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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天赐古稀于予，而予设弗以敬承之，弗励慎终如始之志，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古云适百里者半九十里，栗栗危惧，诚恐耄荒而有所陨越，将孤天恩。予又何敢如是？
　　乾隆四十六年八月，皇上于避暑山庄著《知过论》一文，对吏治日渐败坏之源有所反省：予去岁为《古稀说》，历数古来秕政之过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而幸今都无其事，非骄也，盖纪其实，且以自励也。然则，予遂无过乎？曰有。为何过？曰为“兴工作”。盖予承国家百年熙和之会，且当胜朝（明朝）二百余年废弛之后，不可无黻饰，壮万国之观瞻。且凡兴工作皆弗用国帑，惟以关税赢余及内帑节省者，物给价，工给值，虽有工作，闾阎本不知，贫者且受其利，是实我朝之善政家法。如是，则所为兴工作者为无过矣，而予引以为过者，盖心有所萦系，必有所疏忽，得毋萦系于小而或有疏忽于大者乎？夫小者悦目赏心是也，大者敬天勤民是也。予虽不敏，实不敢因其小者废其大。若夫时巡所经，各督抚每缮行宫以备驻憩，虽云出自捐养廉、资商力，然争奇较胜，予不为之喜，且饬谕之。究其致如此者，过应归于予，谓之无过，实自欺也。夫不知其失犹小，过而弗改，又从而为之辞，是文过也，其失大。既知过矣，欲改矣。（9）
　　21．水利工程
　　第五次南巡标榜的就是阅视清口和浙省海塘工程。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以江南陶庄新建河神庙成，上亲制碑记，文曰：陶庄之土，逼河南流，近清口。盖始自宋时南徙，历元及明，不知其几何年矣。于是有黄水倒漾之患，于是有藉清敌黄之说。然而清水常弱，黄水常胜，虽劼劬补苴，终不能得其要领，而倒漾自若也。惟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首见及于此。康熙己卯岁南巡时，即命开陶庄引河，俾远避清口，以除倒灌之患，诚釜底抽薪之计也。其后庚辰、辛巳岁，壬辰、甲午岁，以及雍正庚戌岁，历代河臣，屡挑屡淤，于是引河之事，遂置而弗论。逮乾隆己未岁，予命大学士鄂尔泰视河，仍持开引河之议，而河臣、河员率以为难行。高斌向称为善治河者，亦以为功不易就。于是引河之事更罢，而无有言及者矣。然予以为陶庄之引河不开，终无救清口倒灌黄流之善策。但南巡四次。未至其地。用是耿耿于怀。适昨岁东巡，苏州抚臣萨载来觐，与之谈及河务，以为陶庄引河，则必宜开，而未敢必也。及萨载之任，与督臣高晋亲履其地，测量高下曲直，头尾宽窄，绘图贴说以闻。朕复详酌形势，以朱笔点记。往返相商者，不啻数次。议既定，乃于去岁九月十六日兴工。以今岁二月十五日，乘春汛水长之候，放流入新河，而旧河筑拦黄坝以御之。既放之后，新河顺轨安流，直抵周家庄，始会清东下，去清口较昔远五里，于是永免倒灌之患。而引河之工成，夫自康熙己卯（康熙三十八年），逮今乾隆丁酉，历七十余岁，屡举而未成，及一举而遂成者，岂非时有可乘不可乘之殊，而总赖天助神相之所致耶。自始事以迄成功。予实昼夜在心。默叩祷谢。无可言喻。
　　自古以来，淮河独流入海，宋以后，黄河南侵入淮，淮河下游河道遂为黄水所夺。而清口处于黄、淮、运交汇之处，上有洪泽湖，下有宝应、高邮、邵伯诸湖，南通长江，北联黄河，东通大海。明末清初，河工年久失修，黄河连年泛滥，决口频繁，黄河之水逆入清口，倒灌洪泽湖，合淮水并力东冲运河河堤，造成黄、淮、湖、运连成一片汪洋，人民田园庐舍变成泽国，同时运堤崩溃，漕运受阻。因此，治河、导淮、济运三种方略皆集中于淮安府清口一隅之地。所以圣祖皇帝亲政之后，把“三藩”和“河务”、“漕运”并列为国朝的三件大事。他一生六次南巡，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第三次南巡，亲临视察，皇帝从此取代河督，坐上了全权指挥者的位置，亲自指授河工事宜。（10）这，可以说是十八世纪中国历史里的一件大事。所以上谕中说：“南巡四次，未至其地，用是耿耿于怀”，皇帝之所以能这样，首靠的就是亲临其地。
　　先是，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河决，四十五年二月，黄河仪封决口合龙。前后历时二十个月之久，陆续调发帑银五百余万两。皇上特派大学士阿桂前往主持堵筑工程，并多次召见参与其事之直隶总督袁守侗、工部侍郎德成等询问工程情况，解决疑难，指示机宜。（11）
　　所以这次南巡亲临，上谕：或因今年春间。朕亲谒陶庄神祠。吁祷祈佑。仪封漫口。即于次日合龙。因此朕心稍慰。（12）
　　但祸不旋踵，乾隆四十六年夏，河决仪封，向北泛滥之水由赵王河归大清河入海，其余经山东由昭阳、南阳等湖南下。十一月，朝廷上展开了一次关于是否让黄河回归故道的重大讨论。上谕：嵇璜面奏令黄河北流仍归山东故道。朕揣度形势，早知其事势难行。无论黄河南徙，自北宋以来，至今已阅数百年。即以现在青龙岗漫口情形而论，其泛溢之水，由赵王河归大清河入海者，止有二分。其由南阳、昭阳等湖汇流南下，归入正河者，仍有八分。岂能力挽全河之水，使之北注？此事势之显而易见者。从前孙嘉淦亦曾有此议，究以形势隔碍难行，其说遂寝。今嵇璜复有此奏，兹据阿桂等覆奏，俱称揣时度势，断不能行，其词若合一辙。谅阿桂等必揣合朕意，故为此奏。但嵇璜尚素为熟悉河务之人，其前奏使河流仍归山东故道之语，亦必中有所见。即使其事难行，而其言为要工起见，究属因公。且治河之策，本应集思广益，正不妨博采周谘，以期询谋佥同，折中至当。著大学士九卿科道等再行悉心妥协会议具奏。（13）
　　几天以后，又谕：给事中李廷钦条奏，请仍疏大清河入海故道，俾得二分北流，稍叙全河之势等因一折。此奏甚谬，朕屡次南巡，阅视河工，最为熟悉，尚不敢轻言能治河也。（14）其议遂寝。
　　其实，黄河回归故道并非是不可能的，就在几十年后的咸丰年间，黄河决口改向北行，从直隶入海，直至于今。返观二百余年前的这场争论，亦不能不对当日政府干预的意向和力度，有所感慨。
　　乾隆四十八年二月，漫口合龙，全黄复归故道。开销工料银两达近一千万两以上。据昭梿估算，整个乾隆朝用于河工、海塘的帑金“以亿万计”。（15）
　　22．贪纵案件
　　在第五次南巡途中，乾隆四十五年正月，皇上发出了查办大学士兼云贵总督李侍尧的命令。原因是他听到了关于李侍尧劣迹的私下议论。
　　李侍尧是皇上一手提拔起来的。乾隆元年，李始为荫生，乾隆二十二年代理两广总督。他以精明强干赢得皇帝的器重，据《啸亭杂录》：“公短小精敏，机警过人，凡案籍经目，终身不忘，其下属谒见，数语即知其才干，拥几高坐，谈其邑之肥瘠利害，动中要害；州县有阴事者，公即屡屡道之，如目睹其事者。”（16）乾隆三十八年仍在两广总督任内的李侍尧，被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两年后被抬入汉军镶黄旗，升至上三旗。
　　主持这次查办的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和�｜，是政坛上的一颗新星。他于乾隆三十七年得到三等侍卫的空缺，乾隆四十年得遇皇上。半年之内就被授为副都统、户部右侍郎、军机处行走、内务府总管大臣。从天而降的审讯，令李侍尧猝不及防，只得如实招供，经核实，李侍尧共勒索收受属下银35000两，这只是他非法收入的一部分。另据调查，由于他婪索属员，滇省吏治废坏，各府州县多有亏空。按照惯例，这足以置其于死地了。（17）皇上也说：至如李侍尧之赃私累累踰闲荡检，实朕意想所不到。今李侍尧既有此等败露之案，天下督抚，又何能使朕深信乎？朕因此案实深惭懑！
　　可是和�｜对李侍尧拟处的上报是仅仅是斩监候、籍没家产；主张按例从严处置的大学士、九卿将斩监候改成斩立决，没有想到皇上并不想处死李侍尧，故传谕各省督抚，对两种意见各抒己见。督抚多附和大学士九卿之议，只有安徽巡抚闵鹗元明确表态，按和�｜原拟结案，对“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久为中外推服”的李侍尧，“照八议条内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不予立决”，皇上遂就此议决定“罪拟惟轻”，“不为已甚”，李侍尧著即定为斩监候。如此破例之举，致使外间议论纷纷。据来华朝鲜使臣称：查抄李侍尧家产“有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此是侍尧进贡物件而还给者也。盖藩镇进贡，有九种物则每以三种还给。大抵侍尧贪赃中，五之三入于进贡，故皇帝心欲宥之”。（18）
　　李侍尧在判处斩候不及半年，甘肃爆发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民起事，因此得到特赦，以三品顶戴赴兰州办理军务，未几被任命为代理陕甘总督。此后在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事过程中又担任了浙闽总督、督办台湾军务，并因功而图形紫光阁。
　　据史书记载，此案为和�｜借机倾覆与己有怨的李侍尧。从此，不管真情如何，有太多的事情都与和�｜有了关联。（19）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似乎也是出于偶然，王亶望案发。
　　四十六年初，甘肃发生了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民起事，朝廷先后派和�｜、阿桂带兵前往。二人在进入甘肃省境内后，因“大雨竟夜”，以致延误行期。皇上一览此奏，便对“该省向来年年报旱”心生疑虑，当即传谕对该省实施捐监以及以捐监粮赈灾一事“仔细访查”。
　　先是，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地瘠民贫”请求实施捐监（捐本色粮四十石即予以国子监监生名分），为此，皇上特派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前往甘肃任布政使办理捐监。此后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二年，甘肃年年报灾（旱灾），以赈灾的名义，消耗掉账面上的捐监粮共计七百三十万石。皇上在乾隆四十四年的一首诗中，就写有“民贫地瘠是甘凉，加赈年年例如常”之句，足以反映出迭年报灾、赈灾的奏疏，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料所谓捐监粮纯系骗局，从一开始就违背“准令本色报捐”的谕令，私自改征折色（银两），捐银五十两予一监生名分，累计收银一千万两以上。主持捐监的王亶望与兰州知府蒋全迪等人捏造灾情上报，“将被灾分数，酬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上下串通一起”，侵吞捐监银一千万两左右，该省官员共有一百零二人陷入此案。是以皇上一再慨叹此案系“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特别是，王亶望偏偏在皇上最为“自诩”的粮政荒政领域犯案，真是犯了大忌。
　　经阿桂、李侍尧审理，甘肃全省官员从总督勒尔谨到主持捐监之王亶望、蒋全迪、王廷赞（案发时任布政使）及全省州、县、厅的所有官员全都有所染指。据原迪道知州陈常交代，他在主持赈灾时，多报二万三千两，其中王亶望得银一万二千两，蒋全迪得银一万两。而平番知县何汝南在办赈时，多报五万两，“前后被总督勒尔谨派买物件用银六千两，王亶望索过银一万八千两，蒋全迪索过银五千两。”
　　在此案中，侵吞银两最多的是已升任浙江省巡抚的王亶望，王亶望家产达三百万两以上（尚不包括未估价的字画、古玩），据他自己讲，其中有一半是侵贪所得。而在州县官员中，最多的达十万两左右。按照当时的律文，贪污一千两就该处死，但在此案处理中皇帝已把斩立决的标准提高到两万两，即使如此，被处死的贪官仍有五十六人之多。虽然陕甘总督勒尔谨并未直接侵吞赈灾银，但收受属下所买物品且数额巨大，故同王亶望、王廷赞一起被判处死刑。上谕：从前各案尚未至侵蚀灾粮、冒销国帑，至数十万金，如王亶望之明目张胆、肆行无忌者。王亶望由知县经朕加恩用至藩司巡抚，乃敢负恩丧心至此！自应即正典刑，著即处斩。
　　此案的严重性在于：一是全省上下通同作弊，“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这在清代还是第一次；二是“内外大臣，皆知情不举”，以至“天下无不共知”，而“内外臣工并无一人言及”，都向皇帝封锁消息；三是各级官吏视库府为私囊，任意侵吞，以至该省各州县亏空银八十八万余两，亏空库粮七十四万多石。
　　上谕：近年侵贪案件屡经败露，岂水濡民玩，遂致侥幸身试，愍不畏法者多耶？同期又谕：甘肃各官，上下通同一气，目无法纪，至于如此。虽王亶望一人之作俑，而官官相护之风，至于举朝皆然。朕竟不能以诚感众，实为惭懑！不知众人以为何如？
　　查抄王亶望还留下一个插曲及一个余波，插曲便是王亶望的一位色艺俱佳的宠妾落入和�｜之手；余波则是王亶望的家产竟被撤换，以至又引发查抄陈辉祖的轩然大波。
　　原来，浙闽总督陈辉祖利用负责查抄王亶望家产的机会以银易金，并把一些名贵字画、古玩据为己有，他哪会料到皇帝对王亶望收藏的字画、古玩竟了如指掌，以致弄巧成拙，引火烧身。
　　乾隆四十七年初，王亶望家产解京，皇上查验古玩字画时，发现他以前进贡物品被退回的部分（进三退一所退回者），均已不见，按照规定退回的进贡品是不能挪作他用的，更令皇上感到惊诧的是解京的字画、古玩“多系不堪入目之物”，断定其中“显有抽换隐匿情弊”。于是令和�｜把抄家底册与进呈册一一对照，经检查发现底册内所开列的金叶、金条、金锭共4748两在进呈中消失了，进呈册中却只有白银73594两，按照金银15∶1的比价，此项银两与金折价大体相当（当时的比价一般维持在20∶1）。底册内所列玉山子、玉瓶等件在进呈册中均没提到，但进呈册中又多出朝珠、玉器等件，为底册所无。这批东西竟然都被陈辉祖偷换了。
　　上谕：“陈辉祖上年办理塘工颇为出力”，“所犯情节与王亶望之捏灾冒赈侵帑殃民者，究有所不同；即较国泰之代父赎罪为名，公然勒派属员，以致通省州县俱有亏空者亦尚有间。《传》所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陈辉祖一盗臣耳！其罪在身为总督置地方要务于不办，以至诸事废弛，种种贻误。而侵盗者止系入官之物，不过无耻贪利，罔顾大体，究非朘克小民以致贻误地方吏治者可比。”因此决定把陈的“即行正法”改为“斩监候”。
　　这一处理却要比甘肃冒赈案严厉得多，在甘肃冒赈案中，侵吞银万两以上才处死刑，按此标准，侵吞一千数百两的陈辉祖是可以幸免一死的。但抽换抄家物品直接触犯了皇帝的利益，所以才不肯从轻发落，对他的“斩监候”不可能像对李侍尧那样监而不斩。乾隆四十八年二月，赐陈辉祖自裁，在皇上看来，让其落个全尸，已经体现从宽发落的旨意了。
　　查抄家产籍没入官，反映出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虽然这一措施并非乾隆一朝所独创，但在这一时期抄家之盛确令人咋舌。一般说只有谋反大逆才处以籍没家产的惩罚，然而在乾隆朝，其应用却要广泛得多，带有了很大的随意性。（20）
　　事后谕令闽浙总督富勒浑等查办浙省仓库亏空，如有亏短情弊，即据实禀明，酌分年限，速行弥补全完。此乃朕格外施恩，不欲更兴大狱。富勒浑旋以访查浙、闽两省亏空，发现其仓谷一项，各州县俱未能足额具奏。
　　发生在上述两个案件之间的，还有山东国泰案，这是和�｜参予处理的第三个大案，旧日史书（如《郎潜纪闻》、《履园丛话》、《清朝野史大观》等）多认为和�｜是国泰的包庇者，其实不然。乾隆四十七年四月，都察院御史钱沣疏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国泰于属员题升调补，多索贿赂”，“按照州县肥瘠，分股勒派。遇有升调，惟视行贿多寡，以致州县亏空或八九万两，或六七万两。布政使于易简亦纵情攫贿，与国泰相埒”。
　　国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四川总督文缓之子，曾任刑部主事、郎中、山东按察使、山东布政使等职。乾隆三十八年，已调任陕甘总督的文绶，因在四川任内庇护纵子为非的阿尔泰，被戍伊犁。国泰疏请同父一起遣戍，得到皇帝的赏识，不仅保住官职，而且很快升为巡抚。国泰少年得志，为人跋扈，对待属下“不以礼，小不当意辄呵斥”。文绶因庇护阿尔泰交罚银八万两，国泰则明目张胆勒索属下，代父交纳赎罪银两。
　　于易简系已故大学士于敏中之弟，虽然也出身宦门，但生性懦弱，在国泰大发雷霆时，于易简竟然奴颜婢膝，“长跪白事”。对于国泰的颐指气使，于易简已经是司空见惯。
　　对于国泰的“性情乖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