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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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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13）
这些人都是非常成功的传教者，他们的影响达到了理性无法控制的意识领域。据说，怀特菲尔德只要说出“美索不达米亚”这几个字，就会让他的听众泪流满面。这也许就如亨利·考斯威尔1839年所写的：“宗教狂热据说是美国精神病的最主要形式。”3 但是我们应该记住，18世纪和19世纪奋兴运动倡导者和传统教堂为不同教义的争论是通过行文理智、逻辑严密的小册子和书进行的。如果我们把比利·格雷厄姆或其他电视上的福音奋兴派人士当作当今的乔纳森·爱德华兹或查尔斯·芬尼，那就大错特错了。爱德华兹是美国历史上最聪明、最富创造力的人之一。他对美学理论的贡献和他对神学的贡献几乎一样重要。他潜心学术，常常每天在书房里呆上很长时间。他从不即兴向听众发言，他总是朗读他的布道词，他对神学教义的论述观点明确、逻辑严密。4听众可能会被爱德华兹的语言感动，但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需要理解其意义。爱德华兹的名声源自他1737年出版的《上帝感化北安普顿数百灵魂之忠实记录》。他后来于1746年出版的《信仰的激情》被认为是美国最杰出的心理学研究著作之一。
和今天“大觉醒运动”的重要人物不同的是，昔日美国奋兴运动的领导人都是学养精深之人，他们崇尚理性，具有不凡的辩论天赋。他们与宗教组织的争论不仅涉及神学和意识的本质，同时也涉及宗教的启示。例如，芬尼绝不是其对手有时贬称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乡巴佬”1，他接受过律师的训练，写过一本关于系统神学的重要著作，后来还成为奥伯林大学的教授和校长。
各教派之间的纷争在18世纪是通过论述严谨的说理进行的，到了19世纪则是利用建立大学作为解决矛盾的应急手段。有时候我们会忘记，美国的教堂为我们的高等教育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哈佛大学是为了给基督教公理会培养教士而于1636年创办的。65年后，当公理会内部为教义争论不休时，耶鲁大学成立了，目的是为了纠正哈佛大学的松散风气（但到了今天，它自己也难免这样的弊端）。公理会这种重视知识的努力得到了其他教派的效仿，尤其是他们创办大学的热情。长老会创办了田纳西大学（1784年）、华盛顿和杰弗逊大学（1802年）和拉斐德大学（1826年）。浸礼会创办了高格特大学（1817年）、乔治·华盛顿大学（1821年）、福尔曼大学（1826年）、登尼森大学（1832年）和维克福雷斯特大学（1834年）。新教圣公会创办了何巴特大学（1822年）、三圣一大学（1823年）和肯因大学（1824年）。循道宗教在1830年至1851年之间创办了8所大学，包括卫斯里安大学、埃莫利大学和德鲍大学。除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公理会还创办了威廉姆斯大学（1793年）、米都柏利大学（1800年）、阿姆赫斯特大学（1821年）和奥伯林大学（1833年）。
如果说这种对于文化和学识的痴迷是一种“精神病的形式”，就像考斯威尔在评论美国宗教生活时所说的，那么就让这种精神病更多一些吧。在18和19世纪，美国的宗教思想和宗教组织被一种质朴、博学的话语形式统治着，而这正是今天的宗教生活所缺少的。要想找出过去和现代公众话语形式的不同，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对乔纳森·爱德华兹同当今杰瑞·法威尔、比利·格雷厄姆或奥拉尔·罗伯茨之流的神学观点进行对比。要想理解爱德华兹的神学观点，人们必须开启智力；但是，如果当今电视新教徒们也有什么神学观点的话，恐怕他们还未能清楚地表达出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14）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法律系统，也同样会发现，在以印刷品为基础的文化和以电视为基础的文化中，话语特征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在以印刷品为基础的文化中，律师往往受过良好教育，相信理性，擅长论证。在美国历史上，人们常常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如阿历克西斯·托克维尔所说的，律师这个职业代表了“脑力劳动的一个特权团体”。一些律师被奉为民间英雄，如亚拉巴马州的普兰提斯，或伊利诺伊州“诚实”的亚伯拉罕·林肯。而当今电视里出庭律师的表演根本无法同林肯操纵陪审团的机智表现相比。美国法律界的大牌人物，如约翰·马歇尔、约瑟夫·斯托瑞、詹姆斯·肯特、大卫·霍夫曼、威廉姆·维尔特和丹尼尔·韦伯斯特，都是崇尚理性、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典范。他们认为，虽然*有种种的好处，但它无疑形成了一种助长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的危险。他们希望在美国通过“建立理性的法律”来拯救文明。1基于这样崇高的理想，他们相信，法律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行业，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公正开明的行业。著名的法学教授约伯·泰森提出，一个律师应该熟悉塞涅卡2、西塞罗和柏拉图的著作。3乔治·沙斯伍德也许是预见到了20世纪法律教育的衰落，早在1854年就指出，单纯阅读法律书籍有害大脑，“如果只拘泥于耳熟能详的专门术语，就会丧失对事物进行宏观全面认识的能力，即使在熟悉的领域里也一样”。1
美国及各州都有一部明文的宪法，法律条文的制定非常明确严格，这更要求法律界人士必须具有开明、理性和清晰的头脑。律师需要具备超过常人的读写能力，因为理性思维是判断法律事宜的主要依据。约翰·马歇尔无疑是“理性思维的杰出典范，是和纳蒂·班波2一样家喻户晓的代表人物”3。他是印刷术时代的优秀代表——冷静、理智、崇尚逻辑、憎恶自相矛盾。据说，他在阐明观点的时候从不运用类比，而是用“我们已经确定……”来开始他的论述。一旦你承认了他的前提，你也只好接受他的结论了。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像，早期的美国人不仅熟知他们那个时代的重*律事件，甚至还熟悉著名律师出庭辩护时使用的语言。丹尼尔·韦伯斯特就是一个例子。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在他著名的短篇小说中选择了丹尼尔·韦伯斯特来和魔鬼辩论，这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魔鬼怎么可能战胜这样一个具有非凡语言能力的人呢？下面是最高法院法官约瑟夫·斯托瑞对韦伯斯特语言特点的描述：
……他措辞简洁明确，涉猎广泛，善于从实际生活中旁征博引；他分析透彻，敢于解决难题；对于错综复杂的情况，他善于化繁为简并用绝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的方式加以解决；他擅长归纳，常常利用对手的论述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理智慎重，从不因为忘形而在辩论中处于被动之地，或是为了无用的观点而浪费口舌。4
我全文引用了这段话，是因为它对19世纪深受铅字影响的人所形成的话语特征作了最好的描写。詹姆斯·穆勒对于印刷术所能创造的奇迹有过种种预测，而这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他心中的理想和典范了。如果说这样的典范有些遥不可及的话，那么它至少可以成为律师们奋斗的理想。。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15）
这个理想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律师或牧师行业。即使在我们日常的商业社会里，印刷术产生的共鸣也随处可以感觉得到。如果我们可以把广告作为商业的发言人，那么其历史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18和19世纪，那些有商品出售的人绝对是把每个顾客都当成了丹尼尔·韦伯斯特：他们以为那些潜在的顾客都有很高的文化程度，都能做出理性的分析。确实，美国的报纸广告在某种程度上是印刷术统治下的思想日渐衰落的象征：以理性开始，以娱乐结束。法兰克·普瑞斯布利在其经典著作《广告的历史和发展》中，讨论了印刷术的衰落，他把印刷术的衰亡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把这个阶段之前的时期称作排印技术的“黑暗年代”。1他所指的“黑暗年代”开始于1704年，那一年美国的《波士顿新闻信札》上第一次出现了付费广告。当时共有3个广告，占了报纸一栏的4英寸。其中一个是为抓小偷悬赏；另一个是为找回被不知名者“占用”的铁砧悬赏；第三个广告是想卖什么东西，但和我们今天在《纽约时报》上看到的房地产广告毫无相似之处：
在纽约长岛的牡蛎湾，有一个很好的漂洗作坊，可供出租或出售。此处亦可作为农场，有一新造的砖石房屋，旁边有另一房子可作厨房和作坊，有粮仓、马厩、果园和20亩空地。作坊可以单独出让或和农场一起出让。有意者可向纽约的威廉姆·布赖德福特·普林特询问详情。2
150多年之后，广告的形式变化不大。例如，在布赖德福特先生为牡蛎湾的房产作广告64年之后，保罗·瑞威尔在《波士顿报》上刊登了下面这则广告：
很多人不幸因意外或其他原因失去了他们的门牙，不仅在外观上不够美观，公共场合和私下讲话也多有不便：特此告知所有这些人，他们可以安装假牙，效果保证和真牙一样好。有意者请联系波士顿戈德史密斯的保罗·瑞威尔，靠近克拉克医生码头的尽头。1
在另一段广告里，瑞威尔继续写道，那些由约翰·贝克补的牙，或是那些补过的牙仍然松动的，可以到他那里加固。他透露，他的补牙技术师承约翰·贝克本人。
直到瑞威尔广告100年之后，广告商们才开始试图改变出版商要求的线形排版。2直到19世纪末，广告才真正采用了现代的话语模式。即使在1890年，广告里仍然除了文字别无他物，广告被看作是一项严肃而理性的事业，其目的是用文字形式传播信息、发表主张。借用斯蒂芬·道格拉斯3在其他情况下所说的话就是：广告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激情。这并不是说，印刷术时代发表的文字就一定都是真实的。文字不能保证内容的真实性，而是形成一个语境，让人们可以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19世纪90年代，语境遭到了彻底摧毁，首先是因为插图和照片的大量侵入，后来是因为无主题语言的使用。例如，19世纪90年代的广告商开始在广告中运用口号。法兰克·普瑞斯布利认为现代广告的起源是这两句口号：“你按下按钮，剩下的我们来做”和“看见那头骆驼了吗？”4几乎在同时，广告短诗也开始被广为采用。1892年，宝洁公司向社会征集短诗，作为象牙牌香皂的广告。1896年，亨氏公司第一次采用了婴儿的照片：一个可爱的宝宝坐在宝宝椅里，面前摆着一碗麦片粥，手里拿着调羹，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到19世纪和20世纪相交的时候，广告商们已不再期待顾客的理性选择。广告成为一种半是心理学、半是美学的学问，理性思维只好移师其他领域了。
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16）
为了理解铅字是怎样帮助早期美国人认识智力、真理和话语性质的，我们应该记住，18和19世纪的阅读同今天的阅读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首先，如我前面提到的，铅字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除了铅字以及口头表达的传统，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公众人物被人熟悉，是因为他们的文字，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貌，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演讲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美国的前十五位总统如果走在街上，没有人会认出他们是谁。那个时期的著名律师、牧师和科学家也是如此。想到那些人就是想到他们的著作，他们的社会地位、观点和知识都是在印刷文字中得到体现的。如果想想那些近年成为公众人物的总统、牧师、律师和科学家，你也许会意识到现在的情况有多么不同。想想尼克松或吉米·卡特，或比利·格雷厄姆，或爱因斯坦，首先进入你脑海的是一个图像，一张图片上的脸，或一张电视屏幕上的脸（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则是一张照片上的脸）。而至于他们说过些什么，你可能一无所知。这就是思维方法在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和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中的不同体现。
这也是一个几乎没有娱乐的文化和一个充满娱乐的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不同。农家小孩一手执书一手扶犁，母亲在周日的下午向家人大声朗读，商人宣读剪刀进货的通知——这些读者和今天的读者完全不同。对于他们，没有多少读闲书的机会，因为他们没有时间。阅读对于他们有一种神圣的因素，即使说不上神圣，至少也是一种被赋予特殊意义的每日一次或每周一次的仪式。我们还应该记住，那时人们的生活中还没有电，凭借烛光或煤油灯阅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显然，那时的人们大多只能在拂晓和开始工作前的那段时间进行阅读，所以阅读的目的肯定是严肃、专注而明确的。在1790年或1830年或1860年的人眼中，把阅读独立于其他活动而作为一种测试读者“理解能力”的手段，可能是一件荒唐的事情。除了理解，阅读还有什么意义呢？据我们所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阅读问题”，当然，除了那些无法上学的人以外。上学就意味着学习阅读，因为如果不能阅读，你就不能加入到文化的对话中去。大多数人都能够阅读并且也参加了文化对话。对于这些人来说，阅读为他们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提供了纽带，同时也帮助他们形成了对于世界的认识。书本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把这个世界展示出来。在书本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
回顾18世纪和19世纪的美国，我们随处可以感觉到铅字的共鸣，尤其是它和各种公众表达方式之间的那种无法理清的关系。查尔斯·比尔德1说过，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是美国宪法制定者的首要动机。这也许是对的。但我们也应该想到，制定这样的法律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参加公众生活必须具备驾驭铅字的能力。对于他们来说，没有高深的文化程度，要想成为一个成熟的公民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大多数州的选举年龄定为21岁，为什么杰弗逊认为普及教育是美国最大希望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如阿兰·内文斯2和亨利·斯蒂尔·康马杰指出的，没有财产的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参加选举，而没有文化的人却不行的原因。
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17）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3在一本书中写道，激励美国人的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开拓精神，这也许没错。但同时，正如保罗·安德森所说的：“不管读的是莎士比亚、爱默生或是梭罗，农家孩子一手执书一手扶犁绝不是摆摆样子的。”1使堪萨斯成为第一个允许妇女参加学校选举的州，或者，使怀俄明成为第一个实现完全平等选举权的州，光靠开拓精神是不够的。妇女也许比男子更擅长阅读，甚至在边远地区，公众话语的主要途径也是来源于铅字。那些能够阅读的人，不可避免地已经成为对话的一部分。
佩里·米勒说过，美国人的宗教热情为他们注入了能量，或者，如早期的历史学家所说的，美国诞生于一种应运而生的理想。这些说法也许都是对的，我无心质疑。我只想指出一点，他们笔下的美国曾通行一种公众话语，这种话语的形式是印刷机的产物。两个世纪以来，美国人用白纸黑字来表明态度、表达思想、制定法律、销售商品、创造文学和宣扬宗教。这一切都是通过印刷术实现的，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美国才得以跻身于世界优秀文明之林。
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期，我给了它一个名称，叫“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到了19世纪末期，由于某些我急于解释的原因，“阐释年代”开始逐渐逝去，另一个时代出现的早期迹象已经显现。这个新的时代就是“娱乐业时代”。
第五章 躲躲猫1的世界
到19世纪中期，两种观念的融合为20世纪的美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公众话语理念。它们的结合大大冲击了“阐释时代”，为“娱乐业时代”奠定了基础。其中的一个观念是很新的，另一个则是和古老的洞穴壁画一样有年头了。我们后面很快就会讨论那个古老的观念。而那个新的观念是指交通和通讯可以彼此脱离，空间不再是限制信息传播的、不可避免的障碍。
19世纪的美国人非常关心怎样“征服”空间的问题。到19世纪中叶，美国的边境线已经延伸到了太平洋，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基本铁路系统使得人和货物可以在全国范围流动。但是直到40年代，信息的传播还是无法超过信息传播者行进的速度，准确地说，无法超过火车的速度，更准确一点说，只能达到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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