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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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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抓住这个机会，提议为郭任远开盛大的“欢送会”。会上，胡乔木作了精彩表演。他来了个反话正说，含着“眼泪”，大声地诉说：
“我们敬爱的郭校长要走了，实在是太可惜了！郭校长真好，他那么关心我们学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提倡打网球！他又那么关心我们的壁报，连一张图片都仔仔细细地看，还要弄清楚图片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郭校长实在太好了，他一走，浙江大学全体学生都哭了！”
台下，一片哄笑，同学们笑出了眼泪！
郭任远恨透了胡乔木，搞了个小动作，把胡乔木的成绩从八十多分改成五十五分。于是，以成绩不及格为由头，勒令胡乔木退学。
这时，教务长费巩教授看不下去，他找胡乔木谈话，给他开了“休业证明”，帮助胡乔木转学。
于是，胡乔木离开了杭州，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出任“文总”书记
也真巧，当胡乔木被浙江大学勒令退学，来到上海，妹妹方铭在苏州也遭勒令退学，来到上海。
方铭那时在苏州中学上学。1935年“三八”节，方铭在学校里张贴壁报，介绍蔡特金，宣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妇女获得解放。于是，学校勒令她退学。
她跟二哥胡乔木一起，在上海闸北江湾路租了房子，住了下来。
胡乔木很快跟那个寄《中国论坛报》给他的同乡陈延庆取得了联系。陈延庆高高的个子，人们总是喊他“大陈”、“长子”。他在1932年加入中共，是复旦大学的学生。
胡乔木到上海不久，担任了中共上海东区区委委员。
那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屡遭破坏，秘密电台也被国民党警察搜去，也就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处于孤军奋战之中。
“大陈”带着胡乔木，来到“社联”。“社联”即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是中共领导下的左翼组织，成立于1931年5月20日。何干之、艾思奇、陈延庆当时都是“社联”的领导人物。胡乔木参加了“社联”工作。不久，胡乔木担任了“社联”常委。
“社联”乃“文总”的下属组织。“文总”，即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在中共领导下于1930年7月成立。
“文总”是左翼文化人的大本营，下属组织除了“社联”外，还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音乐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世界语小组等八个左翼文化团体。“文总”还创办了《文化斗争》、《文化月报》等刊物。1935年夏，胡乔木出任“文总”的宣传部长。
胡乔木结识了周起应。周起应即周扬，比胡乔木年长四岁，湖南益阳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曾留学日本。三十年代，他在上海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文委”亦即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着“文总”。胡乔木是通过王中民，跟周扬结识。周扬颇为欣赏胡乔木的才干。当“文总”书记陈处泰被捕之后，胡乔木被任命为新的书记，而陈延庆则担任“文总”的组织部长，邓洁为宣传部长。
方铭记得，那时胡乔木忙极了，每天总是深更半夜才回家。
夏衍在他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曾写及：
“据我记忆，‘左联’党团书记仍为周扬，行政书记是徐懋庸；‘社联’党团书记仍为钱亦万，行政书记是李凡夫（王翰、陈家康为党团成员）；‘剧联’党团书记是于伶（张庆、章泯等是党团成员）；电影小组照旧。由于戏剧、电影方面的党组织除了赵铭彝被捕之外，骨干没有受到损失，于伶、张康、石凌鹤、司徒慧敏、吕骥、张曙这几个人可以担当起实际工作，所以周扬要我分出一点时间来做一些上层的联络工作。在此前后，周扬还和胡乔木、邓洁取得了联系。”夏衍：《懒寻旧梦录》，第292…293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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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通知他前往陕北（1）
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在艰难中孤军作战，既面临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又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1935年中共《八一宣言》（即《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的公开发表，使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欣喜若狂，这才知道来自中共中央的信息。不过，中共中央尚未与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直接取得联系。
1935年11月，一封署名“S3”的密信，终于从莫斯科辗转送到鲁迅手中。鲁迅让许广平抄了一份，转交给茅盾，茅盾再转给周扬。于是，周扬、夏衍、胡乔木得知了来自莫斯科的指令。“S3”，亦即萧三，是“左联”驻苏代表，诗人，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友。
萧三的信中肯定了“左联”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指出存在关门主义倾向。他提出：“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争取公开的可能……”
不言而喻，“S3”的密信，绝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意见。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同意“S3”的意见。于是，“文总”宣布解散，“左联”也随之解散，另行成立了各界救国会，以适应抗日救国的新形势。
中共成立了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江苏临委”），邓洁为书记，胡乔木为宣传部长，陈延庆为组织部长。那时，上海属江苏省。“江苏临委”领导着中共在上海的工作。
1936年4月下旬，一位重要人物从陕北极为秘密地来到上海。他会见了鲁迅，也与胡风接触，而周扬、夏衍、胡乔木等对于他的到来竟毫无所知。显然，由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跟中共中央失去联系颇久，这位肩负重要使命而来的人物，对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持谨慎态度。
陕北方面选派他前来上海，可以说是“最佳人选”：他原本就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曾担任中共“文委”书记兼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他与鲁迅也有着颇深的友谊。只是在1933年秋冬之间，他在上海四川北路（那时叫“北四川路”）被国民党特务盯住。他来到海宁路，那特务仍然紧盯，而那里行人颇多，于是急中生智，突然回过头来跟特务打架，同时大呼“绑票、绑票”。特务措手不及，被路人围住，他趁机溜之大吉。不久，他奉命离开上海，秘密前往江西中央苏区，来到红都瑞金。后来，他参加了长征，到达延安……
此人便是冯雪峰。冯雪峰对于周扬他们的不信任态度，可从鲁迅1926年8月所写的著名论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看出。鲁迅写及“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周起应即周扬，“另两个”即夏衍、阳翰笙。从此，周扬等四人有了“四条汉子”之称。虽说胡乔木不在“四条汉子”之列，不过，他也属于不被信任的范围。
在冯雪峰来到上海一个多月，周扬他们才从别人那里风闻延安派来要员。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得知来人乃是冯雪峰。周扬他们求见冯雪峰，冯雪峰终于答应。不过，彼此的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
这时，胡乔木也与冯雪峰见了面。冯雪峰要求中共江苏临委暂停发展党员工作，必须纯洁党的组织。对于已经入党的党员，要做重新审查的工作。
在派出冯雪峰之际，中共中央又派出刘少奇前往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大力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北方局派人来沪，带来了北方局组织部长林枫、刘少奇的秘书的信，跟胡乔木取得了联系。不久，带来了刘少奇的文章、北方局的文件。这样，中共江苏临委总算结束了孤军作战的年月。
然而，中共江苏临委的一位委员，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这个委员与某女子相好，落入国民党特务手中。
特务们在跟踪这个委员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共江苏临委书记邓洁。于是，邓洁也被捕了。
中共江苏临委不得不迅速改组，由李凡夫担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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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通知他前往陕北（2）
胡乔木仍为临委成员，但他隐蔽起来，原本他住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福煦里，此时赶紧转移。
于是，上海新闸路的培明中学，来了一位新的教师。校长是盐城人，新教师是校长的同乡。新教师教英语课，看来还颇为在行。此人便是胡乔木。据估计，国民党特务可能会盯上他，党组织叮嘱他在外边少露面。正因为这样，诸如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的营救“七君子”运动，胡乔木也没有参与。
终于，胡乔木接到冯雪峰的通知，要他离开上海，和李凡夫一起，前往延安。
据1992年10月3日新华社电讯《胡乔木同志生平》载：“胡乔木同志于1937年7月到达延安。”据方铭回忆，胡乔木离沪，是在1937年3、4月间，不是7月。胡乔木离沪时，方铭去送行，记得他穿一件夹大衣。考虑到上海北站的特务多，胡乔木和李凡夫特地前往上海远郊火车站——真如站上车。
据说，李凡夫后来曾笑谓胡乔木，临行前，冯雪峰曾叮嘱，一路上要“监视”胡乔木。
李凡夫的话，倒也不假。虽说在解放后，冯雪峰跟胡乔木关系很不错，不过，那时冯雪峰对胡乔木确实有着戒心，如同那时冯雪峰对待周扬他们不信任一样。
在胡乔木之前，邓洁获释出狱，先去了延安。
胡乔木从上海来到延安，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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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安吴青训班”副主任
胡乔木初抵延安，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时，遇上了小小的麻烦：他是中###员，这当然确实无疑，李凡夫、邓洁都能为他证明。然而，他的党龄从何时算起呢？
胡乔木是在1932年加入中共。可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中共盐城县委书记嵇荫根后来被捕、叛变，带人前来抓他。他在仓促之中逃离盐城，失去党的组织关系。
在上海，1935年5月，由陈延庆介绍，胡乔木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
胡乔木向中共中央组织部说明了以上情况。由于他在盐城入党没有人证，组织部的组织科长对他说，那就只能写1935年入党了。
从此，胡乔木填履历表，一直写“1935年在上海入党”。
在他1982年9月当选中共十二届政治局委员时，他的简历上仍写“1935年入党”。
后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调查，这才确认他是在1932年入党。这样，盐城党史上的“悬案”，也随之解决了：因为胡乔木在盐城发展了邱剑鸣入党，倘若他那时还不是中###员，邱剑鸣入党又从何谈起？
二十五岁的胡乔木来到红都延安，他对这里一往情深。这里是他走向成熟的地方，这里是他一生中黄金岁月的所在。正因为这样，他死后，他的骨灰撒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刚到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他的擅长，分配他做青年宣传工作。
那时，正是西安事变之后，西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大批青年奔向延安。1937年4月12日至17日，“西北青年救国会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选出冯文彬、胡耀邦、刘英等二十三人为大会主席团。冯文彬致开幕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林伯渠、徐特立等到会讲话。大会决定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西北青救会”），以冯文彬为主任，王盛荣为组织部长，胡乔木为宣传部长汉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1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值得顺便提一笔的是，胡乔木进入延安时，由原名胡鼎新改为“乔木”。改称“胡乔木”是后来的事。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此处仍用“胡乔木”。
胡乔木进入延安之后，写信给尚在上海的大妹胡穗新、二妹胡文新。由于二妹患伤寒，延至1937年10月才离沪前往延安。她俩到延安，分别改名夏青和方铭。
在西北青救会成立之后，1937年9月下旬，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长兼西北青救会主任的冯文彬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即关烽）的支持下，决定开设“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当时，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在陕西泾阳县，那里属国民党统治区、离西安、咸阳很近。训练班为了便于接纳来自国民党地区的大批青年，于1937年10月11日在泾阳的邻县——三原县斗口镇农场开办训练班。这个农场原是国民党###于右任创办的。一个月后，训练班迁至泾阳县云阳镇的城隍庙。又过了一个多月，迁至云阳镇之北的安吴堡一座地主庭院内，安定下来。从此，人们也就称之为“安吴青训班”。
“安吴青训班”以朱德为名誉主任，最初只有四名工作人员，以冯文彬为主任，乐少华为大队长。训练班办第二期时，胡乔木从延安调到那里，担任副主任，分管教学工作。后来，又增加了刘瑞龙为副主任。
“安吴青训班”设在西安的“门口”。西北青救会又派出黄华到西安招生。这样，大批学员涌来。1938年，“安吴青训班”开办了十期之多。每期的学员原定一百名，很快就被突破了，以至发展到每期三百多名。这些青年经过学习，分送到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等，成为中共培养干部的“初级班”。
胡乔木变得异常忙碌。好在他原先当过语文教员、英语教员，有教学经验，只是此刻改教抗战理论课程，又要负责安排整个青训班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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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羽成了他心中的“凤凰”（1）
就在胡乔木异常忙碌的时刻，两位姑娘从延安前来找他。
她俩刚从延安的陕北公学毕业。内中的一位被分配到“安吴青训班”工作，另一位却是分配到武汉工作，顺道去安吴堡探望胡乔木。
这两位姑娘，一位十九岁，安徽省天长县人氏，在北平女一中上高中，投奔延安。她一头短发，眉目清秀，姓李名桂英。另一位则是方铭，胡乔木的二妹。
真巧，方铭进入延安，来到陕北公学学习，与李桂英正好同班，住同一间房。不过，方铭那时并未说及她有个哥哥在安吴青训班。
1938年1月，她俩从陕北公学毕业了，李桂英被分配到安吴青训班工作。当李桂英从延安搭上一辆卡车南行时，方铭也上了车，也说要去安吴——虽然方铭被分配到武汉工作。问起方铭为什么去安吴，李桂英才知道方铭去安吴探望哥哥乔木。大抵由于有这么一层关系，所以李桂英在未见到胡乔木之前，已经有了一点了解。
卡车上坐满了人。那时，在延安、西安之间，能搭上卡车，算是很幸运的了。通常，要靠步行，走一个来星期。
卡车经过三原县时，她俩下了车，改为骑马，前往泾阳县安吴堡。
这位李桂英，也就是如今的谷羽。笔者请她回忆对胡乔木的第一印象，她这么叙述道：
那时，安吴青训班来了许多女学员，成立女生分队，我被分配到那里，担任女生队指导员。
我到了安吴堡，到了青训班的“班部”，见到了主任冯文彬。
冯文彬带我们去见副主任胡乔木。胡乔木不在“班部”，在一片小松林里，正在那儿招待外国记者——他能讲英语，所以这类外事活动由他主持。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胡乔木，他瘦得很，没有穿军装，而是穿一件古铜色绸面大褂（他在陕北多半穿这件大褂，留着小分头。他不习惯于穿军装，嫌裹绑腿太麻烦。
他跟我第一次谈话，介绍女生连的情况，说明指导员的工作职责……
记得，那时人们对胡乔木的习惯称呼是“乔主任”。就这样，谷羽在“乔主任”手下工作。
安吴青训班在一座地主庄园里，四周有围墙。这里的学生，按照军事编制，以连为单位。连队设连长、指导员各一人，后来又增设协理员一人。
青训班的影响日渐扩大。有一回，谷羽要带领宣传队，到北面的邻县——耀县去。记得，胡乔木到女生连办公室，跟她谈话，教她如何做宣传，如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最初，“乔主任”跟“指导员”之间，谈的都是工作。
后来，有一回进行野营拉练，记得已是晚上，谷羽正在女生连召开小组会，胡乔木忽地来了。谷羽觉得奇怪，因为她以为他这么晚来，一定有什么紧急的事，而“乔主任”则只是说来看看她。沉缅于往事的回忆的谷羽对笔者说：“在结婚之后我才明白，那时他已爱上了我，而我并不知道。”
他和她的一次倾心长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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