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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文臣和太监-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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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出兵权的功臣。真是做臣子得越活越明白呀。
识相的老伙计汤和(2)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分析宋代相权被分割后,用人之权,全不在宰相而归于单列的考课院。“这是宋初皇室在一种自卑感的私心下,蓄意要减夺中书宰相职权而添设的。”
从秦汉到明清,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趋势:皇帝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多疑,对大臣们的防范越来越严密,大臣们为了避祸,表面上越来越恭顺。刘邦建立汉代后,尽管自己出身卑微,但他尚有一种“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的自信,尽管韩信遭受兔死狗烹的命运,但高祖释放了劝韩信造反的蒯通。蒯通在他面前自辨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也。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汉高祖有这番度量,没把功臣都杀完或者全部剥夺权力,所以他死后,诸吕为乱,周勃和陈平才能诛杀诸吕安定汉室。
到了朱元璋,干脆废除宰相,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权力是收回来了,可一旦碰到皇帝昏庸,大权必然被宦官蚕食。所以黄宗羲感叹道:“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做皇帝的不是不知道权力集中于一人会带来弊病,但他没办法信任大臣们,不得不如此。用钱穆的话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情或法术”。从汉代到明清,制度的东西越来越少,法术的东西越来越多。二者有什么区别呢?砍柴不揣简陋,大胆打个比喻。比如一个国家有总统府,有内阁,有参众两院,不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如何产生,他们的权限等等,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大家按着程序来办事就是尊重制度。如果一个总统不放心总理,自己很随意地再设一个庞大的办事机构,把内阁的权力夺过来,这就是法术。清朝比明朝更进一步,不但不设宰相,到后来连内阁六部的权力也削夺了,直接搞一个军机处这样的私人秘书机构。
所谓“法术”,就是黄宗羲在《原法》中所说的“非法之法”。皇帝“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因为天下人都知道皇家装宝物的盒子在哪个地方,所以皇帝每天不得不防备这个宝盒是不是被人觊觎被人偷盗,黄宗羲说:“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中,所谓非法之法也。”——因此,像朱元璋这样的多疑皇帝控制术再严密,手下的臣僚再乖巧恭顺,也不能保证江山万年长。
先皇牌位只能偶然用之
明建文二年(1400年)五月,燕王朱棣争夺其侄儿建文帝皇位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变”)进入第二个年头,也是最激烈最关键的相持阶段。建文帝委任的兵马大元帅李景隆是个草包,——这个人是朱元璋外甥、朱棣表兄、开国元勋李文忠的儿子,典型一个志大才疏的纨绔子弟,还不如那位纸上谈兵的赵括。可由于朱元璋生前要给后世继位者“拔钉子”,将一个个身经百战功劳赫赫的武将杀死,以保江山永固,可谁想到造反的是自家儿子,他的长孙建文帝已经找不出一个堪当大任的领军者,于是乎“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大概也算是报应吧。
李景隆的北伐部队一败于北京城下,再败于德州,只好领着溃兵南下,孤零零留下了一座济南城,被朱棣亲率的部队包围成铁桶一般。济南的战略位置实在是太重要的,《明通鉴》中讲到:“(燕王)惟自以得济南足以断南北道,即不下金陵,画疆自守,亦足以徐图江、淮。”当年朱元璋命令徐达、常遇春领军北伐,也要求他们首先占领山东,断掉元大都的左臂。济南在南北战争中的重要位置,到了现代依然如故。
因此朱棣急着要拿下济南,可守济南的山东参政铁铉是个有勇有谋的忠臣。先是诈降,准备等朱棣进入城门时,放下铁板砸死他。可天不绝燕王,铁板放早了,只伤了燕王的马头,燕王换了匹马逃走了。老羞成怒的燕王命令用当时从西洋引进来的“红夷大炮”轰城,眼看济南城不保,这铁铉想出一个绝妙的法子来,“书高皇帝神牌,悬之城上,燕师不敢击”。高皇帝是朱元璋的谥号,太祖是他的庙号。后世臣子恭恭敬敬写他的神位大约如此:“大明太祖高皇帝神位”。
建文帝的人看来,想篡位的朱棣是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可乱臣造反,也要巧言令色争“造反有理”的合法性。这燕王造反的理由是建文帝身旁有一帮主张“削藩”、离间皇家骨肉的“奸臣”,如齐泰、黄子澄等人,他要“清君侧”,来保卫老爸留下来的万里江山。建文帝维护自己正统地位打的是爷爷朱元璋的旗号,朱棣造反,打的同样是老爸朱元璋的旗号。如此,朱棣私下里可不把死去的老爸当回事。——他本来就不把朱元璋当回事,否则哪能起兵造反。但当众不能用炮轰老爸的神位呀,大炮一响,他这个“贰臣逆子”的恶名更是坐实了,造反更没有理论支撑了。
铁铉何尝不知道朱棣的狼子野心,所谓“靖难”、所谓忠于死去的老爸都是用来堵天下人悠悠之口的假招牌。但既然你这骗人的pose摆出来了,我就当成真的对待,看你敢不敢撕破画皮自食其言。这朱棣心里估计恨死了铁铉,但表面上只能收兵,不敢炮轰先皇神位。所以后来铁铉被杀,朱棣还觉得不能泄愤,将他和另外一些建文帝忠臣的妻女发配教坊司做妓女,被凌辱致死后,他还御笔亲批尸体的处置办法:“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铁铉坚守济南数月,打乱了北军的部署,为南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南军收复德州,取得了东昌府大捷,这场战役本来应当是奠定南军胜局的决定之战,朱棣被围,可南军因有建文帝“毋使朕有杀叔父名”的旨意,放虎归山,最后让燕王东山再起,直至攻破金陵,建文不知所终,自己的两岁儿子被圈禁到五十余岁,成了个连牛马都分不清的白痴。直到明英宗夺门之变后复辟,大约想起自己在大漠中当俘虏的苦楚,才下旨释放。
一个因肥胖症差点丢失皇位的老实人(1)
明仁宗朱高炽,是永乐皇帝朱棣的大儿子。他的皇帝生涯恐怕是明朝历代帝王中最窝囊的。老爸健在的时候,不受老爸喜爱,又受两个弟弟汉王高煦、赵王高燧的挤兑,继承权几乎不保。好不容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做了二十二年皇帝的老爸驾崩,四十七岁的他终于继承了皇位,龙椅还没有坐热,当了八个月的皇帝就去世了。——终明一代,他当皇帝的日子,仅仅比后来才坐了一个多月龙椅的泰昌帝时间长一些。
朱棣不喜欢大儿子高炽,一个原因大概是他太老实仁厚,说得损一点,就是有点懦弱。没有他爷爷、他爸爸那种英武之气,不像个君临天下、让臣民战战兢兢的君主。第二则是因为身体不好,患了严重的肥胖症,走路很不方便,必须要两个人搀扶。他的爷爷和爸爸,江山都是马上得来的,朱棣自己上马能开弓,下马能治国,没办法喜欢这样的接班人。更可怕的是,这窝囊的老大却有了两个能干而不安分的弟弟。尤其是老二朱高煦,老爸兴兵南下,和建文帝夺江山时,身先士卒带领军队做先锋,直逼南京,功劳赫赫。在这场战争中,有一次朱棣对自己喜爱的二儿子许诺,你大哥身体不好,你好好干,江山迟早是你的。
高炽最终能入承大宝,一是嫡长继承制对朱棣的约束;二是因为他娶了个好老婆,生了个好儿子,朱棣喜欢仁宗的长子朱瞻基。高炽的皇后张氏也有朱元璋的马皇后、朱棣的徐皇后之风,见识远大而乖巧伶俐,是个不折不扣的贤内助,用古代命书的说法,有“旺夫命”。
《明通鉴》记载,张氏自从嫁给仁宗后,很得成祖和仁孝皇后这对公婆的喜爱。明仁宗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多次被汉王、赵王两位弟弟挑拨离间,又因身体肥胖,不能骑马射箭,明成祖很生气,命令减少太子在宫中的膳食,太子几次险些被换,然后最终能被保全,据说是因为张皇后的缘故。——婆媳关系是大家庭第一大难题,这张皇后能让婆婆开心,凭这点就知道她不是等闲之辈。明朝和宋朝一样,外戚很难干政,而且多贤后。
老爸给仁宗规定的减肥计划没见什么成效,你想想,人到中年再减肥何其难也,减肥无非是个姿态,做给老爸看看。高炽当了皇帝后,虽然因为封建礼法,不能公开对老爸有非议,心里恐怕腹诽不少。由于他一生都活在老爸的阴影下,对老爸喜欢的长孙——自己的大儿子朱瞻基,大概有点怨屋及乌的因素在里面,反而不喜欢,自己喜欢被封为襄王的第五子。朱棣生前,一再显示他立高炽为太子是因为自己喜欢长孙,而且明确向臣民表明他的态度,将来继承高炽皇位的,只能是长孙瞻基。——这种隔代指定继承人的行为,剥夺了仁宗自己选择继承人的权力,对他自尊的伤害可想而知。
史载,永乐帝朱棣数次出征,都带着皇太孙瞻基。永乐十二年(1414年),“庚寅,车驾发北京,皇太孙从”,“上语诸侍臣曰:‘皇长孙聪明英睿,智勇过人,宜历行阵,俾知兵法,且可悉将士劳苦,知征伐不易。然文事武备,不可偏废,每日营中闲暇,卿等仍与之讲论经史,以资典学。’”对孙子的培养远比对儿子用心。
因为沾儿子的光才当上皇帝的仁宗,对儿子有种莫名其妙的嫉妒可以理解。可是,后世有人断言如果仁宗再多当几年皇帝,可能会废除太子,我认为纯属臆猜。仁宗对儿子感觉不爽是一回事,可废除长子继承权再选另外儿子继位又是一回事。因为前者是个人的感情,后者涉及整个朝廷政局和大明江山,涉及自己身后的评价,朱高炽不会这样冒险。在父皇在世时,他在几次重大事件面前都有惊无险,证明他是个老实人,但毫不糊涂,做事极有主见,且“忍”的功夫一流,关键时刻形势非常理智。
这样的老实人才是大聪明。
朱棣带领二儿子挥师南下时,建文帝的部队搞了个“围魏救赵”,派奇兵直捣燕王的都城北平,而燕王大军在外,如果贸然班师来救,得胜之势将功亏一篑。朱高炽这时不顾自己多病肥胖的身子,带领老弱将士坚守北平城,自己冒着弓矢上城督阵,激励将士,南军终于无功而返。他这保护根据地的功劳成为日后得到继承权的重要砝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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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因肥胖症差点丢失皇位的老实人(2)
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住在自己的老窝北京城(当时称“行在”,还没有正式的首都名分),让朱高炽以太子身份在南京监国。他怀疑太子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命令礼部侍郎胡濙暗中去监视太子的行为,并叮嘱他说:“人言东宫多失德,汝至京师,可多留数日,试观何如,密奏来!奏字须大,晚至即欲观也。”这老皇帝对太子已经有倾向性意见,一般的办事人员会迎合上意,收集太子的“不轨”言行。而胡濙被太子的老实折服了,“以皇太子诚敬晓谨七事密奏之,自是上疑始释”。
这老实人最聪明之处是认清了父亲的为人和自己的处境。面对永乐帝这样文武兼备而又阴险毒辣的父皇,耍小心眼能瞒过他?一味地去讨好也是下策。只有以不变应万变,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才是上策。他能最后熬到皇帝位置,和两个弟弟相比,笑到了最后,其制胜之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吾知尽子职而已,不知其他也。”有时候,这样的笨办法更管用。
仁宗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他赦免了建文的许多旧臣,平反了许多冤狱,废除了许多苛政,停止了永乐帝开始的大规模用兵,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文化得到了复兴,读书人的待遇比洪武、永乐两朝要好。因此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痛悼他在位时间太短。如果从个人的能力来说,他显然不属于有锋芒、有魄力的改革派,比起秦皇汉武乃至他的祖父、父亲,相对平庸。但他最大的特点是尊重下面臣民的能力,尽量少地去命令臣民这样或那样。这样平庸的皇帝,带给百姓的福祉远甚于那些个人能力很强、不甘平庸的皇帝。商纣、秦始皇、隋炀帝就是有能力而喜欢胡折腾的皇帝。所以,朱高炽的庙号为“仁”。
小儿把戏引出的大祸(1)
明宣宗在明代多位性格或阴毒或乖戾或懒惰的皇帝中,算是一位好皇帝。他性格仁和,而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他在位十年,是明代政治最为清明、经济最为繁荣的时代。《明通鉴》评价道:“即位以来,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安乐,岁不能灾。自开国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焉。”
这样一位性格温和的皇帝,杀他的叔父朱高煦,手段却残忍之极。史载,他命令将一个大铜缸罩在朱高煦身上,缸上积炭燃烧,火旺铜熔化,朱高煦在里面被活活烧死。朱高煦的几位儿子也一并被杀死。
导致宣宗如此对付他叔父的,直接原因是看似一次类似儿童玩打架的把戏。宣宗去看望被囚禁的朱高煦,朱高煦趁当皇帝的侄儿不注意,出腿使了个绊,将其钩倒在地。
朱高煦和侄儿的恩恩怨怨,要追溯到永乐朝。永乐帝朱棣三个儿子,高炽、高煦、高燧。朱棣不喜欢大儿子高炽,而器重老二高煦。因各种因素促使下,好不容易立高炽为皇储,但老二联合老三,千方百计想把太子搞倒。高炽即位,是为仁宗。对于这一既成事实,高煦、高燧仍然不死心。享位不到一年的仁宗驾崩时,太子瞻基正在南京,闻讯往北京赶。两个叔叔阴谋发动政变,图谋在路上伏兵劫持太子,没有得逞。这时仁宗装着不知道,并未计较这件事。朱高煦回到封地乐安后,未尝一日忘记反叛,约好山东都指挥使靳荣一起造反。宣宗亲征,大兵驻扎在乐安城外时,还想给叔父一个机会,写了封信送过去,说,现在大兵压境,王若交出阴谋策划你造反的人进献朝廷,则朕与王尽释前嫌,施恩礼待和过去一样。并且提醒他,小人侍奉藩国,就想借造反谋取更大的富贵;要是事败不成,又会反咬一口,把责任推到藩王身上以图活命。王如果执迷不悟,大军往前推进,一战就能把你擒获;你手下的人也许会把你作为奇货,绑来献给朝廷邀功,那时候朕想保全你的性命都做不到了。
这封信可谓写得有理、有力、有节兼有情,朱高煦看到大势已去,献城投降,宣宗赦免了所有胁从之人,将朱高煦软禁起来。——这已经够宽大了。
朱高煦要是个明智的人,此时应当彻底认输,老老实实颐养天年。永乐帝没死的时候,和哥哥仁宗争继承权,虽然以弟弟觊觎长兄,有悖礼法,但毕竟机会均等。可等哥哥当了皇帝后,再传给侄子,此时大局早定,君臣之分已明明确确,再造反没有任何合法性,再加上仁宗父子执政深得民心,此时反叛基本上是自取灭亡。
朱高煦当年在老爸和孝文帝争江山时,立下很大的功勋,应该不会太糊涂。可在世上最大的诱惑面前,便失去理智了。此时已经成了个囚犯,没有任何翻本的机会,侄子表面上还客客气气来看望自己。为什么使出那种幼儿园小孩打架的伎俩,绊倒皇帝呢?皇帝有左右护卫,这个小把戏根本不能要皇帝的命。这种行为仅仅只能出自己心中一口恶气,可代价实在太大了。
大约朱高煦在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兴兵造反,侄儿都原谅了,现在搞这么个小动作,估计他不会放在心上。错了,他没有正确地认识自己这位深孚民望的侄儿。宣宗一再原谅两位叔父,除了性格的因素外,大约还因为他考虑到,自己能坐上的这个龙椅,有叔父的贡献,当年靖难之变中,叔父确实功不可没,他不服气总想翻本可以理解,再说自己也不想背上骨肉相残的恶名。这一回看上去是个儿童打架的小把戏,可直接伤害的是皇帝的身体。——说一千道一万,身体安全是最基本的安全,这一下脾气再好也不能忍受了,便一下子雷霆大怒,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杀了叔父的全家。
历史上有许多此类因为小事而影响大局的故事。闯王进北京城后,吴三桂还手握一支大明最精锐的部队驻守山海关,他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李闯和清朝的力量消长。此时,李闯和清朝都向吴三桂伸出橄榄枝。经过再三考虑后,囿于夷夏之别的吴三桂已决定投奔李闯,可在这关键时刻,京城传来消息,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被李闯给霸占了,于是演出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一幕,他投奔了清朝,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有人可能不理解,那个时代再美丽的女人也是玩物,用得着为了女人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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