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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该书乘雨夜投入汤御龙船内。不料为汤赴官首缴，浙江巡抚照谋反及大逆律，将沈大章凌迟处死。
　　七月，浙江归安县屠雍若为人凶恶，见鲍体权小女尚未出嫁，每来窥看，调戏搂抱。鲍体权忿极欲报复，适本县有汤御龙首告逆书事，乘此写诗一首，有“屠人手内刀，雍康纂吾朝，若问行兵日，等动兑方刀”等句，于夜二更贴在本镇戏台上。浙江巡抚以“非寻常投帖匿名文书告言人罪及诬告人谋叛者可比”，奏请应照“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律”拟斩立决，屠雍若照生事行凶例发往云贵川广烟瘴少轻地方严行管束。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
　　江西泰和县童生李雍和读书不就，飘流四川算命营生，乞化时被递解回籍管束。六月，投呈学政，随于其家中搜出逆词一纸，第一条怨天，第二条怨孔子，第三条上干君父，指斥乘舆。江西巡抚以其胆敢造作逆词，肆其狂悖，罪大恶极，万死不足蔽辜，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缘坐。
　　甘肃成县民人王献壁自幼读书未成，染患疯病，遂捏造仙佛下界等词欲图诳骗银钱。十月，将书词一封投入陕西学政轿内，以其书词悖逆奏闻。陕甘总督、甘肃巡抚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且于部文来到之前，恭请王命将王献壁赴市曹凌迟处死并枭首示众。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
　　五月，山东莱阳县民宫立朝捏造逆词，诬陷宫立矩等谋为不轨。
　　七月，直隶正定兵丁拾获逆词，为李怀林等挟仇陷害，编造逆词，牵出豫省人犯孙耀宗，起获收元教经卷，供出其教起自山西长子，传教惑众，命直豫晋三省彻底根究，上谕：“阅所进逆词。乃横肆狂悖。从来未有大逆之尤”；“狂悖肆恶，迥非寻常逆案可比”，分别予以凌迟、立斩等。（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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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三辑，第673页。
　　（2）　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第201～208页。
　　（3）　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第158页。
　　（4）　乾隆十九年十月戊午谕。
　　（5）　乾隆二十年二月甲寅谕。
　　（6）　《啸亭杂录》卷7《宗室小考》。
　　（7）　乾隆二十年三月庚子谕。
　　（8）　乾隆二十年五月庚寅谕。
　　（9）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癸未谕。
　　（10）　乾隆六十年十月己亥谕。
　　（11）　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壬子谕。
　　（12）　乾隆三十八年九月甲戌，谕伊犁驻防满洲官兵。
　　（13）　《避暑山庄后序》，《承德府志》卷首。
　　（14）　李零：《避暑山庄和甘泉宫》，《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15）　《御制避暑山庄后序》，乾隆四十七年七月。
　　（16）　《高宗实录》卷411，乾隆十七年三月辛巳。
　　（17）　《高宗实录》卷419，乾隆十七年七月丙子。
　　（18）　《高宗实录》卷446、447，乾隆十八年九月。
　　（19）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索约勒济围场在热河木兰之北，巡幸往返共四千余里。不过，此次筹划已久的巡幸后亦借故停止。
　　（20）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辛巳谕。
　　（21）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壬申谕。
　　（22）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癸酉谕。
　　（23）　《高宗实录》卷367。
　　（24）　《高宗实录》卷411。
　　（25）　《簷曝杂记》卷1《蒙古诈马戏》。
　　（26）　以上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第四、五章；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27页。
　　（27）　乾隆二十年六月己酉谕。
　　（28）　以致民间流传皇上把女儿嫁给了孔氏，去曲阜是为了看女儿的故事，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
　　（29）　乾隆十二年六月庚申谕。
　　（30）　乾隆十三年二月己卯谕。
　　（31）　以上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第四章。
　　（32）　据钦天监正、西洋人刘松龄在1749年的一封信说：在山东，皇上和皇后一起去一个庙里祈祷，由于神不要听他的祷告，在回来的路上，皇后突然发了可怕的病，一天就死去了。由于皇后之死，皇帝感觉严重地丢了面子和难以忍受，于是变成了一个很厉害的仇恨的爆发者。皇上拿脚踏皇长子，然后命令打他，说他在皇后死后的仪式上不够悲哀。另把两个大臣打得同样厉害，以致一个当天死了，一个过几天也死了。此外一个大家认为最有智慧、有文化的一品官员，也在宫廷遭到审问，几个月后才得到赦免。因为在皇后丧仪期间剃了头，按照满洲的习惯这是不允许的，两江总督，一个满洲人，被发配到满洲，他被没收了土地房产，拿着扫帚在宫廷扫地，每月只有一两银子的生活费。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
　　（33）　乾隆十八年八月壬寅谕。
　　（34）　乾隆十九年二月壬午谕。
　　（35）　乾隆二十年六月乙巳谕。
　　（36）　乾隆二十年六月己酉、乙卯谕；先是，寄谕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庄有恭等：南巡一事应“静听军务就绪，降旨遵行，此时慎勿先事张皇”（《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十一辑，第147页）；迨准噶尔一举荡平的错报传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督抚合词吁请再举南巡之典。至是降旨俯允所请。
　　（37）　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十一辑；十二辑。
　　（38）　乾隆二十年六月壬申谕。
　　（39）　乾隆二十年七月己卯谕。
　　（40）　乾隆二十年十月甲寅谕。
　　（41）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十五辑。时军机章京赵翼记云：“尹文端（继善）以南巡事，隔岁先入觐。公（傅恒）尝命司属代作诗相嘲，中有句云‘名胜前番已绝伦，闻公搜访更争新’，文忠辄易‘公’字为‘今’字，便觉酝藉”（《簷曝杂记》，卷2，《傅文忠公爱才》）。
　　（42）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十五辑。
　　（43）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是月。
　　（44）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己卯，上谕：至此事在本月初九日，该督抚等身任地方，每日随行，岂竟一无所闻？而皆置之不问，经步军统领衙门查明具奏，朕始知之。封疆大吏，所司何事？人命至重，朕清跸所至尚尔如此，则平时之玩忽从事更不可问矣。
　　（45）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壬戌谕。
　　（46）　起初，阿睦尔撒纳率众来归，皇上虽认为他“为人诡诈反复，全不可信”，却又因其“乃最要之人（在四卫拉特中，其掌握辉特、和硕特、杜尔伯特三部），伊若来降，明年进兵大有裨益”。于热河入觐时，阿面陈进兵准噶尔方略，因“赐上驷与之乘，亲与其分较马射，并以蒙古语询其变乱始末，赐宴而退。阿悚然，时冬月严寒，阿逆汗下如雨，退告其下曰：‘真天人也，敢不慑服！’”（《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遂封其为亲王，令率领北路大军前锋，弃清军上三旗纛帜不用，仍用“旧纛”（此已不当）。果然，军马“如入无人之境”，“未折一矢，诸部争迎，伊犁悉定”，封双亲王。随后，阿渐露欲为四卫拉特总汗之意，与清廷善后方案意见不一，六月即令班第可“便宜从事”，六月底，以阿睦尔撒纳“图据准噶尔已无疑义”，与其俟其变乱，莫若先发制人。密令班第等，如阿尚未起程入觐，即行擒拿，在军营正法；如已动身，则另行办理。复因事机不密，遂致脱逃。但阿逆始终不能与清军小股部队相抗，其非“预谋叛乱”可知矣。至于潜逃之直接动因，据其自述系“遵旨入觐，行至乌隆古地方，闻有拿我之信，不得已潜避”。与其部众言：阿某非不臣，但中国寡信，今入境如躯牛羊，大丈夫安肯延颈待戮？俄国史料也记载阿在入觐途中“截获了由北京下达给将军们的命令”（《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第300页）。赵翼等则记六月间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奉旨先归，阿私下以总统四卫拉特之意，请其代奏。及额驸入京，竟不敢代奏。而阿中途迁延，犹有所望也。迨至八月中旬，旨仍未下，阿疑事已中变，恐入觐得祸，遂叛走（《皇朝武功纪盛》2；《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皇上亦知阿与班第等意见不合，屡次被参，“自生猜疑”，把一部分责任推在了班第等人身上（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45页）。
　　（47）　乾隆十六年三月壬寅谕。
　　（48）　参见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49）　《清代文字狱档》，上册，第49～50页。
　　（50）　卫哲治参劾谢济世颇为时伦所不满，据昭梿所记，此事“袁简斋（枚）曾作书规之。刘文清公（墉）亦言其‘官每高一阶，而其品乃下一级’”（《啸亭杂录》卷2《卫司空》）。然逮治谢济世似为皇上之授意。
　　（51）　昭梿以为，胡中藻诗狱盖乾隆帝“深恶党援，非以语言文字责也”，谓乾隆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二相国秉政，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胡阁学中藻为鄂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以张党为寇仇，语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啸亭杂录》卷1《不喜朋党》）。
　　（52）　在美国学者孔飞力看来，皇上大骂胡中藻“诬谤满人”，又严斥鄂昌说他的行为不配当一个满人，把这些联系起来才能理解这个案子的意义，即在“谋叛”和“汉化”。《叫魂》（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第87页。
　　（53）　如郭成康认为：盖是时平准在即，形势严峻，皇上必欲遽兴大狱，以震惕汉大臣官员。胡中藻、谢济世不过是其早已选中的靶子而已，《清通鉴》卷5，以上多处参考引用。
　　（54）　参见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55）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壬申谕。
　　（56）　郭一裕后复起为河南按察使，以老罢。
　　（57）　乾隆二十二年七月辛卯谕。
　　（58）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庚午谕。
　　（59）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550；《枢垣记略》，卷4；翌年三月，有旨令宽宥蒋炳，来京在军机处司员上效力行走，遇有员外郎缺出补用。
　　（60）　林乾：《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210页。
　　（61）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癸巳谕。
　　（62）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甲午谕。
　　（63）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己亥谕。
　　（64）　先是，二十三年九月，停“侵亏限内完赃减等例”。律载凡侵盗钱粮入己，数满千两拟斩，然该条例附有“侵亏限内完赃减等例”，即侵盗、挪移等赃若一年全完，则比照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发落；若一年未全完，再限一年追赔，完者，免死减等发落；若二年未完，着落犯人妻及未分家之子追赔。是以侵亏拟斩罪犯至秋审时概入缓决，俗谓之“老缓”。今上久欲删除此例，至是，命嗣后除因公挪移及仓谷霉浥，情有可原等案仍照旧例外，所有实系侵亏入己者，限内完赃减等之例著永行停止。谕：“监守自盗，肆行无忌，则寡廉鲜耻，败乱官方已甚，岂可以其赃完限内，遂从末减耶？且律令之设，原以防奸，匪以计帑。或谓不予减等，则孰肯完赃？是帑项为重而弼教为轻也。”乾隆二十六年律例馆奏准，将“限内完赃俱不准减等”纂入新例。嗣后，嘉庆初年，始将“限内完赃俱不准减等”条例删除，仍准侵亏限内完赃减等。
　　（65）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寅谕。
　　（66）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戊辰谕。
　　（67）　参见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三、三次南巡
　　12．第三次南巡
　　这几年来，皇上可算是日理万机，从西陲平准平回的战事（于数千里外从战略部署到战术指挥，到后勤保障，在在指示，料敌机先），到东南各省水利（它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更不用说那些日常政事了（多处越过一般规定，越法权断）；仅从《实录》来看，有时一天就要批谕多达十来份奏摺。现在他终于可以清闲一点了，因此筹备了第三次南巡。
　　先是，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以河工告竣，年谷丰收，臣黎望幸情殷，请于庚辰之岁（乾隆二十五年）再举南巡。上谕：积潦初除，正宜乘时劝谕，以培元气，而岁届辛巳（二十六年），圣母皇太后七旬大寿，于是年敬奉安舆，重临江浙，以仰悦慈怀，俯慰元元望幸之忱。
　　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复因江南大水，恐地方有司承办南巡差务，转于赈恤事宜不能尽心经理。命将原定二十六年的南巡推迟至二十七年举行。
　　乾隆二十六年二三月间，皇上奉皇太后谒泰陵，西巡五台。上年山西巡抚鄂弼于五台山菩萨顶预盖行宫，即命“勿得过为华侈”。适河东商众捐输银三万两以充驾幸五台经费，奉旨命用之于建造行宫。四月发现，扬州所建行宫，从前吉庆为盐政时缮葺已觉较华，而普福任内必求争胜于吉庆，今闻高恒所办则又意在驾普福而上之。踵事增华，长此安穷？
　　乾隆二十七年正月，皇上奉皇太后自京启銮，开始第三次南巡。据说，扈从有大臣首相傅恒、相国史贻直、大将军九门提督舒赫德，亲王、文武百官百十余人，侍卫官五百人，满洲、蒙古诸官千余人，羽林军一万人，甲兵五万人。（1）此次南巡途经直隶、山东、江南、浙江四省，各地方蠲免本年额赋十分之三，凡去秋受灾歉收者，蠲免十分之五。其路线与二十二年二次南巡时基本相同，惟首次前往浙东海宁，视察海塘工程。
　　一路渡淮而南，发现凡所经过，悉多重加修建，意存竞胜。巡幸所至，凡地方预备一切饰观之具，殊觉繁俗。二月，至江南省苏州之胥门，经当地官员自御道迎入，上赐众人饭食。翌日，由阊门之上塔街出行，前往灵岩山游幸，时万民家家悬挂吴式灯笼，供奉自制各色物品，迎接圣驾。天子龙颜和悦，义民内凡年逾七十之男女均赏赐刻有“养老”二字银牌一面。扬州、苏州、嘉兴、杭州四府盐商及渡海赴日本办铜之官商人等，皆搭设高台演出歌舞，不惜钱物，极尽奢华。大凡数百里内迎驾之时，舞台数千座，无一相同者。皇帝亦相应回赐金银、小件器物、貂皮等，众人皆引以为不世之荣。至灵岩山行宫，山麓建有舞台百余座，亭台二十座，表演各种歌舞，皇帝观赏。入夜灯火如繁星闪烁。河中灯船百余艘游动，燃放烟火，极其热闹，水中陆上皆如白昼。（2）
　　不久，加恩允准奏销南巡动用款项。上谕：从前三次办理，已不免踵事增华。其商捐一节，著永行禁止。又扈从官员，并已给船乘载，何须豫备公馆。不肖胥役保甲等占贴民房，勒索滋弊，亦著严饬禁止。自需住宿，则听其出赀僦赁，不许地方代为购觅。（3）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副都御史孙灏奏请停止明年巡幸索约勒济，上谕：折内称索约勒济非江浙胜地可观等语，其言更为荒诞。且南巡之举，岂仅为山水观览之娱？上年朕临徐邳淮泗沮洳之地，为之相视求瘼，疏泄修防，次第兴举，今岁农事倍收，孙灏宁不闻之乎？且果如孙灏所言，南方为胜赏之地，则索约勒济之习劳练武，所为固胜于彼，益不可中止矣。
　　但索约勒济的巡幸，后来毕竟被取消了，皇上为此还作了自我批评：
　　朕平心自揣，惟向时工程兴作，不无少烦（繁）。虽亦因坛庙宫殿道路诸工，阅年既久，不得不重加修葺，以肃观瞻，……然自忖不急之工无益政务，则于今春已降旨停之。过而能改，此心可质诸天地，下对天下臣民，朕初无所讳也。（4）
　　这越来越成为南巡中一个令人心烦的问题。
　　13．河工与海塘
　　在南巡中关心东南水利，阅视河工、塘工，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头戏。或曰，不可把皇帝的南巡均视为纵情山水，全在娱乐；此话不错，但似乎也可反过来说，愈是游玩，就愈是要到水利工地上去走一走罢。
　　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曾过淮安，见城北一带，内外皆水。（5）其时淮河上流各支河俱汇入洪泽湖，政府费数十年经营，沿洪泽湖筑成高堰大坝，又有天然坝（泄洪坝）之修，伏秋盛涨，辄开此坝泄水，而下游诸州县胥被其患。皇上亲自来到高堰大堤及天然坝查看，质问河臣：夫设堤以卫民也！堤设而民仍被其灾，设之何用？若而邻国为壑，田庐淹没，勿复顾惜，此岂国家建立石堤，保护生灵本意耶？命令在原建天然坝三座外，增加二座，即后来有名的仁、义、礼、智、信五坝。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