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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五一大扫荡":鬼子进村-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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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电影、电视，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年代，能看上一场大戏，可真是莫大的精神享受。何况，今儿演的是《日出》呢！据当年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工作的郭筠回忆，最初演《日出》，是一年前的事，他说：“1941年春，冀中的环境是相对平静的，敌人占据着城市和交通线，广大的农村是我活动的广阔领域，在3月末4月初，火线剧社驻防在安平县义里村，一天，从社部传来消息：我们准备排演大型四幕话剧《日出》……”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上演《日出》这样的大型话剧，真是困难重重。先说分配角色难。当时的演员，有些虽说也是北京、天津这样大城市来的，但多是学生出身，不了解资产阶级和社会底层的生活。开始分到个角色演还挺高兴。可一看剧本，一问剧情，就傻了，不愿演了。像女演员张子舫，家里是书香门第，参加革命前在保定女二师中学部读书，平时听到句粗话都不舒服，有一次她正关着门在洗脚，一个男同志突然闯进来，她的脸都“刷”地一下子红了。可现在却让她去演一个三等妓院的妓女翠喜，有些台词还非常粗鲁难听，如翠喜对小翠说：“妈那个×，四面叫人家搂着三面，人家愿怎样就得怎样，这上他妈哪里讲理去！”这样的话她怎么讲得出口？所以她开始是坚决拒绝出演这个角色。再比如女演员宋珍，当时不过是个参军才半年，小学毕业的十三四岁的乡村女孩子。听别人说她演的小翠是个“窑姐”，还不懂“窑姐”是什么意思。等弄明白了，说什么也不愿意了。不过，那会儿的人觉悟高，领导劝说劝说，说一说演这个戏，就是为了揭露这种腐朽生活，也就都接受下来了。
再说这筹措道具难。《日出》这出戏，场景按说并不复杂，只有两个，一是一、二、四幕的场景，一家豪华大旅馆里“最好的房间”，一是三等妓院里一间低矮小屋。这后一个还好说，前一个可怎么办？再说剧中的人，大多是有钱人，这皮大衣、西服、大礼服、绸缎绣花旗袍、高跟鞋、大沙发、落地灯……在当时的冀中农村，真是有钱也没处买去，何况没钱。当时剧组的全部“经费”，就是上级批的一百三十匹一尺三寸宽的土布。这土布怎么能变成上面提到的那些道具呢？大家都愁得没有办法，而导演凌子风却觉得不成问题，只见他白天指导排戏，晚上忙着做道具。一件件道具，就神话般地在他手里诞生了。到了4月底5月初的一天，军区首长来审看时，看到这漂亮的布景和服装，都不由露出了惊奇的目光。他们不知道，演员穿的绣花旗袍，是凌子风用彩笔画出来的，脚下的“高跟鞋”，是凌子风和村里给马上掌的老铁匠一起打制出来的，摆的“沙发”，其实是几把破椅子架上几个背包，上头再蒙上层毯子。这“手绘旗袍”如今也是最时髦的，这钉马掌的铁匠做的高跟鞋，样式虽不好说，但场上一走，也还像回事。吕正操、程子华等看得十分开心，喜欢摄影的吕正操，还不时站起身来，抓拍个精彩镜头。
不用说还有演出难。在冀中，四周二三十里就有敌人据点。要在一个地方待下来，演这么一出长达大半夜的戏，不惊动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日出》第一次公演，本来定在1941年“五四”青年节。可安平、深县的敌人听到了风声，来了个突然袭击，结果戏没演成，先忙着转移了。
可正因为这难那难，能看上一场《日出》才显得格外有吸引力。看过这戏的人都说那房子，太漂亮了。说这个戏看起来真过瘾。当年，城市里有钱人的生活，差不多像今天的西方生活一样，让人们感到好奇。何况，戏里还有一幕是讲“窑子里的事”，最初看这个戏还有一定级别限制，军队要连级以上，地方上也限于干部。这就更让人感到神秘了，这戏非看不可！ 1942年5月1日这一天，演员们演得格外投入，观众们看得也格外认真。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此后不久，就在大“扫荡”中牺牲了。作为演员，这就成了他们最后一场演出；作为观众，这次看《日出》，恐怕就成了他们活着时最留恋的一次精神享受。
5月1日至10日（3）
当然了，毕竟是大“扫荡”时期，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看戏的。一些战士，必须去站岗放哨；一些干部，也必须要坚守岗位。当年任冀中军区司令部侦察科长的原星，就没有去看戏，而是在坚守岗位。戏正演着，他来到会场，悄悄向吕正操司令员、沙克参谋长报告：敌人向安平、饶阳调动兵力了。吕正操镇定地说，各单位派人回村把东西带上，让大家把戏看完，看完戏立即出发。这天演完戏，天已是快亮了，齐岩回忆说：“这天晚上演的是《日出》，那时的条件演这么一场大戏，装灯光、换布景的时间不比演戏的时间短，所以当演到陈白露说：‘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这句话的时候，解放区的太阳露出地平线徐徐升起了。”《日出》是四幕话剧，就是今天演出，也得要三、四个钟头，再加上夏天天长夜短，一演一夜是完全可能的。当年在剧中扮演李石清的郭筠说，有一次，“是在博野县的庄窝头村演《日出》……因天长夜短，加之舞台换景拖沓拉长了时间，第四幕将闭幕时，陈白露吞下安眠药，台词说到‘太阳出来了……’的时候，真的一轮旭日正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大家不由地说：‘啊！真的，太阳真的出来了’。”
戏演完后，一部分人就出发去各地，藏身于民间了。这时，实际上已是5月2日凌晨了。“五一”大“扫荡”一开始，就是一个不眠之夜。据说，60年代，林彪曾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搅得天翻地覆，搅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搅得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其实，拿他这个话来评说“五一”大“扫荡”，也未尝不可，当年，是日本人也睡不着觉，八路军也睡不着觉。
据老人们说，5月1日，是个大晴天，白天阳光灿烂，夜晚满天星斗。
5月2日下午五时，吕正操带着冀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冀中区党委、行署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开始出发。这一夜，先由东向西，走了三十里到了饶阳县邹村，在这里领导要求进一步轻装，把棉衣等一切暂时用不着的东西坚壁起来，然后又接着行军，往南走，又由西折向东，再往北，一共走了一百二三十里，几乎是围着原出发地张保村绕了大半个圈。队伍在深县、武强、武邑三县交界的朱家庄住了一天，5月4日傍晚，天下起了雨，还刮起三四级的东北风。队伍趁着夜色，冒着风雨又出发了。参加过那天行军的老人回忆说，那天夜里，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有走夜路经验的人都知道，“青泥白水紫花道”，青色的是泥，白色的是水，得绕过“白”和“青”，挑“紫道”走。走了不太远，也就二三十里，到了武邑县北边的前后尚村住下。白天不便行动，到了6日晚上9时左右，队伍又继续出发，到了武邑县西南的南北翰林村。这里是武邑、深县、衡水三县交界的地方，也是冀中区与冀南区交界的地方，南边离石德路不远，东临滏阳河。正处于敌人以滹沱河、石德路、滏阳河构成的大“口袋”东南方向一个角角上。
7日天一亮，忽听得西边深县境内枪炮声激烈，派出去的侦察人员回来报告说，石德线沿线的敌人，从衡水、磨头出发，去合围深县北边护驾池、位桥一带去了。几乎是从我军驻地西边擦身而过。真玄啊！当天夜里，吕正操带着队伍，往东边走了走，到武邑县城北边的张家村住下。一直到8日傍晚，大家人不卸甲，马不离鞍，紧张极了。8日傍晚，队伍又悄悄北进，摸到离敌人的大据点小范镇南仅七八里的豆村附近，趟着齐腰的河水，过了滏阳河，然后一夜急行军六十里，到了交河县境内与阜城县交界的军张村住下。“至此，我队伍跳出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圈。”
在60年后的今天，我们都知道，日伪军对冀中腹心区的大“扫荡”，是11日左右开始的。在此之前，日本人只是在滹沱河、滏阳河、石德路构成的三角地带以外，实行“扫荡”、封锁，用日本人的话说，是“从上面轰赶”的时候，只想尽量多往网里赶些鱼，还未收网。可当年，即便是吕正操将军，也不知道敌人哪一天要“收网”。多年以后，吕正操回忆起那段岁月，还说：对付日本人的“合围”，掌握好时机很重要。跳早了，敌人会放弃原来的合围计划，对你实行新的合围，跳晚了，陷在合围圈里当然也不行。采访吕正操记录。所以，先不要慌着跳出去，“在敌人还没有接近以前，我们就在冀中根据地深、武、饶、安两河走廊地区活动。”等到觉察到敌人已开始收缩包围圈，要收网了，则一定要当机立断，跳出来。除了时机，地点也要选择好，一定要从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跳出去。今天看，冀中领导机关跳出敌人预定合围圈的地点，也选得非常好。当时在北面和西面，有日军白泷部队、坂本部队等约七八千人，南边，是日军严密封锁的石德路，约有日军七八千人。而东面和东北面，只有日军小川部队约一二千人，是日军兵力最单薄的地方。是个空子。所以有的老人说，“我们队伍好像在敌人封锁线的东便门里跳出了‘铁壁合围’的包围圈。”
在高明的将领指挥下，军事行动简直就像一首动听的乐曲一样，节奏分明、准确。又像是一位武林高手，在与敌人交手时，东旋西转，把敌人弄得昏头昏脑，自己却安然跳到了对手背后。而这一切又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实现的呢？苏锦章回忆说：敌人“扫荡”突然开始后，各级各单位的情报站和交通站的人员，也同部队和群众那样都独立紧张而且全力地进行反“扫荡”，因而，情报站和交通站都随之瘫痪了。这样一来，内线关系有情报无处去传送；交通员和通讯员活动受到极大限制，文件无法传递，侦察员活动也受到极大限制，敌情难以侦察。就是无线电通讯的联络时间也难以保证。电报时常不能按时发出和接收，以致各级不但难以了解战役情况，就是一二十里之外的战术情况也很难了解，甚至临近村庄有无敌情和我军往往也不了解。
5月1日至10日（4）
吕正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仅凭手头很少的一点情报和以往反“扫荡”作战的经验，进行分析，作出决定，却在一个几乎可以说是最佳的时间、地点，跳了出来。
日本人花费了这么大的本钱，撒下了这么大的“鱼网”想捕捉的最大的一条“鱼”，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从日本人鼻子底下跑了出去。
当然了，几千人行动起来，也不可能真的是“悄无声息。”敌人大概是多少听到了一些消息。5月7日，日军第27师团给冈村宁次发了个紧急电报，认为我方主力已转移到任丘、河间一带，请求改变作战计划，迅速对任丘、河间地区进行合围。日方文献是这样叙述的：5月7日，第27师团以紧急电报提出了具体意见。其内容为：综合各情报判断，三角地带内敌之主力，正在陆续向东北方地区逃避移动中。因此，方面军应变更作战计划，调第四十一师团到天津方面，将敌军包围在子牙河、任丘、河间地区，予以歼灭。当年吕正操带着冀中领导机关，过了滏阳河，跳出日军预定合围圈后，又往东靠近敌人严密控制的津浦线西侧，然后北上，约13日到了“任（丘）河（间）大（城）”地区。吕正操回忆说：五月十三日夜，顺子牙河东岸北进，越过沧河公路，在沙河桥以北，渡过子牙河，住在子牙河西岸、河间县的刘九村。这里已处在敌人包围圈的远后边来了。这块地方是属于冀中区的另一块根据地，称任河大地区，即任丘、河间、大城三县交界地方，党和群众基础很好，我得以在这里侦察敌情，分析敌人军事动向。
当年负责侦察工作的原星回忆说，“领导机关进入任河大地区后，吕司令员、沙参谋长、张昉处长面示，一是即派出侦察参谋王德彰速到议沧堡、吕分堡、卧佛堂之间地区找八分区副司令员孔庆同来军区（当时八分区机关已一分为二），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并接受反‘扫荡’的有关指示。二是对子牙河从献县之臧家桥至大城县南之留各庄桥段的水情严加监测，重点要把握好敌臧桥开闸放水和我最有利急涉点的变化。”
任河大地区是八分区的地盘，当然要找八分区的领导来了解敌情，布置工作，至于监测水位，是防止敌人开闸蓄水，进行合围。
由于形势还比较安静，冀中领导机关在任河大地区一直待到18日。
可以设想，如果冈村宁次采取了27师团7日的建议，调日军41师团万余人到津浦线而不是石德路下车，由东向西压过来，再调滹沱河北的日军小川部队，白泷部队共###千人，由西向东压过来。那么很可能把刚跳出合围的冀中领导机关装入一个新的合围圈中。如果真是这样，历史将会是另一种结果。冀中部队的损失，很可能要更大。值得庆幸的是，当年冈村宁次没有听取27师团的意见，而是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动。这倒不是说，27师团的电报没有引起冈村宁次的重视，相反，冈村宁次非常重视27师团的报告，并让他的参谋们对此进行了研究、讨论。日方文献介绍说：在方面军方面，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第二期作战时三地带内是否还有敌军主力，但对此并无确实情报。第二十七师团的情报也主要是密探的报告。方面军参谋部进一步分析研究了各种情报，结果做出判断：“三角地带内的敌人，似乎预先知道了我方作战企图而发生动摇，可以断定部队和居民的移动，但是，军区的主力仍在三角地带以内，故第二期作战方针不必改变。”方面军司令员也同意上述意见。
冈村宁次的高参们当然不是随随便便就得出这个结论，他们列举了四条理由：第一，“该地区为晋察冀边区的给养基地，是多年来努力建设的地区，不可能轻易丢掉。”
第二，“不能设想###会丢掉民众自己逃到边远地区去。”
第三，“大部分正规军已经逃避的情况尚未证实。倒是有理由可以认为是敌人方面的宣传。”
第四，“军区和各军分区司令部”虽说在“不断移动”，但“根据通讯谍报判断，仍然是在三角地带以内。”
从上面几条理由看，这些“高参”们确对八路军有相当了解，但并不深刻。说冀中是晋察冀边区的给养基地是不错的，但他们忘记了八路军是从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的，哪怕这个地方十分重要；说共产党的军队不会丢下百姓不管是对的，但他们不知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不会干《三国演义》里所描写的“刘玄德携民渡江”的事情；说共产党善于声东击西布迷魂阵也是对的，但他们没想到“大部分正规军”没有逃避的情况也同样“尚未证实”；说冀中军区和下属各军分区在“不断移动”是正确的，但他们没想到，有电台活动，并不就等同于有领导机关，电台和领导机关通常是在一起的，但也完全可以分开单独活动。不过，尽管有这几条“令人信服”的理由，冈村宁次还是很谨慎小心的，他虽未同意27师团的意见，但这也使他注意到东边和北面稍显单薄，应予补救。于是，7日夜，冈村宁次下达了以下命令：一、派一部分兵力增援小川部队，收缩其作战地区的范围，扼守滹沱河及小范镇以北滏阳河的主要渡口，并搜索企图逃走的敌军予以歼灭。
二、调动山崎部队，速到束鹿集结，8日清晨开始行动，控制小范镇、衡水间滏阳河一线地带。
据日方文献称：“上述两部队，7日夜以后，遵照命令开始行动。”吕正操带着冀中领导机关，是在“五月八日傍晚”于“小范镇以南七八里的豆村附近”渡过的滏阳河，跳出了包围圈。而日军山崎联兵联队，是在8日清晨开始在束鹿集结，然后到衡水，再从衡水沿滏阳河而上，到达小范。束鹿到衡水的直线距离，约100华里，衡水至小范，也差不多是100华里。日军山崎部队究竟于何时到达小范镇，因没有史料，难下定论。只能依常规推测，日军完成集结，然后再走100华里到衡水，恐怕差不多就是8日晚上了，日军一般不在夜间行军。那么，从衡水再沿河而上，到达小范镇时，最快也在9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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