人物。他是一个科学家,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曾是纪世瀛的老师。奇怪的是,他对这个弟子的〃不务正业〃颇为欣赏,当场写下〃科技之光〃四字,看上去既张扬而又意味深长。这让那些把〃民营〃当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的理论家们有些难堪。然而纪世瀛如获至宝,胡昭广和他的同事们也兴奋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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