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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铭记与忘却
人不能铭记一切，也不能忘却一切，要该记的记，该忘的忘。至于什么是该记的，什么是该忘的，则是一个复杂的命题。简而言之，只要是有利于我们进步的，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们都应该铭记；只要是无益于我们进步的，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们都不妨忘却。该忘的不忘，会使前进增添负担；该记的不记，我们就无法驱除蒙昧，走向文明。而实际的情况是，人的忘性要远远大于记性，尤其善于忘却那些本来能给我们带来丰富经验教训的坏的事情、坏的经历。这便是俗话说的“记吃不记打”。
　　今天的我们尤其健忘，不仅因为我们记性小，忘性大，还因为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中施放了致人健忘、麻木的有害气体。不但儿孙们难以追记爷爷时代的真相，就是一些爷爷，也无视史册扭曲，任凭往事如烟，甚至在行将就木的今天，还把大烟膏当作口香糖来咀嚼。
　　一个健忘的、不允许正常记忆的民族是可怕的，因为他随时有可能重复历史做出任何可怕的事情。
　　《烙刻在记忆中的影像》是一本有趣的书，也是一本修复、维护人们记忆的书。
　　说它有趣，是因为书中收录的这些图片，对于40岁以上的中国人是那样的熟悉亲切，又是那样的遥远依稀，我们手捧这“熟悉遥远”的影像，肯定会获得某种趣味的享受，就像夕阳下的老者路遇了青年时代的恋人。至于青年人，难道他们对爷爷们早年的情人和罗曼史就真的丝毫不感兴趣吗？何况在教科书上他们已经初识了其中的一些。
　　说它修复、维护记忆，是因为本书对“健忘症”会多少有一点缓解效果；对弥漫的致人健忘、麻木的气体会有一点抵御作用。活着的人读完还可把它放在书架上，等待着还未出生的人取下来继续阅读。
　　书名中的“烙刻”有被迫和自愿两层含义。这些影像自然已经深深地烙刻在了故人的记忆中；但我们希望它们继续烙刻在新人的记忆中。只是这新旧两种烙刻的本质意义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必须说明的是，因为淡化、回避了现代人的观点，使得本书不是一册厚重深刻的读物，它只是把这些堪称“中国现代史缩影”的照片罗列在这里，同时提供一些比较真实、鲜为人知的拍摄背景资料。至于这些照片所反映的历史和事件的更深层的真相和意义，只能有待后人来揭示了。扣击记忆的门扇，减缓不该忘却的忘却，留下思想的引子—我们目前只能做到这个程度。
　　作为编者，我首先要感谢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及相关人士对成书无私的帮助，尤其感谢作者巴义尔在工作之余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工程”。如果此书还能给读者带来一些阅读乐趣，如果它还有一点现实的、历史的价值，就让我们在回味、铭记这些影像的同时，也稍微留意一下拍摄这些照片的人吧—虽然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并不是什么知名人士，可能也不属于永久铭记的内容。此书得以面世，我们还要感激、铭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按照出版规定对本书的审查、把关。
　　理性地回顾历史，理性地审视现实，理性地思想未来。
　　因为不想让读者以过于轻松愉快的心情读这本书，所以就说了这些有点沉重的话，并代为序。
　　—编者　　窦海军
　　

《占领总统府》：一个王朝的终结（1）
占领一个当局的最高府第，就意味着这个当局的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占领了国民党总统蒋介石的老巢，无论此时的老蒋有何种理由，也无法和当年毛泽东离开延安时的战略转移相提并论了。毛泽东兴奋地写了那首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个时刻被电影记录了，也被照相机记录了。这张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照片是谁拍摄的？它是怎么拍的？是在占领当天拍的吗？
　　这是由当时的战地记者邹健东拍的。当时他是新华社华东野战军（三野）前线总分社八兵团分社的摄影记者。这个社刚成立就上前线了，负责人是李扬，摄影记者只有邹健东一个。据说在四个野战军里只有这里有专职摄影记者，提到这一点，邹老很得意。
　　那时候大军南下，已经是势如破竹了。我带着一台缴获来的莱卡相机，还有一盘从《华东画报》讨来的100英尺胶片。开始他们还不给，我说渡江是大事，必须给我！这是我拍照以来胶卷最“富有”的一次。要知道那时没钱买，有了钱还得去敌占区买，很困难。
　　一路上我拍了很多。像《我送亲人过大江》、《百万雄师过大江》等都是这些天拍的。解放军在1949年4月21日就“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逃往桂林，23日解放了南京。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所以一路上没遇到太大的抵抗，解放军在追击的过程中还歼灭了5个军。
　　我进城时，城里已经打扫干净了，人们高兴得不得了，人人脸上都挂着笑容。我进城是5月4日，和电影队的3个人，还有3个运输员，一共7个人。那几天我在南京街上也拍了一些纪实照片，当时更想去看看总统府，于是就约上当时的采编主任季音和文字记者金雨困一块去了。
　　总统府是什么地方，过去哪能随便去呢？现在是处于解放军的保护下。邹健东怀着激动好奇的心情走进了这个多年来藏于深闺、世人难窥其真实面目，后来在电视、电影中反复出现过的建筑。
　　据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旅游民国—南京”丛书中的《探秘总统府》介绍：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强渡长江成功后，立即向南京作钳形穿插，以形成对国民党统治中枢南京的威胁。23日晚，解放军“三野”在南京江面渡江成功。24日凌晨，“三野”第35军104师312团官兵在师参谋长张绍安率领下，率先进入南京挹江门。很快就与起义警察接上了头，并由他们带路，直向总统府奔去。夜幕下的总统府，三扇大铁门紧闭，前院空空荡荡，早已是人走房空。整个总统府，从前到后，到处飘洒着纸张文件，还不时冒着缕缕青烟。只有几个房间还闪烁着忽明忽暗的灯光。张参谋长、褚宝兴营长等率部抵达总统府后，发现总统府大门虽然是紧闭着，但只是用插销插着，并没有上锁。当部队到大门口时，里面立即就有了反应。很快，就出来了两三个人，很配合地将大门打开。6名战士用力推开了沉重的镂花大铁门，大队人马立即涌入，很快就控制了整个总统府大院，各就各位等候天明。解放军官兵来到了总统府办公楼“子超楼”。官兵们挨个房间巡视；最先到的是二楼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办公室。“总统办公室”、“副总统办公室”的木牌还赫然挂着。蒋介石的一张大办公桌上，还端放着一套《曾文正公全集》，台钟、笔插、毛笔、镇纸等等，依次放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台历，上面显示的是：
　　…………
　　东墙上，还是那张蒋介石最为属意的1943年任总统时的着色大幅戎装照片。一切照旧。可见，李宗仁当代总统时，还挺“规矩”，并没有进蒋介石的总统办公室“取而代之”，而仍然在蒋介石对面的副总统办公室“办公”。这一点，李宗仁还是有数的。张参谋长在秘书室一堆零乱的文件中，顺手捡出几张纸一看，竟然是蒋介石为庆祝“徐蚌会战”大捷的嘉奖令。战士们一起凑过来，引起一片会心的哄笑。
　　据邹健东回忆，他拍摄这幅照片是在5月初。为什么不是在4月24日解放军占领总统府的那一瞬间？一是因为那时邹健东还没有进城，二来也许他的想法还没成熟。看了总统府之后，邹健东的心情比进了南京城时还激动，这个昔日高深莫测的豪华府第，如今却在解放军战士的脚下，这个对比是多么的强烈！于是他就想到了要把这个时刻记录下来，即使过了时间也没关系。他找到了守卫在这里的连指导员说明了自己来意，指导员说这事要请示。
　　几天后，邹健东高兴地拉上新华社的文字记者金雨困一块又来到了总统府。那天天气好极了，上午10点左右，邹健东把战士们请到了楼上，在照片上看来那么“高大雄伟”的“总统府”，竟然只有两层楼高。战士们兴高采烈地登上了楼，挎着枪，全体唱着歌，情绪十分高涨。从画面上看，靠近旗杆的一个战士在指挥唱歌，战士们的影子倒映在楼顶上，使画面十分活泼，那刀剑般的影子和战士们手中的钢枪相呼应，“总统府”三个字在战士的身后依稀可见，旗杆上的国民党旗子早已不见，倾斜的建筑线条和电线的斜线使本来不稳的画面得到了平衡。
　　我是用莱卡相机拍的，拍了四五张，再往后退就是街边的墙了。那楼上大概上了两个排的兵，知道要照相，他们很开心啊。拍完后我就到“中央社”—国民党的通讯社去冲胶卷。当时“中央社”都没人了，只有一个搞暗房的还在。我把胶卷冲了，放大后一看效果不错。上海解放后我才拿到《华东画报》去发表。现在底片可能在解放军画报社或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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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总统府》：一个王朝的终结（2）
这幅照片的寓意性实在无可替代。尽管它是在解放军占领后好几天才拍的，但照片的基本事实毋庸质疑，而且它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总统府”这样一个极具象征性的瞬间。这也是作品长久以来被人们称道和它屡屡被收入中国革命史、中国军事史、中国新闻史、中国摄影史的原因所在。
　　又据《探秘总统府》介绍，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占领总统府后，于当天就开始对总统府中的物品进行清理。除了在各个办公室整理国民党来不及带走的文件、家具外，还在总统府的各个地点清理各类物资。总统府前院的西侧的车库中，停放着崭新的雪佛莱、福特、别克轿车各一辆。后院车库中，发现美式中吉普一辆，基姆西卡车一辆，汽油170加仑。在总统府图书馆中，还清点出全套的《国民政府公报》和《总统府公报》。在餐厅中，还发现了大量珍贵的景德镇青瓷餐具。这就是1930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专门在江西景德镇订制的那批瓷器，人称“国府御瓷”。最令人称奇的是，在“子超楼”蒋介石的总统办公室中，居然发现了一对曾国藩的鸡血石章，一对翡翠石章，两串清代的朝珠，一套线装雕刻版《曾文正公全集》。为何在这里会出现这些珍贵的清代物品呢？接近蒋介石的人都清楚，蒋介石对清朝重臣曾国藩一向推崇备至，以至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对曾氏的物品当然是情有独钟。蒋介石“引退”，是1月20日前后，蒋介石满以为这次离开南京，也只是几个月的工夫，按照以往“下野”的经验，重登总统宝座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并没有将这几件珍贵的东西带走。可蒋介石没想到，这一去就不复返了。在“子超楼”中，还遗留有一大批极其珍贵的古玩瓷器，如玉扳指一只，黄地绿龙瓷盘一对，景泰蓝铜瓶一对，五彩花瓷瓶、花瓷盘各一只，嵌石屏风一座……这些珍贵的物品，都是中国文物中的极品，价值连城。由于南京出现的真空时间较短，估计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加上总统府的大门关得比较紧，还有几个老仆役守着院子，所以没有遭到抢劫。
　　现在这里已经被改名为“中国近代史博物馆”了。在这里经常举办关于“解放”的展览，其中就有邹健东的许多摄影作品，包括《百万雄师过大江》、《我送亲人过大江》、《占领总统府》（又名《天翻地覆慨而慷》）等几十幅。
　　“在国民党垮台的地方拍的照片，又在这里举办了时间长达一年半的《渡江解放南京的历史瞬间—邹健东摄影展》，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了。”邹老拿着展览的宣传册自豪地说。
　　

《开国大典》：照片辉煌的背后（1）
《开国大典》这张照片拍的就是开国大典，就是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
　　《开国大典》的照片随着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陈正青的名字也被刻在了摄影史和新闻史上，人们看到《开国大典》，就想到了陈正青，尽管那时不止一个人在拍，但通过新华社发向全国全世界的名为《开国大典》的照片就是陈正青的。然而照片的作者没有照片那么辉煌，作为这样一位优秀的摄影记者、前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陈正青在1966年“文革”初期就和妻子含冤自杀，留下了四个孩子，最大的只有19岁。这四个孩子在恐惧中一夜之间变成了孤儿。
　　陈正青1936年从上海放弃了大学生活，投奔了革命圣地延安，1949年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1966年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走完了他49岁的生涯，留下了无尽的遗憾。时光飞逝，人们似乎要忘记了一些历史的细节，而另一个声音在说，不能忘记历史！
　　我们找到了那四个孤儿中的女孩陈平，听她追忆心中的父亲：
　　1966年，我才14岁。那一段时间，我曾见过我父亲在撕照片，撕的什么我不知，后来听说有人告他“反动”，理由是他整理照片时按年代排列把蒋介石的照片排在了毛主席的前面。8月的一天，我从外面回来，邻居家的女孩告诉我：你们家被抄了。几乎是同时，我也看到了有几个人在抬东西，原来那是我家的五斗橱里的两个抽屉，里面装满了我们家的东西，爸爸神色不安地被那些抄家的人带走了。进屋一看，地上有一尺多厚的书和其他东西，就像电影里的那样，一片狼藉。我只是哭，不知该怎么办。晚上爸爸回来了。家里一片紧张空气。爸爸妈妈到了很晚还没睡，两个哥哥在住校，原来有的保姆也被赶走了，我和弟弟早就睡了。大概是夜里12点，妈妈叫我起来，把他们俩的手表、存折、粮票等东西，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些话，大意是你们今后生活要靠自己……一块交给了我，我只管哭着说：我什么也不要！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来时天早亮了，我奇怪爸爸妈妈的房间还关着门，平时他们早就起来了。透过玻璃后面的纱帘能看到他们还在床上，但门打不开。我就叫来邻居家的比我大的孩子们，他们把玻璃打碎后开了门，但发现爸爸已经没气了，妈妈还在打呼噜，但叫不醒。我看到床上有张纸条，大概是遗书之类的。不知谁叫来了摄影部的人，来了个后开门的吉普车，把爸爸妈妈放在两边的长椅上，盖上毛巾被就走了。那张纸条也不见了。这就是我看到的最后一幕，从那以后再也没看到我的父亲母亲。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兄妹四人成了孤儿。那天是1966年8月27日。
　　一夜之间，四个孩子的天塌了。除了恐惧，孩子们没有任何招数能面对这样的打击。陈正青是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兼研究室主任，妻子何慧是摄影部资料组组长，她还曾任摄影部国际组组长，俩人都是秀才，尤其是何慧在延安时一口流利的英语让许多人吃惊。她是个大家闺秀，一向做事认真，为人诚实。陈正青更是家境殷实。他父亲陈仲经曾是国民党的行政院考诠部次长，陈正青从小就叛逆了家庭，把原名陈为勋改为陈正青，似有“正本清源”之意。他从上海大同大学毕业经西安奔向延安。从这一点看，陈的选择是认真的，是一种理想的追求，而非生活所迫。但同时，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也给他日后的生活带来了某种不便，甚至是灭顶之灾。
　　早在“三反”、“五反”运动时，陈就被抓成“老虎”（把这两种人叫老虎），组织批判他，揭发他。罪名只是一些多借相机之类的。最终把他从行政11级降为12级。自杀的那天，白天开了批斗会，家门口也贴上了标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国民党训政老爷……这也许是针对他工作中比较认真，有时会批评人，管得严点。那天开着卡车，抄了好几家，从我们家拿走了一些衣服，还有什么我不知了。本来我父亲就很自觉了，那时让腾房子，我们那时住4间房子，结果响应号召给腾了一间，那间房子成了仓库，我哥哥经常偷着进去玩，把里面的沙发跳破了。这下母亲生气了，自己掏钱赔了，回头来批评我们，说公家的东西不能损坏。我们吓得去捡了许多碎玻璃卖了两角钱，交给妈妈，妈妈说碎玻璃也是公家的，要交公，把这两角钱交了。这事给我们的印象太深刻了，至今不忘。也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新华社给我们四个孩子每人每月12元，这点钱不如我爸爸月工资的三分之一，生活一下子掉进了深渊。家里的东西都被偷走了，手表、存折、衣服都没了，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直到1968年和1969年，我们四个都下乡插队，分赴内蒙古、吉林、山西等地。下乡前让我们腾房，把三间变成了一间，就这一间也住上了人。走了以后我们连房子都没了，真正的无家可归了。到了1976年以后，我们才陆续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