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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的沧桑50年-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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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到走廊尽头的楼梯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后面喊：“小赵，小赵。”我回头一看，是赵争鸣的那个同学，她跑过来一把拉住我说：“跟我回去。”我甩开她的手说：“回哪去？她让我滚的。”说着就往楼下走。那人追着下来说：“小赵，你冷静一下行不行？”我怒道：“我冷静个屁，人家欺负她，我帮她出气，她叫我滚蛋，这他妈的是什么道理？还有，她跟姓徐的到底怎么回事？”
赵争鸣的同学说：“徐教授叫徐奉修，1957年的时候被打成右派，平反以后在我们学校教古典文学。老实讲徐教授确实才华横溢，课讲得很好，我们都挺爱听的。本来徐教授和争鸣没什么事，因为争鸣学习很好，所以徐副教授对她青睐有加，经常跟她讨论一些文学方面的问题，后来他们俩开始通信，争鸣给我看过一些，写些什么他婚姻不幸，生活苦闷，唯有以古典文学自娱等等，还说争鸣是他的知音什么的。看得出来争鸣挺动心的，争鸣这个人，外表冷冷的，我们班好多男生追她，她正眼都不看人家，不知道怎么会喜欢上徐教授，但是他们俩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个姓马的又是怎么回事？”我问。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好像说是前一阵子马主席从徐教授书房翻出来一封给争鸣的信，信里写的什么我不知道，但是马主席看了以后就又哭又闹，还跑到系里面撒泼，让系里面上报学校给徐教授处分，还说要开除争鸣。马主席的父亲是学校党委书记，好像也给系里施加压力，让系里处分徐教授和争鸣，取消徐教授的出国考察资格。徐教授顶不住，前几天写了个检查，贴在系里宣传栏上。那个检查我看了，把我气得要死。检查里说他自己受党教育多年，理应为四化建设做贡献，但是却没能抵抗住资产阶级香花野草的诱惑，辜负了党对他的栽培教育等等。明明是他先写信给争鸣，说得好像是争鸣去勾引他一样，真不要脸。”赵争鸣的同学说着说着也来气了。
我一听这话更气，这狗日的徐奉修，我得去把他卵子揪下来，反正他有那个玩意儿也不能算个男人。
“还有件事要告诉你，那天马主席打争鸣的时候我在场，马主席和她两个弟弟把争鸣从宿舍拖到操场上去打，打完了还拽着争鸣的头发在操场上来回走，说让大家看破鞋。她那两个弟弟不是人，把争鸣的衣服都扯破了，好多人都围着看。”赵争鸣的同学又说。
“就没有人帮帮我四姐的忙？她的那些同学呢？”我简直要气死过去。
“马主席很厉害的，学校里没人敢惹她。”赵争鸣的同学嘟囔着说。“还有，徐教授也站在人群里看来着，我看见他了，躲在别人背后偷偷看，还跟着人家笑。”
“你不用说了，我明白了。”我此时反而冷静下来。好畜生们，欺负人都欺负出花花来了，以为我们姓赵的都死绝了？我要不给你姓徐的一点惊喜，我他妈的自己的爸爸不要了，我管你叫爸爸。想到此处我决定去会会这个才华横溢到看着自己喜欢的人挨打还能笑眯眯的人，这么优秀的人才，不去见见可惜了。
“我下楼去走走，冷静一下，等一会儿回来，麻烦你回去照顾一下我四姐，躺着的那两个我估计不敢再动我四姐了，但是还是要请你帮我看着点，要是他俩还敢动手，你在窗户上喊我一声，我再上来踢他们。”我跟赵争鸣的同学说。
“你还去哪里啊？你打了马主席和她弟弟，还不赶紧跑？”赵争鸣的同学说。
“不用跑，他们不敢把我怎么着。”我摆了摆手下了楼。
我出了校医院一路打听着往中文系办公室走，准备去找徐奉修切磋一下，这次跟刚刚在医院不一样，在医院我是碰巧赶上马肥婆欺负我姐，仓促之间动的手，打得很不系统，也很不全面，没有什么章法。这次去找徐奉修，我是有备而来，先用什么家伙，再用什么家伙，先打哪里，再打哪里我都一一盘算好了，假如不出我所料的话，姓徐的下半年很难再出去走动了。
一时趁手的家伙不太好找，而且也不能拿太大的东西，否则我很难走进系办公室。我在办公室楼下捡了半块板砖，藏在腋下，是我准备给姓徐的来个下马威的。其他的家伙就在办公室里就地取材好了，反正办公室里桌子椅子多的是，一样样使过来，够姓徐的享受一下的了。
我走进办公楼，面带亲切微笑，见人就点点头打招呼，以示我对这里熟门熟路，不是外人。大部分人不答理我，但是也有人冲我微笑着点点头，大概是把我当成校工一类的了。这也不奇怪，他们学校里应该也有烧锅炉的，估计也就是我这副德行。
走到楼梯间的时候碰上一个老头，手里拿着报纸信件，一看就是传达室的负责人。老头操着一口天津腔问我：“你是干吗的？”我回以天津腔：“大爷，我是修水管子的，早上徐教授打电话说他们屋水管子漏水。”大爷一听乡音倍感亲切，拉着我说：“你早干吗去了，漏了好几天了，才来？”一听这话把我吓一跳，妈的有这么巧的事，我就随口一编，没想到他们还真漏水，嘿嘿，此乃天亡徐奉修也。我赶紧问：“大爷，徐教授在哪个屋？”老头说：“上楼右转第二个门，介回可得修好了啊，再修不好的话，就是老乡也嘛用都不管，你明白吗？”我赶紧点点头说：“大爷，您放心，介回要修不好，我别的嘛也不干，天天上您这儿张着嘴接水来。”大爷笑着说：“去吧去吧，介倒霉孩子，够贫的。”
我上楼找到徐教授的办公室，敲了敲门，里面有人应道：“进来。”我推开门进去，屋里面两个人，我问道：“哪位是徐教授？”一个细高的麻杆站起来说：“我就是，你是哪位？找我什么事？”我盯着徐教授看了几眼，此人个子极高，我有一米八十高，他至少还比我高一头，长得倒是文质彬彬，鼻子上架副黑边眼镜，脸上有些皱纹，看上去有那么点沧桑感。穿一身浅色中山装，胳膊上还套两个套袖，人模狗样的有点衣冠禽兽的架势，难怪我四姐喜欢他，这人长得很面善，要不是因为赵争鸣的事儿，我还真有点下不去手。
我走到他面前说：“徐教授？”他点点头说：“什么事？”我笑了一下说：“你的学生赵争鸣托我带样东西给你。”徐奉修一听赵争鸣三个字，立即后退一步，脸上露出惶恐的神色，问道：“什么东西？”“你等等。”我说着伸手去掏板砖。“就这个！”我掏出板砖，跳起来照准徐奉修的脸直拍过去，徐教授很是勇敢，用脸部硬接我的板砖，就听见“啪”的一声，教授同志一声没出就坐在了地上，眼镜从中间断为两半，血从脸上流下来。屋里另外一个胖子跳将起来，厉声喊道：“你怎么打人？”我两眼直勾勾看着他说：“出去。”该人立即收拾行囊，拎个小包一路小跑出门去了。
我蹲下来对徐奉修说：“姓徐的，我叫赵超美，是赵争鸣的弟弟，听说你挺喜欢看人挨打，我觉得吧，光看没意思，你得亲自体验一下过过瘾，你说好不好？”徐教授坐在地下眼泪汪汪地看着我，茫然不知所措。我站起来想把教授同志拎起来，可是这厮实在太长，而且软得像一根兰州拉面，怎么也拎不起来，我又打算把他拖出去，可是教授同志两腿盘着桌子腿，两手抠住砖缝，摆了一个相当四平八稳的姿势，我死活也拖不动。眼见这厮如此赖皮，我实在别无他法，只好就地操作。我有条不紊地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墨水瓶，拍在他脑袋上，再拿起一本字典，拍在他脑袋上，再拿起他的钢笔，扎在他脑袋上。就这么按部就班地把他桌子上十几样东西一一招呼在他脑袋上，再看看徐教授，已经彻底没人样了，脑袋上花花绿绿的，还斜插着一支钢笔，整体感觉像个印第安人。
我看看桌子上也没什么东西了，而且总打人家脑袋也怪过意不去的，于是决定踢他。我先照着他左边肋骨给了几脚，然后停下来想了想，觉得光踢一边不太合适，就又在他右边肋骨上给了几脚，又想了想，恍惚记得好像左边踢少了，又给左边补了两脚。干完了这些以后，徐教授已经彻底不动了，腿也不盘着了手也不抠着了。我把他上半身扶起来，看看这厮的印第安造型，又觉得来气，就又用手照着脑袋上给了两个爆栗，看看没什么反应，我两手伸到他腋下，把他拖到窗边，打开窗户，直接把他推下去了。
这时候我才觉得有点累，我到屋里另外那个人的办公桌旁，拿起一个茶杯，看看桌子上还有茶叶罐，又打开茶叶罐放了点茶叶，然后到墙边拿起暖瓶，给自己泡了一杯茶，走回到徐教授桌子旁，坐下来开始喝茶，心里觉得有点后悔，倒不是后悔打了徐教授，而是后悔那个暖瓶怎么忘了拍在教授同志的脑袋上。正喝着，门开了，冲进来俩警察，还有那个前面跑出去的胖子也一起跟了进来，一个警察叫道：“谁打人？”我举起一只手说：“我。”另一个叫道：“被打的人呢？”我指了指窗外说：“下面。”俩警察赶紧跑到窗户边往下看，看完了以后立即冲过来把我按住，一个骂道：“你还挺悠闲，还他妈举手，你当你上课回答问题呢！”
我被警察拷起来往楼下走，路过收发室的时候，听见收发室那个老头嚷嚷：“咦？介不修水管子地嘛，介是我老乡啊，怎么的了介是？”我被拉着出了大门，往旁边看了看，没看见徐奉修，估计是被人抬走了。警察拉着我上了警车，还听见老头在喊：“水管子修好了吗？”
我被警察带回了派出所，随后又被带到分局，在省城里很是辗转了一下子，这倒也不错，我还没在省城里转悠过呢，现如今坐着警车逛街开眼，感觉自己还挺风光的，在车上美滋滋地乐，整得押送的民警面面相觑，以为抓了个神经病。我之所以这么乐观，是觉得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打了个人嘛，属于社会治安问题，顶多拘留一阵子，我甚至准备回头打个电话请我师傅向厂里请个假，准备放出去以后在省城里再玩两天。由此可见我当时不但是个文盲，还是个法盲。最关键的是，我根本就低估了马肥婆的活动能力。由此可见，我根本不是个聪明人，只是个耍着小聪明的蠢材，这种自不量力的愚蠢几乎让我生不如死。
后来提审我的警察告诉我，徐教授躺了仨月就出院了，跟我预计的半年有些差距，也不知道是我打得轻了还是这厮当右派的时候挨打挨惯了。马肥婆在医院躺着死活不出来，说我把她踢成脑膜炎了，真他妈的，没听说过脑膜炎是踢出来的。还说我把她弟弟脑袋踢坏了，现在她弟弟有点傻了。这也纯属诬陷，照我看她弟弟本来就有点傻，否则为什么我把他踢到墙根上，他又骨碌过来抱我的腿，来回好几次，不是傻子哪能干出这种事？总之马肥婆是讹上我了，通过她爸爸马书记给学校施压，说光天化日之下，有个歹徒在堂堂社会主义校园里行凶，目无法纪，是何等的猖狂，又给学校造成了何等的恶劣影响。这样严重的刑事案件不严办的话，国法不容，天理不容。学校又找公安机关交涉，要求严肃处理歹徒，打击刑事犯罪，净化办学环境等等。我这边根本没什么人说得上话，就算我家里知道这事，也没这个能力去走后门帮忙，何况我家里目前还不知道这事，更何况马书记不但施加了压力，还各处送了礼使了钱，要求务必置我于死地。又正赶上当时社会上在严打，当地的大案又不是太多，分局领导们正在头疼，赶巧我送上门来，焉能轻易放过？于是当即把我的案子当做典型案例来处理。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不判我个十年八年，恐怕连我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了。
我的案情比较简单，因此审讯非常顺利，我对所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预审的警察对我良好的认罪态度非常满意，纷纷夸奖我是模范嫌疑犯，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竹筒倒豆子，交代得一干二净。”等我把所有他们需要的豆子倒出来之后，他们笑眯眯地准备离开，这时候我问了一句：“警察同志，我什么时候能回去啊，我还想在城里转转呢？”预审员同志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别着急，你态度这么好，我们会考虑从轻处理的。”我点了点头说：“谢谢啊。”临出门他又补了一句：“应该五六年就出来了。”
这句话听到我耳朵里犹如五雷轰顶，直接把我炸傻了，我一把拉住要出门的警察，问道：“啥？什么五六年？”警察吓一跳，厉声道：“松手，要不给你加一条袭警！”我松开手，脑子里一片茫然，如坠梦中。后面警察又说了些什么我完全没听见，又好像听见了，好像大意是让我进去以后好好学学法，出来以后重新做人之类的。我觉得他们不是在对我说话，一定是在说另外一个人。可是这屋里戴着手铐的就只有我一个，他们板上钉钉，说的又绝对是我。我心头涌起一阵荒谬怪诞的感觉，就好像自己被一分为二，他们说的是另外一个虚构的我，而真实的我根本没事，只是坐在这里看热闹而已。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我被架起来往外走，我才终于明白这不是开玩笑，根本不存在两个我，就是这一个，打了人的是这个，要坐牢的也是这个，一瞬间我脑海里只有两个字：“完了。”
当天我就被羁押在分局看守所里，里面还关着一老一少，也是满脸的惊恐和无助，不知道是犯了什么事进来的，我也无心和他们搭讪，何况这里也不是搭讪的地方。我心里百感交集，有绝望，有后悔，有害怕，有伤心。但是更多的是对苗苗的愧疚，她知道这件事以后会怎样？会来看我吗？还是会恨我如此愚蠢，从此不见我的面？我不敢往下想，只感觉自己浑身无力，四肢发软。虽然我的前程算不上如花似锦，但是至少有希望拥有一点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而现在，所有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的幸福瞬间离我而去，关于未来的梦想从此变得遥不可及，我绝望得几乎要以头抢地，唯死而已。
那天晚上我躺在冰冷的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只听见另外两位也翻来覆去地长吁短叹，相信也正忍受着绝望的煎熬。我突然对自由无比渴望，渴望和苗苗翻墙逛公园，爬厕所看电影的日子，渴望我独自一人在漆黑的街上游荡偷窨井盖子的日子，甚至渴望我在云南割橡胶树吃蚊子喝玻璃汤的日子。那些日子里，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我都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而今这种自由突然被剥夺，只剩下孤独和无助陪伴着我，一瞬间我才发现，原来一堵薄薄的高墙，便是天堂地狱之隔了。
我的案子经过预审后就放下了，突然间热情的警察同志都不见了，没人理我了，我们牢房里的人进进出出，换得很勤，今天这个被带走了，明天那个又进来了。唯独我孤零零在里面坐着，就好像我原本就住在这里，属于监狱设施的一部分一样。我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因为这种事曾经发生过，我在云南支边的时候有一次王连长带着我们参加团里组织的大会战，大家坐着车跑了二十里去山上开荒，干活的时候我在山上打了个小盹，醒了以后人全没了，就剩下我一个。没办法我只好自己往回走，正走到气急败坏的时候，王连长领着班长开着车来找我。我揪住班长就骂，说你们他妈的还是人吗？把我一个人扔在山里头，当我是弃婴呢？王连长说别骂了小赵，要不是你们班长想起你来，你还指不定要在山里待几天呢。我心中略感歉意，问班长你怎么想起我来的？班长说晚饭的时候突然发现没有蛇鼠一窝汤，才想起来把你忘在山里了。这话把我气坏了，说班长你要不是为了喝汤你他妈的恐怕连我姓啥都记不住。
这次他们是不是又把我忘了？在云南把我忘了还不要紧，我还可以抡起两条腿往回走，在这儿要是把我忘了，我就只好自己烂掉了。我甚至很怀念预审我的那个预审员，由于我的配合，我们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会也把我忘了吧？哦，我明白了，他夸我是模范嫌疑犯，言下之意就是准备让我长期在这里住下去，给其他犯人做个榜样吧？
我一天天胡思乱想，一会儿安慰自己说没什么大不了，不就坐几年牢吗？坐牢的多了，也没看见谁因为要坐牢就不活了。一会儿又充满绝望，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工作肯定没了，对象还说不定，不过十有八九也飞了。我他妈的还活什么活？
日子过得很漫长，我从来没发现一天是如此漫长，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有人使坏把一天改成了48小时。我靠在墙边，盯着从狭小的窗户射进来的一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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