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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时期的爱情-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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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的名签,按照习惯,男女分座。桌子移到屋里来后,名签全乱了,大家只好随便就坐,乱糟糟的,至少不太雅观。在这场灾难中,奥利贝利亚夫人几乎无处不在,同时出现在各个地方。尽管秀发淋得透湿,华丽的服装上面溅满了泥浆,但是面对那种尴尬的局面,她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这是从丈夫那里学来的本领,她向来遇到逆境不温不怒,不急不躁,再大的困难也不认输。靠了和她在同一个熔炉里锻炼出来的女儿们的帮助,她不仅重新布置了主宾席,而且尽量安排得妥妥贴贴,让乌尔比诺医生坐在中央,雷伊大主教坐在他右边。费尔米纳象往常那样靠近丈夫就坐,她担心他会在午宴中间睡着,或把场洒在衣服的翻领上。对面的位子上坐着奥利贝利亚医生,他是个带有女人气的五十岁的老人,身体保养得很好,他的乐观的精神对他准确的诊断毫无影响。在主桌就坐的还有省市两级的官员和前一年选出的美女,省长挽着她的手臂让她在他旁边就坐。尽管并不要求来宾穿特别华丽的衣服,更何况是乡间别墅的午宴,女人们还是穿上了夜礼服,戴上了贵重的宝石首饰。大多数男人庄严地穿着深色的衣服,打着黑色的领带,有些人还穿了呢料大礼服。只有那些见惯大场面的人,其中包括乌尔比诺医生,才穿便服。每个座位上都有一张法文菜单,上面印着烫金图案。
奥利贝利亚夫人慑于热浪袭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要求客人们宽衣就餐,但是谁都不敢带这个头。大主教提醒乌尔比诺医生,这次午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午宴:自从国家独立以来,这是曾把国家淹没在血泊中的内战双方第一次愈合了伤口,消除了仇恨,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用餐。主教的这一思想,正好同自由党人特别是青年自由党人的热望相吻合,他们在保守党独揽大权四十五年之后,终于选出了他们党的总统。乌尔比诺医生不同意大主教的观点。他认为自由党总统和保守党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自由党总统更不讲究穿着罢了。然而,他不想使大主教不悦。他本来就想告诉大主教,大家之所以来出席午宴,是由于那位出身名门的医生的光辉成就,而不是象他想的那样。的确,医生的高贵的门第和伟大功绩是凌驾于政治风云和内战恐怖之上的。所以那次午宴没有一个人缺席。
暴雨象突然开始那样又突然停息了,太阳立即在万里无云的晴空烈火一般地照耀着大地。但是大风是如此猛烈,以致把一些树连根拔起,积水把院子变成了沼泽。这次大灾难也冲击了厨房,在房子后面露天里用砖砌了几个柴火灶,厨师几乎没有来得及把钥搬到避雨的地方。他们好不容易急急忙忙地挤入已经进满水的厨房,又在后面走廊里临时搭了几个新的炉灶。到下午一点钟,一切必需的食品都准备好了,只有桑塔·克拉拉修道院修女还没有把饭后点心送来,他们本来答应在十一点之前送到的。人们担心象在不太冷的冬天那样,公路旁山沟里的水又漫了出来,果真如此,点心就要等到下午两点钟才能送来。暴雨一停,窗户马上打开了,房间里吹进被暴雨中的硫黄净化的新鲜空气,显得十分凉爽,乐队在门廊的平台上秦华尔兹舞曲,铜管乐器在室内轰鸣,使得人们不得不提高嗓门交谈。奥利贝利亚夫人等得不耐烦了,她眼里含着泪水微笑着,吩咐上菜开始午宴。
艺术学校的乐队开始演奏了,在一片在严的肃静中,奏起了莫扎特的快滑步舞曲。尽管人们讲话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嘈杂,堂·桑乔的黑人仆役又在放着热气腾腾的菜肴的餐桌中间挤来挤去,乌尔比诺医生还是给乐队留出了一块空地,让他们把节目全部演完。他的精神和记忆力一年不如一年,甚至下棋时每步都要记在纸上,才能知道已经走到哪里。但他还是能一边进行严肃的谈话,一边有条不紊地指挥演奏,虽然他还没有达到一个德国乐队指挥的们熟程度。那个德国乐队指挥是他在奥地利时的好友,他能够一边听《扬好色》一边读胜·乔万尼胭的乐谱。
第二支曲子是舒伯特的“死亡和姑娘”,乌尔比诺医生认为演奏轻快而富有戏剧性。他一边在盘子和刀叉的碰击声中费劲地听着,一边盯着一位向他点头打招呼的有着玫瑰色脸庞的年轻人。无疑他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但已记不起了。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很熟悉的人的名字或者过去曾经听过的曲调他都忘记了,这使他万分痛苦,以致有一天晚上他宁可死去,也不愿在这种折磨中等待天明。他正在急得要死的时候,突然一道仁慈之光照亮了他的记忆,那个年轻人前一年曾做过他的学生。他在这个人材基本的地方看见他感到很惊讶,奥利贝利亚医生提醒他,那是卫生部长的公子,他到这里来是为了准备法医论文。乌尔比诺医生做了个手势,高兴地向他打招呼,这位年轻医生站起身来,行礼作答。但是,不管那时还是后来,他都没有意识到,他就是那天早晨在阿莫马尔家跟他在一起的实习医生。
由于又一次战胜了老年的健忘症,他感到轻松了。于是他沉溺于最后一支充满激情的、清亮流利的乐曲中,他既听不出那是什么曲子,也不知道是谁的作品。后来,乐队中有位刚刚从法国回来的青年告诉他,那是加富列夫·福尔的弦乐四重奏。乌尔比诺医生从来没有听到过此人的名字,尽管他对欧洲的所有新鲜事儿一向十分注意。费尔米纳象往常那样照料他,特别是看到他在公众面前发呆的时候,她就停止吃饭,把他的手拉过来放到她的手上,对他说:“你就别在意啦!”乌尔比诺医生销魂地向她微笑着,就在这时,他重新想起了她所担心的事情。他记起了阿莫乌尔,他穿着一身假军装,戴着昔日的勋章,在儿童照片的谴责的目光下,此时正静静地躺在棺材里。他转过身去告诉大主教他自杀的消息,但大主教早已得到消息。做完大弥撒之后,这事就广泛传开了,他甚至收到了陆军上校阿尔戈特以加勒比海地区全体流亡者的名义写的一份申请书,要求把死者葬在圣地。他说:“我认为这种请求不够严肃。”然后,他以更富有人情味的语调问乌尔比诺医生是否知道自杀的原因。乌尔比诺医生灵机一动,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回答说,阿莫乌尔死于老年忧郁症。奥利贝利亚医生在关照他的宾客,一时没有注意他的老师跟大主教的谈话,这时插言道:“至今还发生为爱情而自杀的事,实在令人遗憾。”乌尔比诺医生看到他的爱徒的思想跟自己一致,并不感到惊诧。
“更糟的是,”他说,“是服氰化金自杀。”
当说这句话时,他感到同情心已超过了那封信带给他的痛苦。这一点他并不感激他的妻子,而归功于音乐的神奇力量。这时他跟大主教谈起了在傍晚悠然地下象棋时认识的那位世俗的圣人,谈起了他把自己的艺术贡献给孩子们的幸福,谈起了他罕见的博学,对世上的事情无不知晓,谈起了他斯巴达式的习俗……此刻,医生竟为那个跟自己的过去突然彻底决裂的纯洁灵魂而感到惊讶。然后,他又告诉市长,应该买下那位儿童摄影师的底片档案,以便把一代人的形象保存下来,而这一代人,除了拍照片之外,也许再也不会有幸福,然而城市的未来就掌握在这一代人手中。一个正统的有文化修养的天主教徒公然声称自杀是圣洁高尚的行为,这使大主教很不高兴,但他同意把底片存档的建议。市长想知道向谁去买这些底片,乌尔比诺医生看了急,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因为他要保守秘密。但他还是沉住了气,没有把遗产继承者的姓名公布出来。他说:“这事交给我去办好了。”他由于自己对那个女人的忠诚而产生一种赎罪的感觉,因为他在五个小时前背弃了她。费尔米纳注意到了这一点,她要他低声答应将去参加葬礼。他说,他当然要这么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于是,他感到松了一口气。
讲话是简短而迅速的。管乐队开始演奏一支节目单上没有的俚曲。来宾在平台上散步,等待着堂·桑乔旅店的传者把院子中的雨水排干,看看谁有跳舞的兴致。只有主宾席上的客人们还留在客厅里喝茶。乌尔比诺医生把最后的半杯白兰地一饮而尽。他以前只能喝少许葡萄酒,吃一盘特制的莱,谁都不记得他喝过白兰地。但那天下午他的心情驱使他这样做,从而使他的软弱得到了补偿。多年以来,他终于又有了唱歌的兴趣。如果那位年轻的乐师向他提出这种请求,并且自告奋勇为他伴奏的话,他肯定会高高兴兴地唱上一曲的。不巧的是,开来了一辆全新的小轿车,在穿过泥泞的院子时,溅了乐师们一身泥浆,把鸭子惊得在围栏里嘎嘎乱叫。汽车停在门廊对面。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他的妻子,每只手手托着一只用呢绒花边布盖着的托盘,笑盈盈地下了车。汽车里摆满了同样的托盘,一直摆到司机的脚下。那是本应及时送到的餐后点心。在热烈的掌声和亲切的带有嘲弄性的口哨声停歇之后,乌尔比诺·达萨医生郑重地作出解释:修女们请他在暴雨之前务必把点心送到,但是他在路上拐了个弯,因为有人告诉他,他父母的家里失火了。乌尔比诺医生没等儿子把话说完,就惊恐起来,他的妻子及时提醒他说,消防队员只是应他本人之请前去抓鹦鹉而已。尽管已经喝过了咖啡,精神焕发的奥利贝利亚夫人还是决定让大家在平台上用餐后点心。乌尔比诺医生和他的妻子没有吃点心就告辞了,在参加葬礼之前,他必须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午觉腾出时间。
他这次午睡的时间很短,而且睡得很不好,因为他回到家中时,看到了消防队员造成的破坏如此严重,丝毫不亚于一场大火灾。为了吓唬鹦鹉,他们用高压水龙带把那棵树的叶子全打光了。由于瞄错了地方,一股激流从卧室的窗户射进去,给家具和挂在墙上的无辜的祖父母的照片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听到消防车的铃声,居民们纷纷赶来,以为真的失了火。好在星期日学校停课,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混乱。当消防队员们看到再高的梯子也不可能把鹦鹉抓住时,他们便动手砍起树来,幸好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及时赶到,才阻止了他们把树干锯掉。他们走时留下话说,打算五点钟以后再来锯树。他们不仅把露台和客厅的地板踩得到处是泥,还踩破了费尔米纳最喜爱的土耳其地毯。消防队造成了那么严重的灾难,但毫无收获,鹦鹉大概已趁着混乱逃到邻居的院子里去了。乌尔比诺在树丛中找了它好一阵子,鹦鹉既没有用任何语言也没有用口哨或歌声来回答他。他认为鹦鹉是丢定了,大约在三点钟时,便去睡午觉了。上床之前,他还蹲在厕所里,尽情地嗅了一阵摆在那儿的温馨的石刁相薄郁的花香。
他在悲伤中醒来。这不是早晨在朋友遗体前的那种悲伤,而是午觉醒来之后笼罩着他的心灵的无形的云雾。他认为那是一种神谕,告诉他大限已近,他正在度过他的最后的一个下午。五十岁前,他对自己内脏的大小、重量和状况不大了然。但是一过五十,渐渐地,每当他在午睡之后闭着眼睛躺着的时候,内脏的一切情况他都能体察得到,甚至能感到那正在跳动的心脏,神秘的肝脏,奇妙的胰腺。他发现就连比他年长的老人都比他年轻。在他的同代人中,他已是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人了。当他发现自己已经开始忘事时,他采用了从医科学校的一位老师那儿听来的办法:“失去记忆的人要用纸来帮忙。”然而,那也只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幻想,因为他的记忆力甚至衰退到这样的地步:他记不起口袋里那些纸条上写的是什么意思;戴着眼镜到处找眼镜;锁上门以后还在匙孔中转钥匙;读书时,读着读着就再也读不下去了,他忘记了情节的逻辑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最使他不安的是他已相信自己的理智:他已逐渐陷入了不可避免的灾难,失去了正确的判断能力。
凭着经验,乌尔比诺医生知道,大多数致命的疾病都有一种特殊的气味,而进入老年期后的气味比任何气味都更为独特。这一点,他从解剖台上已经解剖过的尸体中也能嗅闻出来,即使无法看清死者的年龄,尸体散发的气味也骗不过他的鼻子,他甚至从他自己的衣服的汗味和熟睡着的妻子的微弱的呼吸中,都能够辨别出那进入老年期的气味。从本质上讲,事情确实如此,否则一个老式的基督教徒也许会同意阿莫乌尔的意见:老年是一种不体面的状况,应该及时防止。
他过去身体相当强健,聊以为慰的是慢性欲慢慢地消失,逐渐在不知不觉中达到性的平静。到了入十一岁,他的头脑还相当清醒,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只是由几根细线维系在这个世界上,这些细线,甚至他在睡梦中简单地换个姿势都有可能在毫无痛苦的情况下断掉。如果说他在尽一切努力维持这些细线的话,那是因为他害怕在死亡的黑暗中找不到上帝。
费尔米纳已经把被消防队员破坏的卧室重新整理就绪。快到四点钟时,她吩咐给丈夫送去一杯常喝的加冰柠檬水,并且提醒他,应该穿上衣服,准备去参加葬礼了。这天下午,乌尔比诺医生手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亚历克西·卡雷尔的《人类之谜》,另一本是阿克塞尔·芒特的《圣·米歇尔传》。后面一本还没有开负,他要厨娘迪格纳·帕尔多把他忘在卧室里的象牙裁纸刀给他拿来。可是,当她把裁纸刀拿来时,他已经在读《人类之谜》中用一个信封夹着的那一页,那本书他很快就要读完了。他读得很慢,在午宴上最后碰杯时他喝了半小杯白兰地,此时稍感头痛。阅读停下来时,他便呷一口柠檬水,或慢慢地在嘴里化一块冰。他穿上了袜子,穿上了一件没有假领的衬衣。带有绿色条纹的松紧带挂在裤腿的两旁。一想到必须更衣去参加葬礼,他就感到厌烦。他很快就停止读书,把它放在另一本书上,尔后开始在柳条摇椅上来回晃悠,心情沉重地观看着院子里沼泽地上的小香蕉树,光秃秃的芒果树,雨后出来的蚂蚁和另一个值得怀念的即将一去不复返的那下午短暂而绚丽的光彩。他已经忘记他曾经有过一只帕拉马里博鹦鹉,而且他象爱一个人似地爱着它。这时,他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说:“真正的小鹦鹉。”这声音很近,几乎就是在他身旁,他立即在芒果树最下面的枝头上找到了它。
“不要脸的东西。”他对它喊道。
鹦鹉以同样的声音反道:
“你更不要脸,医生。”
他继续跟它谈着话,并且一直盯着它,同时小心翼翼地穿上短筒靴,以便不把它吓跑。接着,他把松紧带拉到肩膀上,起身往污泥满地的院里走去。在下平台的三道台阶时,为了避免滑倒,他用拐杖试探着。鹦鹉没有动,而且站得很低,他象往常一样把拐杖伸过去,想让它站在银柄上,但鹦鹉躲开了,它跳到了旁边较高的树枝上。在消防队到来之前,家里的精子就一直架在那儿,现在更容易捉住了。乌尔比诺医生估摸了一下高度,认为只要爬上两级,就能够抓住它。他爬上了梯子的第一级,唱着歌儿来转移那个不听话的家伙的注意力,而它没有唱,却在重复着他的歌词。医生顺手抓它时,它在枝头上左躲右闪,医生又用双手紧紧抓住梯子,不费力气地爬上了第二级。鹦鹉没有挪动地方,并且开始重复着他的歌曲。他感到刚才低估了树枝的高度,他又往上爬上了第三级和第四级。那时,他左手抓紧梯子,用右手去捉鹦鹉。老女仆帕尔多来了,她想提醒他天已不早,该去参加葬礼了。她进来时,看到有人爬在梯子上,要不是那条绿色的松紧吊裤带,她真不相信那就是乌尔比诺医生。
“天哪!”她喊道,“您会摔死的!”
乌尔比诺医生抓住鹦鹉的脖子,带着胜利的神情,高兴地舒了一口气:“啊,终于把你抓到了。”但是,他立即又把鹦鹉放走了,梯子在他的脚下滑开了。他悬在空中的一刹那,意识到自己死了。在圣灵降临节的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四点零七分,来不及接受圣餐仪式,来不及忏悔,也来不及同任何人告别,他死了。
费尔米纳正在厨房品尝晚饭的场,忽然听到了帕尔多的可怕的尖叫声和佣仆们的吵嚷声,随之而来的是邻居们的哄闹声。她扔下汤勺,拼命往外跑,她上了年纪,心有余而力不足,怎样也跑不动。她象疯子似地喊叫着,不知道在枝繁叶茂的芒果树下发生了什么事。看到丈夫仰面躺在泥地上时,她的心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他已奄奄一息,还在抵抗着死神最后的打击,等候她的到来。他终于在混乱的人群中认出了她,眼里含着最后的痛苦的眼泪。他最后看了她一眼,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半个世纪中,她从来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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