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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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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所以赵苞的处境，依然没有一种两全的出路。刘邦说“幸分我一杯羹”，在汉代给吹捧为“不以父命废王命”。但刘邦是皇帝，赵苞不是，怎么敢那么说？
宋代的哲学家程颐，给赵苞出了个主意，说他可以先辞掉辽西太守，再以私人身份去鲜卑人那里赎回母亲。这个主意在实际中全不可行，而且也没有触到问题的实质。——不妨看另一个更鲜明的命题：假设君王与父亲都得了一种重病，而只有一丸药，只能救一人，那么，该救谁呢？
这个问题是曹丕提出来的。程颐肯定知道这个命题，但没有回答过。
忠孝冲突，揪扯了好几千年。孝，以及与之对应的宗法结构，是古代唯一能平衡中央集权的东西，但当君权越来越强大，“忠”越来越被强调时，与之颉颃的“孝”，也越来越添进些可怕的内容，——割大腿肉来给父母治病，这样的人，到唐代已至少有三十多位，到后世则更有刺心截肠、剔肝抠眼等等，十分恐怖。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极端？
也许问题不在于“忠”“孝”这些范畴本身，而在于缺少一种普遍的正义观，高于具体人际关系的价值。前面我只说“家国”、“忠孝”、“君父”，一直不曾说“公私”，就是因为古代几乎没有我们今天愿意称之为“公”的结构，家也是私，国也是私，——是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的私有之物（在这个意义上，古代的皇帝都是僭主）。我们可以说“古代社会”，但得意识到那种“社会”并无清楚的边际，也无自己的价值体系。那种社会没有管理，像个战场，任由强者逐鹿，也任由“忠”“孝”之类的狭念像野兽一样不受羁束地驰骋冲突。
最后，赵苞选择了忠。他的母亲被杀。下葬后，赵苞也呕血而死。他实在是没有别的出路。
。。
得天下者得民心：朱元璋
古代，帝王得天下，总要说上膺天命，下餍民心，而非智竞力争而来。天命如何，人不知鬼不觉，你说什么便是什么好了；至于民心，似乎是有些准儿的事，所以不但帝王借此来合成王朝的合法性，老百姓也跟腔学调，拿它来增加自己的幸福感：瞧啊，我就是天视天听的民！我就是载舟覆舟的水！还有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很动听，然而可惜，是句谎言。
一天，朱元璋微服出行，走到三山街，在一个老太太门口歇脚。听说老太太是苏州人，便问张士诚在苏州如何。老太太说，张士诚不战而降，苏州人不受兵戈之苦，很感念他的恩德。第二天朱元璋在朝中发牢骚：京师十万人，怎么没有一个人能像这个老太太，背地里说我的好？
张士诚为人宽厚，比朱元璋更得人心，但得天下的不是他。朱元璋起兵后行“寨粮”、“检括”，与剽掠无异，却能得天下。他高兴地说：“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暖融融。”这位弥赛亚，对民心很可能别有自己的见解。比如，他或许已觉察到民心和民意是两回事。曾有十三人因为说“朝廷法度厉害”，全家成年男子都被处死，妇女流放；他的一条有名的榜令，是禁止人“不思朝廷凡事自有公论，但不满所欲，便生议论，捏写匿名文书，贴在街巷墙壁”，违者全家处死。——管不了你的心，还管不了你的嘴呀？未得表露的民心，总没什么大用。
史书里总有许多材料，证明开国皇帝得民心以得天下，亡国皇帝反之。那些都是剪裁涂饰过的。朱元璋自己认为元朝之亡，在于纲纪废弛。“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治道的中心是使民战栗，而对民心，则是半信半疑。明确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命题的是孟子。朱元璋下令把《孟子》中不顺耳的话都删掉，其中便包括所有对“民心”的讨论。若全信民心论，他不敢删《孟子》；若全不信，他不必删《孟子》。
流传有许多朱元璋治吏的故事，身受吏治之苦的平民听着很满足。不妨再看看他的治民——
朱元璋畏惧无业游民。《大诰》里明明白白地写着“逸夫处死”。榜文则说，百姓都要就业，外出要知道本人下落，到哪里去，去做什么；人们互相监督，若有人远行不知下落，或日久不回，里甲邻居不告发的，一律充军。另一条是规定看病的、算卦的，都只能在本地行业，不许远游。
按他的榜令，对说谎的人、通奸者和骗子小偷的处罚都是死刑（曾有人偷卖草束，被凌迟处死）。自以为道德无瑕的人，说不定会为此欢呼呢。但你一旦认可了这种任意处置的权力，就不要再抱怨这种权力干涉到你的生活。
比如，同姓结婚的，处死；私改名姓的，处死。违反官定的服式，穿“半截靴”的，处死；违反官定的发型，孩子剃“一搭头”的，阉割。你要喝酒吗？有“乡饮酒礼”，犯者打五十，甚至充军。你要听戏吗？只许演“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别的不但不能演，连戏本子也不能看，“敢有收藏者，全家杀了”。
还有呢。民间的医生，只能称医士、医者，不能称大夫、郎中。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万一叫错了呢？“治以重罪”。又军人子弟只许演习弓马，否则便是不务正业，学唱的，割舌；下棋的，断手；踢球的，卸脚；做买卖的，充军。要是吹箫呢？“连上唇连鼻尖割了”，看你拿什么吹。
除非明朝人是很特别的一种人民，否则无法想像，这样一位皇帝，这样一种统治，会得什么“民心”。
但在民间，朱皇帝的口碑竟还不错，尤其是与他的为人相比。这已不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所能解释的了。王朝自马背上得来，得民心不如得士心，得士心不如得军心。“都很狡猾”的士人，一开始或要闹点别扭，迟早要加入新朝以自保。士是民的精神领袖，还是其传记作者。士心一旦收揽，民心也就粗定了。
在底层，个体的人心与整体的民心已有很大的区别，而且，提出民心论的先贤，假设的是处于理想状态中的民人。这种状态，自秦汉以后，怎么可能接近呢？百姓在精神上早被征服，这时再谈什么民心向背，不过是拿幻象来自我娱悦罢了。
朱元璋得到了民心。明朝也得到了，而且靠着士人的越俎代庖，享祚近三百年。看来，“得民心者得天下”虽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有比它更有道理，也更合实情的一句话，便是“得天下者得民心”。
此一时彼一时：袁崇焕、李陵
近日脑子乱。眼睛读袁崇焕事，心里总想起李陵。
汉朝人毕竟是汉朝人。李陵投北，明里暗里，仍有替他辩护的人。汉武杀了李陵全家，他不肯回来。但我有时想，如果他回来，且不免于弃市，那么，长安的市民，会有什么反应？
帝制下人民的生活，常受到君主个人事务的影响。鲁酒薄而邯郸围；先是因为武帝对一个女人的爱情，或者说怀念，大宛国就倒了霉。仗打完了，李广利得到海西侯的爵位，而没得到名誉；在朝中没人敢批评皇帝的行为，私下里则物议沸然。同李广利带回来的战利品相比，中国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但武帝是这样一种人，批评恰使其更加刚愎，李广利回来两年后，武帝又给他指挥战争的机会，以为他在同大宛国的战事中攒够了军事经验，总不会再出丑。
因为没有显而易见的作战对象，汉人的宿敌匈奴便被挑中了。公元前九十九年开始的一连串对匈奴的用兵，至少在军事上是意义不明的。在这次战争中，李陵像个牺牲品。除战争性质有些特别，李陵获得广泛同情的另个原因，是汉朝人的气质，与后代人不同。汉人也常“替天行怒”。王莽悬首宛市，百姓在下面用石头掷，甚至把他的舌头切开分吃。董卓之诛，长安人欢忭之余，给他肚子插上灯芯。不过这些事发生在乱世。平时，汉朝人不很容易群而暴起。
“明奸”的待遇显然不如“汉奸”。袁崇焕的凌迟，在京师大快人心。去西市的路上，观者如堵，无不咬牙切齿，或者说磨牙磋齿。刽子手从袁身上割下肉来，百姓涌上去抢。刽子手赶之不退，且看出是笔生意，便拿来卖钱。老话虽常说“千刀万剐”，真执行起来，刽子手何尝有那些耐心？但这一回有好生意，事情就不同了。袁崇焕的肉据说卖至一两银子一块；当年刘瑾之诛，仇家买他的肉，也不过一文钱一块。
我忘了提什么事情？北京受过两次大的威胁，一次是土木之变，一次是直接导致袁崇焕被处死的己巳之变。前后差一百八十年，明人的信心消磨光了。建州兵的声势尚不如瓦剌，给京师人的惊吓则远超前者；这便是壮夫和病人的不同，青年和老年的不同。带着不祥的预感，京师人扑向袁崇焕，名曰纾愤，何尝不是在祓除心里的恐惧。
如果这些人活得久，能赶上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也不会有什么内疚。他们会认为受骗或骗人的是皇帝，而不是他们，他们是在做一件正义的事。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特别在帝制时代，小小百姓，有多少信息来源呢？便在今天，辨别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
说回到李陵。那年汉历九月，李陵带领他的五千步兵，从居延出发向北，穿过寒冷的戈壁和干枯的草原，取道阿尔泰山和戈壁之间的平川，一个月后来到杭爱山脉南面的浚稽山。在等待指令的日子里，周围的危险日渐浓重。浚稽山接近匈奴人的腹地，汉军的出现不可能被忽视。终于有一天，对面山梁上闪耀起兵器的光芒，且鞮侯单于亲率的三万骑兵出现在五千汉军面前。
幸运的李陵。有此一战，负亦可以免于人言了。到了袁崇焕时代，中原人和北方民族间的关系，早不像健壮的汉朝人和匈奴人之间那样；人们的性情变了，战争的攻守也不一样。李陵和袁崇焕几乎没什么可比较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会让我由此而联想及彼。
还要说的是，当年武帝发兵，找的理由是开国皇帝刘邦曾被匈奴人围困于平城这件陈年旧事，并引《春秋》复九世之仇的今文经义为支持，看起来是再无其他道理好讲——除了他对武功无休止的爱好，以及对李广利的眷顾，这两点他虽不必隐瞒，却也不便形诸正式的文告。
汉地的农民并不想迁移到草原上，朝野对匈奴人的土地都没有兴趣。一劳永逸地消灭匈奴人是不可能的；把他们从汉国的北方彻底驱逐，同样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因为这片草原又将被别的部落所填充，而那完全可能是一个即使不更强大，也至少是一个没有像匈奴人那样领教过汉国的军事能力的部落，然后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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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惟危
地域的话题，有时是危险的，有时是有趣的，尽管任何时候都是无聊的。肆口批评其他地方的人，既排遣心中多余的恶意，又可取悦自己的族群，自古是人们喜欢的娱乐。在普通的时代，在普通的性格中间，它多半无伤大雅，只要机智的成分，远超愤怒或仇恨。
但对有些人来说，什么事情都会演成让人诧异的形态。明代中叶的大臣焦芳，对江西人的愤怒，几至常情难以测度。焦芳因为党附太监刘瑾，在明代的名声很不好。其实，他的劣迹并不丰富，只是性格褊急狭隘，每生一点恨意，便存在心里任其酝酿。他日常专以说江西人的坏话为乐，曾裁减江西的乡试名额，主修孝宗实录，则对江西籍的大臣任意丑诋，还举前朝名臣如王安石、吴澄的例子，说他们败乱国政，结论是不能“滥用江西人”。
通常以为，焦芳受过江西籍阁臣的气，故移怒于全省。但官场中的摩擦，本是顶普通的事情，何至如此？此人大概与人交往有一点障碍，积累下许多怨恨，江西云云，不过适得其会，易于发泄耳。明代人原本喜欢说江西人的坏话，《金瓶梅》中有段对话，一位说，那人这么蹊跷，肯定是江西人；另一位说，他虽然确是江西人，但并不蹊跷，——可见江西人常给戴上“蹊跷”的帽子。
那时江西人善做生意，在农业社会，这已足够成为嫉恨的理由了。远在更古的时候，齐地的人因为长于经商，屡被各地的人攻击。楚王曾当着晏子的面讽刺齐人善盗，悻悻之意，溢于言外；直到南北朝的时候，仍有人詈骂齐地风俗浅薄，专慕荣利，给齐地士子起外号叫“慕势诸郎”，甚至流传一个“怀砖”的故事，说太守初上任，齐地的百姓怀里揣着一块砖来磕头奉承（砖触地会很响），等到太守卸任，又怀砖而来，这次是来砸他。这种故事，一听就是编排的。
明代一位首辅李贤，说江西人把河南人的钱都弄光了。另一个叫王士性的人，说江西商人善做无本生意，“张空拳以笼百物，虚往实归”，意思相当于今天人们说的“空手套白狼”。农业社会对商人的最初反应，便是如此。焦芳敢和江西全省的人作对，因时乘便罢了。只是他的心理实在问题不小，余怒未了，又把整体的南方人骂在一起。在朝中每次罢退一位南方人，就欣欣自喜，高兴上老半天。
南北之争是老话头。元明之后，这一争论本来已近平复。热闹的时候是在北宋，太祖赵匡胤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明令不得用南人为宰相。这一离奇的政策施行了两朝，直到宋真宗时王钦若入相，才告终结。但那时分歧仍然存在，有名的寇准，便一直排挤南人。他试图压抑晏殊，理由只是晏殊是江西人；又曾在真宗面前敲边鼓，挤掉了一位南方人当状元的机会，下朝后洋洋得意地说：“又为北方人争得一状元。”北宋前期，北方状元二十四人，南方状元七人，便有地域歧视的成分在，而不能据此认为那时北方人的书念得更好。
寇准的洋洋得意，与焦芳的欣欣自喜，是很不一样的笑容。宋人平和，南北之纷纭从未构成祸端，或引出激烈可骇的言论。后来，大家一古脑儿跑到江南避难，更是不要提了。真正的南北之争，出在东晋至隋这么一个长长的时代里，因其牵扯了政权、文化、士族、民族诸多方面，利益相涉，表现得格外激烈。
一次著名的辩论，发生在公元五二九年。主辩的双方，一是南梁的使臣陈庆之，一是北魏的大夫杨元慎。陈庆之在酒席间说到北方是蛮夷猾夏，正统还是在南方政权，引出杨元慎一大篇演说。杨元慎第一攻击南方的风土，说那里气候潮湿，多生虫蚊，人皆断发文身，舟行水息；第二攻击南方的口音；第三攻击南方的政治，举刘劭、山阴公主等为例，以证其荒暴。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主张都很可笑，不能服人，反自见其狭隘。清儒顾炎武论南北学术弱点，说北方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杨元慎的说辞，字字句句倒是言不及义。话说得越铿铿锵锵，越显得有所不能自喻，不然为什么这么愤怒？后来陈庆之病了，杨元慎还跑到人家家里，说了些更难听的话，号称咒鬼，实则骂人。人常以攻击性的行为掩饰不安，此即一例。
争斗总是为利益所驱动的。但人们争来争去，往往忘了当初的目的，或那目的早已不复存在，则只剩下无聊了。杨元慎的论辩术，至今仍在流行，一是人们历两千年也学不会个逻辑，二是人总是无聊的时候居多，一无聊便会纵容自己的不良情绪，而不管其高下了。
“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连孔圣人也对这类话题有兴趣，何况庸常。偶尔读点历史的一种用处，就是认识自己心中各路角色的面目。谁心里没有个焦芳，谁心里没有个杨元慎呢？只是有时我们不能自见，有时见而不知其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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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纵的权利：夏姬
历史爱好者喜欢的一个题目，是“你最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自己在想像中的身份。要是想当皇帝，清朝最适合你；要是做农民，哪个朝代都差不多。文人喜欢宋朝，士兵怀念晚唐或五代。如果想当宦官呢？这不太像个好志愿，不过，万一真有人心怀这样的抱负，我建议他回到明朝。
对女性来说呢？不知道。
也许春秋时代是个选择。我喜欢春秋，那时天下未定，不仅是在政治上，是在一切方面，包括种种观念和风俗，所以机会显得很多，像只又圆又光滑的蛋，包孕得如此之好，你不会想到以后会孵化出什么。春秋的另一个好处，是那时的人讲究体面。哪怕是在最残酷的事务——战争中，都客客气气的。很少有偷袭的事，宣战一方总会辞令优美地说，对不起，我要打您了；另一方也同样优美地说，我不得不还手，实在是没办法，抱歉得很。
对一些出格的事情，也不如后来那样暴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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