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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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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由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推荐，于1935年考取公费留德，到德国土宾根大学哲学系进修。他写了关于《史记》的论文（据德国鲁尔大学海尔默特·马丁教授告诉笔者，他在1972年找到了（当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乔冠华的论文），并于1976年在德国出版了这一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乔冠华于1937年回国。由他的留日同学赵一肩介绍，在广东国民党余汉谋部队当参谋。当日本军队占领广州后，他前往香港，在《时事晚报》工作，撰写时事评论。这时，他起了个新笔名——“乔木”。当时他并不知道老同学胡鼎新进入延安，也取名“乔木”。好在一个“乔木”在香港，一个“乔木”在延安，商参不相见，倒也不相干。
不过，也曾闹过小小的笑话：正在白区工作的胡乔木妹妹方铭，看到香港报纸刊登“乔木”文章，于是以为哥哥在香港，写了信去，落到乔冠华手中！
1939年8月，经廖承志、连贯介绍，乔冠华在香港加入中共。
1941年12月18日，日军在香港登陆，乔冠华奉命离开香港，到东江游击队去。
他不久打道桂林，来到重庆，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同时担任《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
这么一来，署名“乔木”的文章，不断出现在《新华日报》上。《新华日报》乃是延安《解放日报》的姐妹报，人们开始发现有两个“乔木”，称延安那个“乔木”为“北乔”，称重庆的“乔木”为“南乔”。毕竟两个“乔木”不在一地，还算不太“麻烦”。
眼下，“北乔”南下，跟“南乔”相聚于重庆，这就“麻烦”了！由于“乔木”出典于《诗经》，又寓意“高大、挺直”，两“乔”都喜欢这一名字，不愿改动：“南乔”以为，他本姓乔，用“乔木”笔名，顺理成章；“北乔”呢，他连妻子的名字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岂肯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
终于，由毛泽东出面，为“二乔”断名——这一轶闻，曾广为流传，通常都说成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乔进京，发生重名问题，此事惊动了毛泽东……”
笔者以为，前文已经提及的1950年2月3日的新加坡《南侨日报》署名江山的文章，较为可靠。因为这篇文章发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却指明是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为“二乔”断名。现引述江山的原文：
“正当日本投降后国共第一次开始和谈的期间，中共主席毛泽东亲到重庆参加谈判，他（引者注：指胡乔木）是随员之一，恰巧这时南乔亦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
“两位乔木聚在一块，许多人弄不清楚，尤其是发表一篇署名‘乔木’的文章，更使人不知是出自那位乔木的手笔，朋友们都希望他们之间内有一人把名字改一改。有一天大家在毛泽东主席那儿谈起这件事，请毛氏作评判，后经毛氏问明是他（北乔）先用乔木这个名字，而南乔的真姓确是乔，他的真姓是胡，就盼望他在名字之上加个‘胡’字，南乔则仍用乔木原名。从此两乔之间有了区别，而‘胡乔木’的大名也随时局的发展，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了。”
至于“南乔”，他只是写文章时用“乔木”作笔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成为周恩来的外交副手，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赴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自然也就用他的本名乔冠华了。
乔冠华还曾用过笔名“于怀”。他在1958年曾与姚溱、王力合用一个笔名“于兆力”，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国际评论。那“于”来自“于怀”，“兆”来自姚字，“力”则来自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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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二乔”断名（2）
胡乔木在重庆，广交那里的文化界朋友。最有趣的是，1945年9月1日晚，胡乔木随毛泽东前往重庆黄家垭口，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鸡尾酒会。在那里，见到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只是这位当年的清华大学校长，已不记得胡鼎新这位学生。不过，他当年所说的“清华大学好比戏台”那番话，胡乔木倒记忆犹新。自然，翁文灏想不到，当年那位“拆戏台”的学生胡鼎新，如今居然成了毛泽东的秘书……
走笔至此，还要顺便提一下毛泽东论及“二乔”的续闻：
那是在1965年1月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宴请部分工农代表。席间，当毛泽东得知那位因下乡务农受到表彰的知青代表董加耕是盐城人时，便说：“你们盐城有‘二乔’，你知道吗？”
一时间，董加耕不知所云，答曰：“西门登瀛桥，东门朝阳桥。”
毛泽东笑道：“我不是说桥，是说人。盐城‘二乔’，是胡乔木，乔冠华！”曹晋杰、王荫，《盐城二乔》，载《古今掌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接二连三抨击蒋介石（1）
1945年10月11日中午一时多，胡乔木随毛泽东一起飞回延安。跟去的时候不同，那时延安机场上一片沉闷，人们替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毛泽东回延安的消息传开，四千多人云集那里，一片欢呼。
大抵是在重庆那四十五天过度劳累，毛泽东回延安后不久，病了。他不得不遵医嘱休息。先是在延安柳树店的干部疗养所住了十来天，后来迁往王家坪的桃林休养。
那时，胡乔木住在延安枣园，妹妹方铭也住在他家。方铭记得，有一天（1945年12月）毛泽东和江青来到胡乔木家，跟胡乔木、谷羽、方铭聊着。吃饭时，毛泽东的炊事员送来豆豉炒腊肉——那是毛泽东喜欢吃的湖南家乡菜，和胡乔木一家一起吃。方铭见到，毛泽东跟胡乔木的关系非常融洽，有说有笑。毛泽东知道方铭不久前从白区来，也向方铭问及那里的情况。
那时，毛泽东经斯大林派来的两位大夫——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夫医治，已经逐渐康复。
不久，1946年元旦来临，蒋介石发表了长篇广播演说。
蒋介石说，“乘此岁序更新的时候”，乘此“抗战胜利结束后第一度元旦”，“要将我们政府的决策”，“明告于我们全国的同胞”。
蒋介石要“明告”什么呢？他说：
“军令政令的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这是事实，也是真理。……”《蒋介石广播演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附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重庆谈判结束才两个来月，蒋介石的“明告”，已在暗示解决中共的“割据”——这是他要撕毁双十协定的重要讯号。
蒋介石的广播演说，当即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决定，延安《解放日报》要全文转载《蒋介石广播演说》，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同时决定《解放日报》要发一篇社论，驳斥蒋介石的演说。
显然，这篇社论是代表中共中央表态，颇为重要。毛泽东“点将”，要胡乔木来写。这除了由于胡乔木已成为“中共中央一枝笔”之外，当然也由于胡乔木随毛泽东去了重庆，熟悉国共关系的种种微妙之处。
胡乔木全力以赴写社论，日夜奋笔，一气呵成了长达万言的《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
毛泽东阅后，颇为赞赏，当即交《解放日报》于1月7日全文刊登。
此文在国民党地区引起了颇大的震动，也成为延安方面干部的学习文件。
社论直截了当地点名批判蒋介石——须知，两个多月前，国共两党领袖在重庆还高高举起斟满红葡萄酒的高脚玻璃杯，互相报以微笑。
胡乔木写道：
“许久以来，本报对国民党各报与国民党中央社各种卑鄙的造谣谩骂，一直没有理会过，但是对于蒋氏演说所造成的这个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的分歧，我们却不能不在政治协商会议前夜，说一说我们的意见。”
胡乔木针对蒋介石的演说，加以批驳道：
“蒋氏的根本论点，与近日国民党报纸所不断宣传的一样，是说只要把中国的一切事情交给蒋氏和他周围的一小群人去独裁，只要人民放弃一切基本民主权利，对于这个独裁集团的一切军令政令都无条件服从，那么中国就可以统一，而中国在这个独裁集团统一以后，自然就可以赏赐人民和平建设，民主政治，民生改善等等；而如果不接受他的独裁，则中国就永远不能统一，中国就永远要内战，要独裁，要穷困，要被侵略等等。因此，现在我们就要根据事实来答复两个问题：第一，经过这种独裁的统一，中国究竟能否达到民主呢？第二，经过这种独裁的方法，中国究竟能否达到统一呢？”
然后，胡乔木“笔分两路”，就两个问题批驳蒋介石。最后得出结论：
“蒋氏的‘统一’，既不能使中国得到民主，也不能使中国得到统一。”
接二连三抨击蒋介石（2）
这篇社论的发表，给一些因国共重庆谈判而做起和平梦来的人们一帖清醒剂。社论公开表明，国共双方的分歧，依然那么严重。蒋介石是无法“统一”中共，中共也绝不会答应让蒋介石“统一”。
就在这篇长篇社论发表之后，未曾歇一口气，毛泽东又交下一系列写作任务。于是，由胡乔木撰写的《解放日报》社论，不断见报，在1946年竟写了二十三篇之多，其中大部分社论是与蒋介石展开论战。——胡乔木已成了中共方面与蒋介石论战的“笔杆子”，与那位替蒋介石拟稿的“文胆”陈布雷旗鼓相当。
在1946年，胡乔木所写的《解放日报》社论是：
《努力发动解放区群众》（1月9日）；
《和平实现》（1月12日）；
《评“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1月19日）；
《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与根本方案》（1月23日）；
《坚持和平，保护和平》（1月27日）；
《恢复交通》（1月30日）；
《再论放手发动群众》（2月20日）；
《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2月25日）；
《中国法西斯派的纲领》（2月28日）；
《欢迎马歇尔将军》（3月4日）；
《国民党改革问题的两个道路》（3月12日）；
《评国民党二中全会》（3月19日）；
《驳蒋介石》（4月7日）；
《再评破产的政治理论》（4月10日）；
《东北应无条件停战》（4月12日）；
《美国应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6月5日）；
《要求美国改变政策》（6月25日）；
《一年的教训》（8月29日）；
《争取全面抵抗的胜利》（10月13日）；
《要求真正的停战令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10月23日）；
《两个声明》（11月11日）；
《立刻解散非法的“国大”》（11月25日）。
这些社论，几乎都经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不时为之修改，为之补充。例如，胡乔木写的《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一文，毛泽东为之写了一段点睛之笔——当年社论发表时，这段话是用与正文一样的铅字排印的。时隔多年，后来哪些话是由毛泽东所添加的，已记不清了。直到胡乔木晚年，为了编《胡乔木文集》，从中央档案馆调阅原稿，查出这一段用“毛体”字写成的话：
人们只要注视到这样一点，就可一眼看穿中国法西斯分子们的阴谋之所在：从中国法西斯分子的一切言论行动中，他们总是小心保护着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汉奸伪军，不愿丝毫触犯他们。至于对真正援助中国独立解放的盟邦苏联，却称之为‘新帝国主义’，放在必须‘打倒’之列。同样，他们对日寇汉奸略无仇恨，对于中共则恨入骨髓，必欲消灭而后快。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法西斯分子，和国外法西斯分子一样，将一切仇恨集中于苏联与共产党及一切真正民主人士，企图把人民的胜利加以推翻。
在这里，毛泽东抨击蒋介石为“中国法西斯分子”。于是胡乔木紧接着写了《中国法西斯派的纲领》。
在1943年，抨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是由毛泽东的另一位政治秘书陈伯达撰写长文；而在1946年，毛泽东则倚重胡乔木来抨击蒋介石了。
。。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1）
胡乔木1946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驳斥蒋介石的社论，充满激烈的火药味儿。然而，就在这年9月，也是在《解放日报》上，他发表了一首小诗，却是那般温馨，充满柔情：
晚上立在月光里，
抱着小孩等着妻。
小孩不管天多远，
伸手尽和月亮玩。
忽见母亲悄悄来，
欢呼一声投母怀。
月光美丽谁能比？
人比月光更美丽。
这首题为《人比月光更美丽》的诗，写出月夜之美，写出夫妻之情，母女、母子之情。
那“欢呼一声”，打破了月夜的静谧，却点出了“人比月光更美丽”。
那时三十四岁的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女儿幸福，儿子胜利。
国民党飞机往延安掷下的成批炸弹，炸碎了“月光下”的柔情。那是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飞机五十架次狂轰滥炸延安达八小时之久。奉蒋介石之命，胡宗南率十六个旅进攻延安。国共重庆谈判所签定的“双十协定”，早已化为乌有。
面对强敌，毛泽东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议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位书记仍留在陕北，指挥作战。另两位书记——刘少奇和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经晋绥解放区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胡乔木当时在陇东参加土改，没有在毛泽东身边。
胡宗南部队在3月19日，占领了延安。虽说所占的是一座空城，国民党还是大大地庆贺了一番。
毛泽东在中央纵队，代号为“三支队”，共约八百人。中央纵队的司令员是任弼时，政委陆定一，参谋长为叶子龙，政治部主任方志高。为了保密，毛泽东改名李德胜，周恩来改名为胡必成，任弼时改名史林（司令的谐音），陆定一改名郑位（政委的谐音）。胡乔木在陇东接到了电报，要他火速赶回总部。这样，赶到了“三支队”，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胡乔木这位“秀才”来说，平生头一回经受战火的洗礼。
战争是严酷的。胡宗南部队用美制电台测向仪探明了中共中央纵队在安塞县王家湾，蒋介石密令“即使牺牲三个师，也要消灭中共首脑”。胡宗南令军长刘戡率四个半旅突袭，中央纵队只有三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就连毛泽东的警卫排也上了前线。由于毛泽东指挥灵活，布下迷阵，从敌军只十多里路的“身边”擦过，走出险境……
自从延安陷落，报纸无法印行，《解放日报》不得不于1947年3月27日停刊。《解放日报》社全部工作人员归入了新华社编制，大部人员由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率领，渡过黄河，到山西太行地区重建总社。另有二三十人，由范长江率领，随中央纵队留在陕北，内中包括刘祖春、林朗、胡群德以及后来成为胡乔木秘书的东生等。
新华社最初叫“红中社”，因为那时与《红色中华》报社是同一组织机构，“红色中华社”简称“红中社”。1937年1月，《红色中华》报改名《新中华报》，红色中华社也就相应改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后来竟以这简称传世。
在转战陕北的那些日子里，新华社不断发出电讯，发出来自中共首脑机关的信息，对于稳定鼓舞军心、民心起着莫大的作用。毛泽东急急召回胡乔木，便是要他为新华社写电讯。
据谷羽回忆，那一时期，胡乔木几乎天天要写新闻稿，仿佛成了毛泽东的“新闻发布官”。胡乔木每天把战况写成电讯，经毛泽东审阅后，交新华社发出。这些电讯除了由电台播发外，还油印散发。当时，新华社办了两份油印小报，一份是《参考消息》，一份是《评论和电讯》。《参考消息》登的是新华社接收国外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据严昭告诉笔者，她当时负责收听美国电台，并把英语电讯译成中文。严昭即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的胞妹。另一份《评论和电讯》，登载在这份油印刊物上，他曾经订成册，可惜如今不知在何处笔者手头倒是收存了一本内部印行的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稿选，但均无署名，无法确定哪些出自胡乔木手笔。。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2）
谷羽当时也在毛泽东身边，帮助做些秘书工作。她记得，毛泽东也亲自动手写新闻，写评论，写社论。她舍不得把毛泽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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