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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搞乱了中国足球-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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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我没见到宋卫平，采访结束，我才发现，采访的全过程，宋卫平都在边上听着。我问他，我的观点你能接受吗？他照样眯着小眼，微笑地点点头。
悔过书问世（1）
2001年12月21日，李东升受足协之命来到杭州，绕过省体育局和省足协，他直接找到绿城。宋卫平把裁判的忏悔信交给了他，令李东升非常震惊，他把信带回北京，面呈足协领导。
同时，绿城也将这封信的副本和退还给俱乐部的4万元赃款呈交了我，让我处理。
早在李东升到杭州前，我就知道了裁判退赃之事。
11月2日我从北京回来后，就敦促宋卫平拿出材料，宋卫平感到，自己的良心让他不忍心这样做。我就对他说，你这样做，不仅保不了裁判，也保不了自己。水泼出去了，就收不回来了，第一步跨出去了，就没有退路了。
最后，宋卫平说，具体的事都是方信忠办的，让他来告诉你细节吧。11月8日，方信忠来到我的办公室，他说，一旦把材料交出来，他就不能再在足球圈待下去了，自己是从体育局借调到绿城俱乐部的，希望我再把他调回来，安排适当的工作。
我当即表示，只要他有实际行动，我会考虑他的退路，不必担心。
直到12月17日，方信忠才第二次走进我的办公室，交给我一个档案的卷宗。我打开一看，里面是4捆人民币，每捆1万元，上面还有出纳盖的章。里面还有一张打印的信函，没有署名。信的全文如下：
一个来杭执法裁判的自白
我是一名裁判，曾经来杭州执法过绿城主场的某一场比赛，也曾通过中间人接受（收）过绿城主场的黑钱，对吉利和绿城两个俱乐部就目前敢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的勇气，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赞赏。特别是绿城，因为他们明年还要参加甲B联赛。
我执法足球联赛多年，吉利和绿城说的假球和黑哨的确存在，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虽然我执法的初衷不是这样，也不愿意这样。但一旦进入这个所谓的“圈子”，就身不由己，参与了这种罪恶的交易。每参与一次那种罪恶的交易，我都会受到一次良心的谴责。现在两个俱乐部不惜受到打击报复，敢于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的行为，深深地震撼了我。在我心底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之前，我也要站出来就这件事谈谈我个人的感受。
现在写的这份材料，我不知道会给我带来怎样的结果！但我还是愿意从我做起：
1退回通过中间人收取杭州主场的“黑钱”。
2对吉利和绿城现在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表示坚决的支持。
由于我深爱足球这项运动，所以请谅解我以匿名的身份写这份材料。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足球裁判都会从自我做起坚决抵制假球、黑哨，这样中国足球才会真正有希望。
一个还有良知的裁判
2001年12月17日
我仔细看后把钱和信函放回卷宗。然后拿起笔，在卷宗的封面上写下这么一句话：
12月17日下午3时20分收到方信忠送来的4万元钱和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陈培德（签名）
方信忠走后，我立即把党组成员及监察室主任潘善泰、办公室主任郑瑶请到我的办公室，把刚刚发生的事告诉大家，又叫规财处长孔建军将卷宗存放在会计室的保密箱。
同时，我还打电话将此事向阎世铎作了通报。
不知谁走漏了风声，媒体纷纷找到体育局办公室和我，要了解真相。我认为此时将事情公开不妥，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不是要炒作。后来，办公室主任郑瑶告诉我，新华社浙江分社的方益波想给中央写内参，建议接受采访，我同意了。
不到半小时，方益波就赶到了我开会的所在地紫云饭店。我向他出示了悔过书并表达了对这封忏悔信的四点意见：
第一、这封信说明吉利、绿城对裁判“黑哨”问题的揭露和浙江省体育局的表态，绝不是空穴来风，其严重程度不可低估，而中国足协过去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总是对裁判的问题采取遮遮掩掩的办法，客观上对裁判的问题进行袒护，正是中国足协这种放纵的态度，使“黑哨”有恃无恐，官员助纣为虐，对足球环境的恶劣状况，中国足协起码要负管理和领导责任。
第二、中国足协至今主张内部解决问题，不让媒体介入，但这封来信恰恰证明，媒体为足球反腐败营造了强大的舆论攻势。舆论的声势，对足坛“黑哨”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管理部门应与媒体很好地合作，充分依靠媒体，才能打好足球反腐败这场政治战。
第三、中国足协一直强调要和国际足联接轨，按行规来处理足球的问题，不要司法介入，这是法盲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尚且声明自己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进行，足球的活动岂能成为法律的特区和盲区？只有司法介入，足球反腐才可能走向彻底。
悔过书问世（2）
第四、为了彻底揭开足坛腐败的黑幕，应该对敢于主动公开承认自己有行贿和受贿行为的当事人给予保护，处理上应尽可能从轻，这样，才可能有更多的人出来说话。
接受采访后，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方益波随即写了新华社内参。
“自白书”和4万元人民币
2001年12月27日，《男人》杂志记者采访了我，当时谈到了公正的话题，我笑了笑说，公正是体育的价值与魅力，是体育的生命。公正的规则起源于体育，而现在这种公正在被扭曲、被异化，竞技场成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名利场。
当时还谈到此次“黑哨”运动，我对这位记者表示，“我认为我的行为与党的方针政策是一致的，我的思想绝不是自由化的思想。什么叫天下为公？什么叫大同世界？不就是要求我们要公正公平，要讲真话办实事吗？我希望我和更多的人一起来打破这种不公正的局面。”
。。
元旦夜话（1）
元旦，每个单位都放假了，我却从晚上8点多整整忙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
那天晚上就是与李书福谈话。当时我认为，尽管有了一封裁判的匿名忏悔信以及退回的4万元，但中国足协和舆论都有一个共同观点，认为电脑打印的匿名信根本不能当做原始证据，治理黑裁，绿城和吉利必须尽快拿出一份证据。宋卫平当时表示手里还掌握着另外的证据，但时机不到不公开。于是，李书福成了推动“黑哨”事件进展的突破口。
李书福曾是浙江举重队的赞助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占旭刚为中国代表团捧回一枚宝贵的举重金牌，李书福和吉利就找上门来，表示有意与举重队合作，双方一拍即合。5年合同，吉利投了100万元。为此与举重队教练陈继来一直保持联系，面对司法的迟迟不能介入，李书福对陈继来说，今后会把精力专心放在汽车生产上，“黑哨”的事他们不管了。
1月1日早上，全国人大代表、省举重队总教练、两届奥运会举重冠军占旭刚的教练陈继来获悉李书福在上海谈生意，晚上要途经杭州回宁波。他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非常高兴，认为成果要进一步扩大，李书福是最佳的突破口。此前，我已几次请陈继来把李书福邀来谈谈，一直未能如愿，今晚是个机会。
李书福听说是我要找他聊聊，爽快地答应了。保证一定在晚上10点半左右赶到杭州。
晚上8点刚过，陈继来就在省体育局大院里等。此时还有2个多小时，可他怎么也坐不踏实。
10点还差几分，一辆黑色奔驰驶进大院，已经在寒风中冷得哆嗦的陈继来一眼就认出是李书福来了。
10点整，我在自己的办公室见到李书福。一阵寒暄后，陈继来给我们泡上茶，在沙发上落座后，我首先开口说：“李总，我们很敬佩、很支持你的揭黑行动，但你不能长时间地只打雷不下雨啊，你什么时候能交出材料？”
话题很直接，李书福却笑嘻嘻地反问我：“陈局长，材料交了，我会有什么后果？我不也得去坐牢吗？我坐牢了，我企业的职工怎么办？”
“那你当初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承认给裁判送钱的时候，就没想到这个问题？”
我的话触及李书福的软肋，他天真地表示说，那次开新闻发布会，是经过包括律师在内的骨干会议研究的，当时只打算公开宣布退出足球圈，给广州人民一个交代，因此由律师专门给他写了一个稿子，由他照着稿子读，但他越读越气愤，越读越别扭，越读越激动，“那个稿子不能真实表达我的心情，所以我在会上说，这样搞足球，我们搞不下去了，我们玩不起。比赛就是比赛，还要给裁判送红包，不送礼就别想赢，我们是送了。”李书福没有想到这句话会像一颗炸弹，把整个足坛炸开了。
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我打破僵局说，“无论怎么说，你已经走出了第一步，而且是成功的一步，正确的一步，你就必须走第二步，要退是不可能的了。你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话，从法律上说算是自首，你公开承认了，就收不回去了。你得对法律负责，对自己负责。你第一步走得很主动，如果以后的路不继续主动，就是前功尽弃。”
陈继来也帮着做工作：“陈局长这是为你好，你应该听他的。”
李书福沉思了片刻说，“我不知道应该找谁，也没人来找过我。要不，你陈局长给我指条路，你怎么说我怎么做，我都听你的。”
“那好，我给你出个主意。”我继续说，“现在司法还没正式介入，但司法介入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是法制国家，足球不可能成为法律的真空。你应该提前把材料准备好。材料准备好了，你最好马上交。不马上交，等司法宣布介入，你就交，这样主动权还是你的。”
李书福立刻表示这就让当事人去写材料。此时已接近午夜，李书福兴致很高，提出想和方益波聊会儿。
我立刻拨通了方益波手机，告诉他我今晚和李总谈出结果了，李总现在想和你聊聊。
方益波告诉我说，他和杨明在望湖宾馆的7楼六合居茶室把宋卫平的工作也做通了，要我们快过来。我听后很高兴，今晚双丰收。我们原班人马坐上李书福的大奔直奔望湖。
后半夜这场正义的聚会令人兴奋，宋卫平说换个大点的茶室重新泡茶吧。在新的茶室里，杨明和方益波把他们前面谈的结果向我们说了一遍，我也把我们谈的情况向他们作了通报，大家都很高兴。不过李书福就像宋卫平那样，也表示对具体名单和数字不清楚，要让桂生悦具体和我谈。我点点头，催促他们行动要快。送别李书福已是凌晨2点了，望着疾驰而去的车影，我开心地对一起给李书福送行的陈继来说：“新的一年开局太好了，打假扫黑有希望。”我的心中对陈继来这个全国人大代表充满了感激。
元旦夜话（2）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李书福和宋卫平在交出证据时，仍然保留了太多的内幕，元旦夜谈的种种承诺并没有给扫黑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李书福还是没有拿出具体材料。
“总局某人士”的责难
12月29日这天，我的办公室人来人往，电话响个不停，有的电话是远在北京的球迷打来的，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他们告诉我，北京的报纸、甚至《重庆商报》，我们自己省内的小报，还有网上都有对你不利的言论，是总局批评你的。我吃了一惊，因为我一点都不知道，连忙打开电脑，上中华网查寻。果然，“组织扫黑还是个人泄愤——陈培德扫黑‘越俎代庖’”的醒目标题跃然于屏幕。是《重庆商报》12月29日09∶07发的。全文如下：
本报讯：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最近接二连三地接受记者采访，炮轰中国足协，揭裁判的老底，他的举动引起了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他下一步动作。
体育总局某人士告诉记者，陈培德是一个正厅级领导干部，他接受采访，究竟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组织名义？如果是前者，必须向媒体说明，但是从这几天他的所作所为（举办新闻发布会等）来看已经不能用个人名义来解释了，包括他提出的四点意见等。如果是后者他必须经体育局党组讨论才能接受采访。同时，按组织程序，他必须将他的意见上报国家体育总局，并抄送中国足协。可是，他根本没有这样做。
这位人士还指出，打假扫黑是组织行为，陈培德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应当懂得这一点，如今，他始终没有向总局汇报，而一再在媒体上露面，这样做，不符合组织程序，也不符合党的纪律。目前，某裁判的退款和忏悔信都在浙江省体育局，如果他们和违法裁判私下接触，并私了，那都是违反党纪国法的。
这位人士认为，浙江省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连行业管理都谈不上，可他们却联手打假，这实在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体育局是国家行政机关，不应过多地介入一个俱乐部的具体事务，尤其不能介入过深，否则的话，就从根本上混淆了行政机关的职能。
这位人士反映，陈培德一再声称要打假，那么，对于绿城方面的问题却只字不谈，假若没有绿城行贿，哪来的裁判受贿？如果陈培德是为了中国足球事业的健康发展，那应该同时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能只谈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如果陈培德明知绿城有问题而不去举报，那也是违反党纪国法的。而且，体育局把材料“私藏”，而不及时向上级单位及司法部门举报，这也是一种违纪行为。
几乎所有大的网站，如新浪、雅虎都报道了这条爆炸新闻，《华西都市报》、《天津日报》、《南方体育》等报纸都做了转载。省内多家报纸不仅转发这条消息，有的还配发评论。有篇署名“七贤”的评论说，李书福、宋卫平、陈培德是“铿锵三人行”，“将本该歌舞升平的岁末搅得乌烟瘴气”。反击终于来了，这正好给那些没有立场、没有是非、唯恐舆论不热闹、只想炒作的小报提供了炒作的猛料。我和省体育局给总局及足协写了那么多信，他们一字不回，今天算是通过媒体公开答复？是总局的发言人在传达总局的声音还是媒体制造假新闻？不管真相如何，我和体育局得做两手准备，真理在手，如果是真，为什么不能公开澄清？白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下班回到家，吃罢晚饭，我便敲起键盘。先打出标题：对“国家体育总局某人士”的公开答复。再一想，先让总局知道我们的反应吧，别一下子直接捅出去，于是又加上（征求意见稿）。激愤、委屈、一定要讨回公道的情绪直激指间，几乎是一口气打完答复信，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第二天一上班，杜兆年副局长就来找我，他气愤地说：“这简直是颠倒黑白嘛！”并建议召开党组扩大会，商量对策。他是二把手，他的建议正合我意。没多久，党组成员杜兆年、李云林、应祖明和办公室主任郑瑶、训竞处长傅百炼、体坛报总编李烈钧、省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之海先后走进14楼会议室。我给大家人手一份《组织扫黑还是个人汇愤——陈培德扫黑“越俎代庖”》和公开答复信。
会议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只有激愤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杜兆年的发言代表了大家的想法，他说，打假扫黑是浙江省体育局一致的要求，陈培德作为局长，是浙江省体育局打假扫黑的代言人，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个人行为，某人士的讲话不仅否定了陈培德，也否定了浙江省体育局，必须据实澄清。其他领导也纷纷表示，无论某人士的讲话是不是总局的态度，浙江的打假扫黑都不能屈服于高压。为了慎重，回击分两部走。首先由办公室负责把某人士的讲话传真给总局办公厅，并加上“请总局办公厅甄别此消息的真伪”，以探虚实。同时，为顾及总局的权威，答复信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寄给国家体育总局，让他们了解浙江的态度，如果总局没有回音，再对外公开，但只能登报刊，网络发展还不成熟，不能像某人士似的走网络，要抱着严肃的态度给社会各界一个实事求是的交代。根据大家的意见，我起草的答复信由体坛报李烈钧同志修改后定稿。看到大家意见如此一致，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无比欣慰。会后，我亲自给总局办公厅主任刘元福打电话查问此事，刘元福否认了这件事。（公开答复信见《附录篇》）
阎世铎杭州行（1）
2002年1月5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白岩松上午主持央视东方时空的陈培德、宋卫平、张斌连线访谈，下午又采访阎世铎。阎世铎也是马不停蹄，下午刚接受采访，傍晚就风尘仆仆飞来杭州。经党组研究，省体育局副局长、省足协主席杜兆年亲自到机场接机。他们“冲出”记者的重围，钻进了轿车。车子停在省体育局大院，阎世铎在杜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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