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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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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话叫“少不读水浒”，意思是少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所斗为何？真宋江的事迹流传不多，大致和别的盗匪无异，剽掠而已。小的盗匪，攻村掠寨，大的盗匪，冲州撞府，都是在打粮草，最大的要夺天下，化为官府。这种以暴力为优先手段的“水浒气”，为官民所共享，所以禁水浒也罢，禁《打渔杀家》也罢，实在是抽丝之举。论其高明，还不如文人之改造水浒故事，使宋江心向朝阙，最后大家欢喜，共做同志。文人以天下为狗任，往往多事；历代改写或续写的《水浒传》，不下数十种，都是应时之作。比如民国时的几种续作，多写宋江抗金，官匪同赴国难的故事。公法退而私刑进，礼失而求诸野；但国难当头，诉于盗匪，也是够有想像力的。
宋江再怎么说，也是个贼。只是贼与英雄，在老价值观里，不过是一线之别。在官方而言，只差着合法性，在民间，只需要有一点点理由。有了这点理由，便可大大方方地杀人放火，而以“凶猛为好汉，悖逆为奇能”了。至于以为这种力量，对官府有什么牵制，令其有所忌惮，实在只是帝制下的幻想。
写剧盗或妙贼的好莱坞电影，一向好看，可见人往往而有贼心。女性找丈夫，不妨先问问是否爱看《水浒传》，若是酷爱，婚后一定要严加看管。顺便说一句，宋江杀惜的情节，不是没来由的。《水浒传》里类似的故事最多，除阎婆惜，还有潘金莲、王婆、潘巧云、李瑞兰，以及别的好几个，最后都被好汉“嗝嚓”一声杀掉。《水浒传》的价值观大抵如是，而这并不是文人加工后的结果，在民间一系，有凶狠过于此者。所以《水浒传》鲜有女性读者，一来没资本做英雄，二来兔死狐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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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人丰坊
丰坊字存礼，是浙江鄞县人，后来改名道生，字人翁，一字人叔，别号是南禺外史。他是嘉靖二年的进士，做过几种不大的官儿。关于他的事情，最为人道的有三种。第一，是他以书画名世，特别是书名，生前身后都很大；第二件是他在嘉靖十七年上疏“请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为世所讥；第三件是他伪造多种古书。
这第三件上，我以前讲过他伪造石经本《大学》的事。除此以外，世传的《子贡诗传》，一般认为，也是他伪造的；还有几种经书，他也分别撰造“古本”。有趣的是，他把自己改编的“古书”称为“世学”，如《古书世学》、《鲁诗世学》之类，或者说是传自远祖丰稷，或者说是他曾祖丰庆从朝鲜、日本使臣那里见来的（黄宗羲《丰南禺别传》说丰庆是丰坊爷爷，错了一辈儿）。这有一点贻先人羞，不过我们知道他的为人后，便会觉得这对他实在算不得什么。
第一件不必多说，他的字今天还可以见到，写的一本《书诀》也传了下来，在里面可以看到他对书法的见解。需要解释的是第二件。说来话长，正德皇帝没有子嗣，杨廷和主持立储，选的是兴献王（宪宗次子）的世子朱厚，便是嘉靖帝了。嘉靖登基不久，便为了皇统和家系继承问题，在朝中发生了“大议礼”之争，简单说来，就是群臣要依古礼行事，要嘉靖以孝宗为皇考，把自己的爸爸兴献王作“皇叔”。嘉靖不肯，君臣吵得不可开交，后来暂听了群臣的意见，只是把兴献王改称为本生父母，没有叫“叔叔”。但此事不过搁了起来，并未解决，更总有人顺着皇帝的意思，重提此事，以为进身之阶。嘉靖得了支持，便改了前议，遂至大起风波，二百多大臣跪在左顺门前呼天抢地，大哭孝宗皇帝，算是一种示威行动。最后的解决，一百三十四名五品以下的官员被廷杖，十六人被打死。在被廷杖的名单里，头一位便是翰林学士丰熙，他幸免于死，给谪到福建镇海卫，死在那里（漳州云洞岩有他当时写的《鹤峰云洞记》石刻，很有名）。丰坊是丰熙的儿子，自己也因为议礼被贬，却又违背父志，上这样的疏，所以人们要看不起他。他大概是揣附帝意以干进的意思，嘉靖看了他的上疏，确实也很高兴，由严嵩主持讨论，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却没有让他做官，估计丰坊一定很失望。
丰坊是个怪人。有许多故事，听来像是笑话，却可能是真的。有一个叫方仕的人，从他学过写字，后来常冒他的名，丰坊气得不得了，恨恨地说要挖出他的眼睛来。便有人拿了一对什么动物的眼睛来骗丰坊，说是方仕的，丰坊居然信之不疑，大大地报酬了一番。第二天便见到双睛完好的方仕，丰坊吓了一跳，方仕说被抉去眼睛，有鬼可怜他，取死人眼放在他眼眶里。丰坊也信了，置酒为他庆贺。
丰坊曾设醮三坛，祈请一灭倭寇，二灭伪禅伪学，三灭跳蚤虱子。他把蚤虱恨得无以复加，尤在倭寇之上，每年都要请道士来驱虱，他们便串通仆人来骗他钱。又一事，丰坊要下乡收账，仆人和债户串通，拿来农人簸谷用的大扇子，说乡下各家造了这东西，要等他下乡时来偷偷扇他，要他中寒。丰坊说，这些乡下人真鬼，那我就六月间再下乡，他们就拿我没办法了。仆人又骗他梅雨期应该把钱拿出来晒晒，他便晒，仆人趁机偷去一件，丰坊一数不对，仆人便再偷一件，要他重数，这回却对了，因为他只会数单双。——这样的人，果然败了家，没有保住先人留下的万卷楼。他是个信口开河的人。曾和别人闲聊，说起几十年前曾在正阳门上见着凤凰，别人不信，他就指着十三四岁的书童说：“他也见着了。”小书童说：“是。”又对一个和尚说他曾在通州见到屋子那么大的西瓜，钻到里面去喝浆，也请那书童来作证。所以他其实是个滑稽玩世的人，对世俗的一套很烦。有人要他留宿，他先是说非自己的床睡不着，那人居然把床从他家里搬了来，他见计不成，又说肚子疼，还是溜走了。——因为他讨厌那人求他写字。
他这类的故事还很多，不一一讲了。明代理学很盛，丰坊的性格，便是压抑下的怪胎。他的先人以理学名家，他自幼也浸在里面，后来造作伪经也罢，写注疏论文也罢，都摆不脱那些道道。但他心里可能是厌恶的，我们看他骂朱熹的话，十分难听，又骂杨荣只因为老婆姓朱，便采用朱子的学说等等，虽然都是信口开河，也可见出他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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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地何心遇晋人：张缙彦
清初流放罪人到荒徼之地，最有名一处是黑龙江的宁古塔。传说中舜流共工于幽州，不过是如今的河北辽宁一带；须到得宁古塔，才知祖国之地大物博。从北京出发，要走上几个月，沿途人烟绝灭，白骨暴野。活着走完这长路的人，见到目的地，本该油然而生幸存之感，但面前的景色又会让他心中一凉：几个零落的村屯散布在海浪河边的平野，而那个被一种像是栅栏的东西围着的大村子，就是声名响亮的宁古塔城，黑松流域第一要镇，满洲发祥地，宁古塔昂邦章京和两位副都统的驻所，流放者中的大多数从此将要度过余生的地方。
清政残暴，流人极多。曾有那么两句诗，“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说的是塞外流人之众，成千累万。另一种说法是“居民共道天气暖，迁客来多天意转”——流人一多，气候也跟着转暖了。在宁古塔，十三省无省无人，倒像个代表会议；名卿硕彦至者接踵，相嘘相濡，翻将边外绝域，化成避世桃源。
宁古塔的第一位士人领袖，便是今天要说的张缙彦。
此人颇有些不倒翁的气味，走到哪里，也是兴致勃勃。——其实，他一生中，在宁古塔这最后几年，或是最兴致勃勃的一段时光。当初来宁古塔时，便浩浩荡荡地带着大批图书，十来名歌姬，一副要扎根边疆，从此乐不思蜀的架势。到了宁古塔，便呼朋引类，送往迎来，主持起事务来。
谪戍到宁古塔的诗人很多。这些人大抵敏感而脆弱，从妩媚的江南，落到这举目无非荒山古碛、白草黄云的地方，心情可想而知。这时张缙彦便要出场，请他们聚会，帮他们安排生活，或许还将随遇而安的享乐哲学传输给他们。比如有一位祁班孙，初到时极其苦闷，慢慢就高兴起来，学着张缙彦的样，置办女乐，还娶了一妾，给自己煮蘑菇吃。不过此人最终未能安心于边疆建设，日夜谋归，后来以贿得脱，逃回浙江，做了和尚，不到四十岁就死了。
名诗人吴兆骞说张缙彦虽是“河朔英灵（张是河南新乡人），而有江左风味”。张缙彦在宁古塔发起七子之社，约了一班吴兆骞这样的人，重新玩起过去的一套，载酒征歌，竟无虚日，看来是要将这烟瘴之地，认作山阳竹林了。他性喜山水，遍访当地风景——名山大川自然是没有的，但小山小水还是颇可登临，其中多数连名字也没有，他便一一给取上名字，记载下来。
他（以及流人杨越）的另一件功德之事是教授当地土人以中原的耕种之术。
在这些活动中，意外地展现出一种享受生活的独立姿态。——之所以说意外，因为这些性格，在从前的张缙彦身上，简直是找不到。
在到宁古塔之前，他的大半生可以用“游移”二字概括。在正史中，他是入“贰臣传”的。先是，李自成兵临城下时，他从兵科给事中给超擢为兵部尚书。此时此职，乃是俗话所谓的“别人偷驴你拔橛”。转眼间大顺军进城，他便投降，后来又逃走，到家乡治兵，和南京的福王搭上关系，仍得授原官。顺治三年，走投无路的张缙彦又向洪承畴投降，从此改做大清的官。最后因党争和文字狱的缘故，流徙宁古塔。
这样的人，气节二字是绝谈不上的。但明末士人的遭遇，实在凄苦。不唯政局早已崩溃（在汉人建立的百年以上政权中，明朝肯定是最坏的一个），信仰也发生危机。贰臣如此之多，而坚守大义的那一班人的抗争又如此激烈，都说明着一些情况。生死事大，不能以责人。只好说儒家建立的两大评价体系，一曰忠信，一曰仁义，内在便是冲突的。至于低贱的戍卒或土人，自己还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不然张缙彦死后，宁古塔不会满城皆哭。
张缙彦给自己做过不少辩解，今日读来无趣。他晚年在宁古塔时，不知心里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但我们看到的是，徙宁的士人，有各种立场，各种身份，有顺民，有遗民，有曾当政的大员，有民间的反对派，都相处得极好。在宁古塔，政治消失了，生活并没随之破碎，反倒恢复了些自治，甚至——虽然身为罪人——比关内的人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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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持此欲何成：陶潜
人人都爱陶渊明，因为他确实是个浑然的人，借用苏轼的评论，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不像后代许多人，先要喧之再三，“我要隐居了”，等大家都听到，才找个地方隐起来。——如藏猫猫游戏，虽说藏，还是希望被人找到的。曾经假装隐遁的李白有名句云：“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李白笑什么呢？他以处为出，曲线求仕，佩服自己的精明，所以要偷笑。
严格说来，只有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才有隐士。另外，只有“士”，才能成隐士，普通人不做事，顶多算下岗工人或失地农民。身为士，不去治人或候补治人，也不愿被人治，不事天子，不友王侯，便成化外之民。皇帝必然痛恨隐士的废君臣之义，但隐忍不发，因为要给儒士面子。——自称孔孟之徒的儒士与皇帝合作，心里多少有一点不好意思，需要高抬隐士之德，作为幻想中的价值平衡，良心的后路。
陶渊明归隐后做什么呢？种种地，看看山，喝喝酒，写写诗。这样的生活，听上去高妙，认真过起来，是有些单调的。散淡如陶渊明者，也未必满足。我们看他的诗文，时有郁气和寂气流露。平日闲居寡欢，慷慨独歌，一听到有访客，就很高兴。他的心情比做官时要好很多，但还是有些闷。《易》里说，遁世无闷。但事情哪里有那么容易。
在有所不为这一方面，陶渊明做到了，做得非常好；但在有所为的另一方面，则未知何所止泊。宋儒真德秀说，“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就真德秀的原意而言，本是再可笑不过的痴人妄语，但细想起来，居然说到了悲剧的主题。不是陶渊明的个人悲剧，他归隐后虽然穷一点，寂寞一点，大多时候还是快活的，比真德秀辈所能想像的快活得多；但几千年中的所有隐士呢？
在陶渊明，无可指责。就算任何事也不做，也无可指责，何况他还写下了不起的诗呢。就个人而言，任何一位隐士都无可指责。奇怪的只是，一代一代的隐士，挣脱一个网罗，却挣不脱另一个网罗，人身独立了，精神依旧徘徊在旧局中。隐士是批“说不”的人，但仅仅说不，还是在回答人家的问题，不意味着有自己的新问题。纵然背道而驰，还是在同一条道路上呀。我们看各朝各代的隐士，从《后汉书》的《逸民传》翻到《明史》的《隐逸传》，两千年间，一点儿进化也没发生。做的事还是那么几样，想的问题还是那么几个。一种历经千年的传统，竟谈不上有什么发展史，原因谁也说不清，但事情确实如此。
举一个最表面的例子。隐士都喜欢渔弋山水，喜欢写山水诗，画山水画。陶渊明是这样，后来的人也是这样。没钱的，要找一处风景美好的地方，山居岩栖起来；有钱的，会盖园子，装点山林，虽只是片山数石，也以为野趣盎然。人都欣赏自然之美，为什么隐士为甚呢？也许是简单的象征，也许是面对山峦，更觉得自己体玄识远，萧然远寄吧。
但是，如此爱山，如此爱水，止于观赏，对满目的松师石友，竟从不曾发生知识的兴趣，是件奇怪的事。没有一个人想到事实的考索，没有一个人去建立新知的体系。天天混迹在自然界中，对自然的运行，毫无体察，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惭愧。人人如此，代代如此，一直到两千年后，才出了一位徐霞客。
在人皆入彀的时代，隐士是最当被寄予希望的一批人，难得的独立群体。可惜一直没有独立地发展，像镜中人，虽然相反，却仍是主流的影像。没有新的价值观，所以屈原会自杀；没有新的思想，所以陆羽要大哭。从道不从君，但道又在哪里呢？隐居求其志，但何为其志呢？这不是他们的遗憾，这是我们的遗憾。
在陶渊明，已经觉到精神的孤云无依。天道幽远，鬼神昧然，他就像没有信仰的苦行僧，虽可屡空晏如，终究顾影自怜。他的喝酒，大概也是想摆脱灰暗念头的纠缠。鲁迅说陶渊明“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这抚慰就是酒了。“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其实天运并非仅此，只是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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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式非天下式：卜式
想当年汉武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烦费巨亿，天下虚耗。弄钱的办法，也都想遍了，直到连打鱼也要收归官营。只是国用未见丰足，贫者反而益贫。那时毕竟是古代，富人还没什么觉悟，不要说不肯捐输以佐公家之急，有一回山东发水，向他们借，都借不出钱来。
忽有河南养羊大户卜式上书，愿意捐出家财的半数，以助军兴。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人，怎么会呢？汉武帝又喜又疑，派使者去问他有什么要求。卜式说：没什么个人要求，只是觉得县官和匈奴打仗，有官爵的应该出命，有财产的应该出钱。话说得如此朴实，在武帝耳中，不啻时代的最强音。汉武把这话和丞相公孙弘商量，公孙弘却说：此非人情，不可以为“化”以乱法。此事便搁下。几年后，招赏降人花费太多，迁徙贫民的钱告缺，卜式再次提出捐输二十万钱。当时富人争相匿财，一捐就是这么多的，普天下不多不少，只有卜式一位。这一回武帝感动得再也受不了，立拜卜式为中郎，另有赏赐，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
这里提到风和化。风就是教，如风行草上，化则是从风而服，随风而化。古代以德治天下，风化是主要手段，后来流行的旌表烈女孝子，都属此列。在林立于古代的种种榜样中，卜式算是最早最有名的一位。有意思的是，对道德榜样的褒扬，是许以名利，想让人知道做好人可能得“好报”——即有利可图，一方面宣扬反功利即为道德，一方面又以功利劝善，只能令道德的涵义本身发生堕落，执行长久，后果不问可知。
数年后吕嘉造反，已经官为齐相的卜式又上书“愿死之”，即报名从军。他养羊的本领了得（曾传有《卜式养羊法》，虽是伪托，可见他在古代畜牧业的声望），打仗是不行的，年纪又老，确实和送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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