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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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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他是新闻总署署长，嘱令各报不要再刊登关于他的报道。从此，在中国报纸上，关于他的报道画上了句号。直至他后来成为中共第二届政治局委员，按惯例要刊登简历，这才经他过目、由新华社发了一则关于他的数百字的简历，如此而已……
这时值得提到的是，1950年1月21日《人民日报》所载胡乔木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谈话，其实并不是胡乔木起草的，而是毛泽东起草的！
这一回，一反往常：平日，总是胡乔木替毛泽东起草文件，此次反过来，毛泽东为胡乔木“捉刀”！
那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发表谈话，说什么“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苏方建议，由苏方、中方各自发表一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谈话。于是，毛泽东在1月19日晨五时亲笔写好了一篇声明，是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写的。毛泽东写好声明后，用电报发往北京，毛泽东特地注明：
“（一）用密码，不可用明码；
“（二）精密校正，不要错字；
“（三）今（十九）日必须发出，并使刘少奇同志能于今夜或明晨收到。”
毛泽东的电报，是发给“少奇同志并告乔木”，告知“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
毛泽东就笔所写的电讯稿，原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20日电）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
胡乔木署长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讲演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以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这件事实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电讯稿全文一千五百来字，痛斥了艾奇逊，理所当然引起国内外的注意。当然，胡乔木的名字也引起了注意。
据当年担任毛泽东俄语翻译的师哲回忆，斯大林曾问及中国政府是否发表了声明。
毛泽东答：“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泽东答：“是新闻署长，是以他的名义发表声明的。”
毛泽东频频致函胡乔木（1）
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担任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跟毛泽东的联系频繁。不过，已经进了北京城，虽然同住中南海，毕竟不像在延安那样喊一声就过来。何况胡乔木担任了许多职务，要参与许多社会活动。因此，毛泽东常常给胡乔木写便函。如今，透过这些便函，倒是可以看出胡乔木当年的工作情形。
1949年10月21日，毛泽东一份便函如下——
乔木：
我军于昨日到达迪化（引者注：乌鲁木齐的旧称）。请写短评一篇，能于明日见报为好。关于人民解放军入新的消息及评论，不要有“占领”字样，均称到达某地；评论中应提到得到新疆军政当局同意并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的。
毛泽东
10月21日下午三时
三天后，毛泽东又写一函——
乔木：
此类新闻，不应在全国发表，也不应在西安兰州的广播台上广播，只可在哈密等地地方报纸上发表。并请拟电告知彭、甘。
毛泽东10月24日
毛泽东提及的“这类新闻”，是指进驻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了原国民党军队中的反动分子的新闻。彭，彭德怀。甘，甘泗琪。他俩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及政治部主任。可见毛泽东虑事甚细，很注意新闻的分寸。
在胡乔木兼任《人民日报》社长时，总编辑为邓拓。1949年12月1日，邓拓写了关于《人民日报》存在问题及进行改革的意见，给陆定一、胡乔木并报毛泽东、刘少奇。毛泽东作了如下批语——
乔木：
此事应早日解决，不应拖得太久。邓拓意见似乎是好的。
毛泽东12月4日
1950年元旦，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发来电报——
少奇转乔木：
广西全境，广东之南路及雷州半岛，西南全境（除李、余程万二部及西昌胡宗南一部外），西北全境，残敌均已肃清。请用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致各野战军的贺电，电稿写好后告我看一下再发。
毛泽东1月1日
1950年1月14日，毛泽东又发电报给胡乔木，告知“我今晚九时动身去列宁城参观，要三天才能回来”。毛泽东嘱这三天内《人民日报》社论“由少奇同志看过即可发表”。
2月14日，毛泽东发来颇长的电报，注明“限即刻到”，交“少奇、乔木”。毛泽东要他们“将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一文立即作如下之修改，然后随条约一道于今夜广播”。毛泽东陈述了六条意见，最后写道：“以上删改，请乔木负责改好校正无讹，并请少奇同志精校一遍，务使毫无遗憾，与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否则参差不齐，影响很坏，至要至要！”
1950年9月29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指出：“请查过去宣传中有无规定在1950年打台湾的事，有人说他看过元旦文件内说今年要打台湾的话，未知确否？以后请注意……”
在1950年10月21日，毛泽东连发两函给胡乔木：
乔木同志：
外国通讯社如对志愿军有反映，请注意在四五天内不要登载在《参考消息》上。
毛泽东10月21日
乔木同志：
昨日《光明日报》上吴耀宗的文章，可以广播，《人民日报》应当转载。
毛泽东10月21日
吴耀宗当时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这样推进基督教革新运动》一文。
在1950年11月3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
乔木：
此件天津《进步日报》已发表，北京《人民日报》及《光明日报》似可以发表，请酌办。
毛泽东11月3日
此处提及的是北京大学曾昭伦教授等三百多人联名致函毛泽东，表示抗议美国发动侵朝战争。
翌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则是关于发表《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罗隆基起草，关于各民主党派全力拥护抗美援朝）——
毛泽东频频致函胡乔木（2）
乔木，并徐冰同志：
此件请乔木即印清样七份，印好后以四份分送毛周刘朱（引者注：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以三份交徐冰，请徐冰于今日下午再找李济深、黄炎培、罗隆基三人一阅，取得同意，于今日下午七时以前退回我。
毛泽东11月4日上午九时
11月17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指出：“《参考消息》上，无根据地乱安题目，帮助美国人恐吓中国人，也应加以整顿。”
毛泽东素来重视报纸，阅报甚细。他给胡乔木写了那么多的信件，表明他对新闻工作的注重。
发表《实践论》的前前后后
毛泽东在1950年11月22日写给胡乔木的信中，要他起草一个关于如何正确地写电报的文件，颇有意思——
乔木同志：
请你负责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指示，纠正写电报的缺点，例如：不要用子丑寅卯、东冬江支等字代替月、日，要写完全的月、日，例如11月22日；署名一般要用完全的姓名，不要只写姓不写名，只在看报的人完全明了其人者允许写姓不写名，便如刘邓（引者注：指刘伯承、邓小平），陈饶（引者注：指陈毅、饶漱石）等；地名、机关名一般必须写完全，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允用京津沪汉等省称；还有文字结构必须学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他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请你为主，起草一个初稿，再邀###、李涛、齐燕铭、薛暮桥及其他你认为有必要邀请的同志开会一次或两次，加以修改充实，然后送交我阅。
毛泽东11月22日
信中提及的###，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涛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刘燕铭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薛暮桥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
毛泽东要胡乔木起草这样的文件，是知道胡乔木写文章很注意语法、用词。大抵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后来毛泽东让胡乔木代表中央参与语言文字工作，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副主任。
1950年12月28日，毛泽东写给胡乔木的信，则是关于发表《实践论》一事：
乔木同志：
此两文已看过，可以发表。
第一天发表《实践论》。第二天发表真理报的评论。分两天登报。
可先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新华社再用文字广播。
毛泽东12月28日
毛泽东信中提及的《真理报》的评论，是指1950年12月18日《真理报》所发表的编辑部评论《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
胡乔木遵照毛泽东的嘱咐，先在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实践论》，翌日刊出《真理报》文章。
毛泽东的《实践论》，写于1937年7月。
1950年2月，当毛泽东要从苏联回国时，斯大林提议出版毛泽东的选集，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为了协助毛泽东编辑选集，斯大林指派了尤金来华。
毛泽东回国后，由他的俄语翻译以及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着手翻译。尤金读了俄文稿，对《实践论》极为推崇，建议送往苏联发表。毛泽东同意了。
尤金把《实践论》俄文稿交人呈送斯大林。斯大林阅毕，交由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于1950年第二十三期（1950年12月出版）全文发表。1950年12月18日，《真理报》配发了评论文章。
于是，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那封信，决定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实践论》，翌日发表《真理报》评论。
也就在写那封信的同一天，毛泽东又给胡乔木写了一信——
乔木：
（一）可将胡佛演说以资料名义刊于人民日报第四版及世界知识上。（二）不但“领导方法决定”，而且有许多其他文件，都有在报上重新发表一次的必要。此事请与陈伯达商量一下，开出一个文件单，加以审查，然后发表。
毛泽东12月28日
这里提及的胡佛，是美国前总统。“胡佛演说”，是指胡佛1950年12月20日在纽约发表的关于国际形势及美国对外政策的广播演说。毛泽东看了演说稿，非常仔细地考虑了在中国加以发表的形式——以什么名义，在什么报第几版，在什么杂志上同时登，都作了很具体的安排。
至于“领导方法决定”，是指毛泽东在1943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这显然是由于《实践论》的发表，使毛泽东想及，“有许多其他文件，都有在报上重新发表一次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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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指导着报纸工作（1）
受毛泽东的感染，也受毛泽东的委托，胡乔木如同毛泽东那样，时时注意着报纸。作为“新闻首脑”，又兼着《人民日报》社社长，胡乔木每日打开的头一份报后，便是《人民日报》。
毛泽东阅报时，随手写下种种意见，总是批给胡乔木。胡乔木呢？他阅《人民日报》，随手写下种种意见，总是批给“范、邓、安”，亦即范长江、邓拓、安岗。他的这些信件，到了《人民日报》社，被作为档案保存下来，迄今犹在。
胡乔木是写社论的好手，因此对《人民日报》的社论要求颇严。1950年6月7日，他给范长江写信，对于《人民日报》送来请他审读的“公私工商业关系社论”以为“写得并不好，原因是没有分析”。他要求“最好是重写”，要说理透彻，“有说服性”，“要把必要的材料成熟地掌握一下，找出逻辑关系来”。他以为，“凡写重要问题的社论必须充分展开逻辑，才有被人接受和重视的理由。”
此后，胡乔木又多次谈及社论的写作。他说：
“写社论。选题是政治问题，怎样写是技巧问题。社论要有分类，各类社论的性质不同，彼此相差很大，对待敌人的社论和纪念性的社论和解决当前问题的社论就不一样。反驳杜勒斯（引者注：美国国务卿）只要驳倒就完了，不能指示他做什么。纪念性的社论只提出一般性的任务，而对国内的实际问题就要提出一些具体任务。”
他还曾这样说及：
“报纸上的社论应当解决当前的问题，不能去解决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其次，社论的篇幅应该有一定的限制，在时间上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制。有些社论今天不发表，明天发表就没有意义了，特别在国际斗争方面。社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
那时尚无“社论写作学”之类，胡乔木从自己写作社论的多年甘苦之中，谈了不少精辟之见。
他也很注意评论。他说：
“评论是报纸的灵魂，是报纸的声音。其他的东西虽然也是报纸的声音，但是评论是它的主要声音。”
1951年1月5日，胡乔木致函“范、邓、安”：
“《人民日报》第三版的版面仍未见有显著的改善。其主要原因仍是缺乏思想性的文字，未能成为讨论思想问题的战线。”
1951年3月4日，胡乔木在信中写道：
“评论的沉闷当然首先是因为评论的内容空泛，使人不知道作者究竟在打算叫人干什么，提倡什么和反对什么。”
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第三版从《开明少年》杂志第六十六期上转载了一段文章，意思是说喜马拉雅山的主峰不应用外国人名称“额非尔士峰”，而应叫“珠穆朗玛峰”。文章用了标题《我们伟大祖国拥有世界最高的山峰》。胡乔木看了，颇不满意，写信论述了自己对于标题的见解：
注意标题——这是我对于《人民日报》的一个要求。
今天的报纸第三版有一段文章，题目是《我们伟大祖国拥有世界最高的山峰》。这个题目是报纸上许多不好的标题之一。从这个题目人们决不能得到关于这段文章内容的任何暗示，而且也不能引起任何兴味，因为标题里的话是谁都知道的。这段文章正确的标法应当是“《额非尔士峰的名字应与通令纠正》，《额非尔士峰应当恢复祖国的原名》，《用外国人名称呼我国最高峰是一个错误》，《世界第一高峰是谁发现的》，《发现世界最高峰的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等等。
我所以详细指出这个例子，是因为《人民日报》上这类毛病太多了，简直是每一天每一页都有这种题不对文、不着边际、毫无生气的题目。我要求编辑部切实改正这种现象。
只要全部题目（连小题）都是生动醒目的，文章又都是对题而不是离题的，那就表示整个报纸的生动醒目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加上短评、信箱、动态、通讯、图注等成分安排好，编排不是故意叫人难受，那么，报纸就会活跃得像春天的大花园一样了。
每天指导着报纸工作（2）
对于《人民日报》，胡乔木几乎到了“管头管脚”的地步，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他不断给“范、邓、安”写信。
1950年5月13日，他在信中要求《人民日报》改进广告工作，以期成为“领导全国广告改进的首脑”。
1950年6月25日，他写信称“《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很有益，但每信后面应注明处理情形或意见，如此信已复如何如何，此信已转抄某处某处，此信已请某人某人代复，此信为何为何尚未答复。否则看了就未免令人纳罕。”
胡乔木曾对《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的工作，写过许多这类信件，有时打电话，有时托人转告，有时约见报社领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宣传部负责每天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工作。”（引自胡乔木1953年12月7日致毛泽东、刘少奇函）
终于累得病倒了（1）
给《人民日报》频频写指示信的胡乔木，在1951年1月8日至1951年3月4日之间，却忽地成了“空白期”；
给胡乔木频频写指示信的毛泽东，在1950年12月28日写了那封关于发表《实践论》的信之后，至1951年3月2日才又给胡乔木写了关于转载萧乾的《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的指示信，中间也出现了一段“空白期”。
在这“空白期”——1951年1月中旬至2月底，胡乔木到哪里去了呢？
他的夫人谷羽是这么回忆的：
1950年12月16日，她生下第三个孩子，正住在医院里。这样，胡乔木有了二子一女。他为新生的儿子取名“和平”。和平早产，才七个月，出生后只得养在氧气箱里。
谷羽正忙着照料早产的儿子，一天，忽地传来消息，胡乔木病倒了，送进了北京医院！
胡乔木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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