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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孔子）儒学，成为“儒学”（不是“经学”、“理学”，或“考据学”）“通经致用”的一个至高的表现形式。
　　清代十八世纪的这批“经世学者”与“考据学者”有所不同，不但表现在学术取向上，可以说，他们在身份上，做派上，处处都不一样。他们可能主要是一些官员，有职有权，直接面对国家或地方上的那些行政问题，并为此承担责任，考虑对策。他们是“体制内官僚”，与清初“遗老”构成的“政治反对派”，及清末之“改革派”，都不一样（也不排除有乡绅和其他知识阶层参与其中）。他们可能也从事学术活动，但那不一定是其主要事业。与“汉学家”相对，他们很多都属于“理学家”。同时，还不能忽略皇帝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如康熙时由发现人口问题，引致对经济对策（“农政”）的探讨，乾隆朝发起扩大仓储（“粮政”）的新一轮努力，等等。这些可能终将有助于划定这一研究的范围。
　　如此来说，十八世纪最重要的“经世”之务有“农政”、“垦政”、“粮政”（涉及仓储、赈粜、禁囤、禁遏、平价），“财政”（地丁合一、永不加赋），以及到十九世纪才显得更为突出了的“盐政”、“漕政”，等等。
　　其涉及范围，见于《皇朝经世文编·户政》者有：理财（两卷）、养民（一卷）、赋役（三卷）、屯垦（一卷）、八旗生计（一卷）、农政（三卷）、仓储（两卷）、荒政（五卷）、漕运（三卷）、盐课（两卷）、榷酤（一卷）、钱币（两卷）。
　　见于《清史稿·食货志》中有：户口、田制、赋役、仓库、漕运、盐法、钱法、茶法、矿政、征榷、会计。
　　其所涉及人物，有见于《清史稿》的陈宏谋（仕于多省）、陈大受（安徽）、塞楞额（江西）、杨永斌（广东）、潘思榘（安徽）、裴宗锡（安徽）、阿尔泰（四川）、沈善富（安徽）；见于《清实录》的张广泗（贵州）、陈悳荣（贵州）、姜顺龙（四川）、黄廷桂（甘肃）、张允随（云南）、方观承（直隶）、准泰（安徽）、陆耀（山东）、蒋溥（湖南）、郝玉麟（两江）、庄有恭（江苏）；见于《皇朝经世文编》的尹会一（河南）、毕沅（陕西）、乔光烈（陕西）、岳震川（陕西）、宋如林（贵州）、李绂（福建）、俞森（陕西）、杨锡绂（湖南、广西），或如张之洞所说：“理学家”之外，别有一种“经济家”，其名臣若孙嘉淦、李绂、陈宏谋、朱轼、鄂尔泰、舒赫德、方观承、刘统勋，“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经世文编》中，或自有专书”。（23）则可以分别立传。或可以事件叙述，举其一端，加以条贯（如劝农策的制订和推行等）。至于《皇朝经世文编》，即是十九世纪经世派的“教科书”，则可与《切问斋文钞》等书，同作专门的研讨。
　　过去的思想史研究多少偏重于学术思想，侧重于那些构成“思潮”的流行者或浮在表面上的东西，而对其他种种则不大在意（特别是在思想史中缺乏同时代的经济思想史内容）；在研究对象上也偏好文人、学士，而对官员乃至皇帝等人的思想作为（包括意识形态），则不免有所“歧视”，更难及于普通人之生活想法与经营进取（如农民在生产上的“重副轻农”，在交易上的“同步反应”等）。
　　另一方面，对十八世纪的思想学术界，也过于重视“考据学派”。这就难免“以偏赅全”，因此有学者提出，当时“考据学不是主流思想”。（24）还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清代的“文字狱”使得知识分子、文人不再关心“国家大事”了。但上述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哪一个不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的现实政治问题？显然，考据学家是不关心也不回答这些问题的。但是朝廷上的大臣呢？那些将学问与经世相结合的“理学家”和“乡绅”呢？从康熙、雍正到乾隆的几朝皇帝呢？不正是他们这一大批人在积极带头思考这些问题，制订政策，并付诸实施，创造出历史的鸿业？不错，古人重视“内圣”之学，但若因此而忽略了“外王”致用的一段，那恐怕真是对思想史的一大误判！所以我们必须转变眼光，关注到这一个层面上来，从国家大政的方方面面来搜集资料，通过对这批人物“所思所想”和“实际行为”的挖掘研究，从而建立起“十八世纪经世之学”。
　　十八世纪“经世派”的活跃时期是乾隆初年，即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出于种种原因，其后它就渐归消沉，甚至为“考据学派”所“取代”。乾隆十三年以后，随着一个政策“收敛”期的到来，“经世之学”虽没有“无疾而终”，却似乎是越来越“过气”了。实际上，考据学的兴起也有其内在理路，及社会自发的一面；它可能既非出于政治打压，也并非全由政府提倡，而“依然以在野争在朝，以道统争治统”。（25）另一方面，种种学术的升降和风气的变化，不是政府就能掌控的。其原因之一，可能在于“经世之学”只是一种“有限的”知识探求，未必为大多数学子所关心，而“考据学”则可供社会上一般士人“把玩”，何况当时很多人已经以此为“职业”了呢。（26）乾隆二十年代，“考据学派”随之兴起，蔚为风气，到乾隆中叶达到其鼎盛时期。这与乾隆朝政府政策进入一个较为迷惘的“无策期”，或许也有一定关联。
　　可惜的是，迨革命军兴，则一切可称为清代“经世学”者，均失去其价值所在。有关遗产并未得以总结，特别是仍然“活着”而“有意义”的那一部分：如在清代历史中，是否存在现实可行的经济发展道路？土地开垦曾经有何作用，今后是否依旧可靠？“赋役”应如何征收？仓储是否越多越好？政府又当如何确定它的角色和地位？……（27）
　　或者，如果《皇朝经世文编》（或类似的一部著作）能早若干年——如在乾隆末年——问世，世人对乾隆之治，乃至乾隆学术，恐怕都会有一番“刮目相看”了。也许，历史上就总是这样充满了遗憾，让后人不能徒然站在前人的肩上，坐吃山空，无所作为？
　　
　　讷亲的悲剧
　　在我的新书《乾隆十三年》中，“金川之役”俨然成了一出重头戏，它并非从正面，而是侧面，从官场文化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其中一个要角不是别人，正是讷亲，没有他的失败就衬不出傅恒的成功来。只是还有一点“意犹未尽”。
　　乾隆初年，皇帝身边都是一些雍正朝留下来的元老重臣，如鄂尔泰、张廷玉等。此时满洲亲贵、公爵讷亲，经皇上刻意栽培，成为新的核心班底的首要成员。所谓“朕自御极以来，大臣中第一受恩者，莫如讷亲”。作为大学士、独自承旨的首席军机大臣，一时之间，讷亲可谓位极人臣、权倾朝野。
　　乾隆九年，他作为钦差大臣查阅河南、江苏、安徽三省营伍，并验看河工、海塘。当时即有人认为，是借阅视营伍及河工、海塘之名，为皇上首次南巡作实地考察。但讷亲回来，所作报告如何，似乎就没人提及了。
　　时人程穆衡《金川纪略》曰：
　　乾隆九年，讷亲奉命由山东巡阅江南、江西营伍，各督抚提镇款待过于乘舆。江南抚臣陈大受至启圣祖南巡诸离宫，修饰奉之。游宴所至之处，绮绣地衣，彩棚香灯，动接百里。广罗珍器古玩，自通衢陈设至于馆舍，过后从奴收卷一空。进食每具珍膳，多者至百余扛，宰杀每物动以千计。倾国聚观，田舍皆空。
　　父老或释耒而叹曰：“生人大福要有分限，我侪幸未死，观此人作何结局！”
　　《清史稿·讷亲传》所言：“讷亲勤敏当上意，尤以廉介自敕”，似乎就不无疑问了。而更难面对的是权力的诱惑，《稿传》接着说，“然以早贵，意气骄溢，治事务刻深”，说的恐怕就是这方面的情况。
　　这些事情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报告皇上。乾隆十三年，因金川的败绩，皇帝这才提起讷亲的诸多不是之处，
　　（赴金川途中）将军巡抚迎见，讷亲傲慢睥睨，仰面不顾。于地方情形，全不置问。秦蜀接壤，军营动静，亦概弗咨询。而其沿途，肩舆自适。驺卒动遭鞭扑，流血浃背，或至颠踣，为人马践踏，转在轿中视而笑之。此岂复有人心者耶？
　　以前则置若罔闻，从不提及，迟之许久才突然翻起老账来。大家不妨想想，还有什么，是皇上始终隐忍，未曾说出的呢？
　　不久之后皇上又说：
　　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由今思之，此番用兵，非为金川，直为讷亲、张广泗居心不良，使之败露……讷亲专图安逸，视士卒之捐躯效命，漠不动心，得罪鬼神。是以不待他人攻发而自行发露耳。朕思及此，不觉悚然。
　　最后，终于把讷亲处死。
　　数十年后，嘉庆皇帝东巡返途，几位休致大臣迎驾夷齐庙，皇帝对前任军机章京吴熊光曰：“汝苏州人，朕少扈蹕过之，其风景诚无匹。”吴熊光对曰：苏州虎丘“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
　　《清史稿·吴熊光传》曰：其“坟堆”、“粪船”两语，即引述故相讷亲奏疏所言。如此看来，讷亲对南巡的态度，岂不可疑？
　　可见讷亲说不定早就得罪了皇上，甚至可谓其已蹈“取死之道”。面对金川的战事，讷亲和后来的傅恒不一样，他并非是主动要求“上前线”的。其间还有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就不好猜测了。
　　关于吴熊光，还要多说几句。乾隆皇帝后来在《知过论》中承认：认为南巡无过，“实自欺也”。在《南巡记》中又告诫他的继承人，对南巡之事要慎重，扈从官兵须守法，地方大吏要奉公，江浙人民才能欢迎，“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在其退位后，曾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事隔多年，吴熊光谏阻仁宗南巡时，即说出这一番话，最后说：“仁圣之所悔，言犹在耳。”《清史稿·吴熊光传》曰，“同列皆震悚，壮其敢言”（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76页）。
　　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皇帝撰写了《南巡记》，把“西师”和“南巡”作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如此看来，这种说法就不无可疑。由于种种原因，近年以来，“南巡”与“西师”一起受到史学界的重视，这并非没有道理，但也难免其“国家主义历史学”之讥。
　　至于讷亲的“悲剧”都是些什么，他到底何时、因为什么开罪了皇上，我并没有给予归纳总结——这大约也符合传统史书的写法——大家尽可细细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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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近世史家萧一山曰：康熙南巡，为治黄河，而乾隆南服无事，徒以数千百万之库帑，反复于海宁石塘之兴筑，于益何有？乾隆时，黄河漫口于苏豫凡二十次，未闻弘历曾亲至其地，相度形势。乃幸苏杭，观海潮，铺陈辉张，循旧踵新，是知其意不在此而在彼也。《清代通史》卷中，第72页。
　　（2）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2，第74～76页；据说，庚子时两宫西逃，至太原，住跸府署一切供应，均系乾隆巡幸五台旧物，慈禧太后谓为宫中所未有。
　　（3）　《郎潜纪闻初笔》卷10《程文恭公奏止巡幸湖州》。
　　（4）　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76页；梁章钜：《浪迹丛谈》卷3《吴槐江督部》；《清史稿》卷357《吴熊光传》；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白新良：《乾隆皇帝传》；吴熊光谏阻仁宗南巡时，曾说出这一番话，最后说：“仁圣之所悔，言犹在耳”，《清史稿·吴熊光传》曰，“同列皆震悚，壮其敢言”。
　　（5）　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
　　（6）　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
　　（7）　以上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第231～241页。
　　（8）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经世学派》，载《史林》，2007年第1期。
　　（9）　钱穆认为，“中国学术传统侧重在人文界，必求落实于人生实际事务上，我姑举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来说。讲到人生实际问题，实跳不出大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范围之外”，又提出中国学术可以分为两大纲：心性之学和治平之学，这两大纲交相为用，可分而不可分，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香港）新民书局，第69页、第71页；参见苗华国：《陆耀经世思想研究》（硕士论文，2007，未刊文稿）。
　　（10）　高王凌：《最后的耶稣士》，载《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
　　（11）　关于皇上的考据工夫，可以参见《御制说经文》之“国风正譌”（庚寅）；“读史记儒林传”（己亥）；“读邶风匏有苦叶第二章”（庚辰）；“泾清渭浊纪实”（庚戌）；“复古说”（壬子）；“像设说”；“圭帽说”；“摚�圭说”；“麋角解说”（丁亥）；“读礼记文王世子篇”（戊戌）；“三老五更说”（戊戌）；“三老记”（甲辰），等等。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显然，在这一方面，他是清代皇帝中最突出的一个了。
　　（12）　如纪昀曾在会试时指出：欲治天下之事，必折衷于理，欲明天下之理，必折衷于经（埃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因此，我认为按照严格的定义，也不应该把戴震、钱大昕……等人都收进乾嘉学派里来，在学术研究的初期阶段，与其“合”，不如“分”；与其把这些“好人好事”都名之为“考据派”，不如称之为“理学家”、“思想家”，或许更为合适。
　　（13）　彭明、程歗：《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第2页。
　　（14）　《皇朝经世文编》影印说明，中华书局1992年版。
　　（15）　陆耀编书的年代，是从乾隆三十年到四十年这段时间，“积十余年之功”，冯浩：《切问斋文钞·序》，道光五年刊本。
　　（16）　其中计有学术（3卷51篇）、风俗（5卷99篇）、教家（2卷36篇）、服官（1卷18篇）、选举（3卷38篇）、财赋（4卷48篇）、荒政（2卷30篇）、保甲（1卷26篇）、兵制（1卷13篇）、刑法（1卷19篇）、时宪（1卷17篇）、河防（6卷11篇）。
　　（17）　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页。
　　（18）　罗检秋：《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19）　＇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20）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页。
　　（21）　周积明、雷平：《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载《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以上参见苗华国：《陆耀经世思想研究》（硕士论文，2007，未刊）。
　　（22）　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23）　参见《书目答问二种》，第277～278页。
　　（2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25）　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剳》，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22页。
　　（26）　据说，在十八世纪，“考据学”成为一种新的职业，不论是作为研究者，还是教师，他们有特定的技能、取向和职业范围，而不同于已有的官僚、绅士及学术外行。他们除参加政府修书之外，还可在数量骤增的形形色色的书院担任教职，担任家庭教师，或以学人身份入幕，担任官府幕宾。这使他们能够“专笺注传经为儒者”，走上一条“以经学为中坚”的“纯学术”道路，而与“经世学者”大相径庭，参见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
　　（27）　参见高王凌：《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
　　附　录
　　为中国文化传统辩诬
　　为给中国传统文化“辩诬”，近两三年，我个人发起了思想史上的一个大的战役，其所要达致的目标，第一个，即是中国“人口众多”究竟是好是坏，第二个，即所谓“地主残酷剥削”的问题，第三个，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即所谓“专制主义”问题。涵盖了社会、经济、政治三个方面。现在汇集在一起，以飨读者。
　　一、人口众多，何罪之有
　　我曾有好长时间研究历史上的人口和人口数量问题，但直到晚近，才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