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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先生二三事（3）
对吴晓铃、罗常培也是一样。
　　三
　　侯先生的拜年，还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提及的。他除了给像老舍、吴晓铃、罗常培这些大人物拜年而外，还要给一些普通人去拜年。而且也是年年必去。比如，在侯先生的自传中提及的马三姐和晁师傅等，便是他每年必拜之列的两位。这些人可以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但侯先生仍几十年如一日；　年年都去给他们拜年，而且每次去都要在经济上给他们一些接济。
　　何故？
　　说起来原因倒也简单。就是因为在解放前，侯先生正处于啼饥号寒的境遇时，他们曾伸手给过他以无私的援助。侯先生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在鼓楼卖艺时，年龄尚小，常常说一天相声，挣的钱只够吃饭，而没钱住店。他只好到处“借宿儿”，即在收场子的时候，帮人家叠叠戏棚子。等睡时，把叠好的戏棚子往三条板凳上一搁，钻到里边儿就解决了睡的问题。这一招儿对付夏天还好办，可一到冬天就不灵了。戏棚子太薄，只能去租棉被。他挣的钱少，常常老欠着租被子的钱。那家人姓马，是回民。他一没钱住店，就只好去找马家租被子。时间一长，欠的钱就多了。那位被他称为“三姐”的人，见他人小，又守信用，常常背着她爹把侯先生的被子钱免了：“我爹要问，你就说给我了！”年幼的侯先生一直心存感激。这件事说起来不大，但侯先生却终生不忘。对晁师傅也是一样。晁师傅对侯先生的帮助用现在的眼光来说，就更小了。他就是每天晚上散了场，都到晁师傅那儿去买“两面焦”。所谓“两面焦”，就是用棒子面或小米面烙的饼子。当时侯先生虽然个子不大，但肚子里没油水儿，吃的特别多。他要在晁师傅那里买着吃，就只能买四个，吃不饱。晁师傅就让他敲面铺的门买一点面回来，给他用剩火烙。这样儿，他就能吃五个，他就可以吃饱了。侯先生对此也是终身不忘！“没有这些人，哪儿有我侯宝林呢？”所以，侯先生除给一些诸如老舍等曾为救活相声做过贡献的人拜年而外，就是给像马三姐和晁师傅这样儿的人去拜年。
　　对此，曾有人说他这是“四旧”。但侯先生从不这样儿认为。他在自传中说：“我没念过书，没有从书本上学来的什么‘无产阶级道德’之类的学问。但我从戏词里和老百姓的谈话里知道‘受人家滴水之恩，就当涌泉相报’。这些朴素的道理。我觉得做人就应当这样，我就这样去做……”从而，他不仅没受“四人帮”那套歪理的影响，反而一直这样儿坚持做了下去……有些人生活好了，像晁师傅，觉得到酒铺喝二两就是他晚年的幸福。侯先生就陪他去喝二两。对马三姐也是这样。经济上不需要帮助了，那就过年去看看她。一个人对过去给自己帮助过的人，给予一些报答并不难。但年年如此，永生不忘，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知恩图报的问题，而是做人的崇高境界了。而侯先生就是一个具有这样境界的人。另外，相声界乃至曲艺界曾受过他无私接济的人就更多了。侯先生是一级演员，这在当时收入应该说是很高的了。但据耀文和侯錱说，他们小时侯生活并不富裕。侯是侯先生的爱女，但却很少穿新衣裳，穿的竟是哥哥们穿小了的旧衣裳。但在接济别人时，侯先生却从不吝惜。先生在世时曾有人撰文褒扬过他的这种品质。但他对此却说：“这不是我一个人如此。大凡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艺人很多都是这样儿的。这是旧社会给我们逼出来的。我们不那样互相帮衬，就活不下去……”我以为，他最终能够成为相声界的一代宗师和领军人物，除了他本人具有天才和勤奋这些条件而外，那就在他的人品了。否则，他断乎是不会有这样崇高的威望的。
　　侯宝林先生的人品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说观众永远是他的衣食父母，而观众，则永远认为他是人民所喜爱的优秀演员。
　　侯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十四年了，但他却依然而且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2007年9月5日修改
　　

父亲和土簸箕的故事
侯耀华
　　记得那前儿家里有个土簸箕，用了很多年那种，用破了就用铁皮补上，再破再补，再破再补，最后，那土簸箕沉的拿不起来了，都是补的铁补丁。我呢，就趁我父亲有一天不在家，把那个土簸箕，连带一个分叉掉了毛的笤帚，全请入垃圾堆了，心想：终于给他哥儿俩处理了。
　　晚上等我父亲回来，看他特美，眉飞色舞地跟我说：“你看，人要是勤谨，就是有好处。嘿！我倒土多走了几步，就看见这个了！一笤帚还有一土簸箕！还挺好！我就给拿回来了！”
　　！您猜怎么着？我父亲愣是把我扔的那哥儿俩又给请回来了……
　　当时弄得我哭笑不得。但是这事呢，体现了像我父亲他们这一辈老艺术家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们都要好好学习，可别把这种好作风丢了！
　　2006年10月11日
　　

在侯宝林先生身边的日子（1）
于连仲口述　　于雷执笔
　　1952年我和弟弟于春早参加了东北军区文工团，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兵。我们那时表演的节目都是在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排练的新相声，如《贾博士》、《思想改造》、《婚姻与迷信》、《一贯道》等解放后的优秀作品，在深入基层为连队战士演出时十分受欢迎。部队首长也对我们很重视，还下达了新的学习任务：让我们回北京去找侯宝林先生学习，为期三个月，学习三段相声。
　　我记得大概是1954年5、6、7三个月。那时天气很热，我和于春早、刘祖法来到了北京宣武区香炉营五条8号侯先生的家。这是一个两进的小四合院，后院住着房东，侯先生一家就住在前院。
　　当时侯先生也就30多岁，看上去博学智慧很帅气。侯夫人王雅兰女士也很年轻漂亮，她原来是有名的京剧演员，和侯先生结婚后，为了支持他的事业就告别了舞台，在家相夫教子，照顾全家人的生活。
　　侯先生夫妇住三间北房，岳母带着侯耀华、侯耀文、侯住在南房，我们三人住在西厢房，东厢房是厨房和厕所。刘祖法是创作组的，他的任务是向侯先生学习相声创作。我和春早学习相声表演。
　　侯先生和侯夫人知道部队领导给我们布置的学习任务，十分支持。侯先生决定亲自教我们他的代表作品《戏剧杂谈》、《空城计》、《夜行记》三段相声。
　　回想这三个月，可给侯先生夫妇累坏了。当时，侯宝林是誉满全国的相声名家，是大演员，跟我师父郭启儒先生刚刚加入中央广播说唱团。他们的合作被相声界称做“黄金搭档”，当时正处于表演事业的高峰，演出任务十分繁忙，在北京的各大剧场、各大单位演出不断，有时还去中南海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说相声。侯先生是大家，也是严师，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很高。因为我们学习的这三个段子，不仅集中了京剧唱、念、做、打四项基本功，还是倾注了侯先生多年研究相声的心血、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代表作。这三块活是他的“杀手锏”、“看家活”，也是轻易不传人的。既然教了我们，侯先生是不允许我们马虎过关的。虽然我和春早在相声改进小组时学过一些京剧基本功，在沈阳军区文工团也学习过形体训练，可是在侯先生眼里我们学的只是皮毛，跟他的要求差得远呢，根本谈不上有身段。于是，侯先生给我们布置任务：每天一大早儿，我们去陶然亭喊嗓子。回来后，由侯夫人教我们练起霸、云手、跑圆场。她对我们的要求也很高，一招一式、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严格把关，直到我们做得符合标准为止。到了九十点钟，侯先生起床洗漱之后，沏上茶给我们排练节目。
　　侯先生住的正房三间，里屋一间是卧室，外屋两间是客厅，我们就在客厅里排练。我们哥儿俩一张嘴，侯先生就急了。因为我们俩在相声改进小组时，说的还是“京字京腔”的北京话，去了东北两年，下连队为战士演出体验生活，接触的都是东北人，我们俩也学了满口的东北话。侯先生说：“这哪儿行啊！你们俩可真机灵啊，去了东北两年就学会了地道的东北话，要唱二人转行了，可咱们这是相声啊！以北京话为基础是相声艺术的特色，说东北话就不对了，得改！”就这样，他一句一句地教，我们一句一句地改，一招一式地排练，刘祖法在一边记录着。
　　那时，侯先生30多岁，精力充沛很有激情。在三个多小时的教学排练中，他一丝不苟地教，我们认真地学。从外在的一个手势动作、一个眼神，到内在的心理节奏、思想感受、内心的潜台词，都一一地边讲边教。我俩认真地体会学习，刘祖法认真地做着笔记。不仅是相声的表演，连相声的结构、相声的包袱儿、相声的源流、相声的各种技巧都毫无保留地一一说来。三个月下来，我和春早学了三段相声，刘祖法记录的承载着侯宝林表演体系的《侯宝林谈相声》一书的初稿也完成了。后经侯先生逐字逐句整理修订、丰富内容，终于为相声表演艺术留下了一本教科书。今天看来，这也是相声有史以来，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生动介绍相声表演艺术最权威、最系统、最有价值的教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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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侯宝林先生身边的日子（2）
记得当年侯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候，6岁的小阿弟（侯耀文的小名）就坐在小板凳上认真地看着学着。有时候侯先生着急，当着孩子不好说我们，就把阿弟轰走。等到没人时，阿弟跟着我模仿起侯先生的说唱动作，都是有模有样的。
　　每当侯先生和我师父演出时，就带着我们去观摩。那时，他们经常演出的节目有《戏剧杂谈》、《妙手成患》、《夜行记》等节目。等到了后台，侯先生就根据剧场观众的反应，一一给我们讲解。等我们学好了，他又给我们联系剧场，安排我们演出实践，并且亲临现场看我们演出，挑毛病。直到他看到我们演出时，包袱都响了，我们使对了，他才满意。
　　侯先生在给我们排练《夜行记》时，可下了大功夫了。因为这段相声的“甲”人物主线很完整，他一上台就是这个人物。不进戏吧，表演得不对，人物特点出不来；戏进去了，跳不出来也不行。因为我们相声的表演不同于戏剧表演，有时要同时饰演多个角色，跳进跳出。比如《夜行记》，甲一会儿是骑车人，一会儿是被撞的老头儿，一会儿是交通警察，一会儿又是药铺里卖药的。演员既要有人物之间的交流，还要与观众交流。在不同角色的转换中完成规定情景、人物关系和事件的发展。你进入一个角色出不来了，其他人物的故事线索就断了。终于，节目排完了，见了明场。侯先生又三番五次不厌其烦地提意见，我们也都一一认真改正了，剧场反应也都不错，侯先生侯夫人才满意地笑了。因为时常跟侯先生去看广播说唱团的演出，对刘宝瑞、郭全宝先生表演的《我的历史》、《身形考字》、《灯谜》我也很喜欢。学习之后，演出效果也很好，侯先生看了也很高兴。
　　那时，侯先生家住宣武门，我们家住在虎坊桥，中间只隔着一个琉璃厂，多近哪！可平时我就住在侯先生家，只有礼拜天才回家去看看我母亲。一晃三个月的学习时间就过去了，回忆起在香炉营五条8号的日子，叫我至今难以忘怀。当时，侯先生家那么多孩子，耀华、耀文、珍珍，大点儿的要上学，小点儿的要吃喝，侯先生的家里也说不上宽裕。可每到吃饭的时候，侯夫人都单给我们变着样的做好吃的、新鲜的，孩子们有时倒吃剩的，这让我们心里很不落忍。有一回，侯先生高兴，出门遛弯捎回几只鸽子，想给我们改善生活。可是家里的保姆信佛，不肯杀生。侯先生就说：“连仲，你来！”我动手将鸽子在水盆里浸死，又用开水褪毛。保姆一边看着，嘴里念念有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连仲啊，看着你挺文明挺老实，怎么下手这么狠呢？罪过！罪过！”到了鸽子做熟了，我们吃得特别香，跟过年似的。
　　还有一次，侯先生得了创作相声的稿费，非要请我和春早吃烤鸭。侯先生带着我们哥俩儿一路从宣武门、和平门走到前门全聚德老店。这一道上可热闹了，认识不认识的见了侯先生都打招呼，有叫“侯老板”、“侯先生”的，也有叫“代表”的，叫什么的都有。侯先生也热情地回应大伙儿，一点儿大演员的架子都没有。那时候，热情的观众见了侯宝林，比今天的追星族还亲热，就跟见了亲人一样。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侯宝林的相声。侯先生是人见人爱的平民相声艺术家啊！
　　到了前门烤鸭店，掌柜的亲自出来迎接侯先生。“哟！侯先生您来了！”“啊！今天发稿费了，我高兴，请请我俩兄弟！”侯先生高兴地和人们打着招呼。掌柜的说：“那是得好好庆贺庆贺！待会儿咱们按老规矩来！”“好嘞！”侯先生高兴地点头作谢。这是我第一次吃烤鸭，不知道什么是“老规矩”。侯先生点了几个炒菜，都是烤鸭店的风味儿菜，有“火燎鸭心”、“爆炒鸭杂”什么的，还点了一些凉菜，要了一只烤鸭。服务员按照程序一样一样地给我们上了全鸭席。先把鸭子胸前烤得最脆的鸭皮片下，佐以砂糖，叫我们蘸着吃。又上来鸭子前胸最嫩的鸭脯肉，让我们蘸着甜面酱和黄瓜条一起放到全聚德特制的小烧饼里夹着吃。之后，片下鸭子的肉都是柳叶条一般有皮有肉的薄片，我们蘸着酱放到荷叶饼上，和着山东大葱吃起来。侯先生说：“连仲你看见没有，一只鸭子端上来，先片哪儿后片哪儿，就什么佐料吃，这是人家全聚德的规矩。”跟侯先生吃饭都长学问。这时，跑堂的过来打招呼。侯先生说：“劳驾，用您店里的鸭架子给我们熬个汤，我这份鸭架子待会儿要带回去。”不一会儿，一碗奶白色的鸭汤端上来了，上面浮着白菜叶黄瓜片，十分好看。我们跟侯先生正喝着汤，跑堂的把鸭架子拿来了。我们跟侯先生学了三个月的相声，临了，他请我们哥儿俩吃了一顿烤鸭。可教了我们三个月身段的侯夫人却没来吃这顿饭，而是和孩子们一起吃了一顿鸭架子熬白菜。
　　

在侯宝林先生身边的日子（3）
离别时，侯先生侯夫人告诫我们：“回部队要好好向领导汇报，好好为战士们演出。”还说：“需要学习什么节目就到家来，回北京就拿这儿当个家。”
　　回到沈阳军区，我们把侯先生侯夫人给我们排练的三段相声向领导和战士们进行了汇报演出，舞台效果非常好，反应很热烈，掌声、笑声不断，受到领导和战士们的热烈欢迎。我们立即把演出成功的消息，写信告诉了远隔千里的侯先生和侯夫人。往后，我们每年回北京观摩学习，都要去看望他们。
　　1964年5月，我代表沈阳军区文工团，带着自己在部队体验生活创作的新相声《好连长》、《照相》进京汇报演出。我们特意邀请侯先生作指导，他看了表演后，提了修改意见。我们按照侯先生的指示对作品进行加工修改，演出时效果十分理想。后来，我们创作的这两段相声还进了中南海，为敬爱的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表演。中国唱片社还灌制了唱片。侯先生见我业务上进步了，非常高兴。《人民日报》还对我们的演出发表了评论，照了剧照。耀文当时见了我说：“大叔，这回您是成了。”　那时，还不兴说什么“火了”、“红了”的，只能说是演出成功吧，这与侯先生侯夫人的帮助指导是分不开的。
　　不久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在沈阳听说侯先生挨了批斗还被送到干校参加劳动改造，心中十分惦记。1974年，我得机会回到北京，立即去厂桥麻花胡同的家里探望。见到久别的侯先生，却意外地发现，他丝毫没有抱怨和委屈，精神很好，也十分乐观。因为在“五七”干校受审查期间，挖河泥、扛麻袋、做木工、拉板车，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他的身子骨反而比以前壮实多了。尽管日子过得不舒心，可亲人见面还是乐呵呵的。彼此询问了一下生活，其他的，在那个年月什么也不敢问。“十年###”期间，相声被取缔了，相声艺人都得接受改造。相声名家刘宝瑞先生就是在农场遭迫害致死的。像侯先生这样相声界顶尖儿的人物受的罪就可想而知了。那么一个爱相声的人，不能说相声。那么一个精瘦的人，到农村去干重体力劳动。有多少人在那个年代，受不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早早地离开了人世。也就是乐观的侯先生，在那么艰难的十年中硬是挺了过来。
　　1976年全国曲艺调演，侯先生和郭全宝先生代表中国广播说唱团、我代表沈阳军区文工团参加演出。看见侯先生在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又一次神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