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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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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帑,重修孔庙。
如果说清朝的尊孔超过了以外任何一个朝代,乾隆在清代各朝中又应列为首位。皇上于乾隆十三年、二十一年、三十六年、四十一年、五十五年,曾专赴山东祭祀孔子。另外又在二十二年、二十七年和四十九年南巡时,特地路过曲阜祭孔,创造了空前绝后的历史纪录。(28)
至于东巡缘由,皇上曾有一段自白:
朕幼诵简编,心仪先圣,一言一动,无不奉圣训为法程。御极以来,觉世牖民,式型至道,愿学之切,如见羹墙,辟雍钟鼓,躬亲殷荐,而未登阙里之堂,观车服礼器,心甚歉焉……
思以来年春孟月,东巡狩,因溯洙泗,陟杏坛,瞻仰宫墙,申景行之夙志。复奉圣母皇太后懿旨,泰山灵岳,坤德资生,近在鲁邦,宜崇报飨。朕不敢违……(29)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皇上从北京出发东巡(此次皇太后未同行),闻知擒获阿睦尔撒纳的消息(又一个误报),命改道泰陵(世宗雍正皇帝陵,位直隶易县),以告成功。然后赴山东曲阜。
东巡祭孔,首在崇儒重道。到曲阜当天,即至孔庙行礼。第二天,至大成门下轿,步入大成殿,于孔子像前,行三跪九拜礼。然后至诗礼堂,由孔府举人讲解《中庸》,贡生讲解《周易》。宣上谕。往孔林,至孔子墓前,行三拜礼。致祭少昊陵、周公庙,举行宴会。续于《御制阙里孔庙碑文》中写道:
自古圣帝明王,继天立极,觉世牖民,道法之精蕴,至孔子而集其大成。后之为治者,有以知三纲之所由以立,五典之所由以叙,八政之所由以措,九经之所由以举,五礼六乐之所由以昭宣布列于天地之间,遵而循之,以仰溯乎古昔。虽尧舜禹汤文武之盛,弗可及已。而治法赖以常存,人道赖以不泯,讵不由圣人之教哉……
(朕)道畿甸,历齐鲁,登夫子庙堂,躬亲盥献,瞻仰睟仪,展敬林墓,徘徊杏坛,循抚古桧。穆然想见盛德之形容,忾乎若接,……有不益增其向慕,俛焉而弗能自已者欤。(30)
字里行间,对孔子的敬仰似全发自内心。(31)
东巡至三月底,约一个半月以后回到北京。
不过,故地重游,也往往带来令人痛苦的回忆。就在上一次,乾隆十三年第一次东巡,就发生了皇后不幸崩逝的事件。对于皇后的死因,有着多种不同的传闻,也有人拿出皇上一系列悼亡诗,表示他的爱情之深,为之洗刷罪名、力证清白。
皇后之死,使皇上大受打击,一反常态,演出了乾隆十三年的一幕幕悲喜剧。(32)其中存在许多深层原因,也有许多是与皇后之死脱不了干系的。但说到皇上的“心理变态”,实有一种“懊恼”、“悔恨”,以致“自责”的成分在内,就事论事,一般的妻子之丧似还不足以解释。
因此,以后四次路过济南,据说都没有进入这座城市,以免引来伤心。
8.二次南巡
第一次南巡过去不久,乾隆十七年,两江总督尹继善即奏请再次南巡。面谕以“甫经历览,无事重巡”。
乾隆十八年,两淮盐政普福奏,两淮商人共望再度南巡,情愿捐银二十万两,建造临江等处行宫。上谕:此奏错谬已极,著交内务府大臣严行议处。(33)
乾隆十九年,河道总督高斌动用正项,采买备建行宫木植。上谕:悦不以道,朕奚取焉?尹继善必谓已有成局,事不容己。著将木植送京,交工程处备用。(34)
乾隆二十年,终于决定明年再度南巡。一应豫备事宜,降旨该督抚等撙节妥办。(35)
复因明年春月东巡祭孔,决定其后顺道前往江浙,谕:江浙两省总督尹继善、喀尔吉善等均曾具折奏请南巡,均因西师尚未凯旋,未经允准。(36)据尹继善奏称踏看各处行宫情形,从前御驾未及登临之处,如苏州之寒山别墅、石湖石佛寺,江宁之栖霞山,俱为风景绝胜之区,现一并酌量兴修,以备省览。奉朱批:“知道了,并已为汝筹办理之费矣”。又命军机大臣传谕尹继善、庄有恭将寒山别墅等三处景点“画图呈览”。(37)又因前此南巡,苏州、扬州城内,衢街间张设棚幔。南方多雨,街窄檐低,上施彩幕,既不开爽,复滋靡费,谕:巡省所过城邑,除道清尘足矣。该督抚其饬禁之。(38)又闻前次南巡时,浙省办差,至有当商捐费者,著再行晓谕,严加禁止。谕曰:朕清跸所经,观民问俗,关政治之大端。即动用数十万正帑,亦何不可,而必取给予捐项乎?岂朕巡行本意?(39)
未久,阿睦尔撒纳叛乱,遂以“江南水灾亟宜赈恤”,降旨停止明春南巡。俟明岁西成有秋,该督抚等再行请旨。(40)
至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以江浙等省督抚联衔奏请,降旨明春再举南巡之典。尹继善另折又称栖霞胜景颇多,已经酌量增修,恳求陛见,将各处工程绘图呈览,准其来京。(41)山东巡抚爱必达亦奏陈修建长清县地方灵岩寺行宫,据称其地“泉石佳秀,树木苍古,明春南巡似可稍供清览”。奉朱批:“成事不说,然何必如此?非朕所喜也。”(42)
又谕:
明年南巡。……莫又令其修饰外观。以致有卢鲁生之流。(43)
对往年之事,仍耿耿于怀。也许对南巡的奢华,还是存在许多潜在的批评吧。
二次南巡与头次行程大同小异。只是到天妃闸阅木龙,念起原任大学士高斌的好处,如于毛城铺设立水志,至七尺方开,后人不用其法,因有孙家集夺溜之事;至三滚坝泄洪湖盛涨,坚持堵闭,是以数年之间,下游州县,屡获丰收;而仅因一点过失,就给了他严重处分,因谕:高斌功在生民,自不可泯,要其瑕瑜自不相掩,在本朝河臣中,即不能如靳辅,而较齐苏勒、嵇曾筠,朕以为有过之无不及也;可与靳辅、齐苏勒、嵇曾筠一并祠祀,以昭国家念旧酬功之典。乾隆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仍将高斌列五督臣中。
二月,发生了随从兵役武备院披甲人拉住殴船户卢四身死一案,按律应拟绞监候。著改为立绞,令随从兵役人等,知所炯戒。武备院官员,交部察议。(44)
四月,南巡途中,又发生于荣焕倚恃内监僧人,因在街市出言戏侮巡检,复于公堂咆哮,被发往黑龙江安插的事件。(45)
近年以来,皇上对大臣是越来越威严了。不但动辄得罪,而且几乎一点好脸色也不给。一旦“获罪”,不是撤职,就是拏解审讯,家产抄没,毫不“姑容”。即使准部阿睦尔撒纳“负恩背叛”一事,恐怕也未始不是皇上过于严厉,“驾驭不当”的结果呢。(46)
似乎皇上这时的目标,已不在这里,而集中在那些地方大吏身上了。可谓是威也使足,强也争足。
9.南巡风波,彭家屏案
乾隆二十二年初春,经历了头年特大水灾的河南、山东、江苏三省毗邻地区一片凄凉景象。然而地方官却无暇顾及赈恤灾民,原因是皇上南巡的车驾即将过境,诸多的迎驾准备工作已经把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了。
豫西一带民情汹汹,有些侠肠义胆的人开始暗中串联,准备当皇上过境之际遮道叩阍。不少乡绅也对州县官吏颇有怨言,希望皇上能了解实情。一月下旬,河南在籍布政使、夏邑县人彭家屏前往山东接驾。恰逢皇上垂询地方情形,彭就原原本本讲了豫西夏邑、商丘、虞城、永城四县去秋大雨成灾,而以夏邑独重;其间巡抚图勒炳阿讳灾不报,实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情况。
听了彭家屏的陈奏,皇上心中不快。也许他对臣下揭露太平盛世的缺失,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特别是彭家屏,身为本地缙绅,有心邀誉乡里,更难免言之过甚。可畏的是,皇上对他本来就没好印象。认为他乃李卫门下一走狗,性情阴鸷,恩怨最为分明。从前每当奏对时,于鄂尔泰、鄂容安,无不极力诋毁,因此深薄其人。
乾隆十六年头次南巡途中,河南巡抚鄂容安奏,绅衿中有倚势抗粮恶习,彭家屏、李肖筠两姓即欠至七千余两之多。二人系藩臬大员,乃妄行逋赋累累,著交部严加议处,所欠积年正供之数,加罚十倍,勒限严追。(47)乾隆二十年,皇帝曾召彭家屏来京面询政事,遗缺江苏布政使派别人顶补,彭“心怀觖望。托病旷官”,返回故乡夏邑养老去了。
这一次彭家屏告发巡抚匿灾,就不免有地方缙绅干预公事之嫌。过了两天,河南巡抚图勒炳阿赴行在朝见,矢口否认夏邑等县去秋成灾。皇上让其带同彭家屏前往豫西实地查勘,表示要公正处理。恰好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奏报去年水灾,特别指出“惟夏邑被灾独重”。这有些出乎皇上意料,但考虑到张师载品行朴实,与彭家屏又素无瓜葛,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而图勒炳阿却奏报说,去年雨水诚然过多,但高粱仍有九分收成,谷豆小有减产,不过二、三、四分不等。建议眼下开仓平粜即可,不必赈济。皇上令其查明地亩,给赈一月。
四月初,皇上结束南巡后,为巡视河工,又顺道深入视察苏北徐、淮两府属下桃源、宿迁、郑州、睢宁等县。所到之处,只见成群结队的灾民鸠形鹄面、衣不蔽体,令人不忍卒睹。这一来他总算对去年水灾有了一点直接的感受。联想到与徐、淮犬牙交错的豫西各县,那里的百姓自不免沟壑流离之苦。为证实这一点,即命随行的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微服前往,密行访查。
就在皇帝一行从徐州府向山东境内进发之时,四月七日,忽见有人跪在御道之旁,高举呈状。经讯问是河南夏邑民人张钦、艾鹤年,告发本县县令孙默办赈不实。皇帝颇感不快,既然已命图勒炳阿加赈一月,刁民为什么还敢作无厌之求?于是下令将张钦、艾鹤年解交图勒炳阿审办。两天后,乾隆帝行至山东邹县途次,又有夏邑县人刘元德告御状,诉称很多实在极贫户口并未得到赈恤,请求撤换县令孙默。一起接一起的遮道呈控,而且都是夏邑人所为,使皇帝疑心背后有人操纵指使。审问的结果,暗中主使、商同具词、给予盘费的确有其人,但不是彭家屏,而是本县生员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皇上特命侍卫成林押解刘元德,交图勒炳阿深究主谋,严审具奏。与此同时,又降下一道谕旨,让夏邑等县百姓静候赈恤,即便地方官奉行不善,也要待该官上司查明参奏,不得借端妄诉。他还打了一个比喻:“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而讦其父母,朕岂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而抗其父。此等刁风断不可长!”但是,“祖父”一旦通过自己的耳目发现了事情真相又当如何呢?
四月十八日,在德州行宫,观音保风尘仆仆返回奏报此行密访的所见所闻:夏邑等四县系连年受灾,去秋大水,有如雪上加霜,穷黎惨状真令人不堪入目。观音保办事很精细,他在夏邑买了两个小孩,统共用钱不足五百文!还拿出两张卖身契恭呈御览,作为此次微服访察的有力佐证。
面对确凿事实,皇帝于当天降旨将图勒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军营效力赎罪;夏邑、永城二知县亦革职拿问,以为讳灾者戒!同时通谕夏邑等四县百姓:巡抚、知县的罢斥,并不因有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遮道呈诉。彭家屏令就近还家,不得以乡绅干预公务,刘元德、段昌绪、刘东震从严交山东巡抚鹤年审办。
两天以后,情势急剧逆转。四月二十日,侍卫成林回奏,抵夏邑县后传讯段昌绪,段拒不到官,知县孙默亲赴段家查拿,在其卧室中搜出吴三桂反清檄文抄本。只见段在一段话下浓圈密点,加评赞赏:“彼夷君无道,好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要职,君昏臣暗,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岳崩裂,地怒于下”。深感夏邑闹赈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于是立即采取了下面几项措施:一、图勒炳阿不必革职,仍留河南巡抚之任,理由是“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二、夏邑县知县孙默“能查出此事,尚属能办事之员”,与永城知县一并不必革职拿问,各仍留原任;三、命直隶总督方观承驰驿前往,会同图勒炳阿追查段昌绪“伪檄”抄自何处,穷究审办;并前往彭家屏家查抄,是否亦有“伪檄”。
四月二十六日皇上回銮至圆明园,第二天召见九卿科道,彭家屏也以戴罪之身奉谕参加。在皇上的严厉质问之下,彭家屏交代,家藏的明末野史及抄本小字书若干种。六月六日,经军机大臣、九卿、科道会审,彭家屏拟斩。上谕:“彭家屏本应斩决,但所藏之书,既经烧毁,罪疑惟轻,著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彭家屏所供的几种明末野史并非彭家秘藏的海内孤本,法司定罪时,完全可以找出这些书籍,检查其中是否有“诋毁悖逆”之词。如《日本乞师记》、《酌中志》、《南迁录》等书或记明末事,或记南明弘光朝事,对清人绝无诋毁悖逆之词。至于《豫变记略》,写的是所谓“闯贼之祸”,更与清人无干。皇上却说彭家屏极有可能作了“批阅评点”,岂非“逆亿”?
本年七月,河南巡抚图勒炳阿为置彭家屏于死地,奏称他曾刊刻了名为《大彭统记》的族谱,内容“甚属狂悖”,这就为杀彭提供了借口:以《大彭统记》命名,这与累朝国号有什么区别?而该族谱凡遇庙讳及御名皆不缺笔,这最后一点,皇上特加说明:“朕自即位以来,从来未以犯朕御讳罪人。但彭家屏历任大员,非新进小臣及草野椎陋者可比,其心实不可问!”因其“目无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可容”,从宽赐令自尽。
彭家屏的家乡却收到了某些意料不到的实惠:夏邑等四县历年旧欠钱粮银谷一并豁免;本年应征地丁钱粮亦概予蠲免;派员通盘筹划根治归德府属各县历年受灾之源;彭案了结后,立即调图勒炳阿还京,体面地解除了他的巡抚一职;夏邑、永城两个不知体恤百姓的知县仍革职按问。
但皇上处死了彭家屏之后却未感到宽释,留存于民间的明末野史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据彭所供,其明末野史诸书俱得自昆山徐乾学家。徐乾学是明末大儒顾炎武的外甥,康熙朝曾充《明史》总裁官,家富藏书。也许,皇上从彭家屏案开始,已在认真探索一种将所有诋斥悖逆书籍统统销毁的一劳永逸之计了。(48)
10.其他案件
如果说,彭家屏案还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以下几个案件则是有预谋的,也很难说是“文字狱”,还是“朋党案”,或者怀有其他什么目的了。
乾隆二十年旨在扫荡“朋党恶习”的文字狱——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就是这样一个蓄谋已久的案件。
先是,几年以前,皇上已将查办胡中藻诗集一事,特交蒋溥密办,并亲自检查胡中藻诗集《坚磨生诗钞》。本年初又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察出速奏;并密令刘统勋亲往甘肃巡抚鄂昌署中,将其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严行搜检,其与别人往来字迹中有涉讥刺嘱托者,亦一并搜查封固,驰驿送京。(49)同时,拿审曾为《坚磨生诗钞》作序、刊刻之侍郎张泰开,并派遣侍卫哈清阿等,赴江西拿解胡中藻;复降旨召甘肃巡抚鄂昌来京。
三月,皇上召见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宣谕原内阁学士、学政胡中藻诸罪款,曰:从前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等诗文、日记,谤讪欺诳,大逆不道,蒙皇考严加惩创,数十年来,意谓中外臣民咸知警惕,不意尚有此等鸱张狺吠之胡中藻。其所刻诗集内如“一把心肠论浊清”句,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如“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又其颂蠲免则曰“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佛灯之难觏耶?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氏)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所出试题内,考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为当今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十余年来,在廷诸臣所和韵及进呈诗册何止千万首,其中字句之间亦偶有不知检点者,朕俱置而不论,从来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若胡中藻之诗,措辞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
又训饬在廷诸臣及言官曰,数年来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今惩治胡中藻,实为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寻令将胡中藻斩决,家属免缘坐。原任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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