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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老爷是俄国人，来访问您的，”领班说。
　　　　怀着一种混织着懊恼和期望的心情——懊恼的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摆不脱熟人，期望的是想找到一点什么消遣来调剂一下他的单调生活——弗龙斯基又回头望了望那个走开去又站住了的绅士，于是两人的眼睛同时闪闪发光了。
　　　　“戈列尼谢夫！”
　　　　“弗龙斯基！”
　　　　这真是戈列尼谢夫，弗龙斯基在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在学校时代，戈列尼谢夫是属于自由派的；他以文官的资格离开学校，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服务过。两个朋友离开学校就各走各的路了，以后只见过一次面。
　　　　在那次会面的时候，弗龙斯基发现戈列尼谢夫选择了一种自命不凡的自由主义的活动，因此他要藐视弗龙斯基的事业和地位。所以弗龙斯基采取了他善于使用的冷淡的高傲态度对待他，那意思就是说：“您喜不喜欢我的生活方式，都随您的便，那与我丝毫无关；但是假如您要想认识我，您就得尊重我。”而戈列尼谢夫对弗龙斯基还是抱着那种蔑视的冷淡态度。因此，这第二次会见似乎一定会使他们的隔阂加深吧。但是现在当他们彼此认出来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喜笑颜开，欢喜地叫着。弗龙斯基决没有想到他看见戈列尼谢夫会如此高兴，但是大概他自己也不了解他觉得多么无聊。他忘记了他们上次会面所留下的不愉快印象，带着坦率的喜悦脸色，把手伸给他的老友。同样欢喜的表情代替了戈列尼谢夫脸上的不安神色。
　　　　“看见你，我多么高兴呀！”弗龙斯基说，在亲切的微笑中露出他的结实的雪白牙齿。
　　　　“我听到了弗龙斯基的名字，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我真是非常高兴！”
　　　　“我们进去吧。哦，把你的近况告诉我。”
　　　　“我在这里住了两年了。我在工作。”
　　　　“噢！”弗龙斯基很感兴趣地说。“我们进去吧。”
　　　　于是照着俄国人通常的习惯，不愿意仆人听见的话，不用俄语说，他开始说法语。
　　　　“你认识卡列宁夫人吗？我们在一道旅行。我现在就是去看她，”他用法语说，注意地打量着戈列尼谢夫脸上的表情。
　　　　“噢！我不知道（虽然实际上他是知道的），”戈列尼谢夫毫不介意地回答。“你来这里很久了吗？”他补充说。
　　　　“我？今天是第四天了，”弗龙斯基回答，又一次注意地打量着他朋友的面孔。
　　　　“是的，他是一个正派人，他会用合情合理的眼光来看这事情的，”弗龙斯基理解了戈列尼谢夫脸上的表情和转变话题的意义，这样暗自说。“我可以把他介绍给安娜，他会合情合理地看待这件事的。”
　　　　在弗龙斯基和安娜一道在国外度过的这三个月中间，他一遇见生人，总是暗暗问自己这个生人会怎样看待他和安娜的关系，他发现他遇到的男子们大都有合情合理的看法。可是假如问他，问那些“合情合理地”看待这事的人，他们究竟是怎样个看法，无论是他，无论是他们，都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的。
　　　　实际上，那些在弗龙斯基看来有“合情合理的”看法的人也说不上有什么看法，而只是像有教养的人们应付那些从四面八方包围人生的各种复杂而不能解决的问题一样来应付这个；他们应付得彬彬有礼，避免暗示和不愉快的问题。他们装出这样一副神气，好像他们完全理解这种处境的意义和重要性，承认它，甚至还赞成它，但却认为把这一切表白出来是多余的和不适当的。
　　　　弗龙斯基立刻猜到戈列尼谢夫是这一类人，因此遇见他，他是加倍地高兴。而且实际上在戈列尼谢夫引见给卡列宁夫人的时候他对她所采取的态度正合弗龙斯基的心愿。显然，他毫不费力地避开了一切可以引起不快的话题。
　　　　他以前不认识安娜，被她的美丽，特别是被她那种安于现状的坦率态度所感动了。当弗龙斯基引戈列尼谢夫进来的时候，她脸红了，而弥漫在她那坦白而美丽的脸上的这种孩子气的红晕使他非常喜欢。但是他特别高兴的是她立刻坦率地把弗龙斯基叫做阿列克谢，好像是有心这样，以免别人误会似的，并且说他们就要搬进他们刚刚租下、这里称为“帕拉佐”的房子里去。对自己处境怀着的这种安之若素的直率单纯的态度使戈列尼谢夫很喜欢。望着安娜的温和快活、而又精力旺盛的举止，而且又认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弗龙斯基，戈列尼谢夫感到他十分了解她。他觉得他了解了她自己怎样也不能了解的东西：就是她使她丈夫陷于不幸，抛弃了他和她的儿子，丧失了自己的好名声，她怎么还能那样精力饱满、愉快和幸福。
　　　　“旅行指南里也记载着的，”戈列尼谢夫提及弗龙斯基租下的“帕拉佐”，这样说。“那里有丁托列托①晚期的杰作。”——
　　　　①丁托列托（1518—159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
　　　　“我说，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再到那里去看一看吧，”弗龙斯基对安娜说。
　　　　“我很高兴；我就去戴帽子。您说热吗？”她在门边站住，询问地望着弗龙斯基说，鲜艳的红晕又弥漫在她的脸上。
　　　　弗龙斯基由她的眼光看出她不知道他要用什么态度对待戈列尼谢夫，因此害怕她的举止不符合他的愿望。
　　　　他长久地、温柔地望了她一眼。
　　　　“不，不很热，”他说。
　　　　她感觉得好像她全都了解了，尤其感觉得好像他对她很满意；于是向他微微一笑，她迈着迅速的步子走出了房门。
　　　　两个朋友互相望着，两人的脸上都现出了踌躇神色，好像戈列尼谢夫——他显然很叹赏她——想要说句什么同她有关的话，可是又找不出适当的话来；而弗龙斯基又希望又害怕他这样做。
　　　　“那么，”弗龙斯基说，为的是要开口谈点什么。“你在这里定居下来了吗？你还在做那种工作吗？”他继续说，想起来他听说戈列尼谢夫在写一本什么书。
　　　　“是的，我在写《两个原理》的第二部。”戈列尼谢夫说，听到这个问题，快活得红了脸。“那就是，说得确切一些，我还没有写；我在作准备，在搜集材料。这本书涉及的范围要广泛得多，而且几乎触及所有的问题。在俄国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是拜占庭的后代，”于是他就开始长篇大论地、热烈地述说起他的观点。
　　　　弗龙斯基因为连《两个原理》的第一部都不知道——作者是把那当作名著来述说的，——所以开头弄得很窘。但是后来，当戈列尼谢夫开始闸述他的见解，而弗龙斯基虽然对于《两个原理》一无所知，却能够听懂他的意思时，他就颇感兴趣地倾听着，因为戈列尼谢夫很有口才。但是弗龙斯基看见戈列尼谢夫谈他深感兴趣的题目时那种易怒的兴奋神情而感到惊骇和激怒了。他越往下说，他的眼睛越发光，他就越急于反驳假想的论敌，他的脸也就越显得激动和愤慨。回忆起在学校里总是名列前茅、消瘦、活泼、善良而又高贵的少年戈列尼谢夫，弗龙斯基简直不理解他发怒的理由，而且他也不赞成这个。他最不高兴的是戈列尼谢夫，一个属于上流社会的人，竟会把自己放在和一些使他愤慨的拙劣作家同等的地位。这值得吗？弗龙斯基不高兴这个。但是，虽然如此，他感到戈列尼谢夫是不幸的，他替他难过。在他的容易激动的、相当漂亮的脸上，可以看出不幸的、几乎是精神错乱的神色，他连安娜走进来也没有注意到，还在急忙地、热烈地继续述说他的意见。
　　　　当安娜戴着帽子，披上斗篷走进来；用她的秀丽的手迅速玩弄着她的洋伞，在他身旁站住的时候，弗龙斯基松了口气，逃脱了紧盯住他的戈列尼谢夫的悲哀的眼光，怀着新的爱意，望着他的魅人的、充满了生命和满心欢喜的伴侣。戈列尼谢夫好容易才定下神来，开头是很沮丧忧郁的，但是安娜，她这时对什么人都是亲切的，立刻以她的单纯快活的态度使他振作起精神来。试谈了几个话题之后，她把他引到绘画的题目上去，他滔滔不绝地谈着，而她就留心地倾听着。他们走到他们租下的房子那里，仔细察看了一遍。
　　　　“有一件事我很高兴，”安娜在回去的路上对戈列尼谢夫说。“阿列克谢可以有一间绝妙的atelier①。你一定得使用那房间，”她用俄语对弗龙斯基说，因为她看出来戈列尼谢夫在他们的隐遁生活中会成为他们的密友，在他面前是用不着顾忌的——
　　　　①法语，画室。
　　　　“你画画吗？”戈列尼谢夫急忙转向弗龙斯基说。
　　　　“是的，我早先学过，现在又开始弄弄了，”弗龙斯基说，涨红了脸。
　　　　“他很有才能哩，”安娜带着欢喜的微笑说。“自然，我不是鉴赏家。可是有眼光的鉴赏家这样说过。”
　　　　八
　　　　安娜在她获得自由和迅速恢复健康的初期，感觉得自己是不可饶恕地幸福，并且充满了生的喜悦。关于她丈夫的不幸的回忆并没有损坏她的幸福。一方面，那回忆太可怕，她不愿去想；另一方面，她丈夫的不幸给了她这么大的幸福，使她不能懊悔。关于她病后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回忆：和丈夫的和解、决裂、弗龙斯基受伤的消息、他的再出现、离婚的准备、离开丈夫的家、和儿子离别，——这一切在她仿佛是一场梦，她和弗龙斯基两人一道来到国外之后，这才从梦中醒来。想起她使她丈夫遭受的不幸，就在她心里唤起了一种近似嫌恶的心情，好像一个要淹死的人甩脱了另一个抓住他的人的时候所感觉到的那样。另外那个人淹死了。自然，这是一种罪恶，但这是唯一的生路，还是不想这些可怕的事情好。
　　　　在她和丈夫决裂以后的最初时刻，在她心里对于自己的行为有过一种聊以自慰的想法，现在当她回想过去的一切的时候，她也记起了那一种想法。“我使那人不幸是出于不得已的，”她想，“但是我并不想利用他的不幸。我也很痛苦，而且今后还会很痛苦；我失去了我最珍爱的东西——我失去了我的名誉和儿子。我做错了事，所以我并不希求幸福，也不想离婚，我将为我的耻辱和离开我的儿子而受苦。”但是不管安娜多么真诚地打算受苦，她却没有受一点苦。耻辱也没有。以他们两人所富有的机智，由于在国外躲避着俄国妇人，他们从来不曾把自己置于会遭受道德上指责的境地，而且无论到哪里，他们遇见的人们总是装得好像完全理解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简直比他们自己理解得还要清楚的样子。就是和她的爱子离开，在最初的日子里，也并没有使她痛苦。小女孩——他的孩子——是这么可爱，而且因为这是留给她的唯一的孩子，所以安娜是那样疼爱她，以致她很少想她的儿子。
　　　　由于健康恢复而逐渐增进的生的欲望是这样强烈，而且她的生活环境是这样新鲜和愉快，安娜感到不可饶恕地幸福。她越了解弗龙斯基，就越爱他。她爱他，是因为他本身和他对她的爱。完全占有他，对于她是一种不断的快乐。和他接近，在她总是很愉快的。他性格上的一切特点，她越来越熟悉了，对于她是无可言喻地珍贵。他那因为换上便服而改变的外貌，在她看来是这样富有魅力，就好像她是一个初恋的少女一样。在他说的、想的、做的每件事情上，她都看出一些特别高贵优雅的地方。她对他的崇拜实在使她自己都吃惊了；她怎样寻找也寻找不出他有什么不优美的地方。她不敢把她的自卑感在他面前表露出来。她觉得，如果他知道了，他也许会更快地不爱她，而她现在再也没有比失去他的爱情更害怕的了，虽然她没有理由害怕。但是她不能不感谢他对她的态度，而且不能不表示她多么珍视这个。他，照她的意见看来，在政治活动方面是具有显著的才能的，在政治方面应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他竟为了她而牺牲了功名心，并且从来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懊悔。他对她比以前更加敬爱，他处处留意使她不感到她的处境的尴尬。他，那么一个堂堂的男子，不但从来没有反对过她，实际上，凡涉及到她的地方，他就没有了自己的意志，只注意揣测她的愿望。这使她不能不感激，纵然他对她这样用心周到，他对她的那种关怀备至的气氛，有时却反而叫她痛苦。
　　　　同时，弗龙斯基，虽然他渴望了那么久的事情已经如愿以偿了，却并不十分幸福。他不久就感觉到他的愿望的实现所给予他的，不过是他所期望的幸福之山上的一颗小砂粒罢了。这种实现使他看到了人们把幸福想像成欲望实现的那种永恒的错误。在他和她结合在一起，换上便服的初期，他感到了他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自由的滋味，以及恋爱自由的滋味，——他很满足，但是并不长久。他很快就觉察出有一种追求愿望的愿望——一种苦闷的心情正在他心里滋长。不由自主地，他开始抓住每个瞬息即逝的幻想，把它误认做愿望和目的。一天十六个钟头总得设法度过，因为他们正在国外过着完全自由的生活，离开了在彼得堡时占据了他的时间的那种社交生活的环境。至于以前游历外国时弗龙斯基曾享受过的独身生活的乐趣，现在是想都不能想了，因为仅仅一次那样的尝试就曾在安娜心里惹起了意想不到的忧郁，那也只是为了同几个独身朋友一道晚餐回来迟了。与当地的人或是俄国人交际吧，也由于他们两人的关系不明确而同样不可能。游览名胜吧，姑且不说一切名胜都已游览遍了，这对于弗龙斯基这样一个聪明的俄国人也没有像英国人所认为的那样不可言喻的意义。
　　　　正如饿慌了的动物遇到什么就抓什么，希望从中觅得食物一样，弗龙斯基也完全无意识地时而抓住政治，时而抓住新书，时而抓住绘画。
　　　　他从小就赋有绘画的才能，而且不知道钱如何花才好，他就开始搜集版画，所以他现在潜心去绘画，专心从事这件事，把要求满足的过剩的愿望通通集中在它上面。
　　　　他赋有鉴赏艺术品、并且惟妙惟肖地、很有风格地摹仿艺术品的才能，他觉得自己具有艺术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为了不知道选择哪一类绘画好：宗教画呢，历史画呢，写实画呢，还是风俗画，踌躇了一些时日之后，他就开始画起来。他理解各个不同的种类，而且能够从任何一类里获得灵感，但是他想像不到，也有可能对于绘画的种类一无所知，而直接从自己的内心得到灵感，不管画出来的东西是属于哪一流派。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因为他不是直接从生活本身，而是间接地从体现在艺术品中的生活中得到灵感，所以他的灵感来得非常快，非常容易，而他画出来的东西也同样快，同样容易地达到了和他所要摹仿的流派极其相似的境地。
　　　　在一切流派中，他最爱优美动人的法国派，摹仿这一派，他开始画穿着意大利服装的安娜的肖像，这幅肖像，他和所有看到它的人都认为非常成功。
　　　　九
　　　　这古老荒芜的“帕拉佐”，它那有塑造装饰的、高高的天花板和壁画，它那镶花地板，它那挂在大窗户上的厚重的黄色窗帷，摆在托架和壁炉架上的花瓶，雕花的门和挂着图画的阴暗的客厅——这个“帕拉佐”，当他们搬进来以后，就以它那外观在弗龙斯基心中保持着一种愉快的幻想，仿佛他与其说是一个俄国的地主，一个退伍的武官，毋宁说是一个开明的艺术爱好者和保护者，而且本人就是一个谦虚的艺术家，为了自己所爱的女人，而把世界、亲戚、功名心一齐抛弃。
　　　　弗龙斯基搬进这幢“帕拉佐”所选的角色是完全成功的，而且，通过戈列尼谢夫的介绍，交结了几个有趣的人，他一时间静下心来。他在一个意大利绘画教授指导之下习作写生画，并且研究中世纪意大利的生活。当时中世纪意大利的生活是这样迷住了弗龙斯基，他甚至照中世纪的凤格戴起帽子，把斗篷搭在肩膊上，那风格倒也和他十分相称。
　　　　“我们住在这里，什么也不知道，”有一天早晨弗龙斯基对来看他的戈列尼谢夫说。“你看过米哈伊洛夫的画吗？”他说，把他早晨收到的一份俄国报纸递给他，指着上面一篇有关一个俄国画家的文章，那位画家恰巧也住在这个市镇里，刚绘完一幅早就交口称誉、而且有人预先定购了去的绘画。那篇文章指责政府和美术学院，不该把这样一个卓越的画家丢在那里而不予奖励和补助。
　　　　“我看到了，”戈列尼谢夫回答。“当然，他不能说没有才能，但是方向完全不对头。他对于基督，对于宗教画完全抱着伊万诺夫—斯特劳斯—芮农①那样的态度。”——
　　　　①斯特劳斯（1808—1874），德国神学家，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德国资产阶级急进主义的思想家，著有《耶稣传》。一八七二年抛弃了基督教的信仰。
　　　　芮农（1823—1892），法国宗教史家，著有《基督教起源史》。戈列尼谢夫把俄国著名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