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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社会-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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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led to English”】
以上是我2003年写在《汉字与国运》一文中的主要内容。关于此文,网上曾经有很多讨论。在我看来,上世纪初许多中国人主张废除汉字,实乃逻辑上出了问题。清末中国出现严重危机,包括民族心理。废汉字,即是这种心理危机的失控、泛滥。此景,如农民种庄家,遭受虫害,颗粒无收。第二年,不去努力灭虫害,却要消灭种子。如此舍本逐末,再文盲的农民也不会去做。事实上,这秀美的汉字不但不是中华文明的施害者,反而是文字狱的受害者。
至于我们该如何改革汉字,我想最紧要的还是还汉字以自由。胡适等人在新文化运动做了些努力,如文言变白话,汉字有了大进步,形式上得到了一定解放,然而精神上汉字仍不自由。几年前,我译陈彦先生的《中国之觉醒》一书,如同用法语开“三中全会”。为什么呢?因为他原籍中国,我来自中国,书也是中国研究,用的却是法文。最初我对海外华人忙着用外语写书很不理解。后来在巴黎大学做了几篇论文,渐渐有了共鸣,有次竟一口气写了十几天,忽觉快意平生。为什么?这并非我长于写法文,而是因为没有不自由,意创笔随,无拘无束。我瞻前顾后,无非查查字典,校校语法。几年以后,当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旅美华裔作家哈金写的《Exiled to English》(逃亡到英文)一文,更是感同身受。
西文较汉字并非优越却有优势,这和文字本身无关。我从不怀疑汉字的表达能力,况且,表达方式可以变化多端,比如从诗到词,从戏曲到小说,从文言到白话。我长在江南,漂泊异乡,每念及少年情境,常回吟丘迟之“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可谓梦萦魂牵。今天白话再好,也是抵达不了这几句骈文的意境的。当说,各种文体,各有各的千秋,各有各的繁荣,也各有各的局限,若只限于其中一种,汉字仍不自由。唐宋诗词的繁荣,不失为中华文明的瑰宝,但这种格律词牌让文人才子醉心写了几百年的情绪,玩填字游戏,也是一种局限,还是因为汉字不自由。
汉字逃过上世纪的劫难,终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如果我们失去了母语,我们的心灵将会面临怎样的漂泊,当我们的孩子读不懂我们的童年,又将是怎样的惆怅悲伤?写《汉字与国运》一文,并非笔者泥足保守,而是心向更真实的自由。寄语中国,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过去的一切,现在的一切,多点理性和宽容,更不要视自己文明为无物。所谓“苏格拉底有苏格拉底的庙宇,孔子有孔子的庙宇”,将自己的文明连根拔去,终究是不理智的。今日对汉字最好的改造,不在于向外求,而在于给汉字更多的自由,更理性、更宽容地对待汉字和使用汉字的人,这点政府和民众都有责任。使用汉字的人,珍惜已经获得的自由,也宽容他人使用汉字的自由,努力争取完全的自由。若说汉字与国运之有关联,仍在于汉字是否自由。
【“民国不如大清”】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一书中提到“民国不如大清”的现象。“一个曾经数千年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不可能一无是处,在抵挡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战而逐渐崩溃之时,断壁残垣之下往往也有黄金和名人字画,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们老一代的探索者多是一次革命论者,以为一座合乎他们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楼立刻就可耸入云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清了。”
在这里,我们不妨将“建新居”理解为做“历史的加法”,而拆旧居理解为做“历史的减法”。不可否认,人类在革故鼎新中进步,有时也不可避免地会用到“历史的减法”。然而,要想做好“历史的减法”,首先要做好“历史的加法”。否则,就难免会出现唐德刚所说的“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那种状态。虽然我们从价值上认同民国较清朝、民主伊拉克较专制伊拉克是个进步,但是,如何在转型进程中先做好加法再做减法,无疑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笔者曾将中国的传统总结为“拆迁”二字。转型期的中国,“China”也时常被人们念成“拆哪”,以此自嘲中国式“拆迁文明”。虽然中国有几千年文明,然而,所谓气象万千的农民起义,都不过是一个朝代对另一个朝代的拆迁运动,而且都是先拆迁,后搬家。与此相反,由于时刻保有我之所谓“增量历史观”,文明晚于中国许多城市的巴黎却成了世界上最诗性浪漫、最有文明气息的城市。相信所有到过巴黎的人,都会感受到“增量历史”所带来的震撼。
事实上,我之所以主张废除死刑同样是出于对增量历史的考量。国家以多数人的名义将束手就擒者绑去杀头,并不会使历史有所增加。在我看来,“杀人偿命”同样是在做一种“历史的减法”。如两百年前贝卡利亚所说。电子书下载,国家对杀人犯进行报复,实际上是安排公共杀人犯杀人。断头台竖起之时,即是在杀人犯对人类做了一次减法后,再由国家做一次减法。
一个旧制度可以被消灭,继而代之以新制度,借此达到历史增量的完成。然而,杀死一个人,并不会使人类历史有所增加。死刑判决只会给人类带来长期亏损,一个人不会因为被消灭而变成一个新人,所以这种“历史的减法”将是永久的。
【从猢狲怎样到公民?】
2006年,萨达姆终于被吊死了,这一点已经确凿无疑。有疑问的是,被吊死的究竟是个独裁者,还是个老头?
打掉王冠,割掉脑袋。有人欢呼,独裁者得到了“应有下场”。然而,在我看来,独裁者的“应有下场”是从权力体系中消失,而非在肉体上消失。事实上,萨达姆被剥夺一切权力、被剔去所有尖牙和利爪的时候,“独裁者萨达姆”便已经死了。
伊拉克没有因为独裁者被吊死而恢复安宁。在萨达姆被处死之后,伊境内发生数起暴力事件。美联社2009年4月公布的一份统计数字显示,伊拉克战争至少造成了11万伊拉克平民的死亡。截至2009年11月9日,驻伊美军士兵死亡人数已达4362人。各式冲突更给人一种“诸神渴了”的乱象。没有谁会怀疑美国政府深陷伊战泥潭,而伊拉克也已坠入内战的深渊。
12月24日,美国《时代》周刊将伊拉克人选为年度重要人物。入选理由是“挣扎在死亡线的边缘”。自“解放”以来,伊拉克百姓每天都在经受无尽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即使是在萨达姆当政时期,这个国家历经十二年多的经济制裁,伊拉克民众也从未遭遇过如此地狱般的生活。
在此笔者并不怀疑民主之于伊拉克的价值,但是伊拉克今天的乱局,难免给人一种“民主伊拉克”不如“专制伊拉克”的错误印象。这不是“民主伊拉克”不好,而是“民主伊拉克”的大厦根本没有建立起来,而“专制伊拉克”的流弊却在大街上明火执仗、耀武扬威。
几年来,随着萨达姆这棵大树的倒掉,原先的猢狲早已散尽。然而,对于这些猢狲来说,如果在树上曾经有过“美好生活”,或者觉着下树后的生活不如树上或想象中如意,多半要找机会重新上树。
如上所述,美国大兵将伊拉克大树锯倒,将猢狲赶跑。然而,旧树已去,新楼未建,今日伊拉克犹似花果山。臣民时代的猢狲若不能直接住迸民主时代的房屋,且逢乱世,就难免要忍受此一过渡时期的天寒地冻了。
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从猢狲到公民,此一转变决定于各种社会力量的成长,而社会成长的关键就在于个体权利与意识的崛起。在此转型过程中,外力与内力的共同作用无疑是重要的。然而,战争的害处即在于打破或中断了原有的历史积累,并且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总结美国和伊拉克以及伊拉克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屠戮,不难发现,这两个国家仿佛被报复诅咒。如甘地所说:“以眼还眼,只会使全世界都变成瞎子。”显然,今日伊拉克最需要的是和解、宽恕与拯救,而不是将那些“罪恶者”推上绞刑架,继续做人类的减法。从这方面说,美、伊政府坚持处决萨达姆,既是放弃了萨达姆身上可资促进伊拉克和解的资源,也可能为当前的“复仇之局”雪上加霜。
第六章 网络社会
鱼群从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
——索尔仁尼琴
平日里最让人着迷的是穿越藤桥……没什么比这个蜘蛛网更优雅,也没什么比它看起来更脆弱。
——安德烈·纪德
自从有了互联网
毫无疑问,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我即媒体”(I the media)的自媒体时代。博客、DV以及其他便捷、大众的传播方式正在改变新闻业的面貌。当人人都可以拍DV,都可以写网志(博客),他们也都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记者或者“议员”。
网络不仅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而旦创造历史。在这个“人各有志”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地记录自己的生活与遭遇,并且借助网络等新兴媒介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做一个寂寞而真实的桅顶了望者。若得幸运之神的眷顾,还会凭着自己无意的一瞥,撞开历史多情的一页。正是看到这一改天换地的变革,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将网民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
【锄头、流水线与电脑】
在过去,在网上冲浪被当做一种时尚,而现在更是一种必须的生活方式。阿尔文·托夫勒曾经在《再造新文明》一书中断言:世界迎来了第三次浪潮。第一浪潮是以锄头为标志,第二浪潮以流水线为标志,而第三浪潮则是以电脑为标志。第二浪潮的大众化社会已经为分众化社会所取代,同质性社会为多样性社会所取代。如今,伴随着各种社会性软件(Social software)和社会性网络(Social working)的兴起,互联网文明早已经开花结果。
对于流行于网络上的意见,有人可能会说,网络意见是一种不全面的意见,不代表民意。这种批判多少带有一种乌托邦的意味,因为直至今天,历史上大概也没有什么民意是全民一致达成的,要不怎会有更像是权宜之计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事实上,在分众化社会到来之际,如何维护少数派权利更是现代政治的首要任务。如果将网络意见视为民意中的一部分,就应该相信任何网络意见,哪怕只是从网上发出的一个孤独的声音同样值得政府与社会重视。
2007年的“周老虎”事件可谓轰轰烈烈,当有些人将“全民打虎”的起因归咎于政府的“诚信危机”时,我却更愿意看到社会变迁的另一面,并将此归功于中国公民探寻真相和表达意见的能力的崛起。而“厦门PX”事件之解决,同样得益于网络(包括短信)。拜其所赐,一场“无组织、有纪律的散步”在一夜之间得以酝酿。
尽管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与“错误言论”的传播,让一些多愁善感的正人君子心怀忧惧,甚至竭尽所能掩饰这个时代亟须医治的溃疡。然而,即使如此,在关键时候互联网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温暖、惊喜与光亮。自从有了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格局产生了巨大变化,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地成为一个“新闻社”、一个“编辑部”、一部“电台”,一个“伸张权利的终端”,从“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到“厦门PX”事件中“手持短信”的散步者,这一切无不表明:如果有可以持续的自由权利,每位公民都能顶天立地。
中国之民意崛起,来自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来自现代网络科技的发展。如果承认在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暗合了“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承认中国在逐渐地告别过去那种一切以政治为中心的“上下高度一致”的时代,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互联网发展,客观上都是在个体平等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横向的联合。如前所述,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差异就在于:前者的信息是垂直流动的,而在市场经济中,信息主要是水平及对角流动,买卖双方在各个层次交换着信息。
与此同时,互联网的过度繁荣也映照出现实生活的满是无奈。试想,若不是现实生活不如人意,无处可去,谁会整天泡在网上?若不是没有相濡以沫的爱情,谁又何苦天遥地远地与未来网恋?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网络似乎更像是现实世界的流放之地,寄居其中有时亦不过是在失乐园后自慰与自救。互联网见证了转型期中国人的怕与爱,当人们不能种好自己现实中的田地,无力在大街上获得权利的收成,便只好对着小小的鼠标称颂不已,仿佛那是漂荡在浩瀚波涛之上的装载着国家未来的夜航船。
【自古英雄出博客】
开放时代是个“人各有志”的时代。网志的兴起,无疑是开放时代最好的注脚。
人有表达的欲望,就像《西游圮》里,孙悟空不忘在如来佛祖的指根书写“齐天大圣到此一游”。世界各地,凡是能书写的旅游景点,我们都能看到会有人涂鸦。同样,古代文人墨客到某处都是心血来潮,留下墨宝,比如说古代的题壁诗,这种艺术形式始于两汉,南朝时渐多,至唐宋更是盛极一时。这些可以理解为最早的博客或BBS。
当然,那时题壁诗盛行,主要原因是雕版印刷能力有限,大量诗歌不能刻印出来,而题壁简单易行,只要把作品写在墙壁上,天南海北的人读到它,就可以传播开来,题壁也因此成了诗人“发表”作品的重要途径。
宋代可考的著名的题壁诗及其作者有王禹偁《题僧壁》、苏舜钦《题花山寺壁》、王安石《书何氏宅壁》、杨万里《题龙归寺壁》、陆游《题酒家壁》、苏轼《题西林壁》等等。由此可见,旧时飞檐走壁的并非只有金庸笔底的武侠,还有才高八斗的诗人。
有关题壁的佳话很多,最有名的恐怕就是崔颢的《黄鹤楼》一诗了。崔颢题写了《黄鹤楼》之后,李白惊为绝唱,自愧“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唐代,题壁诗骤然大增,开始形成一种风气。元稹写过一首诗:“邮亭壁上数行字,崔李题名王白诗。尽日无人共言语,不离墙下至行时。”周邦彦曾经填过一首《浣溪沙》,其中一句便是“下马先寻题壁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下车就钻到网吧里顶帖子去了。
《水浒传》有一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写的是宋江醉酒题壁。一首“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惊动了朝野。这算是早期的“政治博客”了。至于武松在杀人后,还在墙上吹牛“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倒像是武松给自己的“打虎牌”搞推广,算是“营销博客”。
当然,除了写反诗,其他类型的“题壁”也可以完成政治传播的目的。比如说宋朝有个叫卢秉的,原是县里文书小吏,一个副科级干部,比在重庆彭水县遭遇“短信狱”的秦中飞的官大一点,他在旅馆墙壁上写了首诗,后来被王安石读到,因此得到了升迁。
类似的佳话还有:清代诗人袁枚有一次路过扬州,读到一首好诗,由于当时的政府没有搞“题壁实名制”,作者具名时只留了个“马甲”,因此害得袁枚到处打听,忙了一年多,所谓“好叠花笺抄稿去,天涯沿路访斯人”。在信息沟通困难的古代,旅店、寺院等供人歇宿的地方,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场所,但也只是传播而已,双向交流就困难了。
囚禁自由人的墙壁也时常为自由人所用,变成一台维护“政治博客”的服务器。比如说,谭嗣同在狱中便写下了“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最有风情的题壁当属郁达夫。1931年,在游桐庐严子陵钓台时,这位忧郁的才子乘着酒兴在祠堂高墙上题了一首名为《钓台题壁》的诗,其中两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早已广为人知。
有人感慨,中国是个“口号国家”。无论城里,还是乡下,今天人们见到最多的政治宣传就是标语口号。诸如“谁放火,谁坐牢”“宁可血流成河,不许超生一个”等等,这些烙有这个时代鲜明特征的宣传也算是“组织博客”或“官方博客”的重要内容了。
类似的博客形式还有很多。黑板报,就是这样一个博客。有一年,我回到阔别多年的中学,站在学校的黑板报前看了许久,感觉自己像在读博客。读到其中一句话,也颇有一些感慨——“时间不会流逝,流逝的是我们。”其实,人生最大的不幸或无奈还在于,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旧制度不会流逝,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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