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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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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分工的细化，导致一个人要想在本专业领域内保持领先，必须付出相当的时间与精力，其直接后果是：人们无暇顾及对其他领域知识的掌握；而知识本身是无所谓界线的，在学科交叉发展迅速的今天，任何研究者若为学科范畴所局限，都会影响他在本专业领域内的发展。这就更加重了人们的工作压力与学习负担。
消遣娱乐型
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让人们体会到舒适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压力。人们以往单调划一的生活，也因大众传播手段的多元与生活服务设施的增加而有了更多的选择可能。为此，许多人在工作之余选择可以放松大脑、松弛神经的文化业余活动，娱乐与消遣成为中产阶层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报刊、影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以其直观、生动、轻松与快捷的表现手法，在满足人们的娱乐要求方面，其功能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阅读。茶馆、酒吧、咖啡馆、卡拉OK厅等大众娱乐消费场所也成为许多人消费的经常性去处。尤其是青年人常常会“去一些歌厅、酒吧、咖啡厅吧，还有一些娱乐场所”（G7语）。大众文化产品与文化消费形式迅速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它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首先是出于自我愉悦的需要。苏珊·朗格说，过去，大众不接受艺术。音乐、绘画，甚至书籍都是为富人准备的。人们一直做着这样的假设，如果有机会的话，穷人，也就是普通人，也会欣赏艺术。但是现在，人人都能够阅读、去博物馆、听古典音乐会，而大众对艺术的判断已变得非常现实。S K Langer； “On Significance in Music” ； L A Jacobus； ed； Aesthetics and the Arts（New York； McGrawHill；1968）； p183； Cf Pierre Bourdieu，opcit；p31我们所调查的对象的消遣娱乐活动往往又可以根据年龄的不同分为两种：传统式与时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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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压力下的中产文化生活特征（3）
传统式在30岁以上的人群中最为普遍，这个年龄层的人的日常文化生活一般仍是集中在书、报、刊的阅读与影、视等的观赏上。这种情形下，观赏者是以主体的姿态审视客体，虽然主体可能会被客体感动，但在主、客体之间距离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女性更容易受到情感类作品的感动，而男性则偏重知识性的补充。女中学校长S1在接受访谈时笑言自己喜欢看反腐倡廉的戏和有小资情调的电视剧，喜欢反腐倡廉的戏是出于工作上的原因，而她骨子里则有着一种浓厚的小资情绪，因此对情感类的作品情有独钟：“像《金粉世家》这种感情的戏，也不光是爱情的，还有亲情，很感人的。”作为另一种放松，她也会从报纸中找到一些乐子，“有时候看看算命书”，说到这里她笑了起来，“我订了《大公报》，它里面每个星期有个杂志，配下来的，里面会测你每周的情况，确实蛮准的，我会看生肖什么的，看有哪些跟我符合的，”说到这里她又笑了起来，虽然《大公报》“在香港是星期三出来，到我这里已经要星期一了，已经过了，但我会对照一下，咦，我发现蛮像的嘛，蛮有道理的。我倒不是那种非常相信的，但会觉得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这个年龄的男性则相对注重更理性一些的内容，他们的阅读或影视观赏重在弥补自身在某些知识方面的欠缺与不足。S9说，对影视作品，他喜欢看些“古典的、历史的，可以增加点知识，给你点东西。乾隆系列我都看了，《还珠格格》就不一定了，我喜欢有历史背景的，像什么《走向共和》了，还有红军长征，历史题材的（东西）。”N3“倒是看书比较多，传记方面的，比如回忆‘文革’时期的，林彪、陈伯达什么的，这可能跟年龄有关，我们对这多少知道一些，但又不是很了解，就想多知道些，像30岁的人，他们可能就不清楚，也没这兴趣。比如曾国藩的传记、《雍正皇帝》什么的，觉得蛮有意思的，好玩，以史为鉴嘛。”与此相应的是，这个群体不大去喧闹之处，他们经常去的公共消闲场所往往是茶馆或咖啡馆等相对安静的地方或乒乓球室、游泳池等运动场馆。
时尚式指时下热门的、被视为中产生活新形态之一种的酒吧文化，这在北京、上海两地表现得尤其明显。酒吧文化的消费者一般可以年龄区别开来：30岁以前的人是酒吧消费的主流人群。上海的一位音乐爱好者S4因为喜欢音乐，喜欢听欧美的流行歌曲，在30岁以前经常去那些有现场乐队的酒吧，喜欢去听他们演唱。他说：“酒吧分两种，一种是比较吵闹的，一种是安静的。安静的酒吧会放些柔和的音乐，这个比较适合学生或谈朋友什么的。”不过，他认为：“去酒吧本来就不是要谈什么事情，就是大家去放松放松喝喝饮料。” 即使这样，那些“吵闹的”酒吧“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去得比较少了。”另一位受访者S3说，酒吧“也就是节假日去去。上海的酒吧大部分都很吵，音乐很响，这个东西一定要人多才有趣，三四人的话就会嫌吵，一般是一桌，越吵越好。” 虽然“运动也是很好的放松”，但他们之所以喜欢去酒吧，而且觉得“越吵越好”，是因为“就是吵一吵，也很有气氛呀。”虽“没什么深谈的”，可这样就会“时间过得比较快，而且比较轻松。不是很累的……喝酒啊，掷骰子啊，乱七八糟的，反正平时不搞的，就那时搞好了。”追求轻松愉快，是他们文化生活的主要目标。
旅游、运动型
利用节假日出门旅游与定期的运动健身正日渐成为中产阶层文化生活中方兴未艾的新型项目，同时它们也是中产与非中产之间差异较为明显的所在。在旅游在大多数非中产看来还显得有些奢侈的时候，许多中产者已把它作为调剂平时紧张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看待。他们认为，不管是从培养孩子的角度还是自己身心的放松来看，旅游都不失为一种有效、有趣又可行的办法。在繁忙、喧闹的都市里呆久了，附近的小城风光与乡村野趣已经成为度周末的向往所在；生活在他处，较为遥远的异地他乡以其绮丽的自然风光与文化特色成为他们最为热衷的旅游目标。西藏、新疆、海南、敦煌、香港、国外，都留有他们行过的足迹。而从中产群体内部看，在旅游开支的方式上，目前则存在着两种比较明显的差异：公款消费与自费消费。或者借用一位受访者的话，在“自主消费”与“自愿消费”之间是应该加以区分的。一方面，许多享有工作之便的中产者们，最常见的一种出游方式是借出差的机会顺便旅游，以致有许多中产已经对旅游“不是特别热衷”、“不是很想去旅游”了。另一方面，那些没有这些便利，或很少有这种公费出游机会，只能自费进行旅游的人，虽然觉得自己玩得很开心，但每念及此总有些无奈与愤愤不平。而从旅游的方式看，更能体现中产群体旅游趋势的应该是这些“自愿消费”的人。自助游与自驾游成为他们最经常选择的出行方式；回归自然，陶冶于山水之间则是他们最钟情的旅游目的。
有规律的运动健身也为中产们所热衷，而从人们所进行的运动健身方式上同样可以发现潜在的阶级差异性。B1说：“比如打台球，在国外是个什么样？在前几年的北京随便在哪个街头就可以看到许多人光着膀子在打来打去，这就是一种潜移默化。有一本书叫《格调》，确实你一看，就有层次上的对比区分。”正是出于这一点，这位接受我们访谈的北京IT业经理说，自己会去打羽毛球、高尔夫球、篮球，但绝对不会去街边打台球，因为从打球的方式上看，这些人会去这样打台球，“同时也可能会买票不排队”，其中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这里，了解布迪厄对运动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理论的高度来理解不同运动与阶级分类之间的关系。布迪厄认为，人们必须从三个层面考虑运动所代表的东西：（1）经济、文化与体力上的消耗，（2）身体、经济与社会的收益，（3）符号收益。也就是说，人们应该考虑：对不同的运动，不同的阶级付出了怎样的消耗（经济、文化与体力上的）和收益（身体、经济、社会与符号上的）。所谓身体上的收益，指个人拥有的健康、美丽与力量。所谓经济、社会方面的收益，指个人的向上流动等。因为“由个人自我价值，特别是个人的身体或言语这类的某些知识形成的自信，事实上与个体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有的地位密切联系”，所以那些中产阶层的妇女更多地意识到美丽的作用，与优美体态的重要性，并为此耗费了大量的投资。所谓符号收益，指由某种运动的稀缺性、与某个阶级联系的紧密性等带来的阶级区隔效果。就法国而言，拳击、足球、橄榄球或塑身运动让人想到劳动阶级，乒乓球与滑雪让人想到中产阶层，高尔夫让人想到上层中产阶层。Bourdieu； opcit； pp20； 206在中国，人们则倾向于认为，中产阶层总是乐意从事高雅的运动，比如高尔夫、网球、游泳、场馆健身……它之所以高雅，一方面是因为它自西方舶来，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运动都需要金钱消费上的一定支出。而这些支出，就目前人们收入的普遍水平来说，它往往是一笔不菲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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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压力下的中产文化生活特征（4）
比如高尔夫，这种在西方也多是上层中产阶层从事的运动，在目前中国大陆的城市白领中已有了某种程度的流行，许多人渴望体验这种“高雅的运动”，可是它高昂的费用仍让多数人望而却步。B6说，只要安排好，她平时会坚持每周打两次高尔夫，天天打羽毛球。许多国企的人刚开始都不敢打，因为“打高尔夫，每年要几万块钱啊，这就在空气中说没就没了，打一场球一千块，除非你有会员证，这又得十几万。”故而有许多白领只能去价格相对便宜一些的练习场去打。一个比较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是“请客户打”，高尔夫运动作为“一种工作上的需要”已经纳入国内某些企业日常的开支之列。而这些企业，用一位访谈对象的话说，基本上是公家的，私人性质的很少很少。确实，很早以前就有的“在办公室谈高尔夫，在高尔夫谈生意”的说法，也说明了高尔夫在中国是很少由个人掏腰包来消费的。其他的运动健身也存在这种情况。许多中产人士“会常常去健身”，因为“公司办了卡”，S4“以前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基本上一个星期要去游两三次泳，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但是现在他几乎就没再去游过，因为这边的公司没给他办卡。我们的访谈资料显示，就各种运动的种类而言，中产人士参与最多的往往是网球、游泳、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项运动。布迪厄所说的可以从运动类别判断阶级差异的论断，同样可以用来解释现阶段中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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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中产阶层的文化品味（1）
从我们对中产阶层在现阶段文化消费方面的行为与特征的分析可知，原本需要资本积累的阶级品味，在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群体的现实生活中只能说尚处于起步时期，还缺乏坚实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基础。就文化艺术的欣赏而言，它需要在一个适当的场域中用某种氛围来熏陶、来培养，用布迪厄的话说，就是需要惯习的作用。就一般情况而言，那些拥有最大量文化资本的人，会在孩子的教育及文化实践上大量投资，以获得并增加他们特有的稀缺性；那些拥有最大量经济资本的人会优先考虑经济投资而不是文化与教育投资；专业人士（特别是医生与律师）——两种资本形式都同样丰富的人——则会在孩子的教育尤其是文化实践方面投资，因为它意味着对中产阶层生活方式所需的物质与文化手段的符号占有，又可以提供一个社会交往的资本，这在赢得并保持上层社会的自信时非常关键。Bourdieu； opcit； pp120～122而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新中产阶层在家庭出身、财富积累、受教育经历等各方面都没能享有一个延续与传承的机会。对那些有着早期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匮乏经历的人来说，在生存条件得到改善、自身地位得到提高的情况下，他们优先注重的只能是对经济资本的占有——这是布迪厄对上升过程中的中产阶层所做的精辟论述，我们发现，用它来说明现阶段中国新中产阶层在文化消费上所体现出来的实用性与功利性特征，是再合适不过了。
中产阶层对阶层差异的强调，充分地证明这一新兴阶层对自身地位所怀有的焦虑感。即使在中产阶层号称已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美国，中产阶层也在为自身地位的稳定性而忧虑不已；米尔斯是较早系统地分析中产阶层的地位恐慌感的。C 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米尔斯在与汉斯·格兹共同研究上升时期的美国新中产阶层时，这样论述他们的行为方式与特点：鉴于自身的身份地位环境，中产阶层对声望有着强烈的要求，这种对声望的要求在所有的举止风度、习俗以及体现不同地位人们生活方式特点的消费方式上都有表现。Hans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53） ； Cf Vidich ed，opcit米尔斯认为，这实际上说明了中产阶层普遍存在着的地位恐慌。其他一些美国研究者也认为，新中产阶层虽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正日渐明显，但由于其自身并没有独特的东西，所以他们的生活模式都是对上层阶级的竭力模仿。美国许多高层管理、行政、专业、知识与官僚阶级的成员都来自承载乡村文化与道德传统的阶层，大学教育的经历成为他们新生活方式所赖以形成的源泉，他们已经抛弃其父母所在阶层的行为准则；很清楚的一点是，美国大学文化与这一文化的载体——大学教授已成为形塑新中产阶层生活方式模式的极为重要的部分。因为作为上流校园文化的载体，大学教授在绘画、文学、诗歌、音乐与戏剧等方面有着别人所不具有的优势——这些都是他专业的一部分，因而他们对传统文化有着绝对的垄断。大学已经成为中产阶层及其后代的新文化消费与休闲方式的打造中心。Joseph Bensman and Arthur J Vidich； The New American Society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1）； Cf Vidich，ed，opcit保罗·福塞尔则从日常的衣食住行及外貌、言谈和精神生活等方面挖苦美国中产阶层一味追求的“品味”与“格调”，认为他们在盲目模仿上层趣味的同时恰恰暴露了自己的低俗品味，暴露了对自身地位的焦虑与恐慌。他们唯恐自己资本的欠缺被他人窥破，因此总是处心积虑地要在各个方面表现出自己的不俗品味来。福塞尔，同前引书。
相对于国外成熟中产阶层的地位焦虑之感，中国新中产阶层正陶醉于自己与西方文化思潮及生活方式的亲近与了解上而洋洋自得。他们从国外中产阶层身上看到了更加光明的前途，也明确了自己努力的目标与方向，这目标正激励着他们为实现生活的梦想而不懈地奋斗。他们所推崇的不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更偏向于西方。西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成了人们推崇与追随的榜样，任何事物一旦沾上了欧风美雨，都似乎立刻显得高雅了起来。这种情形已经招致人们的一些批评。一位建筑评论家就曾撰文批评中国房地产业盛行着的三大流俗，第一位的就是“媚俗”，其典型表现即在于“欧陆风格”。他举例说，在上海金茂大厦举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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