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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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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第49~50页。
(11) 据中新网2008年12月24日电: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07年年末,全国总人口132129万人。
(12) 参见我的博客:《关于人口数字的疑问》,2008年12月。
(13) 如李中清认为,中国人口直到近代以前在总体水平上维持低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低于0。5‰,远低于其他地区和国家,《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65页;而作为对立一派的曹树基在这一点上则与之持有近似的论点,认为清代前期的人口高速增长“是一个虚构的命题”,其年平均增长率不足7‰,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5页;我之所以不大同意的理由,特别是从经济史的观察,参见《马尔萨斯阴影下的人口争论》。
(14)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中译本,三联书店2000年版。(以下简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54页、第81页、第156页、第10页;按:该书英文版出版于1999年。
(15) 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中国学术》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1页。
(16) 《堕胎、避孕与绝育》,第73页。
(17)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31页。
(18)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37页。
(19) 《堕胎、避孕与绝育》。
(20) 陈意新:《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载《中国学术》2000年第3期。
(21) 《堕胎、避孕与绝育》,第89~90页、第84~85页。
(22) 于允科先生、符友丰教授、李零教授的谈话,2003年3月。
(23) 《堕胎、避孕与绝育》,第73页。
(24) 参见高王凌:《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
(25) 参见高王凌:《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26) 在读了本文的草稿后,夏明方教授告诉我说(2003年6月),费孝通即曾指出,在广西的一些地方,“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这样他们就“使人口安定在不会增加的水准上”,引文见《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
(27)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23页。
(28)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77页。
(29) 陈意新、曹树基:《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未刊稿)。
(30) 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中国历史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对清代以来中国人口的研究》,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31)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在此之前,明人徐光启有“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之说;之后,汪士铎有“二十年即加一倍”之说,二者皆有所见而发,参见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页、第237页。
(32)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856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在插队的村庄,也都发现人口大约增加了一倍的现象。
(33) 《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
(34) 《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中国历史人口》。
(35) 周孝正教授的谈话,2003年3月。
(36)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65页。
(37)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835页、第836页。
(38)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216页。
(39)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832页。
(40) 参见高王凌:《关于“清代人口研究”的几点质疑》,(《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清代人口研究述评》(《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2期)、《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清政府的农业经济对策》(1981年第一次全国清史讨论会论文,《未定稿》1982年第32期)等。
(41) 参见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1983年南京人口会议论文,《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年第2期);《清代初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控制》(第二、三节),《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在南京会议上山西医学院教授倪江林也使用了“倒推”法来测算清初人口,当然他的统计在方法上就更为严密。
(42)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870页。
(43)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47页。
(44) 李伯重:《“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又见《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77页。
(45) 参见《“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
(46) 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译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多处。
(47) 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8) 有关“工业”的概念和清代工业的发展,以及江南(传统)“工业区”的出现,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1987年秋季号;《关于康乾盛世的几个问题》,载《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4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1995;以及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更早关于的“原始工业化”提法,见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第九章;据说在这之前,还有伊懋可和不少学者都采纳了这一术语,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第34页。
(49) 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
(50)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多处。黄宗智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研究的主旨,都是回答中国革命“为什么发生”这一问题的(而且很多都是依据二十世纪上叶的史实),这样看来,我们也许就能对之有多一点的理解。
(51) 对于近六个世纪中国“一直是‘糊口农业’占支配地位”的说法,王国斌也表示了不同意见,见《转变的中国》,第19页。
(52) 以上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又,《关于清代江南劳动力的“供给不足”》,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9章第3节。
(53) 张五常的“佃农理论”认为:随着某一地主土地由个别佃户向着更多的佃户出租,租率将会下降,而总产出却可能上升。如果我们在这句话前加上“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后边所发生的,不正是清代中国的历史事实吗?此外,他的理论也对劳动过密、以及过密只会使佃农更为不利等,提出了挑战。以上参见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第六章“几点余论”(即刊)。
(54)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848页。
(55) 参见拙作:《不是否定革命》(未刊)。
(56) 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的老同学陈意新教授为我全面介绍了有关争论(2002年6月),使我获益匪浅。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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