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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第一仗:长城抗战-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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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外交上看，蒋介石倾向于不同日军直接交涉，单纯地寄希望于国联。“九·一八”后，张学良最终服从了中央政府不同日本直接交涉的政策，所以中国后来的方针基本上是日本不撤兵，则不交涉，而期盼国联主持公道。国联行政院根据中国的提议，9月30日通过了限令日军于1933年10月14日以前撤兵的决议。日本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代表声明接受国联决议。张学良委托顾维钧由北平到达南京。１０月５日，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就日本撤兵问题照会日本政府。９日，日本提出先谈条件后撤兵的答复，并抗议中国的“排日”行动。同时，日本派遣大批军舰到达上海。张学良多次电南京政府，希望立即交涉。６日，顾维钧受蒋介石委托，由南京返回北平，向张学良“代达”蒋介石的指示，即：“日本届期延不撤兵或更另有暴行，自在意中。中国军队如何应付、此时正在研究，并须视彼时国联行政院开会后如何解决而定。盖国联虽不可侍，亦非尽不可侍。此案发生后，中央所以尽力至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与减小日本直接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此。”
蒋介石在3年以后总结教训时说：“九·一八事变既起，当局迟缓却顾，坚持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就是沈阳陷落尚未侵入关内的时侯，也还有使日本止于锦州，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以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其实，如果说“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是错误的决定，那么“不交涉”也是错误的决定。“不抵抗”使得日军中的强硬派能够迅速造成既成事实，使得军人气焰日益嚣张，而“不交涉”则使得“日本政府内的缓和派不能抬头”，问题日益僵化。
第三，从战略上看，两线作战导致了长城抗战必然失败的命运。对日作战是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需要集中国内主力力应战，但蒋介石只派中央军四五个师的兵力北上参战，中央军主力精锐一直在南方进攻红军。这种两面作战、南重北轻、重心在南方的做法，一开始就决定了北方长城抗战必然失败的命运。正如有台湾学者指出的：“热河之役的失败，张学良固然责有所归，惟蒋委员长实亦不无坐观成败之嫌。”
热河守将汤玉麟在张学良严令抵抗之下，仍然弃城而逃，导致热河战役失利，日军以 108 骑占领承德，此事导致张学良下野。那么蒋介石在这期间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显然，蒋推三阻四，不但自己不肯北上，调动中央军也推三阻四，两个师的军队到达时，热河已经沦陷。话又说回来，蒋也有他的难处，他的大部分军队在围剿红军，哪里有精力北顾？！
第四，从战术上看，消极防御，死守阵地，被动挨打，终至败局。日军在进攻热河前，驻扎在华北地区的东北军的数量并不少于日军。仅就热河而言，其境内部署的东北军就有近10个师的兵力，约10万人。而日军投入的军队仅2个师团又3个旅团，共4万人。日军为达到战术上的优势先在山海关打响，又在渤海湾造成登陆的假象，牵制何柱国、于学忠等于滦东和津沽间而不能援热；还利用刘桂堂、崔兴五、李守信等伪军在察哈尔东部和热河北部牵制了中国守军5个师的兵力。同时，日军集中了装甲车、汽车、骑兵部队，沿交通大道快速机动，很快将热河占领。而中国军队处处设防，消极死守，线长兵薄，工事简陋，一点被突破，全线即溃。
中国军队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日军，而且有地形上的优势，如果在日军进攻时采取伏击，或派出小分队，敌进我进，打其后方，是能给日军以杀伤或遏制其进攻的。可惜国民政府军队不仅根本没有这样做，而且最高指挥机关也从未有这样的想法和打算。长城防御时，线长空隙多，局部的出击是能奏效的，如第29军在喜峰口、罗文峪的夜袭等；大部队的前出和突进也能办得到，如第26军在兴隆对日军的进攻和包围。可惜这种做法既未推而广之，亦未持久。这是由最高指挥者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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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原因（2）
第五，从装备上看，日军装备精良，火力强；中国军队装备差，虽有优势的地形和杀敌的勇气，但在敌强大的火力下，徒增伤亡。日军的作战装备有装甲车、坦克，下有火炮作掩护，上有飞机轰炸相配合，机动性强，火力猛。日军步兵有“精利武器”可恃，攻击某处，“必集结炮兵破坏华军防御工事暨其守兵，然后步兵以飞机与战车作掩护，攻击前进。此乃新式用兵”。而中国军队的装备与日军相比，大相径庭。以第29军为例，该部“装备差，火力弱，有兵无枪，有枪缺弹，只是每人大刀一把，手榴弹六枚”。即使中央嫡系部队（如第2、第25、第83师），装备和日军相比也差之甚远，何况仓促上阵，没有准备。第25师上阵的，土兵还是“赤脚草鞋”，第2师的“轻机枪还在仓库里”。该部守备的古北口、南天门险要地段之所以被日军攻占，日军的优势火力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中国军队装备差，就是包围了日军也不能歼灭。如第26军在兴隆对日军包围2日，由于没有重武器，不能攻击歼灭，只得放弃而归。日军强大的火力给中国守军很大的杀伤。据战后统计，中、日伤亡的比例为15：1，可见中国军队在日军火力下伤亡之大。消极防御的战术思想，加上低劣的武器装备，使守军不得不依赖长城这个古老的工事进行作战，落后的战术思想和过时的防御设施
带来的后果是很明显的。
第六，从素质上看，中国守军一部分官兵素质差，缺乏斗志，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中国守军不乏训练有素的部队和忠勇爱国的军官。第29军发扬了西北军刻苦训练的传统，平时训练，“以日本为假想敌，所以第29军奉命开赴平东防御日军的时候，全军士气异常旺盛”。孔祥熙视察第29军后的印象是“卒伍整觞，无矜气，无怠容”。虽然装备低劣，然而用大刀杀出了威风。中国军队的不少官长在作战中能身先土卒，带头拼杀，如赵登禹、佟泽光、关麟征等人皆是。可惜像这样的人太少。中国一些军政官员的腐败昏庸在这次作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北平军分会的主要官员平时沉湎于酒色之中，一些军国大事竟在交际苑里处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军师在作战，或因斗志不坚、指挥失当，或因麻痹松懈、缺乏协同，导致了战斗失败。如中央军第2师一部在防守古北口八道楼子时自恃地形险要，官长带领士兵赌博，致使日军趁夜偷袭成功，八道楼子阵地全失，古北口防御全线动摇。“……东北军苟遇日人攻击，靡不望风奔溃，事实昭彰，无庸隐讳。愚意其过不在士兵，而其主因在乎官长之素质与营长以上之动作。”万福麟部在儿河设防时，线长兵单，“分散兵力，既不能增援，又不能固守”不必说，“并且师以上指挥官的位置均距第一线二百里以上，交通不便，通信器材不足，前后方通一次电话需要若干时间。这对于作战已经不能及时应付，更谈不到兵力的活用和互相呼应了。对群众没有联系，没有宣传，故对敌方行动毫不察悉，敌不找我，我不找敌。这也是失败的因素。”商震第32军防守冷口一带正面百余里的防线，只派了一个师，“其余的两个师和军部直属部队都控置在远远的后方开平”，“所谓准备也不过是加强工事，把炮兵推进到冷口外面，准备支援前进阵地，但又不敢推进过远”，实际上上是摆个架子，指望日军占了热河以后不再向冀东进展。这些军队的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
第七，从凝聚力上看，内部不团结。从古北口战役中，也可以看出在国民党政府的军队中，不同派系的军队在一道作战，是很难团结互助的。关麟征要利用张廷枢作掩护，而张则在战况吃紧时把自己的部队撤走，使关部吃很大的苦头，所谓“弄巧成拙”。即使同在一个派系内，也各有各的打算，如王以哲与张廷枢之争吵是其一例。同样的道理，蒋介石对于他的中央军也是不轻易给别人指挥的，所以最初他派杨杰担任古北口方面的第8军团总指挥，杨曾提出“后退配备的战略”，即打算在九松山（现在的密云水库附近）一带构成一个口袋阵地，诱敌深入，一举歼灭。这个计划与当时那种“节节抵抗，步步挨打”的战略相比，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方面说，要高明得多。可是就敌我双方军队素质与装备的悬殊，以及当时华北的具体情况来看，杨杰的战略是行不通的；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战略思想，与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何应钦对他大为不满，请求蒋介石赶快把他调走，由徐庭瑶兼代第8军团总指挥的职务。第9军团最初只指挥第17军，后来萧之楚的26军（实际只有一个44师）也归该军团指挥。
长城抗战虽然失败，但以29军为代表的广大官兵在战斗中的表现却是值得中国军人骄傲的。喜峰口、罗文峪的胜利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而且洗雪了中国军队因热河作战场玉麟部不战而逃所蒙受的奇耻大辱，显示了中国军队抵御外侮的能力。日本一家报纸评论说：“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29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海内，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一首题为《颂张自忠》的诗这样写道：
军称模范久驰名，
失败原因（3）
誓与倭奴苦战争。
深夜出兵来杀贼，
刀光闪烁气峥嵘。
张自忠认为，29军之所以能够用低劣的装备打退日军几十次猛攻，并歼灭日军5000多人，除以攻为守约战术原则和注重野战工事的构筑等因素外，主要得益于全军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张自忠将其归纳为四点：具和睦无间之精神，全军上下一心一德，藉收指挥单应之效果者一也；抱绝大牺牲决心，冒死争先，有进无退，足以沮丧敌人之斗志者二也；持坚忍不拔之毅力，苦撑于危急震撼之际，而卒赖以战胜困难环境者三也；绝对守军纪不扰民，造成武力与民众结合，为战事有效之援助者四也。这个分析，准确精辟而切中要害。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与该民族能否坚持、弘扬本民族的主体精神关系至巨。经历了数千年风雨沧桑的中华民族，在其发展历程中，之所以不断显示出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她有非常优秀的民族精神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到了近代，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度过八年抗战等艰苦卓绝的难关，扭转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屡战屡败的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国人民为自强不息、不畏强权、热爱和平、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所鼓舞，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感天动地的活剧。
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的抗日战争都是弱国打败强国的典范。“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工业总产值就达到60亿美元，而中国只有亿美元，其差距是∶1。日本陆军在数量上虽少于中国，但其训练有素，武器精良；而日中空军军力比率是8∶1，海军军力比率是13∶1。由此可见，日本的军事力量占有明显优势。但八年抗战的结果众所周知，现代化程度低、又贫又弱的中国战胜了现代化程度高、又富又强的日本法西斯。那么，贫弱的中国靠什么战胜在经济、军事力量方面比自己强大数倍的日本帝国主义呢？从有形的国力来说，在于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经得起长期战争的消耗。从无形的国力来说，则在于中国军民有为保卫国家顽强奋战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后盾。日本侵略者虽然一时蹂躏我神州大地大片国土，但它不可能征服中国人民的意志，不可能打垮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是日本之所以最终失败而中国之所以最后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烈现实，中国军民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与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又一次谱写出可歌可泣的中华民族精神新篇章。具体而言体现为以下方面：
一是痛恨日寇、鄙视汉奸的坚定立场。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同胞就表示：“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这不只是某个人的豪言壮语，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它表现了全民族在民族危机面前同仇敌忾、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坚定立场。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入沈阳那天起，东北人民就自发地拿起土炮洋枪，掀起汹涌澎湃的反侵略斗争。此后14年中，从沈阳到喜峰口，从芦沟桥到上海，从徐州会战到武汉保卫战，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游击战，中国人民同强大的敌人进行了生死搏斗，无数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动人的乐章。
在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中华儿女一向盛赞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鄙视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的汉奸、卖国贼。爱国是大忠，卖国是巨奸。“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便充分表达了中华儿女对民族败类的唾弃。在抗日战争中，不甘做亡国虏的中华儿女同极少数民族败类、汉奸、卖国贼同样进行了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使王克敏、殷汝耕、汪精卫、周佛海等一小撮丧失民族气节、卖身投靠日本军国主义的汉奸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天网恢恢，日月昭昭，汪精卫等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犹如过街老鼠，惶恐度日，最后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二是顽强奋战、血战到底的坚强意志。长期以来，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鼓舞下，中华民族形成了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不畏强敌的斗争精神，显示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坚强意志。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正是凭着坚不可摧的民族意志，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洗雪了百年国耻，振奋了民族精神。这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1937年9月，八路军在协助第二战区守卫晋北长城线防线时，取得平型关伏击战大捷，毙敌1000余人，有力打击了日寇的猖狂气焰，首次打破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和士气。在台儿庄战役中，日军恃其装备先进，炮火猛烈，不断发起冲击，但中国守军顽强奋战，以伤亡近两万人的代价，击溃了日军精锐部队对台儿庄的进攻，歼敌一万余人，取得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首次大捷。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还应英国政府的请求，派出中国远征军入缅协同作战。在1942年的入缅作战中，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取得了东吁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受到国内外人士的广泛赞誉。正是因为中国军民的顽强奋战，牵制住日军主力，才使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大大减轻，并对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失败原因（4）
三是不怕牺牲、以死报国的英雄气概。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尽忠报国、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历代仁人志士的共同心声。每当国家有难的关键时刻，这种传统就激励着热血男儿为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战。在抗日战争中，更是涌现出许许多多执干戈以卫社稷、“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的民族英烈。
“七。七事变”发生后，参加过长城抗战的抗日名将佟麟阁表示：“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马革裹尸，唯一死报国。”在芦沟桥抗战中，他腿部中弹，部下劝他稍退裹伤，但他说“情况紧急，抗战事大，个人安危事小”，带伤坚持战斗，旋被敌弹击中头部，壮烈殉国。在太原会战中壮烈牺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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