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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新的观念、新的形式、新的风格都诞生于此。这一批人非同寻常，其中有不少是中国高官的子女，有着强大的政治背景和优于常人的经济实力，但是他们在摄影事业上却非常地平民，非常地投入，因而也就对摄影的发展贡献很大。“四五名作”之一《力挽狂澜》的拍摄者，就是中共###，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宣　部部长邓力群的女儿罗小韵。
　　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时，邓力群被冷落为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因为那时他是“邓小平的人”，而邓小平在1976年时正受排挤，邓力群的日子自然也就不好过。这个时候他女儿罗小韵能够拿起相机去天安门拍照，真是吃了豹子胆了。其实现实中的罗小韵，就是个吃了豹子胆的性格。如今，她还能清晰地回忆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
　　每个人在小时候都有过理想，并憧憬着它的实现；但是真的长大成人了，你才会发现，你所从事的事业常常是自己不曾想到过的，我便是这样跨入摄影之门的。
　　1973年，我结束了5年的插队生活（那是使我一生受益的5年），赋闲在家一年。正好家里有一台相机，周围的朋友、亲戚有喜欢照相的，受他们的影响，我开始对摄影产生了兴趣。1976年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掀起的汹涌波涛，第一次使我省悟到了摄影的真正价值，从那时起，我就和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6年1月8日的下午，我的家人接到一个电话，之后家里的气氛变得十分凝重；一种不祥的感觉出现在我的心里。我小心地问道：“出了什么事儿？”妈妈告诉我，周总理去世了！话还没说完，眼泪便夺眶而出。尽管在这之前，就听说总理病重住院，但噩耗传来，我们仍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晚饭全家人几乎都没有吃，空荡荡的房间里时不时传出哭泣声。
　　第二天清晨，我拿上相机，直奔天安门广场。天安门的国旗已经降了半旗，天气阴沉沉的，跟我们的心情一样；感觉很压抑。1月11日当人们听说总理遗体要火化的消息，首都上百万群众不约而同地冒着寒风；聚集在长安街至八宝山的道路两旁，给总理送行。而后，人们又涌向了天安门广场，为了能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一束鲜花和花圈，有时要等候一个多小时。纪念碑周围的松树上挂满了小白花，悼念的人群中经常有人哭得晕了过去，医务人员自发地在纪念碑前为悲痛欲绝的人们设置了临时急救台。而“四人帮”一伙儿对全国人民的悼念活动进行了压制，人民心头的怒火越压越重，终于在清明节前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
　　1976年3月25日，第一个悼念周总理的花圈出现在纪念碑前。而后的10余天中，首都人民到天安门为周总理献上了数以万计的花圈和诗词。那时我还在北京新兴袜厂当工人，正好清明节前的这一周是夜班，每天早晨6点15时下班，20多分钟便到家了。吃完早饭，大约8点左右，揣上相机，骑上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当时我家住在朝阳门内，穿胡同沿着南小街南行，再穿过史家胡同至东单，沿着长安街西行，在长安街上，便可以看到一队队人群抬着花圈往天安门走。我几乎一呆就是一天，傍晚回家睡上两三个小时，晚上10点又去上夜班。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当时年轻，不觉得累，就是略感疲倦，但一到天安门广场，整个人就像被注射了“兴奋剂”，疲倦全无。看着那一队队送花圈的人群，有老人，有孩子，有工人，有学生，有机关干部，有念诗的，有抄诗的，还有写血书的，我的心就一次次地被这些情景所感动着。我和广场上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怀念周总理，用行动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发出我们的怒吼。
　　当时我只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条件很差，有一台老式莱卡相机，只有一支标准镜头，用的是保定胶片厂生产的“代代红”黑白胶卷。由于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和经济上的制约，不可能拍很多片子，只能拣重点、有代表性的画面拍，在可能的情况下多拍一点。实际上在广场上呆一天，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拍照，更多的时间是在广场上和大家一起看花圈上写的挽联和诗词。有时候看到精彩的，也拿笔抄录下来。因为广场上每送来一个新的花圈，总会有一些新的诗词贴出来。在3月底时，更多的诗词是以悼念为主：
　　花圈层层黑纱新，
　　清明时节倍思亲。
　　伟岸身影时时现，
　　断肠哀乐尚余音。
　　忠骨撒遍河山上，
　　丹心播进万人心。
　　总理有知应笑慰，
　　擎旗自有后来人。
　　时逢清明倍思亲，
　　不见报刊怀念君。
　　无限哀情压不住，
　　纪念碑前人如云。
　　一束鲜花表心意，
　　纵横热泪湿满襟。
　　为何今载春来迟？
　　几多悲来几多愤。
　　给天安门广场送花圈不光只有北京的老百姓，还有许多外地来京出差、探亲的同志。他们不仅抄录诗词，也贴自己写的诗词，还有专程从外地送花圈到广场的。4月1日上午，一个外地人就在纪念碑前贴出他自己写的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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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四五英雄”？（2）
雄碑忆先辈，
　　俯首悼君哀。
　　花环如雪泪沾襟，
　　扫墓千里来。
　　忠贞为国酬，
　　生死置度外。
　　江河九曲归大海，
　　玉碎光华在。
　　天安门广场花圈和诗词越送越多。面对人民的悼念，“四人帮”们气急败坏地在4月2日发出紧急通知，说什么“清明节是鬼节”，“不要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等等。这个通知非但没有阻止人流，反而越聚越多，诗词也越来越激烈。现抄录几段，便可知道当时人们心头的怒火有多高：
　　不见报刊怀念您，
　　天安门前献诗歌。
　　千秋功罪人民定，
　　毁者稀微誉者多。
　　有的诗词直指“四人帮”：
　　总理遭诽谤，
　　怒火满胸膛。
　　天安门前摆战场，
　　花圈做刀枪。
　　叫声好同志，
　　请你莫悲伤。
　　莫忘子系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素纸黑纱含恸剪，
　　青松翠柏和泪扎。
　　谁言献花旧习惯，
　　明朝她死定无花。
　　这个“她”现在看来就是指江青。
　　4月3日下起了小雨，送花圈的人们冒雨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总理为人民，人民爱总理”这十个大字在广场上矗立着，道出了人民的心声。4月4日是丙辰清明节，适逢周末，广场上人头攒动，据后来估计，那天广场上有近百万人。
　　在广场拍了几天以后，发现没有制高点，人又很挤，很难拍到大场面。于是后几天我就换骑了一辆28型男式自行车，这样有合适的画面我就踩在自行车的后架上拍照，果然很方便。4月4日上午11点，一位穿中式衣服的男子，带领群众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接着他又发表了演说，他在讲演中说：“同志们，我们发现有那么一小撮人，把矛头对准周总理，这是我们绝不允许的！……咱们爱总理的心情都是一样的，今天成千上万的工农兵群众涌向天安门，这就是人心所向！”周围的群众跟着他一起喊口号，有的用笔记录他演讲的内容，还有录音的。当时我正在现场，根本来不及选角度，急忙站在自行车上按下了快门，一口气拍了十几张底片，其中这张《力挽狂澜》后来获“四五运动”摄影作品一等奖。事隔几年，我终于和这位“演讲者”碰面了。他由于在天安门广场演讲，被关了起来，“###”平反后；他从监狱被放了出来。看到很多报刊刊登了《力挽狂澜》这张照片，他就四处打听作者是谁，几经周折，才和我联系上了。这时我才知道他是红旗越剧团的一名专业演员，名叫李铁华。见面之后回想起那段经历，大家都十分感慨。我送了一张精放的照片给他留做纪念。
　　4月4日下午5时，北京重型电机厂特制了两个高达7米、重约4吨的钢铁花圈进入了广场，广场上所有群众为他们鼓掌。曙光电机厂的工人干部抬着几十个花圈献到纪念碑前，并在广场上召开了悼念周总理的大会，此时广场上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
　　1976年4月5日清晨，当我下了夜班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时，所有的花圈一夜之间都不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还有血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对于摄影者来说，这时最重要的事就是怎样将胶卷保留下来。在广场上拍照的十来天中，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被跟踪，况且周围的人都知道我去广场拍照，我的家人当时作为邓小平的“同党”正在挨批，家里是不安全的。于是迅速地将胶卷冲洗出来，仔细地用几层塑料袋包好，连夜把这些胶卷转移到一个朋友处，嘱咐说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些胶卷一定要保存好，它们会有重见天日那么一天的。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当时的很多报社的专业记者都不让去广场，只有个别大胆的人悄悄地去，所以当时的报纸上没有这方面的照片，而这恰恰给了业余摄影者们一个施展的空间，不经意间，历史便造就了一大批纪实摄影家。由于天安门在北京，首都的摄影者就占据了天时地利，如果没有这些摄影发烧者，那中国的摄影史重要的一页，定会留下极其遗憾的空白。尽管后来在编辑画册时，有很多专业记者也拿出了照片，但获得好评的传世作品几乎都是这些业余摄影爱好者拍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而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笔名）编印了两本收录“###”诗词的《天安门革命诗抄》；与此同时，七机部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几位同志也编印了一本《革命诗抄》。当时这几本诗抄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人们争相购买。在北京可以说每家都购有一两套书，至今我家中还保留了几套。
　　由此，我和一些“四五运动”的摄影者结识了。自动化所《革命诗抄》编辑组的王安时和王樵裕及二外的童怀周，大家私下议论，如能出一本“四五”摄影集那该多好呀。没想到王安时、王樵裕他们也就真的下了决心，积极筹备起这事。
　　1977年11月下旬，画册的第一次碰头会在任世民家中召开，参加会的有王安时、吴鹏、高强、李晓斌、王志平、任世民和我。会上决定由自动化所筹钱出画册，把我们几个人从各自单位借调出来，专门组成画册编辑组，我们几个人当时都是摄影爱好者，吴鹏是北京铁路局工人、王志平是农业出版社美术编辑、李晓斌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人、任世民是青海齿轮厂工人、我是北京新兴袜厂工人，只有高强在北京情报所从事摄影工作。虽然当时“###”没有平反，但我们几人所在单位都很支持这事，很快我们将手续办好，到高强所在的北京情报所照相室暗房上班了。后来安政也加入进来，编辑组成员由7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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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四五英雄”？（3）
编画册第一件事就是要征集照片。我们几人当时都有自己的摄影圈子，通过这些朋友将编画册的消息传出去，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我们就征集到几千张底片。后来在《人民的悼念》画册中作者这一栏是这样署名的：“摄影及图片提供者”，共有120人之多。这里面有很多人不是照片的作者，有提供作者住处的，有来义务帮忙的。总之，当时这本画册还是地下出版物，因为“###”没有平反，既无经费，更无报酬，但没有一个人计较这些，画册的编辑工作非常有序地进行着。我当时在编辑组负责征稿退稿，并和晓斌负责制作黑白照片，吴鹏和高强制作彩色照片。当时编辑组7个成员每个人都拍有很多底片，加上征集来的，估计我们看到的有上万张底片。所有底片都没有样片，这样制作黑白照片的工作量就很大。据李晓斌回忆，黑白放大相纸就用了40至50盒，所放照片约在两三万张。当时大家干活没黑没白，共同的心愿就是要把画册编好。经过两三个月的时间，放大照片的工作基本完成，我也于1978年2月至3月间调到科学出版社任摄影记者，离开了编辑组。是吴鹏一直在编辑组坚持到了最后，排版打样，直到画册出版。1978年11月《人民的悼念》画册还在印刷厂打样，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得以平反。这本“地下出版物”也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印数10万册，销售一空。
　　事后，我们这些人被称为“四五英雄”，大家都相继走上专业摄影岗位。20多年来，我从来也没有以“英雄”自居过，我想我们当时和广场上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样，不过做了一件很本分的事情，今后再有这种事我们还会去做。“四五”的摄影者们当时是怀着一种社会责任感去记录那时发生的一切，以避免那段历史影像的空白，因为专业摄影记者都被禁止去天安门广场拍照，这种精神及社会责任感将伴随我们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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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平：音乐家，摄影家（1）
提到中国摄影史就要提到王立平，就是那个著名作曲家王立平吗？他不但是作曲家，还是个著名摄影家。他的那幅名作跟他的那些美妙的歌曲一样著名，是中国摄影史上的传世之作。他还是那个著名的青年摄影团体—“四月影会”的发起人之一，而且连这个名字都是他起的。可能有些人不了解他在摄影方面的情况，那是因为他后来全力投入到音乐和政务方面，摄影界的事则较少过问了。
　　1999年，《中国摄影》杂志就读者喜欢的摄影作品作了次调查，结果在前10名中就有王立平的那幅名作《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这让他很开心，离开摄影界这么多年，广大的读者仍然没忘记他，没有忘记那个刻骨铭心的事件—1976年的“四五运动”。
　　“四五运动”在中国是个大事件，在摄影界也是大事件，不仅造就了许多纪实摄影家，同时也是许多职业摄影家至今难以启齿的事件—因为这一段时间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他们几乎都“封镜”了，没有去天安门广场，去了的也没敢拍几张，结果，数以百计的业余摄影者大显身手，在兴奋和恐慌中记录了中国历史上这重要的时刻。这些作品连同后来的文字记录以及当时的革命诗抄构成了那个时期最完整的纪录。
　　这张照片是在1976年4月4日上午拍的，实际上我在4月2日就去了。从2号到4号我连续去了3天，天天是阴天，加上当时的压抑气氛，那些日子真是沉闷。我在1973年时买了个苏联产的二手泽尼特单镜头反光相机，在那时也算不错的了。我一去就是一天，那时我住在东直门附近，骑车到天安门，中午就随便吃点东西。新影厂已经接到指示，不许去天安门，我那时正好要去海南岛出差，按惯例，出差前可以有3天的准备时间，我正好用了这3天。本来我定了3号的票，结果我又偷偷去把票退了。那时我已经34岁了，由于艺术圈子和知识分子中间经常议论，我已经知道了很多关于“四人帮”的事情，应该说对这些事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了。所以就知道###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既然有相机，有这个意识，那就不能错过。
　　那时我在新影厂工作，专职作曲。在新影厂里还有点“方便”—可以用点胶卷的片头。我到了天安门一看，人山人海。用一个词形容就是“群情激愤”。有人在念诗，有人在抄诗，有人在哭。我那时已经练就了一套功夫，就是想拍什么时，先在一边调好距离、光圈和速度，然后突然举起相机按一张，马上又跟没事似的眼睛转向别处，俨然一副老练的样子。因为那时有两怕：一是别人怕你，怕你是便衣，将来拿着照片去抓人；二是我也怕被便衣盯上，将来抓了去问，你拍照片干嘛。我想那时好多人都有这种恐惧心理。
　　由于形势紧张，我只能自己去，不敢叫伴儿。后来我听说，新影厂的一些老摄影师还是在总理追悼会上拍了一些会场外的镜头，比如广场上的人们，现在看起来很珍贵。后来我们发现，在广场上拍摄的几个人都很相似：背着黄书包，不吭声，闷着头拍……像鲍乃镛（在四五运动中拍了许多珍贵照片，其中一幅《白花献给周爷爷》获一等奖）、吴鹏、李晓斌，等等。我总共拍了68张，其中有8张不能用，只有60张还可以。在后来纪念总理的展览中和《人民的悼念》画册中以及新影厂出的纪录片中，我的照片一共被用了30张，使用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但是另一个数字更让人惊讶：在为悼念总理准备的展览过程中征集到了两万多张底片。而这已经是经过了有关部门查找、收集，大量胶卷被放在照相馆里不敢去取，以及自己怕事而亲手毁掉了底片等等几道“劫难”之后的事。
　　现在看到的这幅照片我拍了3张，而其他画面只拍了一张。因为这时人们的情绪很高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人身上了。画面中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