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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石堤，保护生灵本意耶？命令在原建天然坝三座外，增加二座，即后来有名的仁、义、礼、智、信五坝。以前滚坝曾过水三尺五寸而未开坝放水，令以此为准，勒石为志，如原三座坝已过水三尺五寸，才可开后筑两坝，以减少湖水。（6）又谕：河工宿弊不可枚举，而无益之费尤多，或明知无用而因循不废，或阴以为利而妄事兴修。总之，河不可不治而无徇其虚名，工不可不兴而必归于实用。
　　乾隆二十年前后，黄河屡次在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决口，留下了大面积积水。二十二年再次南巡时，见到水灾如此严重，皇上表示：“朕巡省所至，首在勤民，而河湖要工，所关尤钜，一切应浚应筑，奏牍批答，自不如亲临相度，得以随处指示”，（7）决定回程改变路线，前赴徐州实地考察。“所过桃源、宿迁、邳州、睢宁诸州县，鹑衣鹄面，相望于道，而徐属尤甚，朕心为之惄然增戚”。（8）当即决定，对灾区的赈济粮加发到五月，积年借欠口粮籽种，不分新旧一律豁免。皇上还说，水灾如此惨重，地方官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叫督抚予以甄别，该留任的留任，该调走的调走，“一二年后，朕将亲临考察，若仍人其疆而田野不治，则非守令之罪，将督抚是问矣”。他经过与有关人员详细研究，感到光靠河道总督所辖官员，难于迅速完工，“所有应疏应筑事宜同时并举”。于是决定：尚书刘统勋率道员王鸿勋、钱度，专管徐州一带黄河大坝加高培厚一事；侍郎梦麟率道员吴嗣爵、同知李宏，专管六塘河以及沂、沭诸水下游形成的大面积积水；江南副总河嵇璜，专管疏浚各水入江入海河道；吏部侍郎裘曰修，专管山东、河南、安徽积水宣泄。分工之后，皇上又告诫各官务必配合紧密，和衷共济，“盖治水非他政务可比，必卓识远虑，明于全局又不执己见，广咨博采，而能应机决策”。（9）
　　当时水患不仅在江苏一隅，上江之宿虹、灵璧，河南之永城、夏邑等处，在在皆有积水。计漫淹地界，不下数百里。自非大动帑项，厚资工力，不能奏效。大小各官又莫能深悉受害之由，确得祛患之术，惟恐议疏议筑亏帑贻累，遂尔噤口束手。现今水患已不可胜言，“此亦朕南巡未了之事”，著侍郎裘曰修驰驿前往山东、河南、上江现在积水各州县，往来周视。其在山东者，与巡抚鹤年会商。在河南者，与巡抚图勒炳阿会商。在上江者，与高晋会商。其地方官有熟悉水道之员，听其酌量差委。务在通盘筹算，无分疆域，凡可以登民衽席，计安全而谋乐利，毋惜多费帑金。（10）
　　并针对过去成灾而请，年年疏筑，年年蠲赈，终无了期；张皇补苴，看来终属无益之被动局面，提出“与其赈之被灾之后，何如筹之未灾之先”；“以为一劳永逸之计。”（11）在今日言之，会三省之全局，川浍以疏之，堤防以御之，工费诚属浩繁。然一举而使千百里内之田畴民舍，可以永获安全，则生民之利，孰大于是？即多需帑金，所不当惜。况统屡年赈恤所用计之，为数果孰多孰寡耶？在国家蠲赈，未尝不动盈数百巨万，而小民已先受荡析之苦。（12）
　　乾隆二十二年南巡以后，山东、河南、安徽三省河道的综合治理，是乾隆朝又一次大的水利兴修。如有人建议挑挖洪泽湖淤泥，有人建议根治山东运河，请自济宁以下之石佛闸起，北至临清闸止，将河底淤垫逐一探估挑挖，以免阻塞之患；临清以北，德州以南之卫河，与临清以南之运河一体办理，等等。
　　至岁末报告：疏浚淮、扬、徐、海等处江湖入海干支各河，及高宝下河归江归海之河港共五十余道，俱先后告竣。二十三年，各工皆如期完成。
　　清口“为黄淮交汇，河防第一要区”，历届河督为解决黄河下游水道淤塞问题，在清口两侧筑束水坝冲击黄河泥沙，即明朝水利专家潘季驯创造的“束水攻沙”、“以清敌黄”之法。乾隆二十七年三次南巡时，发现河臣嫌筑坝费工费力，每当洪泽湖盛涨时，全靠天然五坝往下河地区减水，乃亲自确立清口束水坝拆宽办法，以高堰五坝高于水面七尺以上，清口口门宽三十丈为基准，如果洪泽湖水再涨一尺，则清口束水坝拆宽十丈，“水递长，口递宽，以此为率”，秋汛结束后重新镶筑清口束水坝如前。自此次确定清口水志后，“河臣恪守此法，数十年来下河免受水患，田庐并资保护”。（13）
　　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南巡之时，皇上曾先后三次到徐州一带巡视黄河堤坝，发现此处黄河“南北岸相距甚迫”，一旦盛涨，极易溃决。下令一律改建石堤，共砌筑十七层，长九百七十丈。四十五年南巡时，还下令徐州韩山至奎山一带土堰一律接筑石堤，计四百五十丈，一直连接山脚下面，俾滨河永保安居。是时，河道总督萨载请求把洪泽湖高堰大坝三堡至六堡段卑矮砖砌坝加高，皇上认为用砖不如用石结实，“命毋惜帑费，一律改石工”，使大坝永远巩固，成为下河地区的保障。
　　故《南巡记》云：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而辛未（十六年）、丁丑（二十二年）两度，不过勅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亦所谓迟也。至于壬午（二十七年），始有定清口水志之谕。丙申（四十一年）乃有改迁陶庄河流之为。至于高堰之增卑易砖，徐州之接筑石堤并山（四十五年），无不筹画，咨诹得宜而后行，是皆迟之又迟，不敢欲速之为。
　　“海塘乃越中第一保障”，浙江省杭州、嘉兴、宁波、绍兴、温州、台州六府与大海相邻。温州、台州两处海塘蓄泄之利多，冲决之患少，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予以治理。杭、嘉、宁、绍四府钱塘江水顺流而下，海潮逆流而上，“加以回溜汕刷一日两次，非巨石长桩密排深砌不足以资捍御”。特别是海宁、仁和两县，处于钱塘江入海的喇叭口处，“海水直逼塘下”，全恃海塘保护田庐。先是乾隆十五年，皇上就曾表示：“浙江海塘为捍卫民生要务，朕明春巡幸浙省，意欲亲临阅视”，（14）命令在江南审理案件的户部尚书舒赫德赴浙江查看准备。舒赫德报告说：“南北两岸不特塘工毫无受阻之处，抑且塘之内外桑麻遍野”，不必亲临阅视；而且天晴时，海塘上可以勉强行走，若一遇春雨，南方道路泥泞，土性胶黏，行走甚难。所以前两次南巡，并没有前往海塘阅视，亦未巡幸浙东。
　　浙江海塘兴修始于宋，有土塘、柴塘、石塘之分。乾隆初年，曾在海宁的浦儿兜至尖山之间修筑了一条四十里的石塘。乾隆二次南巡之后，浙江沿海潮汛渐迫北岸，海宁一带塘工告急，地方官计划在老盐仓一带改柴塘为石塘，但海宁沿岸均是浮沙活土，石料建筑施工困难。二十七年三次南巡时，一到杭州，就让大学士刘统勋、河道总督高斌、浙江巡抚庄有恭在施工现场准备好签试桩木。第二天，亲往海宁施工现场，实地观察打桩，“一桩甫下，始多扞格，卒复动摇，石工断难措手”。虽说将施工地点后移几十丈，即可建筑石塘，但必须毁坏许多土地村庄，“欲卫民而先殃民，其病甚于医疮剜肉矣，朕心不忍”。反复权衡，唯有修缮柴塘，“得补偏救弊之一策耳”。同时，又未否定石塘的好处，如在视察尖山、塔山之间旧存石坝时就指出；“如将来涨沙渐远，宜即改筑条石坝工，俾屹然成砥柱之势，庶于北岸海塘永资保障”；“即多费帑金，为民间永久御灾捍患，良所弗惜”。
　　乾隆三十年，第四次南巡，皇上又来到海宁阅视海塘。他注意到环绕海宁县城的五百三十丈石塘，对保卫该城起到极大的作用。但为加固石塘所筑的坦水坝（紧靠石坝的缓坡，起减少海潮冲击作用）只有两层，唯在最险要处建有三层坦水。于是下令一律改为三层石坦，海宁护城石塘愈加坚固。
　　乾隆四十五年南巡时，皇上又来到海宁，看到经过十几年时间，涨沙渐远，地基结实，已经具备改建石塘的条件了，命令督抚实地调查，能建石塘的地方一律改成石塘。经大学士阿桂、闽浙总督陈辉祖赴工地勘查，提出筑造十六至十八层鱼鳞大石塘，动用三十万银两，并于四十八年七月完工。
　　乾隆四十九年，年已七十四岁高龄的皇上又来到浙江海塘工地。他果然检查了已经改建的四千二百丈老盐仓石塘，虽然地方官遵照他的指示，保留了柴塘，而他却不满意。原来柴塘靠近石塘之处，已经出现沟槽一道，存有积水，“将来日积月甚，石塘根脚势必淹侵渗漏”。因此下令将石塘上为美观起见堆起的土牛埋入积水沟槽内，再把柴塘后面的土顺石塘做成斜坡，露出石塘三四层，然后在连接柴塘与石塘的土坡上种上柳树，“俾根株蟠结，塘工益资巩固，如此则石柴连为一势，即以柴塘为石塘之坦水”。认为这样施工之后，可以二三十年安全无事。皇上还指示将邻近海宁的范公堤也改建成石塘，特拨银五百万两，限期五年完成，结果，只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15）
　　乾隆二十七年，就湖北堤垸事宜，上谕：自古力役一项，载在方策。以其事本为捍卫民生而设，则供官正所以自为，并非征求无艺也。若工程非旦夕可既，而民力更难以全任，则仍当官为酌助口食之资。不可徒令富者计亩出夫，贫者出力糊口，一切并责之闾阎。（16）乾隆二十八年，复打算湖北部垸、民垸，概令官为经理；（17）并开始筹办江苏苏、松、太三属水利疏浚事宜。（18）就此来看，乾隆十三年的“收敛”恐怕只是一时的，现在，政府又在许多领域挺身而出，积极进行干预，要承担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了。同时，废除编审，整顿保甲，都多少带有现代人口动员的意味。
　　在修河治水之外，继乾隆初年之后，开始了又一次大举修理各省城垣。先是，江南、江西各属城工曾经开捐劝输，随之各省相继提出修理城垣。乾隆三十年十一月，户部奏请停止开捐劝输，直隶等各省城工估需不敷银五百三十一万余两，可从户部收捐贡监项下调拨，该项每年得银百万两以上，约计五年，即可满足。
　　十二月丁巳，上谕：前因各省应修城垣，费繁工巨，特发库帑五百万两，分拨各省，一律兴修。频岁年谷顺成，库藏极为充裕。（19）因思天下之财，止有此数。库中所积者多，则民间所存者少。用是动拨官帑，俾得流通。“此朕本意也”，更毋庸较量工费，意存节省。至土城改建砖城，虽现在为费畧多，其实壮观瞻而资巩固，且省不时修葺之劳，视土城尤为经久。即出于原估五百余万两之外，正亦何妨？“朕惟期有益于民，岂计所费之多寡乎？”各省或有土城应改建砖城者，并著一体确估核奏。
　　14．政治案件
　　任何“政治运动”可能都有其自身规律，几年以来，它的势头已有所减弱，现在更似失去了方向。
　　这一时期，特别引人注目的，倒是所谓疯汉文字狱案。在这以前，乾隆十八年，疯子丁文斌虽然被处以极刑，但与十六年因献诗而被杖毙的王肇基一样，下自地方官吏，上至皇帝，还是承认他们确有疯癫之状。二者刑罚之所以有轻重之别，是因为丁文斌查有“悖逆实迹”，而王肇基不过“无知妄作”。丁文斌案发之后，各地加强了对患有精神疾患的文人的管束，疯汉文字狱呈上升趋势。至乾隆二十二年刘德照逆帖案发生，情况又为之一变。皇上在谕旨中，首先说对于这类疯癫，若仅只词语不经，妄言灾祸，或生事地方，訾议官长，则杖毙已足蔽辜，但“如讪谤本朝，诋毁干犯，则是大逆不道，律有正条，即当按法定拟，明正典刑，妻子缘坐，不得坐以疯癫，曲为原解，仅予杖毙”。此后审鞫疯汉“逆案”也就有了固定的程式，极少见到仅予杖毙的，更少见为这些可怜的罪犯亲属开脱的了。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福建有一个叫林时元的疯子因投递一张字帖被捕，闽浙总督杨廷璋亲加刑讯，让他解释字帖上所写“孔子张天师杨家府杨老令公龙翁龙母”是什么意思，林时元供称，有的是“梦中告知”，有的是“戏场看见”。皇上降旨申斥说：“林时元如实系疯狂，自当不省人事，何以逐条登答，俱能圆融解说？”杨廷璋连忙又提林时元，严加刑讯，然后顺着皇上的口气覆奏说：“该犯茹刑之下，亦知痛苦呼号，则诚非不省人事者可比”。随后，林时元于省城斩决。
　　三月，寓居湖北恩施县的湖南人刘三元，自称梦见“神道对我说，我是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写成字纸，湖北巡抚据以奏闻。上谕：“逆子、邻保佥供素有疯疾之处，此等外吏文具相沿，竟成痼疾！殊不知此等重犯，不行尽法严惩，而徒以疯癫故套，欲使罪归一人，易于结案，以致逆恶之徒，不知儆惧，其贻害于风俗人心，何以底止”？然以“其疯癫似非尽由捏饰，与有心肆造者尚属有间”，刘三元被凌迟处死，其弟兄加恩免其缘坐，概予省释。并以此案系“法外施恩”，特谕：“恐各省督抚等因有此旨，将来一遇此等案件，即捏造疯癫，希图开脱，俾实在悖逆重犯，虽致败露，不过罪止一身，而应行缘坐之人，俱得伴逃法网，则非所以彰国宪而正人心矣”，命嗣后凡遇此类案件，须据实奏闻，“候朕酌夺”，不得预有成见，迁就了事。
　　湖南衡阳县民王宗训素患疯疾，挣脱铁链外逃，在广西被缉获，从其身上搜出一红封内有红纸两张。供称雁峰寺有个叫掌能的和尚说我是善人，可为天下之主。这两张纸是寿佛说出，我照写的，他说我有天神扶助，不要人帮。九月，广西巡抚等在确认王宗训“疯病无疑”后，以其妄造逆词，奏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其兄弟王宗诚、王宗许，王宗训之子王秉健、王秉佶及侄王秉德、王秉端俱应照律拟斩立决，王宗训年不及岁之子王秉仁、王晚仔、王秉杰，侄王秉作、王秉哲、王秉鲁等与王宗训母冯氏，妻谭氏，媳罗氏俱给予功臣之家为奴。
　　十月，原任湖南巡抚、调任吏部尚书陈宏谋呈进《请锁锢疯人折》，用意在疯人因文字获罪，罪止自身，不宜株连家人亲属。
　　负责刑名事务的湖南按察使五诺玺也上摺称：地方疯病之人已奉有定例，责成亲属报官，令该地方官亲发锁铐，严行封固，立法已属周备。但更有一种粗知文义，赋性不顺，稍因失意之事，始而佯诈疯狂，继则昏迷罔悟，忽明忽昧，信口妄言，如醉如痴，任意书写，或捏造妖言，或逞其梦呓，事发到官，在本犯予以极刑，固所应得，而牵涉亲朋，缘坐家属，株连颇多。此等疯犯虽平日形迹并无凶悍之状，而流毒更甚于行凶杀人。一旦酿成事端，贻患非浅。应请嗣后如有此等状类昏迷，语言荒谬，稍知笔墨，妄行书写之人，责成保甲牌头户首，留心稽查，应与疯狂之人，一律报明地方官置备坚实链铐，严行锁固，谕令亲属人等不得给予纸笔，任其混写。
　　皇上接纳了他们的意见，命传谕各省督抚：“向来此等疯人病发，原定有严加约束之例，但行之日久，地方官不能实力奉行，以致旋锁旋释，甚至任其拨弄笔墨，滋生事端，而匪人中实系丧心病狂者以转借词疯病，冀为玩法，于风俗人心甚有关系！嗣后遇有此等疯病之人，应预为严行看守防范，毋得稍有弛懈。”此后，疯人文字狱虽有减少，但远远不能绝迹。
　　在这一个时期的文字狱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图谋架构，陷害他人，与一般思想文字犯有所区别的：
　　乾隆朝文字狱·三（乾隆二十八至三十年）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
　　二月，云南宾州成衣匠杨锦与街邻王明因隙成仇，遂设计图害，捏写王明胞兄王辅“在石牛厂归顺鬼酋宫里雁，授为领路先行官，聚集兵马”等语，并将此书词央求过路素不相识之人带投弥渡讯防衙门。云贵总督、云南巡抚据实奏闻，请照“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例”拟斩立决。
　　三月，刘三元缮写逆词案。
　　八月，王宗训悖逆不法案。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
　　九月，原山西某县知事赖宏典已新选泰州知州，朱文呈首其书写逆词，刑部以其“撞骗挟制诬人叛逆”拟斩决，赖宏典仅充发辟展。皇上以为赖宏典身为“膺国家禄命者”，乃书写“点兵交战，不致有失军机”一类隐语，“实与悖逆无异”，令刑部另行定拟速奏。议上，得旨：“朱文著即处斩，赖宏典著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乾隆三十年（1765年）
　　江苏盐城县民周煌素日开店生理，私自批注《纲鉴易知录》，撰造《神灵宝鉴》等书，自谓秘书，禀呈知府，求为刊刻传世。五月，两江总督以其“痛诋先圣先贤，妄谈历朝气运，并将己名改字，取‘天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