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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社会-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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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培云
梁文道序 允厥执中
有一种书会令人产生幻觉：一路看下去，你会以为这本书其实是自己写的。因为它谈的课题，恰巧是你最想谈的；它走进那个课题的取径，恰巧也是你自然而然会选上的那条路；甚至它的语气，它的说话方式，也和你内在的声音一致，恍如己出。接着，你难免自责：为什么是别人写出了这本书，而不是自己？为什么我就这么惰怠，不好好坐下来完成自己应尽的天命？
可是回头再想，便能发现既然这本书注定要被写出来，就不该再去纠缠谁是写它的那只手这等小问题了。更何况，只要静下心来，你还会注意到它的作者如此出色，根本他才是这本书最适合的作者，因为他知道你不知道的细节，他掌握你掌握不了的知识，他洞视到了你目力以外的远方。所以，你自以为是这本书作者的感觉，只不过是个幻觉。我读熊培云兄的《重新发现社会》，就经历了一次这种由幻觉中清醒的古怪旅程。
首先，这个书名就好，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近年中国的时代精神，以及过去三十年变化的要点。
我们知道，中国曾经是个“全能主义国家”，政府无所不能，人民则无所逃于天地间；几乎你想得出来的所有事情，皆在政府的规划之下。大如产业结构、资源分配，小如个人的娱乐方式、家庭生活，全都离不开国家的指挥布置。我还记得农村里的长辈告诉我，在文革高潮的那段期间就连新春拜年也不行，大家道上相遇，只能暗自点动手指，权充作揖。
而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国家退却的历程。今天的年轻人可以选择听摇滚，也可以崇拜周杰伦，因为国家不管了。毕业之后，政府不再为你分配工作；独立成家，你也不能指望政府替你安排住处；生病入院，你发现公立医院要先跟你算钱；甚至报案申诉，有时候也得花钱才能买到你以为不用钱买的服务。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它还要退到什么地步？为什么你觉得它不该退避的地方，它偏偏不在；你觉得它不该出现的地方，它却好端端站在那里稳如泰山呢？此外，我们还要仔细思考这种种“该”与“不该”：要依据何等标准，何种原则，我们才能够判断国家在与不在的范围和义务？又要用什么模型和方法去解释它的在与不在？更不要忘记，这三十年不是一个国家全面后退的直线历程；这三十年它且进且退，反反复复，有些领域它失而复得，有些地方它却一去不回。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几乎三十年来的所有争论都离不开这国家退与不退，何处该退何处不该退的大主题。有人认为国家退得不够彻底，这种人通常我们叫做“自由派”；有人认为国家退得太过分，这种人通常我们叫做“新左派”。为了理解这种种混淆晦暗的现象，我们又曾经历不同的重大典范。如果不嫌过简的话，我会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主题是“个人”，大家直接把改革开放看成个人抬头、人性复归的契机；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至本世纪初，主题变成了“市场”，改革开放被视做国家和市场两造之间的探戈与博弈。无论是谈个人还是谈市场，我们都能画出一道轴线去安放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态度，把它们粗略分为左右两大阵营。
走过个人和市场，今天我们该谈什么呢？培云兄提出的答案正好是我念兹在兹的课题：社会。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原来还有社会的存在；在政府和市场之外，不能忘记还有社会这一大块。既然培云兄已经用了一本书的篇幅去谈社会的再发现，而且说得极为精彩，我就不用赘言了。但我还是想提醒大家“社会”这个东西的暧昧。按照培云兄的思路，社会虽然不尽等同于“公民社会”，但二者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高标社会就有靠右的嫌疑了。因为当前的中国十分特异，曾有媒体指斥“公民社会”是“西方普世价值那一套的产物”，不合国情；也有左派中人认为“公民社会”只是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换装，乃代替市场的好听一点的说法。然而，我们也知道社会曾经是西方右翼重点招呼的对象，哈耶克固然批评“社会”以及“社会的”等词汇的滥用，前英首相撒切尔夫人更公开说道“社会是不存在的”。近年反全球化运动的其中一句口号“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化的社会”，似乎又在证明“社会”那左的嫌疑。究竟社会是右派掩人耳目的新武器，还是左派暗度陈仓的小通道呢？
对于这个问题，培云兄的确给出了一套典范转移的新思路。尽管在我看来，他对许多问题的细节处理要比我“右”，但这套思路却是我非常认同的。那就是用“上/下”去取代“左/右”；提出社会，就是为了移置左右之间许多不必要的争论，重新认清中国的难题仍然是国家高高在上，社会被压在底下不得自主不得喘息的事实。社会若是不能自主自存，左右之分也就无甚意义了。
听起来很抽象，实际上它具体得不得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只要一说“言论自由”这四个字，就被认定是自由派，仿佛言论自由是右翼自由主义的专用名词。可是，难道新左派就用不着言论自由？就用不着无所顾忌地表达心中所想吗？当然不是。可见言论自由实在是任何立场都应共同预设共同捍卫的基本底线。而培云兄所说的“社会”，大略言之，就是一系列基本底线所划出的界域。没有这个界域，没有这一系列基本底线和共同价值，就什么都说不上。
我在陈丹青的《荒废集》里读到一个故事。话说胡适晚年在台湾被人问起“大陆现在正闹着革命，你说要是鲁迅活到今天，他会怎么样”？胡适的答案是：“你放心，鲁迅是我们的人，他是不会屈服的。”胡适、鲁迅的差异何其之大，向来被后人看成是不共戴天的论敌，他怎么会说“鲁迅是我们的人”呢？他所说的“我们”又是什么意思？我想，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共同感了。大家尽可以有南辕北辙的不同主张，但不能不保持对异己的基本信任、基本尊重；这种信任与尊重不来自外在的表面的礼貌与虚伪，它来自大家对共同底线的信守。从这个角度看，《重新发现社会》不啻是熊培云兄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期盼：让我们重新发现我们是谁，让我们回到共同的底线。
2009年7月18日
自序
2004年底，我在巴黎的日子突然变得闲散起来，时常跑到香榭丽舍大街的影院里看电影。至今印象最深的一部是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为此，我当时还写了一篇不短的影评——也许是因为中国与德国在历史上有着某种相似性，这些年来，我写的影评有意无意间多与德国有关，如《再见列宁》《窃听风暴》《浪潮》《朗读者》等等。记得当时，由奥利弗·西斯贝格执导的这部影片在欧洲引起强烈反响，每天都有媒体在讨论，因为它“打开了重新评价纳粹的潘多拉魔盒”，将希特勒从魔鬼还原为人，还原为一位“甚至可能引人同情的末路英雄”。
该片细节取材于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希特勒的末日》（2002）和希特勒最后的女秘书特劳德尔·琼格的回忆录《直到最后时刻》（2002）。琼格生于1920年的慕尼黑，22岁时被希特勒选做私人秘书。她一直供职到希特勒自杀并记录了希特勒的遗嘱，最后和一支小分队一起逃出地堡。令许多人不安的是，在这个打字员的记忆里，希特勒同样是个有教养、受人尊敬、做起事来斯斯文文的领袖。与情人爱娃·布劳恩结婚前，希特勒还当众吻了她。这位大独裁者多少有些诗人的多愁善感，他的办公室里不让放花，因为花会凋谢，他不喜欢看到死去的东西。或许，正是受希特勒的这些人性化特征的遮蔽，直到战后琼格才意识到自己一直生活在“盲点”之中。
【寻找“替罪狼”】
这部电影给了我极大触动。一是人性化希特勒。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希特勒不是恶魔，只是普通人。他的恶是众人合力的结果。没有谁天生就是独裁者。或许，只有透过《帝国的毁灭》里由魔鬼还原为人的希特勒、《意志的胜利》里如癫如狂的追随者以及《朗读者》里不识字却又理直气壮的女看守，生活于今世的我们才能真正回望历史的深处，体味个体在群体迷狂、巨浪扑来之时的无力与渺小，体味什么是时势造英雄也造独裁者。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当历史翻过这血腥的一页，当活着的人们只是简单地在精神与肉体上将一个束手就擒的纳粹头子揪出来示众，从历史的废墟中引渡到现实的广场，让他为一个时代的错误负全责时，在我看来，这亦不过是为这段共犯的罪恶历史找了一只“替罪狼”。
和通常意义上的替罪羊不同的是，我所说的“替罪狼”的确是做过了许多坏事的。但是，具体到个人，在强大的“公意”——准确地说是部分群体意志——面前，他亦不过是一个行刑者——独裁者所拥有的权力，从来都是那些甘心放弃自己权力或者权利的人聚沙成塔授予的。而在他行刑之当年，台下曾经有多少热闹的喧哗，多少幸福与狂欢的掌声！许多旁观者甚至还捐赠过磨刀石，亲手捧接了行刑者递过来的血和肉。在《意志的胜利》里，德国民众当时是何其狂热地追随他们的领袖，并视之为从云端降临人世的救世主。只不过浪潮退尽时，那些手捧鲜花、高声呼喊的人们已经很少愿意承认自己曾经裸泳其中。
另一个大的触动则来自于影片的结尾：戈培尔夫人将自己的六个孩子全部毒死。之所以如此狠毒，是因为她深信没有国家社会主义，人类就没有希望和未来，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国家。
路易斯·博洛尔说，“政治使人变得罪恶”。然而，政治不足以使罪恶变成毁灭性的大灾难。它的另一个前提是“意识形态使人变得愚蠢”。而这意识形态，其核心价值就在于对国家的理解。回望二十世纪的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当年迷信纳粹主义的那一群人，不仅屠杀了犹太人、波兰人、法国人、英国人……在他们选择纳粹主义理想并且甘愿为之献身的时候，用于自杀的断头台也已经竖起。
【希特勒的“牛皮书”】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在《好女色还是好国色》一文中，我曾谈到好色的男人有两种死法：一是死于女色，二是死于“国色”。所谓“死于女色”，尽人皆知，最著名者莫如寻芳客们的口头禅——“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至于“死于国色”，则是把国家当做绝世美女去爱戴，爱到如痴如醉、死去活来，爱到不知所以，终于丢掉自己的人格与底线，甚而枉送性命。
希特勒当年是何其贪恋国色！又何其自负！这位落魄的画家一旦大权在握，就要以一人一党之意志强力实践自己的理想主义，禁止思想，杀人无数。法西斯上台没多久，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以及包括马克思等人的书都被拿去开篝火晚会了，而希特勒自己的那本《我的奋斗》却用德国良种小牛皮制成，文字全部手工抄写，封面是用钢铁纯手工打造。目的是一千年都不发乌、不生锈、不变形，因为第三帝国至少要维持一千年。通常政府会发布白皮书，而希特勒当年发布的却是“牛皮书”。其实，人类历史上许多乌托邦纲领不就是“牛皮书”么？
在电影《帝国的毁灭》中，当苏军将柏林炸得地动山摇时，躲在地下室里的希特勒甚至还露出一丝微笑。他对站在新柏林沙盘旁的建设师说：“柏林炸得越平越好，到时我们重建柏林就省力了。”在他眼里，改造旧世界，就像是在画布上作油画，不行就刮了油彩重新开始。
1904年，凯恩斯说：“民主政治尚在测试之中，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招致耻辱。”然而十年后，当民主与极端民族主义合而为一，“国家权力”超出了原有的界限，吞灭曾经授予它权力的人，悲剧也就在所难免。换言之，当主权变成难以驯服的猛兽，当国家这人之造物超出了工具的范畴转而成为人类的主人，我们最后听到的必然是意大利农妇那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快跑，祖国来了！”（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
【故国·失乐园】
当然，追求梦想中的国度，并非纳粹分子的专利。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陶渊明的桃花源，到莫尔的太阳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乌托邦。区别只在于，有人愿为乌托邦而生，有人愿为乌托邦而死。具体到极权主义与乌托邦之关系，如秦晖先生所指出：罪恶不在乌托邦，而在于它是否与强制合流。
当我们重新翻检中国人的心灵史，亦不难发现，那种“浓得化不开”（徐志摩语）的情感，首先表现为一种家国情怀，其次才是情爱。只因中国历史多灾多难，以至于这种家国情怀的背后未免透着无限悲情。比如“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至于男欢女爱，在相关的修辞中同样多与国相关。如“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白居易，《长恨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李延年，《佳人曲》）
当然，这里的“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们有的指王权，有的指故土，有的指生活的视界与所能抵达的极限。如约瑟夫·R·斯特拉耶指出，国家产生的标志是这个地方的统治者开始区分公权和私权，并开始用公权保护私权，用公权为私权服务。而在中国帝制时期，帝王的权力是无限大的。
国家不幸词人幸。南唐后主李煜被宋廷捕去后，写了许多好词，而且多与家国有关。如“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李煜《破阵子》）据宋史记载，李煜便是因为写了些思念故国的遣怀之词而被宋太宗用牵机毒杀。当然，李煜心中的“故国”既是空间概念，更是时间概念。如他的《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故国，这已然逝去的天堂，似乎总是比眼下的国家更真实——这不是因为国家和政府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亨利·梭罗语），而是因为故国乃精神所在，是可以安放灵魂、寄托乡愁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当人们回望逝去的天堂时，你总能听到心灵的钟声，窸窸窣窣，款款而行；而在展望未来的国度时，所能看到的却往往是全能理性的膨胀，是其可能与强力合流后的摧枯拉朽与房倒屋塌。而这，也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收获的最大教训。正因为此，世界终于从革命重新回到改良，从我说的“流血的二十世纪”转向“流汗的二十一世纪”。
1905年12月8日，以《警世钟》和《猛回头》闻名的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而死，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据称陈天华的目的是为“以死唤醒同胞”。事实上，对故国的淡淡忧伤与未来之国的强烈期许，即使是李叔同这样的智者，在情感表达方面的反差也尽显无疑。对比“谁与我仗剑挥刀”“二十世纪谁称雄？”的《祖国歌》与《我的国》，他“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的《忆儿时》显然少了些“杀气”，多了些温存。
在著名导演库斯图里察的影片《地下》里，那些从地洞里爬出来的人，辗转奔波，发现南斯拉夫解体后近乎号啕——“我的祖国，怎么没了？”同样令人记忆犹新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南斯拉夫解体后，一些带着怀旧情绪的前南公民在网上建了一个南斯拉夫虚拟国家，订立宪法，招纳公民。仔细想来，谁人心中又没有一个失乐园，一个复国梦？
少年时爱听《梅花三弄》，时常动情于其中一句歌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些年来，每当我看到或者听到一些人，无论是遭人憎恶、有进攻性的纳粹分子，还是受人敬仰的爱国者，抑或普通公民，为了想象中的国家前程而不惜以命相搏、“仗剑挥刀”时，我总忍不住要感慨“问世间国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了。
【谁为谁献身？】
说到献身，中国历史上并不少有献身者。最惨烈莫过于宋亡之时。
1278年，宋端宗赵昰在流亡途中病死，年仅11岁，其弟赵昺继位，史称末帝。1279年流亡政府在崖山（今广东省新会市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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