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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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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中，甚至就在我们还保存着社会记忆的计划经济和物质资源短缺时期，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如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即社会关系更多地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生产当中的地位成为彼此间社会关系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基本上是由职业所决定的社会处境所决定的。比如单位制时期，不同单位、干部与工人身份、单位所有制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影响人们距离远近的重要因素，生活中所结成的亲密关系是以生产中的互动为前提的。在生产主导着整个社会的情况下，这种由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关系一直是区分不同群体的一个主要因素。
但消费介入生活后，这种情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波德利亚所说，是消费而不是生产越来越重要地控制着我们的生活，他甚至认为，是消费主宰着我们的生活。暂且不论他的这种观点有多大的适应范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是成立的，波德利亚对现代社会消费的重要性的认识却是不容置疑的。在消费成为满足我们的需求与欲望的同时，消费本身也作为一种能动性的社会行为开始进入我们的社会生活，它开始作为一种建构力量对我们的社会关系进行一定的分化与整合。
事实上，消费本身从一开始就不是被动的，就不只是人们生存活动中的一种摆设或者是生活意义的附属。它从一开始就是生活意义的一部分。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认为，即使是人类早期的较简单的消费活动，其本身也是有意义的，我们应该把物品视为体现人类创造力的非语言媒介。消费运动是消费同仁联合建立价值体系的过程。这样，消费本身就成为消费者本人与其同仁展开的仪式性活动，消费成为一个积极有效的过程，人们的社会范畴包括社会关系在消费过程中重新定义。玛丽·道格拉斯等：《物品的用途》，罗钢等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60～66页。不论是被人类学家作为研究样板的“夸富宴”（potlatch）或者是后来成为研究中心的“礼物”问题，最终反映了一个问题，即消费是人们建构其社会关系的有效方式之一。“夸富宴”不等于穷奢极欲的奢侈，礼物的流动中也有人情与人际关系的因素在内 。至于在现代社会消费更为丰富的社会内涵中，消费在建构人们的社会关系中所表现的作用在规模与方式上都更为多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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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6）
就目前来说，中产阶层的消费本身已经兼具这方面的意义。我们的问题是：消费是否已经开始影响中产阶层的日常生活关系？消费是如何作用于他们的人际关系之中或者说建构他们的人际关系？消费的这种作用过程是否也同样体现了消费的社会区分的逻辑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这种分化原则是如何体现在中产阶层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呢？我们从调查中观察到的具体个案着手进行分析。
由于联系和接触较多，G6是我在田野调查中重点观察与了解的典型，她是一个无论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都很现代的中产女性。与她常相伴逛街的是同一办公室跟她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刘，一开始两人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来往，只是出去逛街的机会多了，主要是两人的消费能力、消费观念基本没有什么差别，所以现在只要一上街，她们会相约一同前去。时间长了，两人联系就比较多，时常打打电话，互相介绍一些信息，交流一些看法。她说，这样的朋友是生活型的，与工作中的那些同事朋友不一样，跟她在一起，心情总是放松的。开始可能就只是谈谈哪个地方有了什么新款式、新品牌，哪个店里又开始打折了等等这样一些消费信息，时间长了，关系也自然而然地近了很多，谈的话就多了，有关孩子问题、家庭问题、与老人的关系问题等等。G6说，她现在的很多朋友就是因为经常出去逛街购物，所以一起互相联系的比较多，至于其他一些朋友，由于因为消费观念的问题多少会有些疏远。她说，现在除了工作，就是生活，就是出去，可现在出去举手抬脚都要花钱的。在与G6接触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看似寻常但耐人寻味的事。有一次，她与办公室的一位同事一起去市里做头发，去的是一个比较有名的美容连锁店“新之肤”，拉直加上染色以及护理每个人花了大概有五百块左右。回家时，正好遇到了住宅楼下的理发店的老板，老板问她花了多少钱。她说五百，老板说她们是钱多了烧的，在他那只是一百多。她说，再便宜我也不会去他那里做头，看一看环境就让人感觉不舒服。再说了，他那里是一个自己开的店，好了罢了，不好了怎么办？而且他那里的环境、条件、服务不怎么样，经常路过，有时会去洗洗头，但正规的做头发基本上去的人很少。而“新之肤”就不一样了，它是一个连锁店，市里面总共有十几家，这给人的印象是非常专业、可靠，环境好，而且感觉就是上档次，你就会对它很信任。在那样一个土头土脑的地方做头发，感觉很不好，别人一问你是哪里做的，你说是那个破店，别人可能嘴上不说，心里就是笑你了，“一个不上档次的人”。
从G6的情况看，我们无法推断出消费购物是她的社会关系的唯一因素，但可以看出，消费在她自己的生活中成为组织人际往来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定程度上，甚至于比生产活动——工作还重要。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消费与生产在建构人际关系上存在一些基本的不同：其一，生产活动中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前定的，而不是自由选择的，或者说只能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选择，这种关系中个体的自主性与自由程度都不如消费活动。其二，消费活动本身建构社会关系的基本方面固然与经济基础、职业性质等因素有关，但最重要的是消费观念方面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是内在的，因而其建立的关系可能更加持久；而生产活动中的关系建立本身包含了很多的个体外的因素，这种关系很可能随着职业变动、部门转变等因素而发生变化。其三，消费活动中结成的关系本身已经成为个体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职业、工作结成的生活圈的有效补充。而且，重要的是，消费作为关系整合的力量在其生活中已经开始表现出来，“理发风波”则是直接体现。如果说她对“新之肤”的选择表现了我们前面所述的消费空间的区隔的话，那么消费中社会关系的区分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方面，与G6一同前去的伙伴也是她经常外出逛街的同伴，如她所说，二人的关系主要集中在消费之中，虽然是同事，但工作中的联系很一般，二人的关系主要是在消费中形成的；G6与其楼下理发店的冲突反映了不同阶层消费观念的区别，这种区别成为不同阶层差异的主要方面；也对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新之肤”同其他任何俱乐部形式的消费场所一样，在那个社区附近，它的顾客多为中产阶层家庭妇女，这样的场合本身就是一种区隔，这是一种对不同收入、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的区隔。这样的区隔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映，这种区隔空间成为同一阶层人们的活动空间，成为他们建立社会关系的整合空间。
G6的“理发风波”其实只是我们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故事之一，前文对于消费空间区隔的结果表明，区隔或者说消费空间的阶层趋同性正在形成并加大。但这种消费空间也只是人们展开其社会关系的空间，在这种空间区隔的背后起作用的必然是消费观念所造成的关系分合的区隔。G6与同事刘的关系其实正是很好的说明，可以说她们的交往始于消费，基础是共同的消费观念，而这种关系进而延伸到她们生活中的其他方面。G6所谈到的有关她美容的问题，其实也是这样一种关系整合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理发风波”中表现出的更多的是消费对于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关系区隔：通过消费，不同阶层的群体之间保持并拉开距离，形成关系上的远近之别；而G6与刘的交往及美容消费则表现了由于消费观念不同所导致的同一阶层内的关系分化，认识到这一点在目前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也就是说，由于目前我国城市中产阶层在消费观念上并没有达成一致，这种关系区隔也会在阶层内形成区隔，而这种区隔显然是在阶层间的分化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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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7）
G6的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消费对于社会关系的聚合情况在另外的访谈中也得到进一步的反映，且更加明显。Z11和Z12是一同接受访谈的同事，她们两人的消费水平相近，在消费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上她们持相似的看法。在选择购物的同伴时，Z11的看法是：“应该是跟自己的品味、格调差不多的人吧。是跟自己的消费能力、选择观念一致的。好像我们这些人（同事）基本上还都比较接近。”Z12的看法是：“肯定是有相同的消费能力，否则，如果我在买她又不买，或者她在拼命买，而我又买不起，肯定会影响购物情绪的。”
从对此二人的访谈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消费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将品味、格调、消费能力、选择观念相似的人聚合在一起，如果消费能力不同的话，人际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Z11和Z12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朋友的消费能力基本上都有一个大概的认知，这是她们判断、选择消费同伴的因素之一。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即她们的消费同伴除个人喜好上的相近外，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等基本上相近，这其实是她们消费的基础与前提。Z11也曾谈到她的朋友虽然与她经济收入上差别较大，但购物的次数也较多，二人趣味相近。但访谈中我了解到，Z11的丈夫收入不菲，而最主要的是她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不比其朋友低。
在有关国外的中产阶层家庭消费研究中，家庭消费的性别差异问题表现得比较突出：或者中产阶层家庭的专职妇女成为凡勃伦式的“代理消费”的典型，或者基本上由他们完成家庭的消费活动。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34～148页。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这种差别，即中产阶层家庭大多数具体的消费是由女性完成的。所以，购物作为关系整合的手段在她们的生活中表现更为突出。对于中产阶层家庭的男性而言，这种消费对社会关系的影响表现如何呢？
由于调查时的住所离G1家不远，因此他成为我能够就近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的个案。G1的消费层次较高，有车有房，出手大方，交往面很宽，人际往来较多，从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从G1的例子中不难发现中产阶层家庭中男女的消费区隔方面的差异：如果说中产阶层女性将消费作为建构其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她们是在消费中交往，那么对于中产阶层男性而言，他们是在交往中消费，也就是说他们是基于关系之上或者企图建立关系的消费，在这里显然消费的重要性大为不同。但共同的一点是，这种消费区隔的逻辑与性质是相同的。在G1谈到买车问题时，这种逻辑表现出来。他认为买车使得他自己的人际空间加大，即“交往的圈子也大了，出去的场合也多了”。而且从他们单位在一次寒假组织的车队出游可以看出，在这种活动中，车其实成为一种联系与交往的工具，自然，也成为关系分隔的一种工具。从G1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出，消费在他建立自己社会网络中的关系的地位：其一，正如G1所说的，这些人能够在一起玩乐主要是脾气相投，关系好，但隐含在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消费观念较为一致，否则这种交往可能会中断，即所谓“人以群分”，如果以前人们主要是以职业、工作等聚合在一起的话，那么现在消费成为又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在生活中并不鲜见。其二，在目前，越来越多的社交场合是与消费场合叠加在一起的。在消费中交往，在交往中消费，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消费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样，消费成为与人们交往相伴的、有时甚至是决定亲密关系分与合的重要因素。其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追求的不仅仅是消费的快感，如G1所说的，有时不想去也得去，在这时消费显然成为一种联络感情、沟通关系、增进交流的手段，是积累与获得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消费在社会交往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中产阶层，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但应该承认，就社交与消费的关联而言，很明显，中产阶层要大的多，这一点在前面的调查中也表现得很突出。如果以前说起“酒肉朋友”还多少有些贬义的话，那么在今天，要找出不与消费相联结的社会活动，恐怕太难了，茶馆、酒吧、餐厅等等是消费场所，也同时是社会交往场所。而且，不可忽视的是，随着人们自由选择的空间越来越多，那些在消费上经济能力接近、消费观念相近的人更多地走到一起，而不是相反。这样一来，中产阶层的消费活动建构起来的可能是越来越同质性的圈子，因为社会交往本身更多转向消费场合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产生一种社会排斥：那些消费观念、消费能力差别较大的将可能会趋于疏离。
这些个案的具体情况反映了一定的生活真实，但要反映全部代表所有的方面，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两个个案反映出：消费作为一种形塑社会关系的力量已经开始发生作用，这种作用的结果，不外乎通过排斥与趋近达到社会关系的整合，这样建构的社会关系同原来那种跨阶层式的社会关系相比，可能社会跨度开始变小，而且同质性更强，如此一来自然封闭性可能也更强了。因为当社会交往更多地与消费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与生活方式的选择相联系时，这其实同时也是对社会网络的一种筛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社会关系更多地由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甚至生活方式来决定，本身就是另一种分合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不断结合起来的社会关系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消费方式或者生活方式一致性中所隐匿的社会阶层等级关系。因此，城市中产阶层本身也正是在这种消费与社会关系的关联中进行另一种社会区隔，通过这种社会区隔，形成他们自己的人际互动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圈子更多地属于中产阶层的圈子，它可能会与其他阶层有所关联，但这种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8）
消费观念的分化：由传统走向现代
中国城市消费革命的结果不仅使得消费品市场与城市居民的消费生活都有很大的飞跃与提升，更重要的是这场消费革命带来人们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价值观念乃至于生活方式上的变化，这样一种革命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中，同时体现在对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与生活理念的影响。看不到这种影响，就看到消费革命所带来的本质变化即人的变化、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在这种由生产到消费、由传统向时尚、由单一到多元、由节流到开源、由保守向前卫等等的一系列变化中，消费观念的变化是最为直接的体现。正如齐美尔所说，同保守的上流社会相比，中产阶层总是激进的，同并不富裕的社会下层相比，中产阶层有一定的经济力量的支持。因此，他们总是天生求新、求变的，而在时尚与消费中，中产阶层的这种社会能量得到了更大的释放与激发。奥尔格·齐美尔：《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72～93页。在我国城市消费革命中，城市中产阶层家庭无疑成为其中的主要力量。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样，消费革命的进程其实也是由传统消费观念不断迈向现代消费观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表现最为积极的是城市中产阶层，受影响较大的也是中产阶层。如果说，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主要是由中产阶层推动的，那么中产阶层参与并推动的这场消费革命本身也是他们自我的一种洗礼与蜕变过程，他们是革命者，同时也是被革命者。在这场他们发起的、表面看来主要是物质消费革命但背后实则是精神革命的过程中，中产阶层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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