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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本书中，我们也看到了对中产阶层休闲生活的另外一种描述：“工作压力大，紧张的工作不断掏空他们的智慧和体力，淘汰的压力与发展的压力使他们感到危机四伏……他们的身心高度紧张，患得患失，工作的余暇获得的不像是幸福更像偷来的快乐。”同上引书，第356～357页。那么，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闲暇生活境况是否果真如此了无生气？中国的中产阶层是一个没有标签的“无特征的阶层”　吗？同上引书，第110页。是根本不存在标签，还是表达的方式不同？那些在收入、职业、教育等方面属于中间阶层的人们是否空有着闲暇生活的资源和能力，实际上却过着与低消费层等非中产阶层一样的闲暇生活？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尽管二者所要描述的是同一对象。中国中产阶层的闲暇生活状况究竟如何，还有待于我们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也构成了本文论述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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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产阶层的休闲逻辑（1）
在讨论中国的中产阶层休闲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在社会学的整体视野中对相关问题的理论脉络进行一番梳理。首先需要明确的便是，属于生活方式一部分的休闲生活何以成为西方中产阶层的地位标签？在西方中产阶层理论中，这种休闲标签如何产生、发展，如今正面临怎样的变迁？
　　　　中产阶层理论的变迁与生活方式视角的凸显
　　虽然中产阶层性质的基本规制要素仍不可避免地取决于生产关系，但生活方式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韦伯提出了“生活机会”的影响概念，主要视点从马克思偏重的生产领域转入市场，认为成员的身份是建构阶级的重要手段。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2004，第338～339页。及至帕森斯时代，随着市场体制和组织体制的进一步分化，以职业为主导的分层模式十分流行。米尔斯在科层制兴起、白领阶层壮大的背景下考察了没有财产的“新中产阶层”的状况，他将美国的老中产阶层纯粹以财产命名，对当时的新中产阶层则以职业来划分。C�崩堤亍っ锥�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层》，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布迪厄则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论述文化资本的传承对中产阶层地位获得的作用，提出了综合主观与客观标准的###模型。阿尔文·古尔德纳关注后工业语境中专家知识分子的兴起，认为：“一种新的阶级系统正在慢慢地形成……在这个理论中，新阶级的‘人的资本’（human　capital）与旧阶级的财富资本（moneyed　capital）将作为特殊的实例。”阿尔文·古尔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6页。
　　考察以上一些分类方式我们可以发现，中产阶层界定并无统一的、既定的标准，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呈现出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从工作方式向闲暇生活方式、从有形财产占有向各种抽象资源占有的过渡。
　　在此基础之上，各国关于中产阶层研究的具体实践同样证明了中产阶层内涵与各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同步关系，同时，生活方式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分类标志。在美国，福塞尔没有继承米尔斯的职业分类标准，而是将格调作为衡量中产阶层资格的重要尺度。福塞尔，同前引书，　1998。日本的新中产阶层（工薪阶层）起初基本由职业界定，指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起来的政府部门及企业、公司的白领雇员大河内一男：《日本の中産階級》，文芸春秋新社，1960。；但伴随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中产阶层的内涵演变成了“新中间大众”村上泰亮：《新中間大肖螘r代》，东京：中央公論社，1987。；而随着泡沫经济崩溃后贫富分化的加剧，又诞生了一批以高新科技、跨国资本等为依托的中产阶层消费新贵。橘木俊詔：《日本の経済格差——所得と資産から考える》，岩波書店，1998。在韩国，地位意识是中产阶层自我识别并影响社会的基本概念，“生活方式的原则”成为韩国中产阶层赖以确立的根本组织原则。Denise�盤otrzeba�盠eet；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　“new”　urban　middle　class�薄�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98�狈依佳д呖疾炫分薜男滦酥胁�阶层时，同样认为它是“社会快速变迁的结果”，并将文化气质、道德取向等作为界定的重要标准。Pekka　Sulkunen；　The　European　New　Middle　Class：　Individuality　and　Tribalism　in　Mass　Society；　Ashgate　Publishing　pany；1992�倍�在中国的台湾，“骤兴的中产阶层”也“更倾向以消费与生活方式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属性”。叶启政：《台湾“中产阶层”的文化迷思》，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巨流图书公司，1990，第116页。
　　　　标签与中产阶层
　　如上所述，中产阶层理论的传统使得我们的视角进一步集中到中产阶层生活方式上。实际上，在中产阶层与作为标签的休闲生活方式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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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阶层的生活方式具有其独特的潜在逻辑，美国近代经济学家凡勃伦通过对贵族阶层的考察极为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凡勃伦看来，“明显有闲”、“明显消费”等金钱竞赛手段是那些拥有足够的财产与地位的贵族阶层生活方式的精髓，其内在的逻辑就是要借助这种“炫耀性”消费来维护自己的身份和阶层地位：“在明显浪费定律的淘汰性监视之下，产生了一种公认的消费准则，它的作用是使消费者在对物品的消费上，在时间与精力的使用上，能够保持高价与浪费的一定标准。”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2002，第85页。
　　在强调贵族有闲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特权身份而进行求新努力的同时，凡勃伦敏锐地捕捉到了生活方式变迁背后的经济因素以及与这种变迁联系得最为紧密的阶层类型：“对于改造已有的生活方式具有最活跃动机的，最容易被说服去接受新标准的，就是处于必须改变生活习惯这种地位的个人。”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2002，第142～143页。凡勃伦以此预示了中产阶层对标签的注重。当时，所谓的中产阶层还处于经济上尚未完全摆脱穷困、政治上颇显羸弱的地位，远未形成日后强大的阶层力量，但其模仿、攀比上层生活方式的积极性在凡勃伦的描述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凡勃伦认为，“每个阶级所羡慕的、所要争取列入的总是刚好比它高一级的那个阶级”，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2002，第　77页。中产阶层总是把他们上一阶层流行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礼仪上的典型，一方面全力争取达到这个理想的标准，一方面又会使用种种方法和手段来伪装某些实用事物的适用性，也就是追求“金钱美感下的伪适用性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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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产阶层的休闲逻辑（2）
与此同时，凡勃伦为我们提供了从休闲、消费的选择角度区分与度量阶层的有效手段：“关于消费方面一些正规的方式方法，与时下公认的礼仪细节究竟符合到什么程度，其间是存在着可以衡量的种种等级的。可以按照礼貌和修养方面的累进尺度，相当准确而有效地将他们分等分级。”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2002，第41页。
　　2�北昵┑谋嗦耄合�费社会的来临
　　可以说，20世纪末波德里亚颇具颠覆性的理论与19世纪凡勃伦的前瞻性洞察紧密相连。凡勃伦的“明显有闲”等概念深刻揭示了消费与休闲的符号区分功能，波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解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分析，只是他走得更远，周怡在《文化社会学发展之争辩：概念、关系及思考》（《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第67～79页）中，认为波德里亚的论述“有许多敏锐的发现，也不乏夸大之处”。借助结构主义的编码系统，波德里亚不仅将消费的影响扩大到整个社会的区分认同上，而且甚至主宰了全社会的生产结构——“揭示了大型技术统治组织是怎样引起无法克制的欲望，而且又是怎样创建了用以取代旧的不同阶级区分的新的社会等级。”让·波德里亚，同前引书，2001，第6页。。波德里亚认为：“（生产范畴与消费范畴）这二者都靠符号而且在符号的遮蔽之下存在。当今社会愈来愈多的根本方面属于意义逻辑范畴，属于象征规则和体系范畴”；让·波德里亚，同前引书，2001，第11页。而“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富裕现象学，它既不是依据我们的食物、服饰及驾驶的汽车来界定的，也不是依据形象与信息的视觉与声音实体来界定的，而是通过把所有这些东西组成意义实体（substance）来界定的。消费是在具有某种程度连贯性的话语中所呈现的所有物品和信息的真实总体性。因此，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　波德里亚：《物的体系》，马克·波斯特编《让…波德里亚文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第25页。转引自罗钢、王中忱，2003，第27页。这恰如拉什所言：“文化符号不再是表现现实，而是直接成为现实。”转引自周怡，2004，第75页。
　　消费社会的来临及其理论革新从本质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布局及生产理念，也自然加大了中产阶层休闲生活方式研究的权重。波德里亚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消费社会里休闲的本质特征：“休闲并非就意味着一种享受自由时间、满足和功能性休息的功能。它的定义是对非生产性时间的一种消费……是一种价值生产时间——区分的价值、身份地位的价值、名誉的价值。”转引自周怡，2004，第176页。因此，对西方中产阶层而言，休闲的标签色彩愈加浓重。
　　3�北昵┑难萁�：时尚、趣味与中产阶层
　　凡勃伦的论述反映出中产阶层对自我表现的媒介物所具备的敏感的辨别能力，齐美尔则从形式社会学的角度揭示了中产阶层与时尚变迁的深层关联，甚至衍生出现代文化研究中颇具奠基意义的“凡勃伦—齐美尔”（Veblen�睸immel）模式柯林·坎贝尔：《求新的渴望——其在诸种时尚理论和现代消费主义当中表现出的特性和社会定位》，《消费技术》（London：Routledge；1992），第48～64页。转引自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266～284页。。齐美尔分析了时尚追求中潜在的模仿与区分动机，认为：“凭借时尚总是具有等级性这样一个事实，社会较高阶层的时尚把他们自己和较低阶层区分开来，而当较低阶层开始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时，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重新制造另外的时尚。”齐美尔：《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72页。与此同时，他指明了时尚集分化与同化于一体的独特作用机制，让我们认识到时尚潜在的整合功能。更重要的是，齐美尔分析了善于捕捉时尚的中产阶层对时尚的推动作用：“历史地看，生活中的真正变化其实是由中产阶层造成的，所以，社会和文化运动自从第三等级获取主导权以来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步调。这就是为什么时尚，也就是生活形式本身的变化与对照，从那时起已经变得更加广阔、更加充满活力。相比于最低阶层有意识地维护惯例，中产阶层就特别显得与生俱来地易变、不安分，对于当某种因素一占上风就要衰败的生活形式来说，它总体上处于合适的位置。要求不断变化的阶级与个人——因为他们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以使他们跟随自己内在冲动的东西。”齐美尔：《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88～89页。齐美尔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借助时尚波澜壮阔的演变，中产阶层为自身的发展潜力找到了合适的表达语言，在这里，苦于表征渠道的中产阶层群体旺盛的创造力，以及时尚富于变幻的表现力，都给我们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而休闲生活无疑是时尚推演的最佳展示地，自然也成为中产阶层自我表征的关键场域。
　　4�北昵┑拇�递：再生产的惯习
　　与齐美尔侧重形式化分析不同，出身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布迪厄虽然同样“把文化符号分析和社会等级（阶级）分析结合在一起”，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40页。但他更侧重的是实际社会当中阶级生发与传递的真实的运作机制。布迪厄以法国中产阶层为个案，从休闲文化生活的角度具体深化了标签的区分逻辑。他借助社会“实践”和“惯习”的概念，对阶级、阶层等客观结构与休闲、消费等个体行动之间的运行逻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布迪厄认为：“与某一特定阶级的存在条件相关的制约因素产生了惯习，即持久的系统、可转换的性情倾向、预置的被结构的结构作为结构中的结构起作用，也就是作为生成和组织实践以及再现的规律起作用……惯习客观上是‘被规范的’和‘符合规则’的，而不必作为遵循规则的产物，它们可以不用成为一个指挥家的组织行为的结果，而被集体地演奏。”皮埃尔·布迪厄：《实践的逻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第53页。这种类似于结构的“惯习”使得抽象的阶级概念得到了具体的表达。
　　

西方中产阶层的休闲逻辑（3）
在布迪厄的理论中，实践的策略保障了行动者主体的能动地位。“韦伯视为具有特殊生活方式的地位群体的那种东西，在布迪厄眼中绘制出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格位，在这里发展的条件是由统治阶级支配的，而人们（个人和群体）使用了所谓‘区隔策略’去获得他人对自己价值的承认。”约翰·霍尔等：《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0，第186页。这种区隔的象征性逻辑自然为那些占有广泛文化资本的人提供了“对其物质利润和象征利润的庇护”，即在阶级分层社会当中的有“保障的利润份额”。包亚明主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96页。通过布迪厄的研究我们发现，休闲生活不仅是中产阶层外在的标签，它还隐含着中产阶层发展的组织机制。
　　5�北昵┑慕峁够�：“定位实践”与制度
　　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理论虽然并非纯粹的休闲或阶级理论，但将其引入休闲研究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尝试。该理论克服了传统休闲社会学理论参见约翰·凯利《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王雅林、董鸿扬：《闲暇社会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李仲广、卢昌崇：《基础休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加藤秀俊：《余暇社会学》（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吉恩…巴梅尔、雷…锶…伯勒斯巴梅尔：《休闲与人类行为》（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一番ヶ瀬康子ら：《余暇生活論》（枺�京：有斐閣，2003）等书。中社会阶级结构与个人休闲行为之间缺乏统合的不足，提醒我们以融合的、组织的视角来看待个体的休闲行动。对此，斯托科夫斯基（Patricia　A�盨tokowski）的结构性休闲社会学理论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认为就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影响而言，“休闲活动、关系和目的不仅会重复社会结构且有可能因他们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出现而改变社会结构。同样地，社会结构也会在数方面影响行动……广大的社会社区、市场、组织和国家藉着增强条件、规则、可接受的休闲行为和选择的界限而有助于休闲的制度化。休闲的社会重要性在于所有层级的常例和组织间关系的型态化，和在整个组合层级和其间的互动。”　帕特里夏·斯托科夫斯基：《休闲社会学》，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6，第195～196页。
　　与布迪厄的再生产理论相似，在结构二重性理论中，社会系统的部分结构性特征被看作重复实践活动时空伸延的组织体系，概括为“定位实践”的关系。行动者的位置代表着某种社会身份，“一种社会定位需要在某个社会关系网中指定一个人的确切‘身份’，这一身份成了某种‘类别’，伴有一系列特定的规范约束。”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第161页。共同在场的社会特征以身体的空间性为基础，同时面向他人及经验中的自我，颇似戈夫曼角色理论中作为“‘集体表象’和独立事实”的“前台”。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27页。社会总体再生产中包含的最根深蒂固的结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