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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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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怎么样?”我告诉他:“少奇同志犯了肩周炎,还没有好。最近因为工作繁忙,他感到很疲劳,所以到了这里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毛主席听完后,认真地说:“请你转告少奇同志,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开完会后让他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少奇同志这一段确实很紧张。毛主席批了彭总的信以后,少奇显得心情沉重,整天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不是看材料就是想问题,什么娱乐活动也不参加,每天要吃很多安眠药才能入睡。有一天凌晨,少奇吃了安眠药之后,又看了一会儿文件,站起来上厕所,突然“啪”一声摔倒在地上,而且他自己没有反应,不知道爬起来。我吃了一惊,赶紧打电话叫工作人员过来。大家七手八脚把少奇抬到床上。医生迅速为他号脉,量血压,没发现不正常,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少奇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医生估计他是吃多了安眠药。下午少奇起床,我告诉他当时的情形,他笑了笑说:“我不知道。”总之,会议的气氛是越来越紧张了。林彪7月29日也上了庐山。他一发言就把调子上得很高,说彭德怀同志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毛主席又提议,要原来留在北京的一些中央和军队的干部上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从北京新上庐山的干部不少,具体我也记不清了,只知道有薄一波、刘澜涛同志,因为我们家的孩子丁丁、涛涛、平平正好放暑假,就搭他们的飞机也来了庐山。这期间毛主席又几次约我去游泳。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来电话通知我去游泳,正好我去看含鄱口了,不在住地,徐业夫同志还坐了汽车来找我。后来江青也上了庐山。她是从广州过来的,还带了几个帮助她摄影的摄影师。她上山后,整天忙着选景拍照。有一天,毛主席通知我和孩子们去芦林水库游泳。我们到了那里,见到江青,还有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的夫人水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夫人余叔也来了。大家说说笑笑,江青还为我们照了张合影。不一会儿,不知什么人打来电话,告诉江青说天上的云彩过来了,请她快去摄影。原来她已经在庐山仙人洞选好了景,派人在那里等着,云彩一来就去照。江青立即撂下我们走了。于是我们就下水库游泳。毛主席也游了。游完泳上来已经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回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大家说:“请毛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主席哈哈一笑,不好说什么。我没想到,江青当着这么多人还有孩子们的面,说出这样的话,很是意外,只好装没听见,忙给她让座,问她摄影的情形,才使她平静下来。后来,毛主席为江青那天拍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了“暮色苍茫看劲松”的诗。庐山会议中间发生180度的转变,实在很遗憾。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有很多因素。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像。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联想到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有国际背景,“为民请命”。 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彭总信中所说到的一些事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要大家表态站在哪一边,这不是要导致党分裂吗?少奇同志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说过,党在幼年阶段曾遭受惨重打击,但仍能发展壮大起来,就因为保存了自己的旗帜,没有分裂。他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一切的。黄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是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会上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8月17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由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王光美: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么严重。会上形成一边倒的气氛。这期间多次开批判彭老总的会,紧张极了,会上的发言说什么的都有。这时有些人的发言,对“大跃进”全面肯定,连缺点也不提了。柯庆施等把办不办农村公共食堂也说成是“路线斗争”。本来我也是拥护办食堂的,因为我觉得妇女整天围着锅台转,农村妇女要磨面、做饭、煮猪食,负担太重了。后来看到食堂有点像过去的“吃大户”,我又动摇了。庐山上关于食堂等问题的争论火药味这么浓,使我忽然想起在北京的蔡畅大姐。因为我知道全国妇联正在开会讨论食堂问题,她们不知道会上的情况,还以为继续反“左”呢!我在征得少奇同志同意后,忙给蔡畅大姐打电话通消息:“不要讨论了。”后来知道,妇联的曹冠群同志在我打电话之前,已经在会上发了言,主张解散食堂,结果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8月21日,我们回到北京。林彪当国防部长后上我们家来过。当时我们感觉,他对少奇同志特别谦虚,毕恭毕敬。每次林彪那里送来报告,都像老式呈文,毛笔字写得很大,完全是国防部长向国家主席呈报的那种样子,我们都不习惯。
  

七千人大会
黄峥: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很重要的工作会议,就是七千人大会。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会提出了书面报告,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请光美同志介绍一些相关的情况。王光美:整个1961年,少奇同志工作一直十分紧张。尤其是下去调查之后,少奇深感形势严峻,责任重大,全身心投入当前工作。这中间有一件事:毛主席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编完后再次提议,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中央书记处对此作了决定,并成立了由康生负责的编辑班子。康生和编辑班子几次要向少奇同志专门汇报,但少奇对这件事没有兴趣,因而一直没有汇报成。有时编辑班子把整理好的单篇文章报给他审定,他也没有看。1961年春,编辑小组拟出了《刘少奇选集》的初选目录。4月份我们在湖南调查,康生和编辑组的熊复、王力、邓力群、李鑫等专程赶到长沙,向少奇同志汇报编辑工作情况。少奇同志对康生和编辑组的同志说:“还是不搞为好,不印没有害处,印了有害则不好,不要祸国殃民。现在党、国家和人民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这么紧张,实在没有心情回过头去看多少年前的文章。”康生把选目交给少奇,非常谦恭地说:“这些文章不仅对外国同志有好处,对我们国内也有现实意义。这个选集可出5卷,150万字。但要系统地反映刘主席的思想不容易,有些好文摆不上。”少奇翻看了一下这个目录,似乎勾起了他的一些回忆,说:“在白区早年写的不成熟,也不能畅所欲言。批评立三路线的,成熟一点,当时写好交立三、富春看过,立三要发表。后来写的,有的过于尖锐,伤人太多,因为头上顶着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肚子里有气。有些文章,当时争论很激烈,写给总书记洛甫的信,触怒了一些人。如果出版,要改,字斟句酌,工作量很大。要重新整理,没时间。用处也不大。”康生马上说:“这是人民的呼声啊!你的文章外国都印了,我们不印不好交代啊!”少奇同志不好再说什么。他是个组织纪律观念很强的人。他表示:“既然中央作了决定,你们工作照常进行就是了。”到了11月,由于过度劳累,少奇病倒了,不得不停下工作休息。我陪他到广东从化疗养。在休息期间,少奇仍念念不忘怎样渡过困难。他看到疗养院的院子里有橡子、木薯,就想尝试一下这些东西能不能代替粮食。他亲自拣了一些,要炊事员郝苗同志做给他吃。郝苗不知道吃橡子要经过一道特殊的泡制工序去掉毒性,而是按一般粮食代用品的做法,做成类似馒头那样的东西。谁知少奇吃了之后,直拉肚子,出现中毒症状,搞得大家好紧张。保健医生为此严厉地批评了郝苗。当然这不能怪郝苗,因为是少奇同志硬让他做的。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中央决定开一次工作会议。少奇同志得到中央通知,于12月19日回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先是小规模的,从12月20日到1962年1月10日。会议讨论了国际国内形势、国民经济计划、党的工作等问题。开的中间,中央决定工作会议进一步扩大规模,全面总结这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思想,以便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争取国民经济早日好转。中央还决定由少奇同志主持起草一个总的报告,代表中央提交扩大的工作会议。所以在会议的后半段,少奇同志以主要精力准备这个报告。在邓小平同志的协助下,经过起草小组日以继夜的工作,报告终于在扩大会议正式开始前写出了初稿。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从1962年1月11日正式开始。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的领导干部,共七千多人。黄峥:除中共中央、中央局负责人外,全国每个县委2人,地委3人,省委4人,中央一级的部、委4人,还有大型厂矿企业和军队各大单位的负责同志,共7118人。
  王光美:所以后来通常称七千人大会。党中央开过很多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少奇同志提交给七千人大会的报告,本来应该先经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通过,然后拿到会上讨论。这次毛主席建议,先不要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报告初稿直接发给到会同志,同时组成一个由少奇同志负责、有关领导同志参加的起草委员会,吸收会上意见修改定稿。这样,扩大会议开始后,首先讨论少奇同志的报告稿。一段时间以来,党内外对形势和工作的看法差异很大。出席七千人大会的同志来自全国各地、各个不同的岗位,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一致。能不能在这个会上统一认识,关键是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提出的报告。少奇认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统一全党的思想,无论是分析形势、肯定成绩、提出问题,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在那些日子里,少奇频繁地找有关同志谈话,主持起草委员会讨论,为沟通各方面的思想反复做工作。经过会上讨论和起草委员会修改,少奇同志的报告又改出了一稿。1月25日晚,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这个报告稿,决定正式向大会作报告。毛主席又提议,报告已经经过上上下下反复讨论,大家都熟悉了,少奇同志就不要在会上念稿子了,改为书面报告发给大家,同时请少奇同志口头敞开讲讲,对书面报告作补充和说明,加深大家的理解。少奇同志对毛主席的意见历来是很尊重的。本来他没有准备明天在大会上讲话,既然主席说了,他就说:“好,但我必须准备一下。这里的会我就先告退了。〃回到家里,少奇同志连夜准备了一个口头讲话的提纲。第二天,在大会开始前,政治局常委们先到大会主席台旁边的休息室,传阅少奇同志写的讲话提纲。少奇把花了一个通宵写出来的提纲交给毛主席,主席看完一页,就交给其他常委同志,一页一页地传看。好在提纲不长,只有10几页,字又比较大,很快就传看完了。少奇同志在大会上按提纲发挥,作了长篇讲话。讲话中的有些新提法是未见诸书面报告的。还提到不少事例,但这些都曾同毛主席和一些负责同志谈论过。当然,既然是口头讲话,总是要比书面报告随便一些。书面报告是经过反复修改推敲,经过秀才们的字斟句酌,才定稿的。我觉得,少奇同志的这篇讲话是来之不易的。它集中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也是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一个结晶。这个讲话正确分析了形势,根据实际情况研究了客观规律,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突出讲的是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问题。少奇同志在口头讲话里面,讲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一个是说,成绩缺点三七开,就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错误;另一个是说,造成这几年严重困难的原因三七开,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听说,这个话,毛主席不太爱听,但当时我们没感觉到。林彪长期养病,好多中央会议都不参加,七千人大会一开始也没通知他参加。后来主席让通知他来参加。林彪到会以后作了个发言。他的讲话比较特别,不讲困难情况,也不分析成绩错误怎么样。他说:之所以造成这几年经济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不离十的。”“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林彪的讲话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七千人大会后,罗瑞卿同志陪毛主席南下,主席一再向他称赞林彪的讲话。七千人大会后,为了研究和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政策,又开了两次重要会议:一是2月下旬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二是5月上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那时毛主席已经南下去了武汉,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经过这两次会议,全国上下迅速行动起来,调整工作全面展开。党内外许多同志听说中央正在编辑《刘少奇选集》,都很高兴。七千人大会期间,不少同志建议,如果《选集》不能很快出版,可以先发表少奇同志有关党员修养、党性锻炼方面的文章,配合七千人大会精神的传达贯彻。首先选中的一篇就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年夏的一天,邓力群同志拿着康生写的条子到我们家来,将这篇文稿报送少奇同志审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是少奇同志1939年在延安马列学院的讲演,经过了20多年,有些提法需要订正,还要适当补充一些内容。少奇同志向编辑小组谈了修改意见,口授了一些内容,还亲自动手写了一些章节。在编辑小组初步整理的基础上,他又对全文作了三次修改。少奇同志定稿后,正式将文章报送中央书记处审查。最后经书记处审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于1962年8月1日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同时发表。
  

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1)
黄峥: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去南方了。少奇同志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工作。姚依林同志曾回忆说,少奇同志在西楼会议会上幽默地说:“这时是非常时期,我是‘非常时期大总统’……”(见《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西楼会议后,为统一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央重新成立了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由陈云同志任组长。请您谈一下有关情况。王光美:陈云同志在西楼会议上作了个很重要的讲话,分析了当前困难的程度,提出了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这些办法切实可行,少奇同志很赞成。这期间中央考虑重新成立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经济工作。陈云同志因为心脏不好,一直是半休息半工作,所以一开始考虑由李富春同志当组长,也有同志提议还是由陈云同志当组长。那段时间有一些经常为中央起草文件的同志,集中在钓鱼台写东西,就是田家英、邓力群、周太和、许立群等同志。有一天,邓力群同志到我们家里来,找少奇同志,说他代表秀才班子,建议由陈云同志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少奇说,等他提交中央研究决定。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少奇同志提出了陈云同志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问题,得到大家同意。这样,就决定由陈云同志当组长,李富春同志当副组长。但那次会陈云同志没有参加。我记得少奇还特地到陈云同志家面谈,要他出任财经小组组长。陈云同志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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