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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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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1956年那次去苏联是为了波匈事件，是秘密访问。先是波兰发生###。苏联共产党那时是赫鲁晓夫任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两次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要求中共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如何处理波兰问题，还提出代表团的规格要高，最好是刘少奇或周恩来率领。中央紧急开会讨论后，决定由少奇率代表团前往。代表团的成员有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书记处书记、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1956年10月23日上午，少奇他们乘专机启程，当晚抵达莫斯科机场。因为这是党际往来，夫人都不随行。赫鲁晓夫到机场迎接中共代表团。少奇一行到了住地还没有安顿下来，赫鲁晓夫就迫不及待地拉着少奇介绍情况，表现很紧张。这中间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形势非常复杂。中共代表团同苏共领导多次会谈，一直到10月31日晚少奇他们动身回国，到了莫斯科机场，在飞机起飞前还在谈。11月1日代表团回到北京。少奇连夜去毛主席那里汇报。汇报会开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少奇才回家。波匈事件以后，少奇对怎样从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训想得很多。思考的结果，少奇同志认为，为了不使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发生，我们一定要关心人民的生活，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少奇提出：“还要规定一些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这些意见，少奇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和中央全会上一再提出，讲了多次。国内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事实上，在波匈事件的影响下，我们国内存在的一些社会矛盾也暴露出来了。当时出现一部分工人失业，学生升学和就业不能完全解决；物价上涨，一些地区发生工人、学生闹事。从1956年冬到1957年春，全国发生多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在农村里面发生了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中央这段时间经常接到各省发来的电报，反映这类问题。当时毛主席、少奇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都非常重视这些问题。
调查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黄峥：针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1957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思想动向问题。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分析了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内外思想动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王光美：少奇同志对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视，感到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为了弄清情况，找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少奇决定带一个调查组，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他要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各抽调一二位同志，组成调查组，随他一起下去。为什么要这几个部门派人呢？因为当时这几个部门工作范围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比较集中。确定参加调查组的成员有：共青团中央的罗毅、张黎群，全国总工会的李修仁，###的徐方庭、邢坚，中央办公厅的邓力群、王录、张文健、马尚志，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和我。出发前，少奇在火车上同调查组的同志谈话。他说：现在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学生闹事，我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群众采取什么政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他讲到：现在地主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已基本上肃清，帝国主义也赶走了，因此，和敌人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了，它是主要的了，我在1951年就强调过这一点。他还说：因为我们是领导者，什么事办不好，群众就怪在我们身上；群众怪我们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少奇要求大家最大限度地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黄峥：1951年，少奇同志在读了邓子恢和高岗关于工会工作的两篇文章后，写了一篇读书笔记，其中就提出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关系”这个概念，并且说：“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矛盾和关系。”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说：“矛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另一类是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我们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必须分清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性质，既不可以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看作是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也不可以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看作是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4页）这以后少奇同志一直在思考和关注这方面的问题。1956年4月他在向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祝词中又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解决这种矛盾的基本方法，就是通过劳动群众的自觉努力，通过教育和批评的方式，不断地把落后提高到先进的水平。”（《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96页）所以，当毛主席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理所当然地会引起少奇同志的强烈共鸣和深入研究。王光美：是的。毛主席一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值得好好研究，少奇同志第一个响应，亲自下去调查研究。少奇决定沿京广铁路南下调查，他觉得京广线沿线的省份在全国有代表性。少奇对下基层从来十分注意，尽量不影响当地工作，坚决反对迎来送往、前呼后拥。这次，他要求调查组成员自己带生活用品，平时吃、住、开会都在火车上，每到一站，火车停在不妨碍运行的叉道上或大工厂支线上。少奇嘱咐说：我们是去工作的，不是给人家找麻烦的，生活上不要向地方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1957年2月18日，我们从北京出发，抵达河北省保定市。保定当时是河北省的省会。少奇将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省市的部分领导请到火车上，一起开了会。林铁同志作了全面汇报，特别讲了河北由于去年旱涝灾害严重、今年缺粮十分严重的情况。省教育厅长汇报了学生升学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升学比例较去年有很大的减少，学生和教员的思想极不稳定。省工会主席杜存训同志就工人的情况作了汇报。他提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发生罢工、请愿24起，工人中有人说：“共产党怕罢工，一闹就老实”、“匈牙利工人有办法”、“共产党好，就是吃不饱”等等。针对河北缺粮的问题，少奇要求尽量采取措施，保证不出问题。当天深夜，就林铁同志提出急需粮食的要求，少奇在火车上给周恩来总理打电话，要国务院尽快调拨。周总理当即答应说：“我马上请有关部门办理！”为了具体了解农村缺粮等情况，少奇到河北清苑县东石桥村，和农民座谈。这个村是全县的一个重灾区。少奇在调查中详细了解了全村粮食运输、养鱼、小商贩、养猪户，甚至纳鞋底的收益情况以及救济款的分配等情况。少奇还视察了栾城贾村合作社，听取了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的意见。这期间，调查组的同志分头行动。邓力群同志到满城南马村、东马村，了解合作社工作和乡干部选举情况。他了解到，当地乡干部选举中有67％的候选人落选。罗毅、徐方庭同志分别去了第一、第三中学和医学院、教育厅等单位，调查教育系统的情况。2月22日，我们抵达石家庄。少奇在这里主要了解国棉一、二、三、四厂，华兴纺织厂、大兴纱厂、动力厂、机车厂、焦油厂、发电厂、煤矿以及军工所属的修理厂、鞋厂、被服厂、汽车修理厂等企业和师范、中专等学校的情况。石家庄基本建设局的李德仁同志详细汇报了工人、学生参加的14起闹事的情况，涉及14个单位的500多人。铁路专业学校也作了汇报。这天调查组同志也向少奇同志汇报了调查到的有关情况：李修仁、王录、邢坚同志汇报石家庄老工人的情况和获鹿东营村合作社的情况，徐方庭、张黎群同志汇报师范学院、技工学校以及小学生的情况。少奇对当地领导同志讲：工人中积累很多问题，学生中的问题也很多，绝大多数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也有带政策性的问题，如合作化、工农生活差异、升学等等；国内矛盾集中到人民与领导身上，要让群众提意见、提批评，对群众闹事进行压制是危险的。2月26日，火车抵达邯郸。地委书记庞均同志向少奇同志作了全面汇报。地区的刘专员，邯郸市委书记郝田役、副书记刘琦、刘英，邢台地委书记李吉平等同志分别谈了情况。27日，少奇来到峰峰煤矿，听取了矿领导王从成、李书斌同志，矿工会主席王志文、刘俊峰同志的汇报。然后，少奇同志召开了矿区工人座谈会，就工人生活、生产等问题，广泛听取了工人的意见。2月28日，我们离开河北到达河南新乡。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同志、市委书记罗毅同志分别汇报了情况。他们谈到：农村合作社存在不少问题，有20％～30％的社员对合作社产生动摇，怀疑能不能办好。他们在汇报中特别谈到，这里的国营一一六厂前不久发生100多工人闹事，甚至包围前去调解的市委书记，被定为反革命事件。这件事引起了少奇同志的注意，决定对此作深入调查。他让调查组成员去具体了解情况。他自己也亲自找有关干部、群众和参加闹事的工人，仔细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国营一一六厂按计划招收了一批工人，开工后发现没那么多位置，便宣布将多出来的人调到一个五金生产合作社。但未向工人讲清缘由，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不一视同仁，有“走后门”现象。群众提出意见，领导又采取了压服的办法。结果引起工人群起反抗，有100多名工人参加了罢工闹事。当地政法机关把它定为反革命事件，将带头的人抓了起来。了解清楚以后，少奇认为这不是反革命事件，决定推翻原定的结论。他说：“计划大是中央负责，工作还没有开始就先招人，这是没经验，没吃过人多的苦。但事情出了又不分清是非，进行压制，这种处理矛盾的办法是错误的。这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但他没有简单地下一个指示让当地执行，而是向有关干部讲清情况，让他们自觉地去纠正。少奇对调查组的同志说：这件事原来是用简单的办法定了案，现在我们不能再用简单的办法结案，原来被定为反革命的一方，思想不通要求平反，现在参加定性的一方也会想不通，他们也不是坏人，只是在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面前不自觉地犯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少奇把原来处理这件事的干部找来，耐心说服他们，打通他们的思想，让他们主动去为这些工人平反。他对干部们说：能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干部，不但不会降低威信，还会赢得群众更大的信任；只有认真吸取教训，将来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终于，有关干部解除了顾虑，自己出来为这一事件平反，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和拥护，使这件所谓的反革命事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后来在碰到这类事件时，少奇同志一再强调，确定一桩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性质，关系至为重大，因为要涉及一批群众，会牵连很多家属；闹事的原因是复杂的，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通过现场调查和处理问题，少奇同志提出：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混杂在一起的时候，首先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样比较妥当，不会伤害好人。他还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方式，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时刻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是团结，不要为手段而忘记目的。少奇同志认为，当干部群众发生矛盾时，领导干部应当把复杂的情况毫不含糊地对群众讲清楚；属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一定要向人民群众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对群众的错误思想或过高要求，要耐心说服，循循善诱；至于群众合理的要求，如果暂时不能满足，也应当把真实情况向群众讲清楚。他说：“群众是自己人，应向群众讲真话，不许骗人。共产党人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也应该相信群众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3月1日，我们到达郑州。省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听说少奇同志来了，从北京赶回郑州。黄峥：少奇同志和你们调查组从北京出来的时候，毛主席在1月份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只是提出要好好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还没有发表那篇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主席的那篇著名讲话是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的。那时少奇同志已经离开北京了，所以他没有直接听到毛主席作的这个讲话。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在北京开会，他应该是听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的。王光美：是的。吴芝圃同志回到郑州，向少奇同志汇报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少奇听后很高兴。黄峥：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后来发表在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时经过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改。在公开发表前的这段时间里，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一些原来没有的内容，如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等。这些论述，同原讲话精神是不协调的。王光美：是这样。不过吴芝圃同志向我们传达的时候还没有这些内容。在河南期间，少奇和调查组分别听取了河南省委，郑州、洛阳、许昌、信阳等地市领导的汇报，还找来大学校长、工厂厂长谈情况，召开了郑州回民中学，郑州五中、三中，郑州师范，许昌一中、二中，许昌师范等院校的师生座谈会，还多次下基层考察，听取意见。3月7日，我们离开河南到达湖北武汉。这期间调查组的同志走访了许多工厂、农村，3月9日再次向少奇作了汇报。湖北省、武汉市的同志汇报了湖北的主要问题：工人、学生、农民和干部间的矛盾很突出，各地都有闹事。少奇在3月10日对武汉市的领导宋侃夫、杨清、黎知等同志的谈话中再次讲：对人民内部的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同时也要教育工人用这样的办法对付官僚主义；即使人民用对抗性办法对付我们，我们也要先退一步，用非对抗性的办法来处理；自己有错误即要承认，要是非分明，相信群众。3月11日，少奇在武昌特别听了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汇报的大学教授们提出的意见。省长张平化同志讲到，1956年以来湖北发生工人闹事33起，涉及2000余人，并主要集中在武汉市。他们俩谈得都很具体。少奇提出：“群众闹事的原因主要是领导有官僚主义。没有官僚主义，即使群众有过高的要求，一讲就通了……不要把党和人民群众分为两家、对立起来，不能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无不是的领导干部，否则群众不服。长此下去，共产党岂不脱离人民，蜕化而被推翻？党、团、工会干部要和工人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表扬了武汉第五发电厂。这个厂处理矛盾坚持说服，效果较好。随后的几天，武汉重型工具机械厂、中南第一基建公司、武汉钢铁厂、武汉冶金建设公司、武昌县、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局等单位的同志，先后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少奇还参观了武汉大桥和公私合营裕华纱厂。在同厂长、党委书记的谈话中，少奇提出：要真正信任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特长，使他们有职有权；对他们的工作不要随便干涉，技术上实行总工程师负责制。16日，少奇在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着重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对抗性，具体表现在领导与群众之间，解决的办法是以团结为目的，用小民主的办法及时解决。”他特别强调：“要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向群众讲真话。国家有困难，要翻底子，事前做好工作，群众就不会闹。闹起来后要注意，一要让闹，二不提倡闹，三不可草率处置，不可轻率捕人、开除。关键要分清是非。”他同时还讲了学生升学问题，并指示调查组起草一篇社论。3月17日，少奇召集了一个教育方面的座谈会，参加的有武汉大学、武汉医学院、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医学院、华中农学院的校长、教授以及部分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少奇在会上就教育和民主党派问题谈了17点意见，如各高校应有独立性和主动性，政协的性质，强调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作用等。3月19日，我们的火车到达湖南长沙市。从这天开始到29日，少奇在湖南不断地听汇报，看材料，找各界人士谈话，亲自到基层走访。记得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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