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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待，更准确点说，在巴黎，有着满足我们全体内心期待的许多可能。
我们的期待自然各不相同。
巴黎是神奇的，自有人期待着对这个神奇的巴黎作一次漫游。借助于这个时代
电视媒体的力量，他们将毫不费力地进入凡尔赛皇宫，去纸醉金迷的密窒邂逅路易
十二皇帝的幽灵，或者，去抚摸骄奢淫逸的十八世纪的脚踵。
巴黎是时髦的，自有人期待着对这个时髦的巴黎作一回膜拜。通过今日社会IN
TER的帮助，他们将意乱情迷在香榭丽舍大街，看雪奈尔情调如何花枝招展于新
茶花女的唇齿之间，要不，看伊夫·圣洛朗时尚怎样仪态万方于朗布依埃夫人后裔
的身上。
而我，作为一个准球迷期待着在巴黎目击世界足球旧秩序的瓦解和它的新秩序
的建立。
不要将我想象成是一个如痴如醉、或癫或狂的球迷，但我和部分球迷有着共同
的心理感受：厌恶足球场上的平静。
这样的平静是不可容忍的：尽管火爆的场面络绎不绝，尽管耀眼的球星层出不
穷，尽管四分之一决赛扣人心弦，尽管二分之一决赛惊心动魄，但到了最后，我们
看见的依然是旧格局的重现：老牌照旧是老牌，新牌仍然是新牌。
美学理念毫无疑问应是足球文化的主要价值之一，我们正是在不同种族的激烈
对抗、角逐、厮杀中感受生命的呼啸，感受唯有男人方能表现出来的力量美，它们
将我们带回到了迦太基人在地中海沿岸攻城掠地的年代，带回到了宋江、方腊们在
千百年前啸聚山林的岁月。但我还想强调推陈出新，这也是足球文化包含的重要理
念。换言之，当任何一届世界杯足球赛落下其帷幕的时候，这届足球赛为人们提供
了多少新鲜的东西将是人们对之作出价值判断的主要尺度。
在这样的视角中，某个天才足球运动员在巴黎的诞生就只具有“个人”的意义，
某场堪称经典性的足球大战也只有“场”的含量，更为重要的是昔日足球秩序拼图
版是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的生命点是否增长，旧有的势力是否消退，一句话，
在倒塌的旧秩序城墙的废墟上我们是否目击了新秩序那一面让我们神不守舍的旗帜。
虽说，出于一个第三世界公民的渺小心理，我祈祷在世界足球新秩序中能够保
留伟大的巴西人的一席之地。
飘渺神秘的巴黎，诞生了德加、莫奈、雷诺阿的巴黎，被雨果、左拉、司汤达
具象描绘的巴黎，让波德莱尔、罗伯·葛里耶、让·保罗·萨特抽象咏叹的巴黎，
集聚了二十世纪末期最为天才最为精英的足球运动员的巴黎，此刻，你使我们充满
了期待的想象。

激越的球场让我们神不守舍

不必猜想，一些平庸的灵魂在上面这个标题前面有的只能是无动于衷的姿态。
但我们，以男人应有的傲慢坚持着这样的原则，我们向往的就是这种在表象上不可
思议的美学：球场激越、球场亢奋甚至适度的球场冲突。原因只是今天我们面对着：
信息过于杂乱，生活过于有序，而世界过于平静。
让我说得更为明确一点。
我们今天的生活正在丧失掉一种激越的内容、调子和氛围，人们正毫无知觉但
无可挽回地坠入死水一般的程序之中。
在世界的背景上，我们目睹着格瓦拉的骸骨以那么隆重的方式运回到了他的故
乡古巴，耐人寻味的是，三十年前，强硬的格瓦拉发誓要加以粉碎的便是今天这个
给予他隆重礼仪的世界；我们又看见穷途末路的红色旅在不久前通过媒体宣布了她
自身的瓦解，这些一度在罗马、伦敦、巴黎到处乱扔“莫洛托夫炸弹”的理想主义
者，现在终于向她绝对憎恨的既成秩序伸出了橄揽枝，以自我崩溃对它昔日的恐怖
存在作了一个终结；曾令人不寒而栗的新芬党人现在每天以他们和蔼可亲的微笑频
频亮相于电视媒体上，让天下不得安宁的卡扎菲先生而今也不再是日报或晚报的头
版头条……现在，这个世界不用恐惧它既定的生活节奏被某个蒙面客的靴跟所踩扁；
这颗星球上的男女不用恐惧自己遵从的生活方式被某一枚塑胶炸弹所炸裂，野蛮的
暴力不再如同一个不祥的咒语始终悬挂在渴望平静的人们的头上，无法控制的激越
情感正逐渐地退出这个时代，一同退出的还有激越的举动和行径。
但仿佛，一种获得必然将以另一种丧失作为它的代价。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突然省悟到，在文化和心灵的意义上，人们的生活里再没
有出现过喧嚣不止的伍德斯托克之夜，视域中再没有闪动过诺曼·梅勒也加入其中
的那一次永驻史册的“夜晚的进军”，耳膜间也再没有被约翰·列农、米格·贾克
尔、鲍勃·迪伦等等撕心裂肺的吼叫所震动。全世界的中产阶级在既定秩序下复制
着他们的生活，那生活里有着的是拉夫劳伦服饰的皱褶、乔其·阿马尼香水的余味、
坎贝尔笑魔中的妩媚。他们不再被任何东西所惊醒，除了他们的上帝和神抵范思哲
被原因不明地谋杀；与此同时，还没有进入中产阶层的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正受控于
“向上爬”这个一体化的时代程序中，在今天的生活中，他们丝毫没有感觉到这种
由平民到中产的程序对个性的压抑和摧残，用天才、睿智的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话
来说“他们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想象同一生活方式的不同类型或畸型……”
在这样的情状下，重提“激越”便显得极其重要，而球场不说是绝无仅有至少
也是十分罕见的一个容纳激越美学的理想场所，我指的是六月巴黎的那些球场。
我没有说当我们和皮耶罗、英札吉、博格坎普、罗纳尔多在电视上相会时，那
就是赫伯特·马尔库塞所鼓吹的“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我们真的这么认为，
那只说明我们的肤浅不说明其他什么。但是，我有足够的自信这样认为，邂逅他们，
邂逅生龙活虎于二十世纪最后时光中的这些天才运动员将让我们可以再次靠拢“另
一种生活方式”。
在海浪一般起伏的人群中，在纸屑、烟火、旗帜所构成的氛围中，我们和某个
来自格拉斯哥某个来自圣保罗的年轻人一样地神不守舍，但我们和他们有着明确的
分野。他们要的是英国足球队在欧洲大陆的彻底胜利，或者要的是巴西足球队在施
宾格勒早就预言过的“沉没的西方”中的凯旋而归。我们要的只是六月巴黎提供的
那个宏大的空间，那些激越的场景，那份不同寻常的气氛。在如此开阔的广场上，
人类中的精英你死我活的搏杀有力地激发着我们生命中尘封已久的情感，使我们已
经十分枯萎的生命之泉获得再次的滋润。
是的，在六月巴黎那些足球场上演绎的其实是人类的一部生生不息的生命史，
它无情地粉碎了规整的小市民生活所要求的平静、平淡、平衡和平庸，将我们重新
召唤回伍德斯托克之夜，约翰·列农的时代，甚至更为古老的剑胆琴心、义薄云天
的苍凉岁月。
激越的’98世界杯，激越的法国足球广场，某种意义上，二十世纪末期的人类
生命在这里恢复了她的本真意义，或者说，生命超越了她寻常的意义。

为现实而哭泣

在经历了我们生命的大喜大悲和情感的大起大落之后，现在，我们终于瞭望到
了新秩序的城墙，是足球的新秩序城墙。
在这堵城墙里，我们目睹着新酋长正踱着他的方步，在他胜利者的脸庞上你依
稀可见古高卢人的傲慢和现代法兰西人的骄纵，而在这个城墙之外，我们亦日击了
那些落荒而走的人们，他们是条顿武士的后代、罗马斗土的后裔以及生存在巴西高
原印欧混血人群的后辈。一切正如我们在这个无比奇妙的六月开始时所预言的那样，
当充满了渴望、焦虑、憧憬和想象的七月过去之后，在旧秩序倒坍的城墙上飘扬的
正是我们从最初便已瞭望到的这一而新的旗帜，它书写的正是新王者的名字。但我
们并不愉快，更不用说狂喜了。
这是因为我们钟情的巴西人在最后的一刻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被击倒了吗？
也许。
对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或者讲得更精确一点，对每一个在1982年便通
过电视媒体而初识着足球世界杯的人来说，他们都会不由自主地迷恋起巴西人的足
球天赋，也都会不可遏止地产生着一种“巴西情结”。每一次世界杯上，他们最无
法忍受的就是巴西人的失败。他们深刻地记住了1982年、1986年以及1990年，在这
些年份里与巴西人对垒的那些家伙才是不可饶恕的，因为这些家伙令他们的天才蒙
羞，令他们只能悲愤交加地发出“天应巴西”的长叹。1998年的情况或许有些不同，
但他们依然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结局：他们的英雄倒在夺取皇冠的最后一步的路途上，
只差一步。
让我重复一遍，我们不能接受巴西人被摧毁的事实（尽管这样的事实已经不可
阻挡地发生），因为巴西人被摧毁意味的其实是历史的被毁灭、记忆的被抹消和文
化的被淹没，意味的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变化无常的时代里遭受到
彻底的窒息。
侥幸的法国人有权利获得这个世界的恭维。尽管这支全世界公认的毫无攻击力
的足球队在决赛时刻是用头而不是脚将足球送进了巴西人的网窝，尽管这种方式本
身便是对足球艺术的亵渎，但功利主义的世界正如此为他们辩解着：上帝站在他们
一边，命运站在他们一边。
然而，以这样的方式建立的新秩序是颇为可疑的，也是经不起多加推敲的。更
为重要的是，我们以古典主义者的身份拒绝“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功利主义者
的逻辑和思想，我们固执地将目光投向巴西高原，投向下一个四年。在这个夏季酷
热的夜晚，为巴西人哭泣的是我们始终如一的灵魂。

悉尼会理想一点吗

四年一度的人类大聚会已在亚特兰大划上它的休止符，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
代表正陆续从新大陆这块土地回归各自的家园。已有无数个细节、无数个事实证明
着这届奥运会的与众不同，仅从197个国家、地区相会在亚特兰大这个数字便足以说
明人类的沟通乃至整会已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如果我们足够诚实又能够面对真相的话，我们便知道还有着不少的细节和事
实同样证明着这届奥运会的不尽如人意，证明着人类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
仅以裁判打分为例，我们便目睹了许多天才的体操运动员被“谋杀”于不公正
的判决中；不少优秀的球类运动员被“绞死”于充满着私心的裁决下，而某些才华
平平的运动员则因了东道主、特殊的民族联合体以及其他等等原因，在裁判的支撑
下而扶摇直上。
倘若说在巴塞罗那、在汉城人们被兴奋剂这个梦魔所困扰的话，那么，在本届
奥运会困扰我们的则是另一种“兴奋剂”——狭隘、功利的民族主义，它是无法以
科学的仪器和科学的手段加以分析和量化的，它是一种隐蔽的“约翰逊病毒”（假
如可以这样表述的话），因此，它的毒素就来得更为厉害。
这一切让我们再一次陷于失望之中。因为自从伟大的顾拜旦在百多年以前重新
阐述了古希腊人有关体育、竞技、运动的诸种理念以后，人类在她已有的二十六届
奥运会中，不仅没有彻底恢复古希腊人那份明净的天空，不仅没有再现古爱琴海那
片近似于无限透明的蔚蓝，反而不断地被性、暴力、拜金主义、种族情绪和兴奋剂
等等黑雾所笼罩，反而与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日渐疏远。
也许我们过于理想主义，但正是理想主义使我们将目光投向下一次奥运会，在
悉尼，这一切会有所改变吗？
让我们期待悉尼。

中年的节制和奔放

对于生活在世俗社会并且遵循着这个社会的基本律令的人们来说，当他们跨过
中年这道门槛时，他们的选择是无一例外的：匀速地运转着生命之轮，精心地保养
着生命机器，安然地度过生命的瓶颈阶段后站在高寿的山岗上对过去、现在和将来
作一个意味深长的鸟瞰。
现在，他们远离了情感的激烈起伏、欲望的致命释放、人性的波峰浪谷，节制
变得理所当然，奔放显得大谬不当，他们渴望获得的是身心的平衡、思想的中庸以
及无情无性无欲无念的人生境界，这能达到他们的终极目标：延年益寿。
对他们来说，这一切顺理成章。不过，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视角和观点，它们对
上述“无精打采的中年思维”作了最为彻底和果断的反叛。
我举他们——杰克·克鲁亚克、爱伦·金斯堡和威廉·伯鲁斯——为例，虽说
这样的举例并不一定精准。
在这些与众不同的人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不作一刻停留的精神姿态，他们自始
至终“滥用着思想和肉体”，从不以安逸、稳健、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来规范和界
定自己，只以全部的激情在自我的地狱中作着全程旅行。他们不让自己的灵魂有一
刻安宁，在彻夜的呼啸之中寻觅着生存的根本性意义，即使焦虑、冲突、矛盾、绝
望吞噬并且耗尽了他们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他们最终都是在中年这个时期倒在了他们无限热爱的大地上，他们没有也不可
能如同凡夫俗子那样去度过平静而又漫长的人生，但他们惊世骇俗的历程却使得各
自短暂的生命获得了永久的名声。
我想，面向中年的时段，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他可以以平庸来换取
岁月的延续，也可以以激情来再造一段生命。在内心深处，我选择的是后者。

男人最好少下厨

下厨的男人自有他的动人之处。
在这个千百年来专属于女人游走的地方，他们不慌不忙地踱了进来，随后摆开
阵势，操持起新旧十八般厨房武艺，把玩出一桌绝对不亚于“绿波廊”、“老饭店”
水准的美味佳肴。他们由此而博得了“模范丈夫”的美誉（在那些有心挑起家务重
担却又有意将其卸掉的上海女人眼里），由此而搏得了“时代进步”的象征（在那
些以跳黄昏场作为女权至上理想一部分的上海女人的嘴里）……
总之，下厨的男人差不多搏得了上海大部分女人的赞叹（除了那些一下子融资
可达几个千万或者几个亿的成功女人），他们因此在女人解放的漫长过程中起到了
自己的一份作用，他们也把男人历史中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却又游手好闲养尊处优这
一页作了抹消。
然而，我想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当下厨的男人成为我们社会
中的一个主流形象，成为这个时代对男人评价的重要标准，事情恐怕就有点不妙了，
因为这样一种形象是对男人的历史本质和现实本质的双重游离。
当他们在七八平方米的厨房间对今天的生活精雕细琢的时候，他们背离了历史
中的男人形象，他们不仅达不到“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壮怀激烈，
同样也达不到“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的豪气干云，他们甚至达不到
“冥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和“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凄美、悲凉。
当他们在砂锅、铝锅和搪瓷锅里反复地品尝日常岁月的滋味时，又背离了现实
世界中的男人形象，在他们展露身手的地方，我们看不到“格瓦拉式”的激情、
“金斯堡式”的冲动和“克鲁亚克式”的永远“在路上”的勇气。
下厨的男人有的是一个世俗、日常、温暖甚至不免平庸的市民社会需要的那部
分乐趣，这部分乐趣自有它的道理，它们是形而下世界中的镇静剂，但它们不应进
入一座已经拥有世界第三高楼、即将拥有世界第一高楼城市的价值系统，也不应成
为这座城市了民的一个评判尺度。让男人去做他最主要的事情：构建精神和物质的
大厦。间或地，他出现在厨房间，那只是为了变换一下他的生活节奏。他没有必要
在这个地方乐此不疲，更不应该与其打成一片而反复下厨，以致最终把自己变成了
厨房中的一把汤匙、一口锅子和一罐甜得发腻的苹果酱。
至于我们每个家庭的厨房活计，如果我们想得理想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托付给
了不起的比尔·盖茨先生，他和他的微软公司应该为男女彻底平等时代的到来作出
一些贡献。”

女人的“解放”指日难待

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而二十一世纪马上到来的时刻，有许多事情让我们充满了
信心，但也有许多事情让我们继续沮丧，其中之一便是今天的女人还远远没有获得
对男权社会而言的自由心态，没有获得自身意义上的真正解放。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社会意义的解放当然早就完成，这是被过去的历史所证实
也被今天的现实所阐述的，我们不是从七十年代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格言前进
到了八十年代的“女强人”以及九十年代那些牛毛般密集的“女白领”吗？在上海
这座产生了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