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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第4期　　　…　人与自然
阿来
　　　　　　　　告别和平号
　　　　如果计算没有错误，也没有更新的计划出笼，二十世纪人类最重要的航天成果之一，俄罗斯“和平”号轨道空间站，将沿着人们设计好的路线，脱离太空轨道，于2000年4月进入大气层。也就是说，就在读者捧读这篇文章时，这个太空飘浮之城雏形的一些部分，将在大气层中烧毁，还有一些部分，将坠入太平洋，以美丽的燃烧与悲壮的坠落，结束它13年光荣的太空之旅。
　　　　1999年8月28日，最后一个离开“和平”号轨道站的宇航员阿法纳斯耶夫说：“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忧伤，我们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我们失去了俄罗斯的一片骨肉，我们抛弃了我们空间建设的一个骄傲。”宇航员流露出这样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浩瀚冰冷的太空中，那里曾是他们惟一安全而且温暖的太空之家。而现在，太空站里所有那些已经老旧的设备都已经一一关闭。灯光从对接到一起的“联盟”号飞船上照进来。随着一道道舱门合拢的声音，永远的寂静就留在了那些曾经静静进行过科学实验，那些因为太空站历险而令人惊心动魄的空间。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法国宇航员，他们是“和平”号上最后一个宇航员工作小组。虽然按计划，到2000年2月，还将有一个宇航小组登上“和平”号，而他们惟一的使命就是使“和平”号脱离轨道，进入大气层，最后在太平洋上开出怅然的美丽水花。
　　　　告别总是艰难的，何况是永远的告别。
　　　　“每当一个宇航员小组离开‘和平’号时，总会感到些许忧伤。但这一组离开时，并不仅仅是忧伤那么简单了。要知道，他们清空了太空站。而以前是走了一组，他们知道，还会再来一组。”空间站地面指挥中心的一位科学家说的是宇航员的心情，也是他自己的心声。
　　　　曾应本刊邀请来过中国的美国女宇航员香侬·露西德曾在“和平”号上工作过6个月时间，她也流露出了深重的依恋之情，话也说得中肯而公允：“当你离开一个呆了比较长时间的地方的时候，你当然急着要赶回家，但是你会感到有一点悲伤。每次我一想到‘和平’号要进入大气层燃烧，我心里就非常难过。它是人类太空旅行一个重要的历史部分。当它开始坠落的时候，我一定会有挫败感。”
　　　　这些日子，我时常抬头望望天空，虽然我知道这个人造天体是不能用肉眼看见的。
　　　　新闻界总是要说不的。而且总是摆出一种全知全能的角度说不。过去是上帝有这个权力，而今天，小说家在自己虚构的世界里的全知全能的角色也正被读者唾弃，新闻界却常常不合时宜地出来充任这种角色。
　　　　俄罗斯报纸就反复呼吁要让这个太空站继续工作。因为“要拯救它仍然是有可能性的”。报纸不会提出可能性所在，报纸不会关心技术上的可能性与操作的细节，而科学家们必须有足够的理由与信心。宇航员也需要足够的安全系数。而在此之前，“和平”号上传来许多使我们牵挂起那些孤独的宇航员的生命的不祥的消息，也全都是从新闻媒体上传布到全世界的。那时的媒体是悲观的，甚至是耸人听闻和幸灾乐祸的。好像媒体的天性总是女巫一样惟恐天下不乱的。那时，媒体总是告诉我们说，看，“和平”号是发生大火了，看，“和平”号对接错误，被撞得面目全非了。现在，“和平”号要悲壮陨落了，媒体又以正义的口吻、同情的口吻想同时充当上帝与天使的双重角色。
　　　　“和平”号是要悲壮地陨落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和平”号的寿命终究会有一个极限。如果前苏联还存在，在它庞大的空间计划中，“和平”号也不过是再运行两三年时间。而现在俄罗斯航天部门得到的拨款还不到前苏联时代的五分之一，根本无法应付“和平”号每年2．5亿美元左右的运行与维修费用。对于俄罗斯生活困窘的老百姓来说，虽然“和平”号上进行了上千次的科学实验，但他们想问的是，这又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实惠呢？而俄罗斯的航天专家们则主张，应该再给“和平”号一次机会，如果到2000年2月前还不能解决资金问题，再派两名宇航员最后一次登上“和平”号，帮助其改变运行轨道，坠入大气层。于是，俄罗斯航天部门派人四处活动，甚至杜马议员也帮助游说，但一个名叫“诉诸公众”的争取大众支持的活动效果不佳。后来，一位电影导演提出，但最后，电影赞助商没有掏出承诺的1亿美元。而现在的问题是：连最后发射一组宇航员去改变“和平”号的轨道都没有钱。
　　　　其使命结束的时候，一个美国牵头，有着更广泛国际合作背景的，更为庞大的国际空间计划已经开始实施。
　　　　　　　　太空站简史
　　　　冷战时期，苏美两国在太空竞赛中，总是各占先机。
　　　　前苏联率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又在载人航天飞行上赢得了先行者地位。而在航天器探测火星的行动中，美国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前苏联的航天器，却消失在茫茫的火星尘暴中间。后来，美国人利用土星系列火箭的强大推力，实施“阿波罗”计划，数次把宇航员送上月球，更在全世界面前出尽了风头。
　　　　前苏联又在空间站的建造上挽回了颜面。
　　　　1971年4月19日，一枚“质子”号火箭从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升空，把世界上第一座试验性空间站“礼炮”1号送入了地球轨道。空间站所以命名为礼炮，寄寓了纪念加加林首次太空飞行10周年的意思在里面。“礼炮”1号长13米，最大直径4米，由工作舱、对接过渡舱和服务舱三部分组成。“礼炮”1号发射升空4天后，载有3　名宇航员的“联盟”号飞船升空，与“礼炮”1号对接成功。但宇航员无论如何打不开“礼炮”1号的舱门，在联合飞行了五个多小时后，“联盟”号只好返回地面。一个多月后，“联盟”号再次起飞。这回，3名宇航员打开了舱门，进入了“礼炮”1号圆筒状的舱室。那时，前苏联电视台每天都有格奥尔基·多勃罗沃利斯基等3人在空间站的工作生活情况的实况画面。只是那时中国的电视时代尚未到来，加上中苏两国处于全方位的对立状态，中国公众对这些情况基本没有了解。3个宇航员在空间站中工作了23天，进行了天文观测、生物医学实验和远距离摄影。
　　　　但是，悲剧却在宇航员们乘“联盟”11号飞船返回地球时发生了。
　　　　“联盟”11号脱离空间站，点火进入大气层后，便与地面指挥中心失去了通讯联络。当飞船软着陆于哈萨克斯坦的草原上时，人们发现3名宇航员坐在座位上，身旁放着工作日志、实验资料、装着生物标本的容器……人们难以相信，3位面容安详的宇航员已经停止了呼吸。最后的调查结果证明，事故的原因是飞船座舱的密封出了问题，使舱内气压急剧下降，宇航员因缺氧，体内血压急剧升高，血液突然冲入大脑，引起脑血栓而死亡。科学家认为，是舱内一个阀门漏气，使座舱在一分钟内失去了维生所需的宝贵空气。而宇航员要拧紧这个阀门，最快也需要两分钟时间！这和后来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一样，都是因为小小的缺陷造成的巨大悲剧。
　　　　到1982年为止，前苏联一共发射了7个“礼炮”号空间站。后期的“礼炮”号空间站有了很大改进，并设有两个对接舱口，可同时接靠两艘飞船。客船是“联盟”号，载来一批又一批的宇航员，货船则是“进步”号飞船，运来食品、燃料、水和氧气等维生的必需品。其中仅“礼炮”6号便先后对接了16艘“联盟”号飞船和12艘货船，共有16批33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工作。
　　　　正是在“礼炮”号空间站取得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新一代的空间站“和平”号应运而生。其设计思想，就是一步步靠近太空科学家们“长寿命轨道联合体”的构想。“和平”号主体由工作舱、过渡舱和非密封舱组成。对接口也由“礼炮”号的两个发展为6个。从而在保证了载人飞船与货运飞船的停靠外，还可以并联4个专用舱，从而组装成一个大型的轨道联合体，使更多的科学实验项目得以在上面展开。
　　　　“和平”号发射升空的时间是1986年3月13日。而就在此前不久，1986年1月28日，太空征服史上另一个重大的悲剧刚刚在美国卡拉维拉尔角上演。“挑战者”号爆炸，7名宇航员捐躯太空，价值12亿美元的航天飞机化成了一堆碎片。于是，“和平”号空间站的成功发射，更让俄国人挣足了脸面。
　　　　这次悲剧也像“礼炮”1号空间站宇航员返程事故一样，缘自设计上一个小小的缺陷——1只经不起严寒的橡胶垫圈！
　　　　　　　　“和平”号上的科学生活
　　　　1997年夏，北京－成都。
　　　　笔者认识了两名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罗斯上校和露西德博士。将来关于“人类长寿命轨道联合体”的发展史上，必定书写上他们两个的名字。
　　　　90年代初，随着铁幕落下，冷战结束。美俄两个空间巨人应在人类进入太空的宏大计划中加强合作。这就是现在已经开始实施，并有更多国家参与的“阿尔法”国际空间站计划。罗斯上校告诉我，他回到美国后，将投入长期的训练，并作为组装国际太空站的首批太空工程师升空作业。1998年11月份，科幻作家赫尔女士给我们发来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她到发射现场送罗斯上校乘航天飞机升空时的壮丽景象。
　　　　而美俄之间的上述合作计划的第一阶段却是从“和平”号开始的。也就是美国航天飞机与“和平”号空间站的合作，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宇航员与俄罗斯宇航员一起在空间站上并肩工作。美国在向俄罗斯方面提供了巨额的财政补偿后，美国航空航天局定期飞向“和平”号，每个宇航员都在“和平”号上呆几个月时间，进行科学实验。美国人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学会与俄国人合作，积累长期空间飞行经验，以保证在国际空间站计划正式实施时的合作顺畅。
　　　　1996年3月22日，露西德女士乘“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升空，3天后与“和平”号对接，开始了她四个多月的太空科学生活。露西德女士说：“我把‘和平’号的飞行使命看作集两大爱好——飞行和进行科学实验为一体的极好机会。我20岁时就获得了私人飞行执照，从那以后，一直在坚持飞行。而在成为宇航员之前，我已经是一位生物化学家。早在1973年，我就从俄克拉荷马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对于一个酷爱飞行的科学家来说，有什么能比在以每小时27000公里的速度飞行的实验室中工作更激动人心呢？”虽然说，在此之前，她已经具有了4次在航天飞机上的太空生活经验。
　　　　露西德博士说：她在“和平”号上的最初日子被用来深入了解两个飞行伙伴，俄罗斯宇航员奥努佛里延科和乌萨乔夫，并用突击学习的俄语与他们交流。她最初的日子也用来实地探察空间站的布局。
　　　　她说，“和平”号空间站是组合式结构，整个空间站是分阶段建成的。这一点，罗斯上校作为首发的“阿尔法”国际空间站的建造者也沿用了这一构思。
　　　　“和平”号空间站的第一部分基座舱于1986年升空，其座舱一头，是转换舱，它所起的作用有点像住房的门厅，但形状不是一个长长的走廊，而是一个有着6个对接舱口的球状体。1987年，“量子”1号舱升空与基座舱对接，“量子”1号舱有一个对接口，专供“进步”号货运飞船停靠。而以后相继升空的“量子”2号舱，晶体舱和光谱舱都与转换舱对接。最后一个舱自然号与转换舱对接是1996年，露西德博士的科学实验大都是在自然舱里进行的。她不无幽默地说：“我把自己的私人物品都放在光谱舱内，并且每天晚上都在那里睡觉。我上班的路途很短，几秒钟之内，我就能从一个舱飘到另一个舱去。”
　　　　露西德博士还为我开出一张工作生活日程表。
　　　　莫斯科时间早8点，起床铃响。20分钟内，三名宇航员穿好衣服，并作出当天工作的准备。第一件事情是戴上耳机，与地面指挥所交谈。
　　　　然后，在基座舱内吃早饭。
　　　　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露西德都用来进行科学实验。为了防止在微重力状态下肌肉萎缩，在午饭前要进行45分钟的体育锻练：在人力踏车上跑步和绷拉橡皮筋。
　　　　午餐。
　　　　继续工作。
　　　　茶会。晚餐。
　　　　最后一次与地面中心通话。
　　　　晚上10点左右，回各自的舱室，飘进睡袋里，对自己说一声晚安。
　　　　露西德博士的第一项科学实验是观察已受精的鹌鹑卵胚胎的发育情况。这些受精卵一共有30只，她将它们放在孵卵器中，在接下来的16天时间中，又将其取出来，把发育中的胚胎放入多聚醛固定溶液中，以固定胚胎供日后分析之用。其目的是将其带回与地球上的胚胎进行对照研究。结果证明，“和平”号上的胚胎畸变率为13％，为地球对照组的4倍。
　　　　她的第二项科学实验是在晶体号舱的温室中种植小麦。许多科学家都想知道，在微重力条件下，麦种将如何生长和成熟。这项实验还有一个潜在的用途，为将来的长距离太空飞行生产氧气与食物。露西德博士把麦种播撒在一种叫做沸石的有吸收力的颗粒性材料中，并用计算机程序调控小麦生长所需的光线与水分。她还每天给小麦拍照，留下生长过程的全套资料。麦子播种40天后，露西德博士高兴地看到茎顶端麦穗露头。这项实验是一个长期项目，中途露西德回到地面。又过了几个月，接替她的宇航员约翰·布哈拉把三百多个麦穗带回地面。但里面却空空如也，没有一粒种子，也就是说，麦子没有能够自我授粉。但是后来，另一个宇航员在“和平”号上种植油菜，却又能成功地传粉。
　　　　此外，她还进行了多项物理学与医学实验。也许有读者会问，从事这么多学科的研究，宇航员们都是一些全能型的科学家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露西德博士说：“我在每项实验中所起的作用就是执行舱上程序。获得的数据和样品送回地球的主要研究人员那里，以供分析和发表。”露西德博士的太空之旅原定于1996年8月结束。但是因为航天飞机固体燃料助推器出现一些异常情况，不能准时前来接应。她的返程时间推迟了6个星期。因为这一特殊事故，露西德成了当时美国在太空连续生活最长久的宇航员，这个纪录是188天。
　　　　“和平”号在其绕着地球轨道飞行的13年里，共接待了26支科学实验队伍，共103人。进行了16500次科学实验。
　　　　　　　　作者补记：
　　　　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所有拯救计划可能都只是一纸空文，“和平”号已经或者即将坠入太平洋，它在太空探索中的位置也将由“阿尔法”国际空间站所取代。但是，在四月的那些日子里，我会不停地仰望夜空，我想看到它的金属躯体与大气摩擦所生出的灿烂光华。
　　　　最近又有消息说，俄有关部门得到一外国公司数千万美元赞助，“和平”号将在原定坠落的时间重新启动，运行到今年10月。但10月以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