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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的冷眼狷行-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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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洒脱,多才,口才好,喜欢喝酒。他一身多能,可教数学、生物两科,英文、日文又极好,他属于那种“有一点点疯狂气质,令人一见他就有对他好奇、佩服的印象。”有一次高班生踢足球,足球踢到场外,正巧严侨经过,他也不走路了,突然直奔此球,奋身一脚,就给踢了回来。大家为之叫好,他也趁机加入,大踢特踢起来了。
严侨最让李敖佩服的是他不依赖祖先声望余荫,而是敢于唱反调,这与李敖可谓“心有戚戚焉”。一次严侨应邀做一专题演讲,题目是“人的故事”,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他在讲演中大谈“演化论”而不是由祖父严复宣传的“天演论”,他批评祖父所译的“天演”二字中“天”字不妥,应译作“演化”。这种不跟祖宗走,不守祖宗成法的洒脱气魄,对足了李敖的胃口,李敖简直是倾倒至极。
但李敖当时和严侨并不相识,严侨在另一个班上任教,李敖还无缘拜见,但机会来了。
1951年,李敖16岁,暑假后进了台中一中高一上甲班,正好严侨教这个班的数学,于是严侨正式成了李敖班上的老师,两人由相识、相知,最后成了忘年交。
李敖此时读的书已远远超过同龄人,思想也趋于成熟,“狂狷”性格已初露端倪。他在班上“喜放顾词,好争好辩,颇为张狂”,班上同学为此很,甚至有人写匿名信丢在他书包里骂他,有好辩者找他较量,又总不是对手,没想到严侨颇欣赏他的这股气势。
在严侨的数学课堂上,李敖常常因为“张狂好辩”,所以常在数学以外,扯到别处去很远。严侨上课,与此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上课不为成规所拘,许多机械的题目,他自己干脆不做,反倒自己坐到学生坐位上,叫数学极好的同学“站板”(站到黑板前)去做。他常在课堂上聊天,有一天居然说:“我要把你们思想搅动起来!”还有一次为了证明他说得对,他近乎打赌地说:“我若说错了,我就把我的名字倒写!”说着,就用极熟练的笔划,把倒写的严侨两字写在黑板上,俨然是“镜子书法” 专家,学生们鼓掌呼啸,师生之情,融成一片。
李敖的数学成绩不好,但写文却有一套,于是试图以己之长,避己之短,在数学练习簿上竟来了一段《簿首引言》,引Oscar W·Anthony的一段话,说“数学是人类智力的灵魂。……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领域,告诉我们宇宙是这样的悠远,光线曾经历百万年的行程,方才照射到大地上。……”后来,数学练习薄发下来了,在“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一行下,被严侨打了一条红杠子,下有朱笔批曰:“我想它超越不了空时!”李敖由衷赞叹:“这就是严侨的可爱处,他是数学老师,但他在精改习题以外,他还会跟学生的引文打笔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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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师生情深(2)
李敖深深地为严侨的风度所折服,欣逢如此良师,李敖记得不已,觉得有满肚子的话儿要对偶像说,于是就花了几天时间写了一封长信给严侨,历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以及对现实的不满,对国民党的讨厌等等。严侨看了,就找到李敖,多所劝慰,此后交流的机会越来约多,两人也就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了。
1952年李敖升到高二,数学改由黄钟教,但这并没影响到李敖与严侨之间的友谊。
严侨家住在台中一中斜对面的宿舍,是一栋日式木屋,分给两家住,严侨住后面。 房子狭长阴暗,不成格局。
李敖有时应约去看严侨,在谈话中总觉得严侨与自己以前印象中的严侨有点不一样,以前的严侨潇洒,现在说心里话的严侨却颇多伤感。不久他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一天晚上,严侨和李敖看望重病住院的黄钟出来,一同回家,严侨听说黄钟的病已没有什么希望,不禁感慨不已。夜色中,严侨突然低声而神秘地告诉李敖:“你不要回头看,我感觉到好像有人跟踪我,是蓝色的。李敖大吃一惊:严侨所说“蓝色”显然是指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他们为什么会跟踪严侨?但他很快若有所悟。
隔天发生的事证明了李敖的“所悟。”
那天黄钟病逝,严侨和李敖去医院与黄钟遗体告别,严侨的感触更多。当天晚上,李敖送严侨回家,严侨约李敖进去坐。
在昏暗的灯光下,严侨的劣酒下肚后,终于告诉了李敖一个天大的秘密:他是“那边来的”。
严侨原来是共产国民党!
而严侨竟把这个足以使他人头落地的秘密告诉自己 ,李敖深为感动:严侨显然已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肝胆相照、推心置腹的知交。
原来,当时台湾国民党当局“严打肃匪”,台中一中也像 其他学校一样,不时有所谓共产国民党、“匪谍”被捕去,少年李敖在这之前曾有过一次因此而导致的心灵震撼,那就是最令他心动的女老师牟琴和她男友杨肇南老师的 双双被捕。他们都是山东人,牟琴年轻艳丽,身材尤其肉感动 人,令李敖一直暗慕,还常不知不觉尾随着她,少年情怀,可笑可敬。没想到有一天一醒来就听说他们在夜里都被捕了,听说都是共产国民党;还有一位教数学的杨肖震老师已被捕去;还有一位教历史的王怀中老师,也神秘失踪了,即使病死的黄钟,也有人盛传是共产国民党,“畏罪自杀”云云。当时颇有人人自危的味道。
李敖不仅也为严侨担心起来。
在多次与严侨的夜谈中,李敖大致知道了严侨的一些情况。严侨来台湾较晚,来时还带着爱人,是从福建偷渡来到台湾的。他的母亲此时已在台湾,他有两个妹妹,大妹严倬云,嫁给辜振甫,小妹严停云,即女作家华严,嫁给了叶明勋;还有两个弟弟,也都在台湾,但他的父亲此时却是共产国民党福州市的市长。所以严侨一到台湾,国民党特务就把他请去,问他来台湾干什么?他说我来投奔自由;国民党特务说你胡扯,你的爸爸在福州做共产国民党的市长,他那么先进,你怎么就这么落伍?一般情形总是老一代跟国民党走,青年一代跟共产国民党走,为什么你们家特别:你老子前进,你反倒开倒车,来投奔我们?严侨说我不是来投奔你们,我是来投奔自由,何况我有老母在台,我要来照顾她。国民党特务查出严侨果然有老母在台,只好暂且相信。但这样总不能结案,总得找个保人,于是,由时任国民党中央社台湾分社主任的妹夫叶明勋出面,保了严侨,并介绍他到台中一中教书。和叶明勋也不无关系。
黄钟之死似乎给严侨带来很大的冲击,他似乎感到人生无常,一个最明显的证明就是他的酒越喝越多,因为没有钱,他喝的酒是烟酒公卖局出品的最劣等米酒。他喝酒的方式是粗犷的,没有情调,没有小菜,用牙齿把瓶盖一口咬下,就咕嘟咕嘟,大喝起黄汤来。严侨喝酒虽多,但却没有烂醉的现象,他只是喝得很兴奋而已。黄汤下肚后,就往往大背和醉酒有关的诗词,其中最喜欢背辛弃疾的那首《西江月》(醉里且贪欢笑)。
严侨冒险偷渡到台湾,完全出于自己的信仰,是为了“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工作。作为共产国民党员,此时却陷身台湾“蓝色”的泥沼,难免有所失落,但他的特色是虽然失落却不因此脱离没,相反,他要归队去重建那父母之邦。
一天晚上,严侨又喝醉了酒,他突然哭了起来,并且哭得很沉痛。在感情稍微平静以后,他对李敖说了一段最重要的谈话:
我不相信国民竟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样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国民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
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国民党销住,被另一个国民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
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
7.师生情深(3)
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李敖从小就不满于国民党,但他对共产国民党了解也知之甚少,但因为严侨有那样的背景,有那样的偷渡经验,李敖相信严侨的话,答应跟他走,梦想着自己也会去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这是一个激情焚烧的梦,两人为这个共同的梦想激情憧憬着。
梦想毕竟是梦想,终于有一天半夜里五个彪形大汉闯进严侨的家,惊醒了他的梦,也惊醒了李敖的梦。
严侨被捕了。这是1953年的事。这一年严侨33岁,李敖18岁。
严侨被捕时李敖还不知情,第二天中午,李敖的父亲从学校回来,说起了学校传闻严侨被捕了,李敖听了既震惊又伤感。他马上想到:严侨这一去,留下来的严师母和三个小孩该怎么办呢?当时严侨的大女儿严方才三岁,儿子严正尚小,小儿子严谅还在母亲怀里吃奶。
此时人人自危,没人敢来照顾这些孤儿寡母,李敖当时休学在家,还是个高中生,家里又穷,实在没有任何收入来帮师母,最后他竟早饭不吃,存一些钱,送给“严师母”,这在当时是冒着极大的危险的,连李敖的爸爸知道儿子这样做之后都严肃地对他说:“严侨既然被捕了,谁还敢帮他呢?”
过了一段时间,严侨还是音讯全无,在这种情况下,严师母寄希望于亲戚,于是收拾一下残破的家当,带上三个小孩,含泪北上投亲去了。
此后严家没有了消息,李敖也要忙于大专联考,再不能为严侨做什么事了。
严侨和严侨一家,就这样在台中育才路消逝了。有时夜里散步,李敖还会经过严家旧宅,遥望院里的一片浓荫相屋里的一片死寂,唯有内心悲凉而已。
几年以后,一天在台大遇到胡家伦,他问李敖:“你记得严侨吗?他死了,死在火烧岛。”
李敖后来在回忆严侨这位良师益友时深情地说:
在我思想成长的过程中,严侨虽然对我已是‘过去式’,但他的伟大人格,他的声容笑貌,他的热情犀利,他的悲惨人生,却对我永远是‘现在式,他是我人格上的导师,我庆幸在我一生中、能够亲炙到这么一位狂飙运动下的悲剧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种大陆型的脉搏,那种左翼式的狂热,那种宗教性的情怀与牺牲。在这些方面,严侨都给了活生生的身教。也许严侨本人并不那么丰富,那么全面,那么完整,但对“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李敖而言,无疑地都成为我的导师。最后,虽然导师自己倒下了,但他的学生还在前进,——他的学生没有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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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钱穆非吾师
李敖小小的年纪就敢于坚持自己的道路,而不为权威所迷惑,不盲目跟着权威设计、引导的路走。对钱穆的倾慕与放弃,实际上正是李敖真正开始思想独立的开始。
读书的丰富,思考的独立,使李敖的思想日趋成熟,这使他在小小的年纪就敢于坚持自己的道路,而不为权威所迷惑,不盲目跟着权威设计、引导的路走。对钱穆的倾慕与放弃,实际上正是李敖真正开始思想独立的开始。
当然,这个思想定型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读了很多书、困学求变以后的事。进入现代以来,左右问题、中西问题、新旧问题……这许许多多困惑着中国的问题,也同时困惑着许许多多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水平不好、政治干扰,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失败了,他们困惑终身,无法在思想定型上有又早又正确的判断。在这方面,李敖却是个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外。
钱穆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文化史家,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任教,1949年到香港定居,1964年迁居台湾,任中央研究员院士。
李敖从小学时代就知道钱穆,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过《开明文史丛刊》,其中收有《孟子研究》,就是他最早知道钱穆及其著作。到台湾后,由于国民党统治思想、管制书刊,进步和左派的旧书都查禁了,新书一本也看不到,李敖的许多时间,都花在研究古典上面,钱穆的著作、自然成了他的必读书,加上当时共产国民党正在激烈批判“胡适”型学者和“钱穆型”学者,所以李敖对他们两位都很注意。
李敖与钱穆的结识,得力于同学徐武军;徐武军的爸爸是徐复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1952年钱穆应谈江英专(淡江大学前身)校长居浩然的邀请到校讲演,不料演讲过程中天花板突然下落,钱穆受伤,当时徐复观想在学术界插一脚,想拉拢钱穆,就把钱穆接到徐府养伤。徐武军是李敖的好朋友,就对李敖说:“你李敖程度这么好,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听说去见钱穆,李敖又惊又喜。不久,即同年的6月15日,徐武军带着李敖见到了钱穆。
钱穆为人极为亲切,对两个来访的高二学生,也没有任何架子,就聊起天来。李敖向他请教治国学方法。他说并没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若养成读大部头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这次去看钱穆时,李敖特意带去自己写的《李敖札记》第二卷,钱穆接过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梁任公上张南皮张尚书书),他很惊讶,问李敖梁启超这封信的出处,李敖告诉了他。这件事,使李敖很有感触:钱穆的不耻下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风度,令他发自内心地敬佩;但这么大的学者竟然不知道这封信的出处,他的学问的广度令李敖起疑。告辞前,钱穆约李敖再去看他。李敖虽然每天都经过他门口,看他很方便,但他没再去。
后来钱穆回到香港,第二年,即1953年4月14日,李敖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并附信提了两个问题请教,钱穆很快回了信,对李敖褒赏有加:“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若能持之有恒,继续不懈,将来必有成就,可喜可贺。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早有聪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持以此相勉。”信中还答应将连载其新作〈论语新解〉的杂志按期邮寄。
钱穆的信,写得工工整整,足见其主敬修养,而他答应寄的“某杂志”也按期寄到,使李敖对他越发感念。按说以钱穆对自己的赏识,以自己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但李敖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他思想定型的历程里,他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李敖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因而不再能引起他的兴趣。李敖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李敖则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大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使李敖觉得很不能理解。
李敖毫不犹豫地将迂腐落后的钱穆抛在后面,而选择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并在九年后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中,对钱穆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此后就“枪”声不断,直至1986年,李敖还发表文字,对钱穆倒在蒋介石怀里表示极度不满。并为钱穆的堕落深感惋惜:
回想我与钱穆的一段因缘,我的确完成了“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的阶段,可惜的是,钱穆本人,却愈老愈“自缠”得愈紧了。如今他过九十三岁生日,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人人称庆,我却别有志哀,——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怀里的。
但无论如何,李敖心里一直感念他,毕竟在他少年时代,钱穆曾经为他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他、帮助过他。
9.无法容忍制式教育(1)
因读书多,李敖不用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签定一本书是上海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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