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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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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出格的事情,也不如后来那样暴跳如雷般地过敏。
夏姬的事是很好的例子。这位中国的海伦出身郑国的公室,她的第一个丈夫,年轻时就死了,第二任丈夫,陈国的御叔,在生下一个儿子后也去世了。若干年后,放肆的夏姬和陈灵公私通,大臣孔宁和仪行父也是她公开的情夫。这三个人四处宣扬,欣欣得意。有一次在夏家饮酒,陈灵公对仪行父说,你看徵舒,长得多么像你呀。仪行父说,也像您呀。这个下流的玩笑使夏姬的儿子徵舒再也不堪其辱。徵舒埋伏下箭士,在陈灵公离开时把他射死了。
这只是故事的开头。徵舒自立为陈侯。一直想扩张的楚国借机主持正义,攻破陈国,杀死徵舒,顺便把夏姬掳到楚国。楚庄王想自己娶夏姬为妻,屈巫进谏说:您不能这么做。您召集诸侯伐陈,名义是声讨罪恶。如果娶了夏姬,人们就会以为您发动战争的真实目的是想得到夏姬……
后面还有一篇大道理。楚庄王只好做罢。楚国的上卿子反也想娶夏姬,屈巫又劝阻说:
“这是个不祥的女人。她先克死了两任丈夫,后又害死了陈灵公和她自己的儿子。人活一辈子不容易,何苦要自陷于那样的危险?天下美妇人多得多,为什么非得娶她呢?”
子反也被吓退了。最后,不怕死的襄老娶到了夏姬。第二年,晋楚间发生了著名的邲之战,襄老战死。
屈巫一直是正言正行的人。没有证据能说明他此前的议论,是竞争的策略,好让自己能娶到夏姬。肯定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多半是他见到了夏姬,便被征服,大大地改变了心意。襄老死后,襄老的儿子居然还想把夏姬娶过来,屈巫坐不住了,把自己那一番大道理抛诸脑后,派人给夏姬送信说:你先返回郑国,我一定会娶你为妻。屈巫使了种种巧妙手段,哄过了楚王,终于娶到了夏姬。
这位从前的“祸水论”者,从前的直臣拂士,便这样向爱情投降。屈巫在楚国心不自安,索性携夏姬逃到晋国,在那里给楚国捣了许多乱。夏姬的故事到此总算结束,她和屈巫留下一个女儿,后来嫁给了晋国的名臣叔向。
史籍不曾描述夏姬颠倒众生的容色,人们只好去想像。后世的正人君子,想像之后吁一口气,着手攻击夏姬。刘向《列女传》说她“殆误楚庄,败乱巫臣”,不过是祸水论的老调。而在春秋时期,夏姬的名声虽然不好,也绝不曾坏到人人攻之,要她替世道人心负责的地步。在春秋人眼里,她是一个多情而放纵的美丽女人,如此而已。
春秋人对许多后世视为比天还大的事情,都持松弛的态度。战国时还有这样的遗风。楚攻韩,韩求救于秦。秦宣太后向韩国的使者解释秦国无力救援,是这样说的:“妾事先王也,先王以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脸皮薄的也有。孔子见南子便是有名的故事。其实,逾礼的事孔子是不会做的,南子虽然名声不好,但求见孔子,也只是致敬之意,当时,君夫人会见外臣,是常见的事。但子路竟然生疑,而孔子也指天划日地发誓。——所以说春秋时代包含着各种观念的苗头。到了后儒那里,对此事看得比孔子还重,腾口辩说不甘人后,本来挺干净的一件事,让他们越描越黑。
私通不是好事情。但它确实也标志着女性的社会处境。《诗经》中的下层妇女可以自由恋爱,《左传》中公卿大夫相当多地私通,说明那时的女性,尚有社交的机会。到了后世,私通几乎只发生于社会的两端,平民与皇族,前者迫于生计,没办法把女人关在屋子里,后者拥有特别的权势,可越轨而不受追究。在地主和士大夫阶层,私通的事情极为罕见,因为这些家庭的女性,与外界隔离。女性的放纵终于被镇压下去了,男性的放纵则越发地没有检束,当然,他们的放纵,不外乎通过买卖与抢夺这两种形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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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哪有望妻石:荀粲
荀粲字奉倩,魏晋时的名士。他的父亲是荀彧,岳父是曹洪,都是《三国演义》的读者所熟悉的人物。荀粲以玄学名家,但最出风头的,是他对女性的议论。他说,妇人的才、德都不重要,要紧的只是容貌。如此想和做的人当有许多(不然孔子就不会抱怨“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了),如此说的,他可是头一个。后来他践行自己的主张,听说曹洪的女儿生得好看,设法娶了过来。
在今天,对这样的见解,不要说女性主义者和道学先生,便是普通人,也要反对,至少在口头上。在荀奉倩的时代,那也是离经叛道。妇女四行,德言容工,德行居首。至于容貌,按班昭《女诫》的规定,不必颜色美丽,讲卫生,常沐浴,便是容了。在正统的见解中,女性的美丽是危险之物。甚至,美人本身便是祸乱之萌,万一遇到姜太公,是要被“掩面而斩”的;除非她另有某种奇特的性格,善于制止男性的亲近之心。
按教科书,荀奉倩重色轻德的结合,一定不会牢靠,总要弄出些乱子,不是亡国,就是破家。令人失望的是,荀奉倩婚后,夫妻情好至笃。好到什么程度呢?曹夫人生了重病,虽在冬天,身体燥热。荀奉倩便到院子里,以身取冷,再回来用身子为太太降温。
曹夫人最终还是不起。荀奉倩痛悼神伤,不能自已。朋友傅嘏劝慰说:才色并茂固然难遇,至于你,只讲容貌,得人并不为难,又何必如此伤心?荀奉倩说:佳人难再得,逝者虽然算不上倾城之貌,毕竟是难得的颜色啊。他天天伤心,天天伤心,过了一年,自己也死了,死时不到三十岁。
可怜荀奉倩,死得不明白。在《诗经》之后,唐宋之前,中国士大夫的心中没有“爱情”这一范畴。这不是说他们不会恋爱,是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感情的性质。司马迁曾很正确地说:“妃匹之爱”,连威君严父也没办法制止。但对这种情感,诸子百家都无所议论。上古到中古前期,“情”、“爱”这些词都意义宽泛,我们现在所说的“爱情”,那时并没有一种词语来专门形容之。比较相近的,是“宠”、“嬖”、“惑”之类,又都不是什么好话,不知其名而强字之。虞姬的故事流传广,在《史记》中,对她和项羽的关系,用三个字来概括:“常幸从。”汉武帝爱李夫人,叫做“有宠”;韩寿偷香,出于“心动”。
如果抛开民间文学,在主流的诗文或史乘中,男性的爱情,找不到描述(如前所说,这里讲的仍然是唐宋以前的情况)。能称得上是描述的,或出自女性笔下,或以女性为主角。难道如《女诫》所说:三代昏主,乃有嬖妾,而达人正士压根儿就不会发生那种软弱的感情?——不会的。爱情每天都在发生,只是不得其人以载记之。甄皇后《塘上行》中有这么几句:“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而对男性一方的类似描述,在士大夫笔下,一行也没有。
再看另一件事。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与姑母家的一个使女偷情。阮咸服母丧期间,这位姑母到别处去,带走使女。阮咸正会客,听到消息,跳上客人的驴子,飞奔赶上,和这个使女共驴而归。这时他还穿着丧服呢。人们自然有许多议论。阮咸的解释是:“人种不可失!”——瞧,阮咸也不谈感情。他的以嗣继为词,正如荀奉倩的以容色为词。
当代人与荀奉倩在天堂相见,彼此说起往事,当代人告诉他:“您老兄这是恋上爱了。”荀奉倩问:“什么叫恋爱?”当代人便解释给他,或者拿本正版的爱情指南给他看。大概要到这时,荀奉倩才知道自己的死因。
用汉人的话说:“既见嬖近,惑心乃生。”爱情是人之常情,故号称永恒的文学主题。但在唐宋之前,这至多算个潜伏的主题(连《关雎》都给说成是后妃之德呢),与之相干的,倒有妹喜、妲己、褒姒等一连串罪人的名字。对女性一方的相思病,歌咏很多,而在男性一方,不可说,无以说,不知其怎么来无法光明正大地享受爱情。从南到北,有成百上千的望夫石,可曾见过一块望妻石?
果然名教罪人:钱名世
钱名世是康熙四十二年的探花,他的诗文,在“出事”之前,很有声名。他和年羹尧是同年,但并无特别的私交。年大将军凯旋,朝臣能攀得上交情的,都有颂诗,这是官场风俗,人都如此的。后来年羹尧奉旨自杀,雍正担心落下兔死狗烹之讥,乃大兴株连。雍正的脾气,是如果一件事自觉心虚,反要大叫大嚷,大操大办,以示理直气壮。钱名世倒霉,也给扯了进去。
倒霉的原因,今天已不可尽知。通常,是以为他的某几句颂诗,不小心犯了雍正的忌。但在群臣和年羹尧的唱酬中,比那不小心的还有的是;况且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再谨慎的诗作,也禁不起鸡蛋里挑骨头。还有一种说法,以为是钱名世的人缘不好,所以成了软柿子;但他的名声大坏,是在诗案之后,而非以前。
不管怎么说,雍正选中了钱名世,来做反面榜样。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雍正把钱名世骂得龙血喷头,还别出新裁,御笔题写了一块大匾,曰“名教罪人”,挂在钱名世自家屋门。为了防止钱家遮蔽,命令常州知府、武进知县,隔三岔五去钱家检视。
雍正有些政治手段的发明,颇为后人继承。如清廷摧残士气,一开始只会用暴力,以后渐渐深入灵魂。雍、乾两位皇帝,自己就是半个文人,知道何者为耻,何者为士人所不能忍。皇帝不杀钱名世,显得仁心宽大,而对对方的挫辱,用雍正自己的话说,为“虽腆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试想钱家老少,出入于这样一块匾额之下,几辈子都抬不起头来。这就叫心刑。
雍正很会用裹胁之术。钱名世革职出京前,雍正命在京的文官,各为诗文,“记其劣迹,以警顽邪”。既然小说可以谋反,诗歌当然也可批判。奉诏作诗的,一共三百八十五人,“廉耻俱沦丧,甘心媚贼臣”、“怪尔颜何厚,偏偏谄媚词”等等,痛骂钱名世无耻,颂扬皇帝宽大。雍正把这些诗,让钱名世自己掏钱刻印成集,发给各省学校,让天下人都知道有一个无耻的钱名世。
这三百八十五人,各依才学,奉上官样文章。据说最工的两句为陈万策写的,“名世竟同名世罪,亮工不减亮工奸”,但今传本《名教罪人》诗,陈万策的诗中并没有这两句,可知只是传言。——碰到这种事,谁也不想一不小心作出首名篇。没见到有哪人格外地雕词炼句,也没见哪人把这次写的声讨诗收到自己的诗集中,因为这些人还知道,这不是什么光彩照人之事。
在这三百八十五人之外,也有作诗不用心,或不忍心的,各被惩处。有一家姓陈的,父子三人在京为官;两个儿子作诗不称旨,被撤了职,父亲的诗有句云“负涂一豕玷儒绅”,骂钱名世是猪,便合了格,进入《名教罪人》合集。原来此事是一次政治考试,要人人过关。
只要一写,就如同交了一次投名状。无耻之事,无论多小,尽管是被迫,一旦做下,便将自己的名誉,与强迫自己的人,绑在一起,渐渐荣辱与共。单单是为了减轻罪恶感,这样一个最小的动机,就足够让大家纷而诋毁钱名世,说他种种不好,好像如果钱名世本非端士,奉旨声讨便有了某种正当。
万斯同编明史,曾以钱名世为助手。万斯同死去,在京中的遗书流散,多为轻薄所窃。忽然之间,人都说是钱名世拿了去。并无证据的事,传来传去成了铁案。又剽窃一事,在有清一代,如戴震之窃赵一清,毕沅之窃邵晋涵,人多缄口不提,或者曲为之辩,而万斯同的《明史稿》本为王鸿绪攘去,世人却相信无端的传说,把钱名世也编派在里面,指为剽窃了万斯同的“三王纪”。这就叫人居下流,众恶归焉。
人落到钱名世这种地步,所有的恶行都会被揭发,所有的嫌疑都会被当成事实,换上等闲的人,早已是体无完肤。钱名世被传说的恶行,翻来覆去,不过二三件,可知此人,多半竟是格外端谨之士。
有些事,早晚是要轮到自己的。大诗人方苞,因《南山集》案下过狱的,这次在骂钱名世“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查嗣庭,五个月后就将被拿问,第二年就死于狱中的,此刻还在讽刺钱名世“从今负罪归乡里,掩口人惭道姓名”。翰林院检讨谢济世,此次诗称“自古奸谀纵败露”,几年后因为注《大学》得罪,在刑场被赦,吓得半死。
《名教罪人》这部奇特的诗集,没过多少年就很难得见了。按作者及其后人的心意,原是恨不得它早早失传的,但毕竟还是存下来一种本子,让我们今天能够见到某种文体的祖宗。如不知后来事,会觉得那时的人很无耻;但从后来看,一部《名教罪人》,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至于钱名世,诗集已经不传。如今能见到他的诗不多,大半存于《江左十五才子诗》中。有一首《题〈放鹇图〉》,里边有两句云“予食呼名就掌驯,此生长傍谪仙人”,好像那被驯的鸟还挺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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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本贼人:宋江
水浒故事的流传,有两个系统。咱们熟悉的《水浒传》,属于文人改造过的、适合出版、于世道人心暂无大碍的那个系统。不过,便是这本《水浒传》的读者,对那批好汉或逃犯,有自己心目中的座次,而和书中的座次大不一样。鲁智深名列中品,读者倒喜欢。卢俊义是坐主席台的人,而读者不买账。
自古已如此。明代有一种马吊牌(麻将的前身),大牌上印着二十名水浒好汉的像,头牌自然是宋江,值万万贯;其次武松,千万贯;其下又有三阮、鲁智深等,各值百万至数十万贯;而大刀关胜,靠关公的老面子,忝居其列,只标三万贯。——卢俊义贼气不足,图像上不得马吊。那么宋江呢?在流行的《水浒传》版本中,宋江并无什么英雄之举,难得出手,只杀了个女人。他为什么仍值万万贯?一个原因是,在民间的系统里,宋江也是个狠角色,不像在书中那样首施两端。
鲁迅曾说中国社会有“水浒”气。这种气可做两种理解。第一是爱幻想,受累或受气之余,花几文钱,听说书先生口若悬河,什么武松打虎,李逵杀人,神飞意驰半个时辰,施施然而归,晚饭也合口些。需要说明的是,对多数人而言,并不是幻想有什么好汉来解救自己,而是幻想自己做好汉,如阿Q的自己革命,先杀小Q,后杀王胡,抢元宝和宁式床,和吴妈困觉,“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小人物的最高幻想,大致如此。至于“解民倒悬”云,是历代逐鹿者编造出来的,而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便是宋三郎来,恐怕作风更像李逵,排头价砍将过来,你还来不及叫一声“我是阶级兄弟”,头已落地。在历史上,宋江便是这么个强梁,他若是真的心怀仁义,早已下场如王伦,而来不及做故事的主角,呼保义而天罡星了。
“水浒气”的第二种,是随时可以为贼,在道德观上,并无障碍。匪首上法场,万人同观,快意之余,兼复嫉妒,哪怕自己也遭过他抢。远的事情,细节不能尽知,民国间有几年,豫皖数省,宋江多如牛毛。有的农民,农忙时下田,农闲时上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算不能发大利市,至少给家里省些花用,而其所抢劫的物色,从脚下布鞋到头上毡帽,不走空就行,有失贼体,实介于山大王与破烂王之间。
这种价值观,与官方的自然冲突,所以历代禁刊《水浒传》,禁演水浒戏。晚明左懋第上书请禁水浒,说《水浒传》“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他说的并没错,《水浒传》就是这么一本书,去掉忠义的表面,不过是杀人放火,自己痛快。左懋第又指《水浒传》为“贼书”,“此书盛行,遂为世害……始为游手之人,终为穿窬劫掠之盗,世之多盗,弊全坐此,皆水浒一书为之祟也。”
这就夸大了。先有梁山泊,后有《水浒传》。书中阮小五说“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金圣叹评论道:“千古同悼之言,水浒之所以作也。”金圣叹之意,便是人们常说的“官逼民反”。但事有未尽于此。中国的罗宾汉如此之多,罗宾汉的叫好者如此之多,简单一句“官逼民反”,已不能解释。
老话叫“少不读水浒”,意思是少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所斗为何?真宋江的事迹流传不多,大致和别的盗匪无异,剽掠而已。小的盗匪,攻村掠寨,大的盗匪,冲州撞府,都是在打粮草,最大的要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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