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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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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2）
11月21日，胡乔木刚刚随毛泽东飞回北京，便忙着为《人民日报》写社论《伟大的革命宣言》，于11月25日刊出。这篇社论，代表中国共产党阐述了对莫斯科会议及莫斯科宣言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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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响“大跃进”的战鼓
1957年大张旗鼓的反右运动，导致了1958年“左”的大爆发。
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已经透露了“左”的端倪：
“有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这是“大跃进”一词第一次见诸于报刊。
毛泽东读了社论，欣然道：“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
毛泽东还为这篇社论写下一段批语：
“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的这段批语，透露了他的“跃进”之情。
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一段话，表明了他急于求成之心：
“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还是个小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引者注：分别为英共主席和总书记）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在十五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毛泽东深刻地影响着胡乔木。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所写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便体现了毛泽东当时开始发热了的头脑。
胡乔木用了刚刚“发明”不久的“跃进”一词：
“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的跃进的发展，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需的和行之有效的。”
胡乔木指出：“还有少数有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在反对这个方针。”
胡乔木批判了“反冒进”：
“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不久，胡乔木又为《人民日报》写了元旦社论《乘风破浪》，为1958年的大跃进擂响了战鼓。
胡乔木写道：要“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
他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号：“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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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
1958年成了“大跃进”年代。“意气风发”的毛泽东，频频出巡，在各地接连召开会议，为“大跃进”鼓劲。胡乔木也随毛泽东，出席一系列会议：
1月杭州会议（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南宁会议（九省二市书记会议）；
3月成都会议（中央工作会议）；
4月汉口会议（成都会议的继续）。
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反冒进”，指出：“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
毛泽东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
不得已，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了检讨：
“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中间。”
“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
陈云也在会上作了检查：
“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错误，我负主要的责任。”
此外，被迫作关于反“冒进”的“错误”检查的还有李先念、薄一波。
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的检查，为毛泽东发动批判“反冒进”提供了注脚——他那“有的放矢”之“的”究竟是谁。
为了实现“大跃进”，1958年8月17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
公报由胡乔木起草。
薄一波曾作如下回忆：
“有几位地方上的负责人（引者注：如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极力主张钢铁翻番。毛主席很高兴。我心里不踏实，怕完不成，就向毛主席建议把‘一○七○’写到公报上。毛主席赞成。当时我就通知起草公报的胡乔木同志，说毛主席说了，把‘一○七○’写到公报上。我的意思，大家都这样主张，就得大家负责任，写到公报上有‘将军’之意。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建议是错误的。”
薄一波，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虽说几个月前作过关于“反冒进”检讨，头脑还是冷静的。只是他知道无法抵制那“跃进”浪潮，来了个“将军”之法。既然毛泽东点头了，胡乔木也就照办了，把“一○七○”（即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写入公报。
三个多月后，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起草会议公报的，依然是胡乔木。
写公报时，胡乔木又遇上同样的问题：全会讨论通过了国民经济1959年的“跃进指标”，要不要写入公报、公之于众？
作过关于“反冒进”检查的陈云，头脑也还是清醒的。他知道那些“跃进指标”难以完成，便找胡乔木谈话，建议不要把具体数字写入公报。
胡乔木没有听进陈云的建议，又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由胡乔木起草的会议公报，还是写上了这么一段：
“中央全会……提出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一千一百万吨左右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七千五百亿斤左右增加到一万零五百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六千七百万担左右增加到一亿担左右。”
胡乔木起草的公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毛泽东于1958年12月15日致函胡乔木——
乔木同志：
此件（引者注：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可以定稿。只在第三页增加了几个字。请用电话把修改处告诉北京，准备17日下午广播，连同主席问题决议（引者注：指全会同意毛泽东关于他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议）一起，18日见报。
毛泽东
12月15日下午十时
公报发表后，那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成了全党、全国1959年的奋斗指标。然而，高指标脱离了实际，“大跃进”成了虚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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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毛泽东的批评（2）
陈云一次又一次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起初，毛泽东听不进去。1958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陈云在跟他一起吃饭时提醒他：“明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恐怕完不成。”毛泽东不以为然，答道：“我提出的东西，对不对要由实践来检验。”
在1959年1月、4月，陈云又提出降低指标的意见。高指标在执行中遇上了麻烦。渐渐地，毛泽东听进了陈云的意见。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说：“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这表明他对高指标的问题，已经有所感觉。
然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公报，仍然重述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提到的“四大指标”。公报写道：
“全体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是根据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煤产量三亿八千万吨、粮食产量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产量一亿担这四大指标和今年第一季度生产和建设的情况而编制的……”
陈云看了之后，直接把意见告诉毛泽东：“不应把这些指标写进公报，这样很被动。”
毛泽东听了，觉得陈云言之有理。
这时，陈云才提起，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时，他曾对胡乔木说过，并请胡乔木转告毛泽东。
这下子，毛泽东生胡乔木的气了。毛泽东颇为尖锐地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
那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表扬了陈云，说道：“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
胡乔木向来小心谨慎，很有组织纪律性，很少受到毛泽东批评。
这一回胡乔木挨批评，其实，当时他也有他的难处。因为也就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对人民公社问题有意见，跟刘少奇谈了。刘少奇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甚为不悦。
大抵知道这一情况，胡乔木未敢把陈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如果胡乔木当时如实转告了，毛泽东也未必听得进去，反而会怪罪陈云。因为1958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陈云当面跟毛泽东说了，毛泽东也没有听进去。何况，胡乔木所起草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才发表的……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陈云受毛泽东和中共书记处的委托，进行经济计划指标的调查。5月11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把1959年钢产量降为一千三百万吨。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符合中国实际的：1959年中国的钢产量只有一千三百八十七万吨（况且这数字也是掺了不少“水分”的）。
批罢“西尼”驳“东尼”（1）
虽说毛泽东批评了胡乔木，好在胡乔木马上表示接受批评，而且问题的性质并不严重，也就过去了。从此，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越发小心——他本来就很谨慎小心。
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接连批评了他的三位秘书——先是陈伯达，接着是胡乔木，然后是田家英。
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批评非常严厉。那是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狠狠地批评陈伯达提出的“产品交换”，于11月9日写了《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一封信，建议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书，以求弄清“一大堆混乱思想”（指陈伯达）。一时间，把陈伯达批得灰溜溜的。
毛泽东对于田家英的批评，将在后文写及。
相比而言，在三位秘书之中，胡乔木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是最轻的。
胡乔木依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1959年4月底，毛泽东交给胡乔木一项重要写作任务：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写一篇关于尼赫鲁演说的评论。
尼赫鲁，当时的印度总理。他本来对中国持友好态度。后来，尼赫鲁支持西藏叛乱，转为反华。1959年4月27日，他在印度人民院发表演讲，把西藏平叛说成是“武装干涉”，他表示同情和支持“西藏人的自治愿望”。毛泽东读后，指示《人民日报》于4月30日全文转载尼赫鲁讲演，同时要胡乔木写一篇评论。
胡乔木倾注全力写出了一篇《再论》式的长篇评论，题目《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再论》批判的是“西尼”——尼基塔·赫鲁晓夫，此文批判的则是“东尼”——尼赫鲁。胡乔木这枝笔批了“两尼”。
当时吴冷西“作为他的助手，从头到尾参加了起草，修改过程，深感这是高难度的作业”。吴冷西回忆说吴冷西，《忆乔木同志》，载《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在修改《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过程中，最难处理得当的是对尼赫鲁的态度。他既是我们批评的对象，又是我们团结的对象。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讨论过程中讲了许多切中要害而又分寸得当的意见，要求在修改中体现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如何在行文中贯彻这个方针，难度相当大。乔木同志经多次斟酌，反复修改之后，终于找到了比较妥善的办法。这就是：全文开篇高屋建瓴，从西藏革命讲起，揭露西藏农奴制度的反动，黑暗，残酷与野蛮，这就势如破竹，彻底摧毁了借口中国军队平息西藏叛乱的反华言论的基础。接着是采取中国古文作法中“欲抑先扬”的笔法，首先充分肯定尼赫鲁的好话，然后批评他的谬论，并且利用他的前后矛盾，以其矛攻其盾。整篇文章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细细道来，不慌不忙，尖锐处入木三分，委婉处娓娓动听，抑扬顿挫，理情并茂。这篇论文的最后部分，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引用了尼赫鲁1954年访华时的友好讲话，并表示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将继续友好合作，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努力。这就圈划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的圆满的句号。
毛泽东很欣赏胡乔木这篇文章，嘱令仍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名义发表，使此文的“规格”向《再论》看齐。
毛泽东曾说过：“胡乔木写过许多好文章，《再论》和《尼赫鲁的哲学》就是他写的嘛！”
1959年5月6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长文。胡乔木十分准确地掌握着与尼赫鲁论战的分寸：
“我们现在被迫在自己的评论中同尼赫鲁先生有所争辩，这是我们非常难过的事。尼赫鲁先生是我们尊敬的友好邻邦印度的总理，是世界上有威望的政治家之一。对于我们来说，尤其不能忘记的是，他是一位中国的友人，一位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对者。而且，他对于社会进步，也曾经发表过不少开明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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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罢“西尼”驳“东尼”（2）
胡乔木正是在肯定了尼赫鲁的这一面之后，展开了对他的另一面的批判：
“但是，他在1959年4月27日的讲话中却唱着一种多么不同的调子！”
在这“但是”之后，胡乔木逐条批驳了尼赫鲁关于中国西藏问题的一系列错误论点，最后又回归到希望中印继续友好、共同携手的话题上。
确实，胡乔木很恰当地掌握了分寸，做到了毛泽东所说的“有理，有利，有节”。
《人民日报》的“婆婆”（1）
在那些日子里，胡乔木依然是“新闻首脑”。据当时担任他的秘书的商恺告诉笔者，胡乔木每日是如何“评报”的。……
每日清早八时，《人民日报》社必定派一位领导干部或编辑，带着当天的《人民日报》，来到中南海颐园胡乔木家中。胡乔木住的是四合院，商恺在东厢房办公，胡乔木在北房办公。
“评报”在胡乔木办公室里进行。胡乔木花了些时间看当天《人民日报》，然后进行评论，从报纸的标题、版式、内容，逐一发表意见。商恺拿出笔记本，在一侧记录他的意见。
报社干部也记录他的意见。回去后，即向报社总编传达胡乔木的“评报”意见，以利马上改进。
商恺原本是《人民日报》驻山西记者，被胡乔木调来，担任秘书，也做新闻理论研究。
日积月累，商恺记录的胡乔木“评报”的话，厚厚的一大本。
有一段时间，邓拓每天或隔天带报纸来，听取胡乔木“评报”意见。
胡乔木“评报”，有时很尖锐。尤其是在他提了多次意见，如果《人民日报》还是不改，他也会光火：“我都快说了一百次了，你们还是不改。你们《人民日报》的脸皮，比长城还厚！”
即便在他光火之际，也还很注意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胡乔木评报，方方面面都评，以下是他的若干评语：
“现在报纸上的题目实在太少了，文章太长了。长文章像一个大胖子那样，一个人一躺就把一张大床占得满满的，应当不让胖人上报。”
“报纸版面，每个时期都要有中心。围绕中心进行宣传，不要东打一枪，西打一枪。”
“标题好比人的外貌。标题要活泼、生动，也就是要通俗化。编辑部要研究这个问题。像什么‘工作急待改进’，还是打官腔。像‘严正处理’之类的字眼，都是老一套，不能吸引人。要有趣味，有政治性的趣味。”
“新华社的一条电讯说，1958年，中国电影几乎遍及全世界，到处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赏，很多影片创下了当地的卖座纪录（1959年1月2日新华社新闻稿）。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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