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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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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系列政策实际上都有利于培育中产阶级或国家话语体系中所说的中间阶层的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不但包括农民在内的整个社会从一系列新的政策中普遍受益，前述邓小平倡导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策更是培养了第一批中国的中产阶层；在其后的10余年间，股票和金融证券市场的开放和完善、从乡镇企业始推广到国营企业的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造、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创立、高薪聘请海外归国留学人员的政策、公务员和教师职业的大幅度加薪，以及“房改”和房屋市场的商品化等等，使得短短20年间中产阶层的数量成十倍百倍的成长，以致连海外媒体都有人惊呼“中国已经进入中产阶层时代”。2002年春节，日本的NHK电视台的BS频道就以“中产阶层将改变国家”为题，宣扬了这种观点。参见高井洁司《中国果真已经进入中产阶层时代了吗？》，日本：《世界周报》2002年3月5日。
我们承认中国的中产阶层已经出现，并在快速成长，但是我们显然不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中产阶层社会”。在西方发达国家即所谓“后工业社会”或“中产阶层”社会，中产阶层占了总人口的80％（所以他们的代名词是“大众”），整个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所谓“橄榄型”。但是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比例不会超过总人口的25％，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的“金字塔型”不复存在，但社会结构目前还只是一只中间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葱头”。并且，无论在经济的飞速增长和财富的分配方面，还是在社会结构的转型方面，甚或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都还面临着许多严峻的考验。
对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一来自于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同时的财富分配问题。我们论述了中国中产阶层尤其是那些靠自己的脑力劳动吃饭的新中产阶层的收入合法性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社会的上层“资本集团”及一部分中产阶层，不是来源于先前的权力中心，就是与权力中心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他们的财富有一部分是依赖不平等的竞争，或利用国家体制和政策上的漏洞获取的。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分人数虽少，但却占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财富：有人统计，目前中国的金融资产累计超过10万亿人民币，但却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晓柯：《2002年让我们一起步入中产阶层的新长征路》，//fiannce21cn /news/2002…02…10/613710html。2003年北京人均GDP按常住人口计算达到3074美元，上海人均GDP更是达到6000美元以上，甚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人均GDP都已经达到4000美元，这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北京的资料参见李洋《北京人均GDP已超3000美元》；《北京现代商报》2004年9月17日；上海及长三角的资料参见《人均财力遥遥领先，上海经济领跑长三角》，《东方早报》2005年4月5日。但是，能够居住在100多平米的高级住宅中、拥有私家车、饲养宠物并不时出国旅行的仍是极少数富裕阶层。显然，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的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的差距、产生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尖锐的阶层矛盾与冲突，同样也不利于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与发育。国家应该通过健全法制和有效的税收体制以及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护下层收入群体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国民财富合理而有效地向中产阶层流动，同时加强对中产阶层本身的法制约束，以避免他们也使用或寻求使用“特权”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招致社会中下层阶级的批评与抵制。
对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二来自于如何解决庞大的农村人口对工业化的要求和压力。尽管我们已经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国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工业化的展开，全国出现了农民进入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农村打工的“民工潮”，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这一数量已经达到8800万人之多。而且随着中国进入WTO，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农村和农业受到更为严峻的挑战，预计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而进入城市的农民数量在今后的几年内仍会激增。但是，由于国家工业化的步伐仍然落后于农民流出的速度，加之国营企业的普遍不景气，以及原先发展势头良好的乡镇企业后劲不足（内地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则还没有开始工业化）等原因，城市对流出土地的农民的吸纳仍然是有限的。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当石家庄市全面放开户籍控制之后，4个月内只有700多人去申请城市户口，而石家庄有外来人口数十万人。农民无法正式进入城市并像城市人一样生活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原先的城乡二元格局并没有完全被打破，城市对农民来说仍然壁垒森严。显然，即使中国的几亿农民都能够因工业化的需要顺利地进入城市，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否成为中产阶级恐怕还要留待其子女即“第二代移民”去解决。因此，中国要出现西方“橄榄型”中产阶层式的社会结构目前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成长，或有待突破的困境（2）
对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三则来自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国家政体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随着国营企业越来越多地陷入困境、产业工人的领导地位遇到挑战。我们发现，正是这种挑战使得“中产阶层”的合法性至今没有获得法律文本的肯定，大多数政府官员和政府文本对这一阶层的称呼也是“中等收入阶层”或“中间阶层”。显然，不从理论上给予中产阶层或中产阶层以应有的承认，对这一阶层在中国未来的成长是不利的。其实，仔细想来，在肯定中国目前的国家政体和中产阶层存在的现实之间，矛盾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1）我们已经分析，对中国这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产阶层还未能成为社会的主流，甚至在今后的几十年间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所谓“蓝领”工人）的增长速度仍会大大超过“中产阶层”，大批的进城民工会源源不断地补充进产业工人的队伍之中，因此，中产阶层在中国的成长不会动摇国家的基本政体。（2）邓小平提出的将知识分子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不仅有理论基础，也有现实的要求。在西方社会学界，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口视为“白领工人”是一个十分普遍的常识，因为他的职业特点和中等收入没有更改其从事“劳动”的本质。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坚持以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现阶段的奋斗目标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在中国的增长视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白领”和“蓝领”成分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如此，将知识分子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化解不同社会阶层可能出现的矛盾与冲突，是邓小平在社会分层方面的“大智慧”之一。在21世纪，我们看得到的一个变化将是，在中国的农民通过工业化不断进入城市的同时，中国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也将进一步改变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成为现在尚为数不多的“中产阶层”或中产阶层中的一员。
我们已经论证了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在现阶段如何培育或扩大我们社会的中间阶层？这是与中产阶层在中国的成长发展休戚相关的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写道：“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里，从分配关系入手，深入分析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基本途径，并且将此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联系在一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说来，我们可以依据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将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的基本途径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切实通过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城市对农村的“反哺”，缩小城乡差别，缩小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差别，为建设中间阶层占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奠定基础。城市化速度的快慢和程度的高低，与中等收入群体或中间阶层的扩大关系密切，在当代中国更是制约中产阶层扩大的瓶颈之一。按普雷斯顿定律，工业劳动力占全体劳动力的比例每增加1％，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会增长2％。但是，我国自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2000年间，工业劳动者占群体劳动者的比例上升了282％，但我们的城镇人口比例却只上升了183％。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换言之，我们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这种滞后导致了城乡差距的进一步增大。据统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1884年为171∶1，2003年达到323∶1，考虑到城市社会福利方面的因素，这种差距更是达到6倍左右。事实上，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国基尼系数的增大，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大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而庞大的农村人口不减少，中产阶层或者说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就不可能，和谐社会的建构就难免遥遥无期。
（2）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降低传统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比重，在进一步推动工业化的同时，积极发展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中等收入群体尤其是新中间阶层的出现和壮大创造条件。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了传统产业比重下降、现代产业比重上升的急剧变化，在1978～2002年的25年间，在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从705％降至500％，第二产业从173％上升到214％，第三产业则从122％上升到286％。但是，由于前述城市化的进程较慢，且我们的第三产业发展中信息化的程度不够，不但使得农民进入城市的成本和代价过高，而且也阻碍了管理者和专业技术工作者等“白领”职业比重的提高。
成长，或有待突破的困境（3）
（3）职业结构的分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而职业分化又必然会导致不同职业群体的收入和声望等方面的经济与社会差异，这是产生中间阶层的重要途径。我们已经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原有的职业结构也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一系列的与中等收入群体或中间阶层相关的职业应运而生，如独立执业的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计算机软件设计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下一步我们应该在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快职业结构的合理分化，并赋予其相应的经济报酬和社会地位评价，为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提供适宜的温床。
（4）尽管中等收入群体直接体现为其成员的收入水平的高低，但是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扩大中产阶层的关键因素在于发展教育事业。在当今中国社会，要有效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从教育领域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要积极稳妥地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优化专业结构，使得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使得我们能够为更多的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的教育和素质保障；其二，优化教育结构、平衡教育资源，在率先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义务教育、农村教育和职业教育，即使我们不能在短期内将大多数低素质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打造成中间阶层的后备军，我们起码应该努力使他们的第二代能够获得与他们的未来相称的教育。对教育资源的平等占有从某种程度上说比对物质资源的平等占有更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前途和未来。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应该为每一个人的健康发展提供良机。
有关本项研究的若干说明（1）
在进入对中国中产阶层实证研究的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与本项研究有关的问题给予简略的说明。自2002年底起，为了对当前中国新兴的社会阶层——中产阶层能有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在###“优秀青年教师教学与科研奖励计划”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项目基金”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师和博士研究生组成的“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都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课题组，课题组由周晓虹教授担任主持人，并聘请了陈友华和风笑天两位教授担任学术指导，参与者则包括了王建平、许荣、张春明、陈曙红、王奕红、连连、沈晖、杜骏飞、胡翼青、王晓燕、王咏、胡正文、周海燕等十数人。
本项研究历时近30个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为时12个月（2003年1月～2003年12月）的时间里，我们收集并在专题研讨会（seminar）上研读了欧美及世界各国数十种有关中产阶层研究的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编撰了《“全球中产阶层”研究集粹》。现在，这一《集粹》已经改写成《全球中产阶层报告》一书，作为本书的姊妹篇同时推出。在《全球中产阶层报告》中，我们讨论了中产阶层的理论界定、全球中产阶层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产阶层的主要概念类型，以及全球化与中产阶层的未来；接着，通过对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北欧、日本、俄罗斯、印度、韩国、巴西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的研究，在展现全球中产阶层的发展历程和现代状况的同时，着力对美国、欧洲和东亚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中产阶层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全方位地探讨了“中产阶层”这一后工业语境中的全球话题。
研究的第二个阶段为时6个月（2004年1月～2004年6月），在这6个月里，通过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的抽样和电话访问系统，我们完成了3038份问卷的调查，并在上述5大城市及苏州和深圳等地先后完成了100多位中产人士及相关成员的个案访谈。
《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的调查问卷共拟定了79个问题，除了个人与家庭的社会背景以外，包含了与中国中产阶层及其发展有关的8个主要问题，这就是身份认同、消费行为、休闲方式、社会交往、教育与文化传承、文化品味、政治参与以及传媒接触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题为《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的著作，其主要章节就是根据这8个方面写成的。
这3038份调查问卷通过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电话访问系统完成。具体抽样方法为：首先从上述五个城市的黄页电话号码簿中获得各城市的电话局号，然后按照各城市电话号码位数（n）与电话局号位数（m）之差（nm），由计算机自动生成0～10n…m之间的随机数，最后由局号×10n…m＋随机数即组成电话号码样本。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最后完成的3038份有效样本进行简单的分析：（1）样本的性别分布：男性样本数为1503人，占有效样本的495％；女性样本数为1535人，占有效样本的505％。（2）样本的年龄分布：19岁以下的样本数为223人，占有效样本的73％；20～29岁为921人，占有效样本的303％；30～39岁为547人，占有效样本的180％；40～49岁为493人，占有效样本的162％；50～59岁为435人，占有效样本的143％；60岁及以上为404人，占有效样本的133％；此外，另有15人拒绝回答，占样本的05％。（3）样本的城市分布：北京市样本数为606人，占有效样本的199％；上海市为604人，占有效样本的199％；广州市为603人，占有效样本的198％；武汉市为608人，占有效样本的200％；最后，南京市为617人，占有效样本的203％。
在整个电话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被访者对本次电话问卷调查非常理解，并积极给予支持与配合，从而使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这次电话问卷调查任务。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进行对比，我们发现无论从性别结构还是从年龄分布上考察，本次全国五大城市的调查结果与上述五城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之间的一致性很高，这表明本次调查的质量比较理想，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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