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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刻:记忆中的影像-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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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怎么拍的技术问题了。我有时为了处理稿件就住在单位，宿舍里正好有个朝东的窗户，我可以看到日出的情景，为此我没少白跑，常常是“高兴而去，败兴而归”。1961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又发现了天开始红了，于是激动地又骑上自行车，边骑边回头看。那天的朝霞真是美极了！
看得见的《东方红》（2）
只见一簇簇勾着金边的彩霞徐徐上升，一时间布满了大半个天空。不一会，偌大一个红彤彤的太阳，在金光灿烂的霞丛里冉冉升起，好一幅气势磅礴的瑰丽画卷！我弄不清自己是在幻景中还是在现实里，好容易控制住激动的感情，止住颤抖的手指，连连按下了快门。真是天公作美，圆了我拍好《东方红》的美梦。
我用的是禄来相机，德国阿克发灯光型彩色负片—那是学会负责外事工作的陈勃给我的一卷，而且还是过期的！根据主题和形象的需要，我首先在“红”字上考虑。因为只有“红”才能有效地体现作品的主题。所以决定用彩色胶片拍摄。但因日出时色温较低，红光多，如用日光型彩色片拍摄，势必漫天都红，反而显得单调。所以我改用灯光型彩片拍摄，这样色调冷些，才能以蔚蓝色的天空，衬托出金红色的朝霞，交织成一幅五彩缤纷的画面，浓浓地渲染作品的主题和意境。
袁毅平拍了整整一卷，但只有两张满意的，其中的一张也在发表后丢了，现在只有一张了，而且蓝色还有点褪色。不过对于这样一个内容来说，保留着红色和黄色也还不错。假如现在去拍，即使是同样角度也拍不出同样的照片—空气的污染，高楼的林立都在影响着艺术品的产生。他后来沿着原路又走了几次，但都没有那天的景象了。
现在的许多摄影作品都喜欢安上一个流行的口号或一句唐诗、宋词，往往显得很蹩脚，大都是标题很硬，作品很软。但照片《东方红》移用了经典歌曲《东方红》的标题则不然，其标题与画面的融和贴切，可谓天衣无缝。
老摄影家吴寅伯曾说，彩色摄影近于绘画，又不同于绘画。如《东方红》，就是一幅题材内容和画面结构都很成功的作品。它通过天安门上空初升的旭日、绮丽多彩的朝霞，给人们以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感受，甚至使观众感受到画面上似乎响起了《东方红》的音乐旋律，从而引起人们的联想，引起人们对祖国对毛主席的崇敬和爱戴。
的确，在袁毅平之前，还没有人能够把日出、彩霞、天安门、广场、新中国这些意象如此巧妙地组合在一幅照片中。然而就是这样一幅照片，“文革”中有人揭发说：这幅照片地面太黑，是攻击伟大祖国，同时还有人“测试”，太阳不可能在这个位置上云云。为配合当年印刷出版的需要，诗人袁鹰在1962年还专门为此照写了首诗，与作品同时印刷发行。现抄录于此：
雄伟的天安门广场肃穆安详，
东西长安街一望无边伸向远方。
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清晨，
可是它的景象却同样不寻常。
我仿佛听到礼炮轰鸣，锣鼓齐奏，
我仿佛看到满天异彩，遍地金光。
漫长的黑夜终于一去不返，
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升起东方。
千万道霞光为它欢呼开道，
亿万人民纵情鼓掌。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天安门上的春雷永远在长空震荡。
《斗地主》（1）
《斗地主》：新中国解决农村问题的标识
《斗地主》是著名摄影家齐观山在1950年拍摄的名作。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民众的主体是农民，有农民就有土地，有土地就有地主，就有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就有矛盾，要了解这些事情，除了看文字和电影资料以外，这张照片就是最直观的表现了。这也就是它成为传世名作的理由。齐观山已于1969年因肝癌去世，幸好我们找到了齐观山的夫人孙桂琴同志，点滴的回忆仍然能给我们勾画出齐观山短暂而勤奋善良的生平。
齐观山是在1950年结的婚，就是拍《斗地主》那年。据孙桂琴回忆，观山是个不爱说话的人，惟独那次拍了《斗地主》之后回来跟她说，今天拍了个很理想的画面。说的就是他到北京郊区的深沟村拍了那里斗地主的场面。地主肥头大耳，低着头没反应，农民穿得破破烂烂，棉袄露出白白的花絮，愤怒的表情表明他在控诉，地主是前景，略有点虚，农民的焦点很实，框式的构图非常恰当地表现了主题。至于说为什么去北京郊区拍，时间为什么在1950年，这些就都不知道了。只知道他当时很兴奋，知道自己拍了张不错的片子。
1969年他的肝病转成了肝癌，终于在8月15日这天离开了人世。了解他的人都说，齐观山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善良，品行极好，这是摄影界有口皆碑的。从工作上讲，他拍东西从来不急着抢角度，或者去挡别人，如果别人挡了他他也不生气，有人上了他们新华社的梯子或架子他也很谦让，从不以大社的气势去压人。那时候他已经很有名了，人们知道他是给毛主席拍照的，又有很多作品，许多人以认识他为荣。他在1949年—1955年间一直在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为中央领导人拍摄，像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上投票，毛主席在天安门和少先队员在一起等照片都很有名，都印过宣传画。他很自觉，怕别人说他是靠领导人出名，就主动要求离开这个岗位，到其他地方采访社会生活。之后他真的离开了中央组，去了好几个省，拍了许多工农业建设和各地风光照片。1959年又沿着长征路采访，进了康藏地区。他的风光片拍得也很好。
他拍照片，不像有些人那样忙忙叨叨，手忙脚乱，或是连续拍很多，广种薄收，甚至有些不太雅的动作。他非常沉着，但拍出来肯定是最恰到好处的那一张。
关于这一点，和他同时代的人都有同感。著名摄影理论家狄源沧曾经著文说：真正的决定性瞬间只有一个，拍得再多，也都是些“非决定性”的瞬间。齐观山对此有很深的心得体会。当时的摄影器材条件很差，他用的是散叶片，拍一张换一张，闪光泡是闪一次换一个，非常麻烦。他在摄影中绝不“以多取胜”，而是“就这一张”。每次采访，他总是提前到场，精心作好各种必要的技术准备。活动进程的规律和现场可能运用的各种角度，他都事先详加了解和亲眼观察，真正做到胸有成竹。他总是不慌不忙，不声不响，沉着冷静，就像古人所说的“每逢大事有静气”。他像一头猛虎，静静地等待着那惟一瞬间的出现，只要这个瞬间一出现，齐观山的闪光灯就必然会同时放射出胜利的亮光。不仅人物神情、动作总是抓得恰到好处，取景构图也都那么完美无缺。
齐观山的工作态度极好。当时的条件很差，出去采访最多就是社里派个三轮摩托，他坐在那个斗里，风吹雨淋不说，冬天还冷得要命，好几年都这样。常常是白天拍完，晚上冲洗放大，还要等着送审发稿，直到没事了才走，几乎天天是凌晨一二点才回家。由于太辛苦，加上摄影记者到处走，吃饭没规律，营养不均衡，他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他的肝病也与此不无关系。
齐观山1925年生于河北平山县，1939年参加工作，1941年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开办的摄影训练班学习，老师就是著名摄影家沙飞。1942年—1949年他先后在《晋察冀画报》、《冀热辽画报》、《东北画报》等任摄影记者，拍摄了大量战争年代的照片。1950年任新闻摄影局摄影记者，1952年任新华社摄影部采访科科长。他学摄影的时候只有14岁。1950年拍《斗地主》时只有25岁。他在战争年代用极为简陋的相机拍出许多作品，如《本溪矿工》、《八路军吃炒米坚持抗日》、《人民政府干部在敌后无人区工作》等。由于当时的器材所限，那些照片现在看起来像是特技照片：中间焦点是实的，四周是虚的，但它们无疑是珍贵的。
他的脾气很好，对家人也好。他一向是谦恭和蔼，也从不干损人利己的事。他出去采访从来都是自己坐车到地方分社去住，不住高级宾馆，也不让地方的同志去接，自己扛着相机包就去了。他还喜欢经常回老家看看，和那里的人们聊天，在那炕头上一坐就是好长时间。
1963年，《中国摄影》杂志为了让摄影展览下乡，携带了80幅作品到了河北涿鹿县农村展览。农民们非常高兴。他们喜欢领袖们的照片，像毛主席、周总理的都喜欢。看到齐观山的《斗地主》时，大家都指着照片说：“一看这家伙就想起我们村里的地主，想起了地主剥削我们的情景。不斗倒地主，哪有我们的好日子过啊。”1999年，《中国摄影》杂志作了一次很有意义的调查。这本刊物想知道一下建国50年以来，究竟是哪10张照片在公众的记忆里影响最大，印象最深，并向50位专家学者提出咨询。其结果是，齐观山的《斗地主》被选中。推荐者对这张照片的评语是：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大转折、人物个性鲜明生动、代表了一个时代、是最具文献价值的史诗性作品。
《斗地主》（2）
著名摄影家田原曾经是齐观山的学生，他回忆道：
齐观山拍出这样的照片是有根源的。我当年（1948年）跟他学习摄影时是在《东北画报》社，那时这个画报非常有名，很多著名摄影记者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比如陈正青、吕相友、钱嗣杰等。当时招了20来个学摄影的，陈正青、齐观山、郑景康他们就给我们青年人讲课，带着采访。1946年、1947年，东北的土改运动就开始了，那时齐观山就拍了好多照片，发在《东北画报》上，我还记得他拍了分地的、烧地契的、丈量土地的，还有儿童团、妇女团等等。所以说他对农村、农民是很了解的。所以他后来拍北京的土改就很熟悉了。那是1950年的事了。
北京的土改从1949年2月开始，到1950年3月结束。总共涉及264个行政村，64万人口。最终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土地26620公顷（每公顷合15亩），没收地主农具66804件，耕畜1743头，多余房间22278间。从此京郊农民翻身做主人。
中国的土改是个巨大的运动，涉及到了上亿农民。在这个农业国家，土地和地主的矛盾是无法回避的事情，农民只有20％的土地，却占着全国乡村90％的人口，地主、富农的人口只有10％，却占有着80％的土地。地主通过各种形式剥削农民，这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之一，土地改革也就成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要求。这次改革涉及3亿多人口，从1950年到1953年，3亿多农民分到了土地，摧毁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历史上土改运动搞得最好的一次。至于杀了多少地主，说法不一，有的材料说100万，有的说200万。在同时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总共杀了50万反革命分子，杀、关、管各类反革命分子共300万。
林彪飞机坠毁的照片（1）
前两年在山海关的一个旅游点上，展览着林彪飞机的残骸，并配有林彪的生平文字和照片。一个中国历史上惊心动魄的事件的物证为什么会在这里展出呢？
说起飞机残骸的来历还有个故事。本来飞机掉了之后主要的东西已经被处理了，比如所有的笔记本、文件、证件之类的能够说明问题的东西都被蒙古方面拿走了，尸体也就地掩埋了。那么大的残骸是无法拿走的，蒙古方面也不会让拿走。那时蒙古国驻扎着苏联军队，对飞机的事苏联肯定知道，但当时只是按一般事故处理的。不久苏联方面怀疑这是林彪，克格勃又再次赶来把中国人已经掩埋好的尸体挖出来，把林彪的头颅割下拿去与林彪在苏联治病时的资料核证，结果正好吻合。他们由此断定，中国的副统帅出了问题。
飞机的残骸大致有三部分：苏联蒙古方面有一部分，香港有一部分，山海关展览着一部分。先说最后一块。这部分是一位内蒙古的有心人发现的，他姓邬，是呼伦贝尔某外贸公司的经理。他说：
1992年我因公到蒙古国，到了离林彪飞机失事不远的东方省会乔巴山市一问，他们知道这件事，但是路不好走，他们不太愿意去。这一次就没去成。1994年的4月，我又去了那里，这一次我在一个朋友家意外地看见一个铝制的发动机叶片残骸，我又激动了，一问正是林彪飞机上的。原来这只是一小部分，比这大的部分被一个香港人拿走了。我问还有吗？他说还有。经过我的软磨硬泡，这个牧民答应带我去。从乔巴山市到温都尔汗有两小时路程，那附近有个煤矿叫贝尔赫，有些住户，我找了些学生到了现场。草有一尺多高，还有大片的被飞机汽油烧焦的土地，那上面至今寸草不生。还能看见零星的机械部件，比较分散。大家捡了大概有三四吨，几乎是所剩无几了。当地许多人认为这是一般的废铜烂铁，其中的一些甚至已经卖到了中国。我雇了一辆卡车把这些东西先运到了乔巴山市，第二天运往靠近中国呼伦贝尔的阿尔哈沙特口岸。
从蒙古的这个口岸出口到中国的废铝比较多，平时蒙古人也不在乎，但是自从香港人运走一些飞机残骸后，凡是有废铝出口，就有中国人问是不是林彪飞机上的，后来他们就有点烦了，甚至一段时间规定不许废铝出口。我的卡车就在这时到了。
一天，两天，一直停了两周！这可咋办？我着急，蒙古方面雇来的司机更急。这个口岸是个季节性的，再有一天就关闭了！没办法，只好打通关节，送酒，送礼品。终于在一个晚上大家都喝醉了，就在闭关前一个小时，我们的卡车通过了。
这还仅仅是开始。入了关后，邬经理不敢公开，只好放在一个亲戚家的牛圈里藏着。不料在一次喝酒之后，一个朋友把这事给说了出去，结果引来了《北京晚报》的记者和中国航空博物馆的馆长。经过记者的软磨硬泡，这个消息披露了，国内许多报纸转载，引起一阵轰动。航空博物馆馆长薛培森也想把这些珍贵的文物征集回来。经过辨别真伪后，薛馆长开始活动了。但是不久薛馆长就退休了，此事就没了下文。
1998年，秦皇岛市的一个朋友得知此事，表示要拿去展览。我就同意了，本来要在北戴河展览，那样更有意义，但没能批准。在秦皇岛和山海关展出后效果也挺好。这部分残骸主要有发动机、座椅、起落架、机翼等等。我相信这是林彪飞机残骸的最后部分了。
孙一先：我拍摄了林彪飞机的残骸和尸体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许，林彪的飞机在温都尔罕草原上坠毁，林彪和他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等9人全死了。
飞机坠毁后到过现场的中国官方人员总共只有4个，他们是时任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二秘孙一先、译员沈庆沂、王中远。1971年正是中蒙关系趋于好转的时期。9月14日早晨8点，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突然约见许文益大使。当时许文益大使刚到任20多天，还没有拜会这位副部长，时间这么急，事先又没有预约，显然是有紧急情况。
许大使回忆道：
我到了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的办公室，他对仓促约见表示歉意，然后话锋一转说，我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派人去出事地点了解情况。经多方证据表明，那架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机上共9名乘客，其中8男1女，不幸全部遇难。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
他接着说，大使知道，现在天气比较暖，尸体是要用某种方式予以掩埋的。接着他加重语气说，以此为例，可以认为中国军用飞机是侵犯了我国国境，我们保留就此事再次进行交涉的权利。
我说，正当中蒙关系刚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但我不知道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蒙古方面对飞机采取了什么措施？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为什么误入蒙古境内的？对于副部长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接着我说，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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