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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罡咄持握叩闹С郑�程朱理学的黄金时期一去不复返，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它的衰落阶段。
　　在程朱理学遭到皇帝冷遇的同时，对于当时以整理和考据古典文献为业的一些学者，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其中首先引起皇帝关注的，是乾嘉学派的著名先驱、无锡学者顾栋高。顾栋高是康熙年间进士，雍正初年以建言放归，从此绝意仕进，研治经史。他以和理学家完全不同的方法研究《春秋》，将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时事分门别类，排列成表，著为《春秋大事表》一书，不但推动了《春秋》一书研究的深入，而且对于宋儒的《春秋》义例也是一个有力的批判。为了表彰他在经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乾隆皇帝特授其为国子监司业，“以为绩学之劝”。尔后，钱大昕、江永、戴震、杨昌霖等许多著名学者也先后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或者指定官员搜求其生平著作，或者由布衣特授官职。
　　皇帝所以对这些学者如此重视，既有政治上的考虑，又有学术上的原因。就学术原因而言，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国古典文献的积累达到了空前众多的地步。其中讹脱衍误、亡佚残损的现象极为严重，亟需对其进行一番系统的清理和总结。乾隆时期，国家富庶，社会安定，这一时机逐渐成熟。正是基于上述诸多原因，这些学者才由所谓在野派转化成为当权派，在学术上由原来各自为战的散兵游勇发展成为一个极有影响的学术派别——乾嘉学派。
　　为了促成这些学者政治地位的转化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皇帝运用了科举考试这个杠杆。在此之前，各种层次的科举考试理学气味极浓，对于以整理和考据古典文献为业的学者来说，登上仕途极为不易。为了扭转这种情况，乾隆十年（1745年），皇帝开始在殿试时务策时加上了经、史方面的内容；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部分试题的比重愈来愈大。如乾隆十年殿试题云：“五、六、七、九、十一、十三之经，其名何昉，其分何代，其藏何人，其出何地，其献何人，传之者有几家，用以取士者有几代，得缕晰而历数欤？”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殿试试题云：“《易》传三义，《书》分六体，《诗》有三作，《春秋》有五始，《戴记》多后儒之所增，《周礼》以《冬官》为散见，其说可胪举欤？”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殿试试题云：“《诗》三百十一篇名见《礼》及《左传》者凡几？十五国风或谓斟酌序次，或谓以两相比，语出何氏？”都是就经部文献所出之题。这些题目，对于研经治史的学者来说并不为难；然而对于不读经史而又高谈理气、性命的理学家和只会使用“且夫”、“尝谓”之类的词眼写作八股的文人来说，则很难入彀。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历次殿试中，乾隆皇帝很少就理学出题，偶尔出上一道半道，也不限定答案，而是鼓励士子自由思考，特别是启发人们从反面思考。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殿试试题即云：“自宋诸儒出，于是有道学之称。然其时尊德性、道问学，己讥其分涂，而标榜名目、随声附和者，遂藉以为立名之地，而大道愈晦。今欲使先圣先贤之微言大义昭如日星，学者宜何所致力欤？”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朝廷将一大批经史研究有成的学者提拔上来。举其要者有：庄存与（乾隆十年），卢文弨（乾隆十七年），王鸣盛、钱大昕、纪昀、朱筠、王昶（乾隆十九年），毕沅（乾隆二十五年），赵翼（乾隆二十六年），陆费墀（乾隆三十一年），任大椿（乾隆三十四年），邵晋涵、孔广森、程晋芳、孔继涵（乾隆三十六年），王念孙、戴震（乾隆四十年），章学诚（乾隆四十三年），武亿（乾隆四十五年），孙星衍（乾隆五十二年），洪亮吉、阮元、凌廷堪（乾隆五十五年），潘世恩（乾隆五十八年）等数十人。据统计：从乾隆十年始至乾隆六十年止，二十三次会试中，所取进士四千余人，中举者不计其数，都一一安排了官职，其中一些人如纪昀、王昶、毕沅、阮元等还仕宦显达，内列卿贰，外任督抚，成为乾嘉学派的领袖，不但对官吏队伍进行了一番更新，而且还造就了一代学风。
　　在科举考试的带动下，不少学者竞相将自己研习经史所得汇为文集刊刻行世，由书肆大量发行，以供士子准备科举考试时观摩之用。与此相反，宋儒“濂洛关闽之书”因与科举考试无关，士子纷纷将之“束之高阁，无读之者”，以至书贾为怕蚀本起见，所有理学著作竟不敢刻印发卖了。
　　科举考试之外，朝廷组织的频繁的修书活动，也对乾嘉学派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乾隆一朝，官修图书数量众多，涉及范围也极其宽广，每次修书，都要动员中央政府中相当一批官员（京官）参与其役。尤其是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中央政府中的文职官员更是几乎全体出动；兼之以该书内容浩瀚，经、史、子、集四部俱全，研究程序完备，遍及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考据等整理古典文献技能的所有方面，因而，这一活动的进行，不但对入选馆臣来说是一次极好的训练，而且在整个学术界也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不少学者即在与修《四库全书》的基础上，退而著述，以成名家；也有相当一批学者虽未参修《四库全书》，但是受其影响，也在古典文献的研究和整理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样，清初以来整理、考据古典文献的涓涓细流，终于发展成为一个影响极大的学术流派。
　　在皇帝的扶持下，经过乾隆初年以后三四十年的发展，乾隆后期，学术界整理、考据古典文献的活动进入了高潮。上自名公巨儒，下逮博士学究，无不涉及考据之领域，整个学术界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一片繁荣景象。就经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将平生研究所得撰成各经新注、新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几百年来程朱理学对经学研究的垄断；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为了探求儒家经典原义，或上探汉、晋经师旧说，或精研文字、音韵、训诂。这些活动，不但使亡佚已久的汉代以来的解经文献得到了一番普遍的发掘和整理，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小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就史学研究而言，除少数学者对一些旧史进行改修之外，绝大多数学者都集中精力，致力于历代正史表志阙略部分的补修和对古代史实的考据。其中在补志活动中，有的学者以一人之力而兼补数种表志，有的是数位学者在不同地点共补一表一志，而各有千秋。经由这些学者的努力，使得各代正史所阙表志大抵都有了一种或数种补修之作。至于考史，更是乾嘉学派学者学术活动的热门，几乎所有的学者都程度不同地参加过这一活动，其中有的学者专攻一史，有的学者兼及数史甚至通考全史。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三书之外，专考一代史实之书更是不胜枚举，散见于笔记、文集中的零金碎羽式的考史之作，更俯拾皆是。
　　与此同时，由于整理古典文献活动的空前普及和发展，许多学者还专门致力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方面的研究，并各有质量甚高的专书问世，因而，各种整理古典文献的技能也都有很大提高，并各自发展成为专学而独立于学术之林。所有这些，都是乾嘉学派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朝廷扶持乾嘉学派以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的活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虽然皇帝对乾嘉学派的扶持，对于当时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也需指出，乾嘉学派的学术研究活动只是一种畸形的学术研究活动，其研究内容严重脱离社会实际，和民生利病毫无关系，亦为时人所诟病。（7）
　　学界一直存在一种认识的偏差，以为清朝十八世纪的思想学术界，舍“考据学派”，其余（包括“理学”）就无足道也。其原因之一，即在考据学接近于所谓现代科学方法，因而备受二十世纪学人的推崇。其实，“考据”只是读书注书的一种方法，与儒家的主要目标“修齐”、“治平”皆存在一定的距离；就此而言，它只是一种“小学”而已。（8）其“研究方法”中更存在很多问题，还造成了“疑古”、“批古”的效果。
　　实际上，无论“理学”、“考据”，都属于“经学”，都是从“经学”的视角说话。而“经学”虽为“儒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却绝非等同于儒学，亦非儒学全部。自先秦以来，儒家所说“通经”，乃为“致用”，绝非仅为“通经”而“通经”，为“读书”而“读书”。《大学》曾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虽说“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落实在“治国”、“平天下”之上。这表现了他们对社会群体的关怀，也指明了人生努力的方向。（9）于此立定脚跟，由内而外，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意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正是清代“经世学派”的志向。（10）他们也正是在十八世纪，特别是乾隆初年有着上佳的表现（集中表现在其后成书的《切问斋文钞》和《皇朝经世文编》里）。
　　不错，出于一般知识分子对“考据”的推崇（甚至以为考据才是真学问），皇上本人也无例外地醉心于考据活动，这里既有他个人的爱好，（11）也有一部分是出于一些实际政治的考虑。如儒家经书需要考据功夫，来发掘它的真义；（12）这不仅仅是务虚的，也有务实的一面（如乾隆初年制订“礼乐”的需要）。但要说皇上就以考据为最高学术，恐怕就太小看他了。
　　乾隆一朝无与伦比的丛书搜缉，收录了那么多的古今著述，这难道不是“钻故纸堆”，或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不错，《四库全书》收录了清代各朝的御制文书，但雄才大略的皇上难道不想再写一部自己的“大作”？难道他没有自己的东西，可以一展身手？显然并非如此。除了早年的《乐善堂集》以外，皇上还有很多著述，散见于各处，如《御批纲鉴》、《经筵御论》，等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为什么不做一个总的整理呢？
　　似乎有什么阻碍了他的努力。那就是存在这样一个“戒律”，即不允许编制本朝文选，如《名臣言行录》等。由此我们可以解释，陆耀的《切问斋文钞》何以只收集至康熙朝，主要表现十八世纪言行的《皇朝经世文编》，何以至十九世纪才能出现？此间似乎不无“隐衷”，而对于这种隐衷，可能只有皇帝身边的臣子才能略知一二？如对此有所阐发的陆耀、庄存与，都曾是皇上身边的近臣。
　　以往有关清代经世思想的研究，大多只注意明末清初，即十七世纪顾炎武、颜元等人的经世思想，以及嘉道以后龚自珍、魏源等人的经世思想，而对十八世纪则较少关注。一般认为，魏源、贺长龄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是经世派的经典之作，代表了经世派的最高成就。其实，十九世纪经世之学虽进入“显学”和“兴盛”时期，然而在“规模与重要性”上，都不及十八世纪的有关努力。（13）而在体例上，《皇朝经世文编》更是仿照了陆耀的《切问斋文钞》。（14）
　　陆耀，乾隆十七年举人；十九年，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二十八年，迁户部主事；后官至山东布政使、湖南巡抚，卒于任所。乾隆四十年，（15）汇集清初迄乾隆间诸儒有裨经世之文为一编，题为《切问斋文钞》，凡三十卷。（16）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经世思想，既有内在的修身养性，也有外在的经济事功。如置于全书之首的“学术”部分，内容涵盖了立志、学风与治学、读书、师道诸多方面，主张学术要与当今社会联系在一起；反对空谈心性、反对琐碎之考据、反对揣摩应举的辞章之学。“财赋”部分则涉及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如田法、生财理财之策、赋役征收、漕运、钱粮、钱法盐法等。这样的编排方式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使“经世”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它也被后来魏源、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所借鉴。
　　《切问斋文钞》反映出十八世纪的经世之“学”，已经将学术和实政结合在一起，并非只重其一。而《皇朝经世文编》在体例上也是分为“学术”、“治体”，与“六政”（吏户礼兵刑工）两大部分，其中所收，主要都是十八世纪人物的言论。是在《切问斋文钞》的体例基础上，更详尽地阐述了十八世纪实政的主要成就（当然也有所扩展）。所以说“《切问斋文钞》既是《清朝经世文编》之先导，又代表着清前期，特别是十八世纪初叶中国经世思想的最高水平”。（17）
　　通过陆耀《切问斋文钞》的经世思想内涵，可以了解到，清朝经世思想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符合逻辑的过程，不光只是在清初（十七世纪）和清末（十九世纪）清朝士人才具有经世思想。陆耀的《切问斋文钞》既阐发了传统学术的经世之理（学术部分），又提出了具体的经世之术（财赋部分），是儒家经世之学理论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功能性与技术性相结合的代表，集中代表了十八世纪的经世思想，“可谓传承经世思想的典型”。（18）所以经世思潮的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断层”，不能“不加辨别地接受中国十九世纪慷慨激昂的政治变革论者认为经世意识在十八世纪已销声匿迹”的论点；（19）十八世纪“‘经世’的意识并没有从中国思想史上完全消失”。（20）通过对《切问斋文钞》的研究，“不仅为乾嘉时期经世思潮的活跃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而且连接起了从晚明到晚清的经世文编长链”。（21）
　　《皇朝经世文编》除了受到陆耀的很大影响以外，还有一个思想学术渊源，即是与魏源等同属一个学派的今文经学“鼻祖”庄存与。
　　庄存与，乾隆十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十七年入直南书房，在上书房行走；二十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一年，以原品休致。与陆耀比较，在皇上身边时间更长、官位更高，更加“切近密勿”。他所开创的今文经学，虽当世不显，却对后世特别是龚自珍、魏源等人产生有莫大的影响。
　　另外，据说章学诚（实斋）史学之长处之一，在指导人转移目光治现代史，留心当代政制（乃六经皆史论之应有涵义）。此一意见，又落入此下经学家手里，遂有今文学派之兴起。龚定庵思想显然承袭自章实斋，（22）这是其思想的又一渊源。
　　因此，相对于孔门的“德行之科”（义理之学）、“言语之科”（辞章之学）、“文学之科”（考据、汉学），曾国藩特增“经济之学”（“政事之科”），为儒学四要项，“缺一不可”；并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张之洞亦称“理学家”外，尚有“经济家”一名目。“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经世文编》中”；“不惟读其书，并当师其人耳”。
　　不过，即使把《皇朝经世文编》中有关十八世纪的部分抽取出来，我们仍对它有许多不能满意之处。今日要想弥补这一缺陷，恐怕只能重写清朝《经世文编》不可。为此也许应该补充进很多内容，特别是对经世派“头目”的皇帝本人的许多思想，更是不能不予收录。
　　例如，在《户政》中“农政”一节，可以收入雍正二年（1724年）和乾隆七年（1742年）之谕（像许多志书曾援引过一样）；在“垦政”一节，加入乾隆初年的有关争论；在全书第一部分的《治体》中，增入皇上那些有关的政治理论，如强调皇帝职责、不许聚众、禁朋党、戒干誉……
　　就像清代经济政策，那些具有跨时代超越价值的东西一样（如垦政、农政、粮政等），乾隆朝的政治思想（它也散见于各处），恐怕也需要后人来总结了。
　　乾隆初年，首先兴起的是“经世之学”，其思想内容体现在“垦政”、“农政”、“粮政”、“荒政”，“赋税”、“矿政”、“河工”和“漕政”等方面（那些奏疏大多都在数十年后被收入《皇朝经世文编》一书中），与清代经济政策的“活跃期”及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密切的关联（没有他们，乾隆初政那些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当日还没有“经世学派”这一名称。它在中国儒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像《切问斋文钞》和《皇朝经世文编》所表明的那样，把学问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治世”，一部分“修身”，并把这两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两部分又需随时代而变化），这就回到了先秦（孔子）儒学，成为“儒学”（不是“经学”、“理学”，或“考据学”）“通经致用”的一个至高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