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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国近三十年的成就，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关键在于改革开放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但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就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更认为“只有还产于民，才能还富于民”。从交易公平的角度出发，上世纪五十年代全面国有化之时，政府曾向国民许诺：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归公、给国家，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小孩教育都由国家包了。那是一种对称的交易。如今，工作和生活责任回归了公民个人，国家基本不管了，而当年被国有化的私人财产和土地并没有还给公民，如此交易显然有失公平，更会留下祸患。

一个共识是，中国当下的转型最重要的是权力的转型，即如何完成政府从政治统治型和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所谓“权利”，对于一个身处转型期的社会而言，首先是“政治上还权”“经济上还利”。

【社会比国家古老】

人类历史也是一部财产观念史，也是一部社会成长史。和贸易一样，社会比国家古老。

有人认为，社会不过是国家的附庸。用黑格尔的话说是社会“必须以国家为前提”。无疑，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奉行的便是国家高于社会、国家压倒社会的体制，以至于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观念压倒实体，政治放逐生活。

强国家―弱社会形态主宰了中国历史，在中国传统权力体系中，不存在社会独立于国家之外，并获得不受国家干预的自主权利的观念和理论。一代君王君临天下时，王权必定淹没社会。与此同时，在国家控制一切的全能主义时期，国家与社会高度同构的本质是国家吞并社会，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民当家做主”被异化为“国家为人民当家做主”。

然而，从更古远的历史来看，人是一种社会存在，而非国家存在。如果国家注定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会有朝一日消失，那么国家就不过是人类发展历程中的一段插曲或一个权宜之计。事实上，今天的欧盟建设已经开始了对国家的解构，同样，诸如人类社会、国际社会等词汇也表明社会与人类有着更加天然的亲近性。

在《致命的自负》里哈耶克谈到，在古希腊，斯巴达人是最强烈反对商业革命的人，“他们不承认个人财产，反而允许甚至鼓励偷窃”。而在深深卷入商业利益的元老院成员的统治下，罗马为世界提供了建立在个人财产绝对观念上的私法楷模。只是在罗马的中央政府日益取消了创业自由之后，社会自我扩展的秩序才开始衰弱并最终导致崩溃。

这一现象说明，如果政府不以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为自己的首要目标，甚至逆势而为接管公民日常生活的权利，则不太可能发展出先进的文明，因为在此条件下社会的发展注定会被“强大的”政府所中断。今天我们知道，近现代历史上“政治全盘设计社会”所导致的种种悲剧，不过是启蒙运动后全能理性的幻灭。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就是，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无论是出于怎样一种高尚的动机，在它的背后都写着一种“致命的自负”。

所以，“对经济史的了解越多，就越会发现，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的建立构成了早期文明发展的顶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由于我们对有组织的政府的所作所为的了解，必然大大多于个人之间自发的合作所成就的事情，因此历史说明严重夸大了政府的作用……强大的政府对自发的改进一再造成破坏，使文化的进化过程半途夭折……”

回顾本国的历史，许多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都会对春秋战国有着一种莫名的乡愁。那时候虽逢乱世，但在思想上却有着空前绝后的繁荣，以至于无所作为的后人抱怨这人世间的思想过早地被老祖宗们一锅端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每个人都在霞光与电火之间各奔前程。只可惜对于这些“乱象”，即使像孔子这样的“轴心时代环球十佳青年”也只看到时代在交媾，却未看到时代在孕育。更不幸的是，自始皇帝一统江湖之后，言论上的钳制使一代代才子佳人变成思想上的植物人。

当然，中国历史并非总是原地踏步，它宽宏大量，偶尔也会生产几位好皇帝方便千百年后的中国导演们歌功颂德。对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繁华，爱做梦的摇滚歌手们甚至还要“梦里回到唐朝”。的确，中国历史一直并非积贫积弱。落后于世界文明，那也是近几百年的事情。事实上，在西方世界还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唉声叹气的时候，远在东方的中华帝国早已是盛世繁华，像今天的美利坚一样光芒四射。

谈到中国社会的大发展，熟读中国历史的人可能更愿“梦里回到宋朝”。笔者以为，唐朝虽然也曾强大，却也只是个用诗歌吹牛、一事无成的时代。相较而言，宋朝才真有万千气象。只不过，宋朝的社会成长在后世史学中多有淹没，以至于许多人误以为宋朝是个体弱多病却爱吟风弄月的孤儿。

难怪在《中国社会史》里法兰西院士谢和耐会这样写道：“从十二世纪开始浸透了中国历史之全部观念的正统伦理，再加上其过去历史，全部简化为一些失去了任何时间维度事件的传统史学范畴（它们只关心中央政权的生存和行政管理），它使我们发自内心地相信，中华世界的社会和政治形态、基本制度、经济、思想和技术都具有永恒性。而世界上一些最深刻的变化和最令人震惊的新生事物，中国人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在欧洲历史上被认为是标志着一个新社会出现的事件，在中国历史的传统视野中，却只不过是一种‘改朝换代’而已。”

此时的宋朝正在进行着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所谓“四大发明”或者“四大发现”其中有三项便是在这一朝代出现或真正得到运用。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登峰造极，GDP占全球一半，是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如今，许多西方人仍在为抢做石油和上帝的生意打得头破血流，然而早在十二世纪，浦江一侧已经有了十座油井在生产。

今日中国仍没有走出农业社会，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兼而有之，可谓“三代同堂”。然而早在北宋时期的工商税一度占到了70％（其中一半来自海上贸易），而农业税只占30％。这意味着宋朝一度走出农业文明迈向了工商业社会。

历史学家李约瑟曾经说过，罗马的衰弱并没有永久终止欧洲的进化过程，但亚洲的类似发展却被强大的政府所阻止。中国文明和科技获得大发展，恰恰是在政府控制暂时被削弱的时期。显而易见，宋朝社会之所以获得空前繁荣，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政府没有抑制社会成长。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也没有“文字狱”的王朝。相较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朱元璋及其他朝代对建国功臣进行屠戮者，当无地自容。

只可惜，尽管宋朝在世界上最早使用火炮等热兵器，但终究没有殖民国家的扩张性或游牧民族收割他人庄稼与人头的嗜好，终于孤木难支，像希腊一样为野蛮所吞噬。外族权力对宋朝社会的屠戮，使中国社会在连续几个涨停板后终于由牛转熊，盘整至今。不过，宋朝的开放也使尚处于野蛮中的民族看到了文明，并间接导致了西方社会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爆炸式成长。回想这个朝代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及其后中国历史的衰败，那一时代的中国人真可谓“只顾耕耘，不问收获”了。

梳理中国早期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社会繁华，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与社会。如前文所述，中国改革实际上暗合了一个“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在此意义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其说是因为政府做了什么，不如说是政府没做什么。

【从行政改革到政治改革】

由于时代的原因或者局限，今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次次被“矮化”为行政体制改革。应该说，行政体制改革同样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细节。人们关心的是，如何能够避免“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政改怪圈”一再出现。

在《攻坚》一书中周天勇等学者提到：在二元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应该是采取普选制、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的模式，而是采取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经济迈进的模式。因此，未来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是“那些阻碍经济协调运行、市场有序发展、社会充分发育的政治体制部分”。至于行政体制改革要和其他的改革，要与人大、司法、公民社会配套。没有人大制约，行政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成功。

中山大学教授任剑涛认为，当国家行政机关僭越为国家权力管理机关，试图自发自为地处置自己的权力，既制定规矩，又行使规矩，还自我评价，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政府机构改革，从一开始就丧失了改革的合法性，注定难以成功。而且这样的行政机构改革越多，社会资源的消耗愈多，最后政府还是走不出“全能政府”的怪圈。

学者张雪忠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没有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就不会成功》，指出自1982年以来中国几乎每五年都要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政府机构改革，而每一次改革的目标都大致相同。每一次机构精简，国家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向“被精简者”进行现金或其他形式的补偿，但这些人腾出的位置很快又被更多的新进人员填满。1995年，中国行政事业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是11％，到2006年却达到19％～20％。另外，经过多次机构改革后，中国的政府系统似乎仍不以公正、透明、廉洁和高效而著称。“如果政治学的一些重要原则在中国也能适用的话，那么让一个无须问责的政府自我革新，并不会比让一个人抓住头发把自己拽离地面更为容易。”从政治理论上说，国家通常被分为契约型国家和掠夺型国家两种。只有政治权力能够在公民之间平等地分配，才会有契约型国家。在这样的国家，政府及其组成人员只是民众授权的社会管理者，管理者并不固定地来自某一集团，并须不断面对民众定期及不定期的问责。政治动力学上的分析表明，在契约型国家，政府系统将不断趋于公正、高效、透明和廉洁。

高昂的政治成本主要表现于行政扩张。建国之初，大的县机关也就百余名干部，而现在一些乡镇机关干部就多达四五百人。人大代表、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2008年两会上更透露中国有的县政府配了17名副县长。刘锡荣由此建议制定五部新法反腐败，包括国民收入分配法、财政预算法、惩处集体贪污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及行政机关编制法——因为我们不仅要廉洁的公务员，还要建设廉洁的政府。面对中国实际财政收入远高于公布的数字，周天勇等学者亦认为，“要推进人民民主政治，关键就是要人民控制住预算”。

此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在《警惕部门利益膨胀》中写道，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机构中的部门利益问题日益突出。在决策或履行职能过程中，有些部门过多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过于强调、维护与谋取本部门利益，影响了决策的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损害了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增添了国家经济及政治风险。在他看来，尽管“大部制”为大势所趋，可以精简政府机构，减少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和权限冲突，简化公务手续，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有利于建立统一、精简、高效的符合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要求的现代化政府体制。但是，“大部门体制”改革意味着部门的重组，必然涉及部门之间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仍然是多年来被不断强化了的部门利益。由于部门利益膨胀涉及的不只是一般政府部门，因为中国政治体制特殊，诸多政府职能延伸到执政党以及人大系统。因此，成功的“大部门体制”改革，肯定会牵动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和涵盖到党政、人大等权力系统。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大部制”建起来也很可能貌合神离。

今天中国的“大部门”改革，是围绕着三权分立展开的。“‘三权分立’成了官方用语，单就这一点说，‘大部制’就已经迈了一大步。”学者吴稼祥在其博客中将“三权分立”分为大中小三种，“大部制”是小三权分立，即行政权内部的三权分立，它是一种行政体制安排，把行政权划分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让其各司其职；中三权分立是孟德斯鸠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它是一种政治体制安排，指的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种权力分开设立，相互制衡；大三权分立指的是党、议、行三种权力分开。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苏联式全权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之一，是党权代替行政权，行政权代替议会权。“这样做的优越性是干好事效率高，弊端是干坏事效率也高。”

【大海中造船——从改革开放到开放改革】

2006年12月11日，中国结束了加入世贸的五年“过渡期”。世贸总干事拉米给五年来中国打的成绩是“A＋”。尽管入世同样带来了或这或那的问题，但有目共睹的是，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充分世界化，并没有形成“引狼入室”或“以身饲狼”的乱局。

盘点入世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官方数据表明，从2001年到2005年，在物价基本维持稳定的前提下，中国人均GDP由1038美元增长到1700美元，贫困人口从2001年底的3209万人减少到2005年底的2365万人。然而，对于中国这个转型国家来说，入世的意义远不止于经济层面，其对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造同样意义深远。

如果把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社会解放”称为中国自1949年“国家解放”以来的第二次解放运动，那么至今为止，这场“社会解放”同样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第二阶段则是中国努力谋求及加入世贸后促成的“开放改革”。前者是通过国家之力自上而下形成的，而后者则是通过国际之力与社会之力自外而内、自下而上推动的。此一上一下，一外一内，成为见证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解放”的一个坐标系。

就中国加入世贸而言，在入世之前，中国所进行的变革主要是“改革→开放”，而入世之后，则是“开放→改革”。前者是“以改革促开放”，后者是“以开放促改革”。从“改革开放”到“开放改革”，两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良性互动。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开放是改革的结果；另一方面，开放也为改革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如上所述，“以开放促改革”并不局限于经济层面。加入世贸促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国际竞争力，为中国赢得了更好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更应看到的是，这种“以开放促改革”更体现在政治层面。加入世贸之后，中国同样经受着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法律体系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更是一种建设性的压力，是一种为了美好前景以求自新的压力。在这个“从适应到认同”的过程中，来自世界的外在压力将转化为推进改革的内在动力。

早在一百年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曾经如此对比东西文明：“西方国家都面临未来的黎明，而中国却时时处处面对着遥远过去的黑夜。”在我看来，面向“遥远过去的黑夜”，既是在知识上也是在心灵上对自己进行双重自闭。如有西方人所说，不借助外力，中国完成改革“一千年都太短”，明恩溥同样认为，“若不‘借助外力’，而要改革中国，就如同在海水中造船，海风和海水不会让这事办成”。因为“凡是始于并终于一部机器的力，不能带动这部机器”。在此意义上，中国充分世界化、积极全球化，既是向世界开放，更意味着以世界之力救济一个国家，意味着世界将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新大陆”。

一个国家的开放，正如一个人的呼吸与饮食，人必须通过与外界的交流获得力量。系统论的一个常识就在于，任何一个生命系统若要得到维持，就必须有无数开放的途径与外部世界相连，藉此完成能量输送与新陈代谢。正因为此，“与世界接轨”成为推动中国转型的一个重要力量。

至于有人批评某些部门“以开放为名，谋垄断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