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僦尽纺┪擦谐鑫鹘�官品，并特别指出“凡新置不见此条者，随秩位所视”，证明刘宋官员品秩是以西晋制度为本的，只有个别新置官员不在西晋官品包含范围内，才采用“品视某官”的方式标记。同时众所周知，刘宋官制直接承袭东晋，因此西晋、东晋、刘宋三朝的官品基本可以划上等号。按照这份官品看，车骑司马属于“抚军以上及持节都督领护长史、司马”，官第六品，而前将军则属于“诸征、镇至龙骧将军”的序列，官第三品。魏晋南朝赠官之制，赠官当与生前居官品级大致相等，第六品的车骑司马如果没有特别的表现如死于王事之类，是不可能超赠三品将军的，而司马为军府上佐，车骑又是重号，如果身为车骑司马的刘恢战死于外，史书中也应当提及，不可能无声无息。因此可以推断是，车骑司马只是刘恢历官的某个阶段，不是最终任职，其最终任职应当是三品左右的*。

　　　　既然说到车骑司马，那就看看刘恢生活的年代究竟有谁曾任车骑将军。刘恢受庾翼赞赏，被王濛青目，与袁乔友善，可能还是桓温的熟人。庾翼是刘恢上司，暂且不论，其他三人年辈应与刘恢相似。按王濛公元三四五年左右（永和初）卒，年三十九，已见前引；袁乔《晋书》卷八三有传，言平蜀后与桓温分道击破隗文、邓定之叛，寻卒，年三十六；桓温晋孝武帝公元三七三年（宁康元年）卒，年六十二，刘恢则当生于西晋怀帝公元三一二年（永嘉六年），公元三四五年（永和元年）时三十四岁。据此，则刘恢也应生活于穆帝朝前后，而其为庾翼所知，出仕应早在成康二帝之时。检《晋书》卷七《成帝、康帝纪》，成帝朝曾任车骑将军者有郗鉴、南顿王司马宗、东海王司马冲，康帝时任车骑将军的只有庾冰。按刘恢如与桓温年辈相近，成帝咸和元年尚是十几岁的少年，不可能任郗鉴或南顿王宗的司马；东海王冲任车骑将军在成帝咸和九年（按拜车骑时已十二月，应在公元三三五年（咸康元年）至公元三四零年（咸康五年），当时刘恢大概是二十多岁，依其逝世年龄算来比较可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任庾冰的司马，庾冰于康帝公元三四三年（建元元年）加车骑将军，公元三四三年（建元二年）卒，计算起来当时刘恢应该是三十出头。但如果三十出头尚为六品官的话，似乎很难在三十六岁做到三品*，因此该篇采刘恢为东海王冲司马的说法。东海王冲于成帝公元三三九年（咸康六年）迁骠骑将军，公元三四一年（咸康八年）卒，《文章志》言刘恢为车骑司马，不言转骠骑司马，或未随府而转，而是另任他职，或即出都为庾翼僚属，故庾翼作书与桓温，赞其才略。然自此以后刘恢任职经历即难以考证。

　　　　到了这里，读者暂时放下刘恢，回头看一下刘惔的任职经历。《世说新语·德行第一》“刘尹在郡”条注引《刘尹别传》，谓刘惔曾任司徒左长史、侍中、丹阳尹。又《初学记》卷十一引何法盛《晋中兴书》云（《太平御览》卷二二零所引同）：刘恢，字真长。少清峻。与王濛为中书郎。时人以濛比袁曜卿。以恢比荀奉倩。这里“刘恢”显然是“刘惔”之误，则刘惔又曾任中书郎。

　　　　按《宋书·百官志》不言司徒长史官品，但言诸公府长史秩千石，从事中郎六百石，而公府从事中郎第六品，意公府长史司马应不低于第六品。桓温的谋士郗超自中书侍郎转司徒左长史，中书侍郎（即中书郎）五品，且于《宋书》所载晋官品中列于五品前列，则可知司徒左长史不低于五品；又前引王濛以司徒左长史求为东阳，晋制，郡国守相皆五品，东阳又非大郡，似亦可证明司徒左长史为五品官。依上文推测原理，刘惔为司徒左长史亦当在成康二帝时。成帝朝曾任司徒的只有王导和琅邪王司马岳二人，康帝时未任命司徒。按司徒府与他府不同，虽无司徒亦置长史及属僚，盖因其事务繁多，不可一日或缺。因此刘惔究竟为何人长史并不重要，但其在成康二朝间任此职则确定无疑。

　　　　在任司徒左长史之后，刘惔任过侍中、丹阳尹，按照《晋书》卷七三《庾翼传》记载，尚曾任征虏将军、义成太守、监沔中军事。作者认为刘惔应是先任侍中，然后以征虏将军出镇沔中，而非由司徒左长史直接出镇，原因在于东晋文武换职时尽量力求官品一致，如要鼓励文官任武职，军号相对原官或许会有所提升，但幅度有限。《晋书》卷七九《谢尚传》云：迁会稽王友，入补给事黄门侍郎，出为建武将军、历阳太守，转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江夏相，将军如故。

　　　　按《宋书·百官志》黄门侍郎第五品，建武将军为“五武”之一，第四品，这大概是由于谢尚“辍黄散以授军旅”、行为值得鼓励的缘故，但也不过提升一级而已。刘惔出镇沔中，所带征虏将军军号在第三品，与侍中同阶，而司徒左长史据前推测应在第五品，一个五品官员骤以三品将军出居要地，未免资望太轻。然而，如果刘惔之前经历过侍中一职的话，这一迁升顺序就可以获得解释，因为侍中为清要之任，常在帝侧，位望甚重；又司徒左长史迁侍中的记载虽未检得，但郗超自司徒左长史迁散骑常侍却见于本传，而晋朝散骑常侍位望甚重，位次侍中而已，不似南朝之轻，则以司徒左长史迁侍中亦无不可。自此再以侍中加重号出镇沔中，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作者主张刘惔的升迁路线是中书郎——司徒左长史——侍中——征虏将军、义成太守、监沔中军事——丹阳尹。

　　　　不过，刘惔的历官也有问题，刘惔尚主后以驸马都尉奉朝请，见《晋书·职官志》，之后历官记载就直接从见于《初学记》所引《晋中兴书》的中书郎开始，可是驸马都尉虽然官第六品，但与中书郎这一要职之间轻重悬异，而中书郎关掌机要，并非仅凭某个权臣的意愿就可以超越用之，虽然刘惔声名极隆，也没有自驸马都尉奉朝请直升中书郎的道理。于是在刘惔的历官次序中出现了一个断层。然而，如果把刘惔与刘恢的历官结合起来看，就完全可以解释了。刘恢曾任车骑司马，这个位置正好与驸马都尉同是第六品，而且车骑司马为重号将军军府僚属，以此而言则不为轻；东海王冲为帝叔，位尊而无实权，以此而言亦不为重，正处季孟之间，刘惔自驸马都尉迁升车骑司马，其位稍重，于理可通。以年龄计之，刘任车骑司马应在其二十余岁时，也可证明此点。其解车骑司马后出都为庾翼僚属，深得庾翼好评，而不久还为中书郎，又是自六品晋至五品，似乎可以认为是受到庾翼赏识的结果。之后刘历迁司徒左长史、侍中、征虏将军义成太守监沔中军事、丹阳尹，终于丹阳尹任上，而丹阳尹正是三品官，与所赠前将军品级严密契合。这才是作者认为刘惔与刘恢为同一人的最重要原因。

　　　　另外，刘恢与王濛、袁乔、桓温等人相友善，袁乔姑且不论，王、桓也都是刘惔的好友。按理说，刘恢与刘惔同为沛国刘氏子弟，年龄相近，交友亦相类，又皆能玄言，理当关系密切，但《世说新语》中却不见他与刘惔来往的任何记载。又王濛为会稽王上客，与刘惔一样交游广泛，他对刘恢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刘氏声誉必然盛极一时，但竟也找不到刘恢与其他名士交往的记录，这难道不奇怪吗？这样的奇怪现象，只能从二刘本是一人方面求得解释。

　　　　说到这里，大概还有两点疑问没能廓清。一是刘惔字真长，人所共知，而刘恢则字道生。二是刘惔在郡以无为为治，孙绰诔以“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而刘恢号称有文武才，为蕃屏高选，两人政治才能似乎也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然而这两点都可以解释。

　　　　史言刘恢字道生，与刘惔字真长不同，吴仕鉴认为是一人两字，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道生”或是小字，晋人称人小字已成风习，无论称人者还是被称者均不以为轻*。“道生”者，是因天师道而得生之意。刘惔本籍沛国，过江居京口，沛国属徐州，而当时青徐二州滨海地带士庶多有奉天师道者，此风流布，濡染内地亦所难免，京口又多青徐流民，则刘惔家奉道也不足为奇，长辈给子孙起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小字，更是理所当然。

　　　　至于刘惔“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之评，实际上与王导晚年所谓“世谓我愦愦，后人当思我愦愦”之意相同，其为政方针仍是东晋开国以来王导所倡的“不存小察、弘以大纲”。这种方针的特点是“宽小过，总大纲”，以和靖致治。以此为政虽未免宽纵豪右，但于内部矛盾重重的东晋王朝而言，却非此不能保持大局的稳定，刘惔为郡以镇静信诚为治，风尘所不能移，已见前引，当是深得王导政崇简易的精髓，实际上与桓温“全欲德被江汉，耻以威刑率物”的方针也是一样的。因此不能以刘惔在郡无为即认为其是空谈之士。

　　　　能表现刘惔政治才能的事件，除其在郡以镇静为政之外，还有另外一件，即受命出镇沔中。此事现在已无直接记载，但从桓温以刘惔镇沔中一事的背景和之后情形，或许能看出一些端倪。

　　　　以襄阳为中心的沔中之地本由桓宣戍守。庾翼于康帝公元三四三年（建元元年）进屯襄阳，排挤桓宣，次年桓宣发愤而卒，庾翼遂以长子方之为义成太守，代领桓宣所部，同时留司马应诞镇襄阳，命参军司马勋以梁州刺史戍西城，对沔中地区形成严密控制。这种严密的布置，当然主要是为了形成互相支援的对外防御体系，但在荆州易手之际，却也给必须控制汉沔要地的桓温出了难题。司马勋身在西城，距襄阳略远，又是晚渡荒人，于庾氏不甚亲密，尚可通过拉拢方式解决，但庾方之作为剥夺权力的主要目标，应诞以庾翼司马出镇新得之地襄阳，可想而知是庾氏亲信将领，二人又都手握兵力，如果不能妥善处置，必然造成动乱，甚至会威胁到桓温对整个荆州都督区的控制。桓温敢于在如此时期将刘惔放在这个位置上，想必是对他的手段有一定信心。

　　　　刘惔到沔中后的行事虽不见诸史传，但想必是以极其老辣的手段迅速控制了局势，在没有伤及沔中元气的情况下解决了庾氏势力。否则次年桓温伐蜀，恐怕也轮不到刘惔后任、以江夏相监沔中诸戍并督三郡军事的袁乔担任先锋。当然，田余庆先生在研究王庾江州之争的过程中已经指出：“有许多本来只能由武装冲突来解决的问题，在现存的简括的史料中竟然都是和平过程，这很难令人相信。”但即使刘惔夺取沔中之事也属于田先生所论述的情况之列，也无损于对其人能力的估计，毕竟这种棘手问题即使武力解决也有相当难度。刘惔在解决沔中问题中的表现，也正合王濛“蕃屏之高选”的评价，与庾翼的评论和宋明帝《文章志》的记载亦能契合。

　　　　刘惔另一可为人称道的，是其出色的远见。除料桓温得荆州则不可复制以外，还有一件事也是值得一提的。《世说新语·识鉴第七》“桓公将伐蜀”条云：

　　　　桓公将伐蜀，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承藉累叶，且形据上流，三峡未易可克。唯刘尹曰：“伊必能克蜀。观其蒲博，不必得则不为。”

　　　　桓温公元三五六年（永和二年）十一月伐蜀，拜表辄行，公元三五七年（永和三年）正月即克成都，果如刘惔之言。

　　　　把以上几点合起来，刘惔与刘恢为同一人的说法想必变得甚为可信了吧。此时门阀士族尚有生命力，名士能用兵者见于正史的即有袁乔、谢尚、王恬、荀羡等人，因此刘惔不似一般认为的那样但能清谈也不足为奇。

　　　　刘惔在沔中的时间不长，公元三五五年（永和元年）八月桓温西上，以刘惔镇沔中，次年正月何充卒，二月会稽王辅政，三月殷浩拜扬州，参前王刘二人共阻褚裒入相之语，则刘惔当是在何充逝后不久甚至逝前即已征还，其后代刘惔监沔中诸戍的是江夏相袁乔。按袁乔自徐州随桓温至荆州，初任安西咨议参军、长沙相，未到职，后乃继刘惔镇沔中，因此我有些怀疑前引“袁羊尝诣刘恢（惔）”条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襄阳，然而并无根据，只得付之阙如。

　　　　五、结论

　　　　经过以上论证过程，可以推知永和名士之首刘惔并非千年以来史家所公认的清谈客，而是才兼文武、且甚有远见的政治人物。其在正史上地位不高，不是因为欠缺政治才能，而是由于会稽王以之为清谈宾友，政治上并不重视其意见，而其本身又早逝的缘故。限于对资料的掌握，该篇论述中掺杂了许多推论，不敢说确凿，仅为一种观点而已。



………【第十五篇　刘隗】………

　　　　刘隗（273～333）东晋大臣。字大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起家秘书郎，后迁冠军将军、彭城内史。晋元帝以之为丞相司直。为官刚正，不畏权贵，先后上书弹劾戴渊、王籍之、梁龛等人，为淳于伯申冤鸣屈，迫右将军王导引咎辞职。迁侍中，封都乡侯。元帝即位，与尚书令刁协同为元帝心腹。旋迁丹阳尹，拜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率万人镇泗口（今江苏淮阴）以抑制王敦。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讨伐刘隗为名发动叛乱，攻占建康（今江苏南京），他被迫投奔石勒。

　　　　刘隗，字大连，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后也。父砥，东光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秘书郎，稍迁冠军将军、彭城内史。避乱渡江，元帝以为从事中郎。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迁丞相司直，委以刑宪。时建康尉收护军士，而为府将篡取之，隗奏免护军将军戴若思官。世子文学王籍之居叔母丧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诗》称杀礼多婚，以会男女之无夫家，正今日之谓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后，宜为其防。”东阁祭酒颜含在叔父丧嫁女，隗又奏之。庐江太守梁龛明日当除妇服，今日请客奏伎，丞相长史周顗等三十余人同会，隗奏曰：“夫嫡妻长子皆杖居庐，故周景王有三年之丧，既除而宴，《春秋》犹讥，况龛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肃丧纪之礼。请免龛官，削侯爵。顗等知龛有丧，吉会非礼，宜各夺俸一月，以肃其违。”从之。丞相行参军宋挺，本扬州刺史刘陶门人，陶亡后，挺娶陶爱妾以为小妻。建兴中，挺又割盗官布六百余匹，正刑弃市，遇赦免。既而奋武将军阮抗请为长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专其室，悖在三之义，伤人伦之序，当投之四裔以御魑魅。请除挺名，禁锢终身。而奋武将军、太山太守阮抗请为长史。抗纬文经武，剖符东籓，当庸勋忠良，昵近仁贤，而褒求赃污，举顽用嚚。请免抗官，下狱理罪。”

　　　　晋国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门生断道解庐，斫伤二人，建康左尉赴变，又被斫。隗劾嵩兄顗曰：“顗幸荷殊宠，列位上僚，当崇明宪典，协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纵肆小人，群为凶害，公于广都之中白日刃尉，远近汹吓，百姓喧华，亏损风望，渐不可长。既无大臣检御之节，不可对扬休命。宜加贬黜，以肃其违。”顗坐免官。

　　　　隗伯父讷，字令言，有人伦鉴识。初入洛，见诸名士而叹曰：“王夷甫太鲜明，乐彦辅我所敬，张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于用短，杜方叔拙于用长。”

　　　　刘隗主要事迹

　　　　一、矛盾激化

　　　　西晋末年，八王争权，问鼎于中原。在这种形势下，刘隗、刁协都极力谋求在政治上有所依托，以求晋身。刁协弃太常博士官，投奔成都王颖，为平北司马。后看到赵王伦兵多势众，弃颖投伦，任相国参军。赵王伦败，他又转奔长沙王乂门下，为骠骑司马。而当局势朝着有利于东海王越的方向发展时，他又投靠镇守邺城（今河北临漳）的东嬴公司马腾，被任为长史，迁颍川太守。东嬴公司马腾败死，刁协经过选择，认为东海王越系统的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睿所辖的两淮及江南地区比较稳定，既可安身立命，又有施展身手的余地，遂避难渡江，被用为镇东军谘祭酒，转长史。刘隗则因彭城恰好就在司马睿的辖区之内，与睿是上下级关系而交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被睿任为从事中郎。

　　　　可是，刁协、刘隗所依附的却是弱主。琅邪王司马睿势单力薄，完全有赖于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北方世族的扶植、拥戴才得以立足。王导内控朝政，王敦外居荆州重镇，司马睿不过是门阀世族控制的傀儡而已。故时有谚云：“王与马，共天下。”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主弱臣强的政治状况。对此，不仅司马睿十分不满，而且家族势力不强的刘隗、刁协也感到自身政治地位的巩固受到直接威胁。所以，司马睿不甘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