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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类似的判断做出后，基辛格在尼克松心目中的地位日见提升。
　　外公的预言
　　1969年，尼克松赴欧亚访问期间，也在寻找向中国传话的渠道。他知道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友好，于是在与该国总统叶海亚会谈时请他给中国领导人捎去口信，表示美国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叶海亚总统随后约见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转述了尼克松的口信。大使将此消息报告国内。为中美之间传递信息的巴基斯坦渠道就此开始形成。巴基斯坦渠道与后来的罗马尼亚渠道、巴黎渠道，对于打开中美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外公的认识则更进一步。海容记得，也是在1969年，有一次外公似乎无意地向她提了一句：“美国可能要派基辛格来中国。”然后，他就继续埋头看起了每天那两大本《参考资料》。
　　须知，当时基辛格远没有像后来那样蜚声全球，还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学者。所以，海容并不清楚基辛格是何方神圣，顶多了解到他是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更不会想到自己后来会接待此人达9次之多。
　　事后想来，海容觉得主席一定是根据《参考资料》和其它国际文电综合考虑后得出的结论，他曾说自己的任务就是研究国际形势。其实，基辛格对国际局势的言论早已引起中方关注。查询后可发现：在1971年7月16日基辛格秘访中国前，他的名字在《人民日报》共出现27次，在外公每日必看的《参考资料》中出现的频率想必更多。由此可见，外公把美国特使人选判断为基辛格，是有资料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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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初露端倪
1958年，外公在接见我驻外大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一向所想的是同美国闹成僵局20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国感到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一百零一年后一定会承认的。”
　　“同美国闹成僵局20年”——到了外公说基辛格可能来华的1969年，距离1949年已经20年了。美国方面也并非没有“梳妆打扮送上门来”的意思，中国方面是该有所行动了。当时，中国北方边境有苏联陈兵百万，南方边境有美国燃起的越南战火。面临腹背受敌，外公看到的是不利中的有利，是中国调整外交政策的绝佳时机，被后世称为“大外交”的惊人构想初露端倪。
　　一方面，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难以自拔，急于抽身；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日渐壮大的国力以及对国际事务不可小觑的影响已是无法回避的事实。长期敌视和封锁中国的美国，终于有可能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另一方面，中国认为美国军队如能早日撤离越南，对越南人民及周边国家人民，对整个东南亚的局势，都是有利的。外公还希望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不但打开中美关系之门，还要进一步与世界上其它重要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平等交往，重新回到联合国参与重大的国际事务，最终实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宏图壮志。不难想象：此举必将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从而改变世界。
　　因此，外公把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统一战线思想引入外交领域：世界被分成三个部分，团结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争取团结欧洲发达国家，分化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全世界最广泛的反霸权统一战线。上述思想从1969年起指导着中国外交战线，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74年，外公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将以上思想加以总结，形成“三个世界”的理论。上述外交实践，在今天看来，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大外交”。
　　1969年，外公、周总理及外交部部长陈毅、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老帅经过交换意见，洞悉国际局势将发生转折变化的先机，在思想上就“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达成一致。随后，中美之间开始了微妙的试探。
　　

“追到卫生间”传闻由来
外公的预言在1969年年底得到初步证实。
　　1969年12月3日，奉尼克松和基辛格指示，美国外交官在华沙设法接触中国外交官，传达美国欲与中国会谈的最新意向。一时间此事传遍全球，版本颇多，其一居然说美国人一直把中国人追到卫生间里……
　　这件重大而离奇的外交事件，其真相到底如何？当事人写过回忆文章，能起到澄清事实的作用，现引用一二。
　　那天，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翻译景志成随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一说为临时代办雷阳）应邀去华沙科学文化宫出席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他发现中美华沙会谈的美方联络秘书西蒙斯与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在说话，那个陌生人边说还边用手指着中国外交官。李、景二人不知道美国人在耍什么花招，决定活动结束后马上离开。他们当晚8时离开文化宫途中，美国人追上来了。景志成这样回忆：“当走到楼梯的一半时，西蒙斯领着那个人从后面追了上来，他指着那位陌生人对我介绍说：‘先生，这是我们大使。’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怕别人发现我们在说话，虽然脚步放慢了些，但并未站住。
　　这位被介绍是大使的人接着用波语对我说：‘我是美国大使，我想会见你们代办先生。’我边走边答说：‘我转达。’这时我发现李举卿已走出大门，我也加快了步伐。
　　美大使紧追不舍，气喘吁吁，边走边说：‘最近我在华盛顿见到了尼克松总统，他说他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这时，我们已走出了文化宫，李举卿已走得离我们很远了。
　　我们是最先走出来的，后面既无人跟着，街上空空荡荡，也没有行人。为了尽快甩掉美国人，我再次表示我转达后即急速离去。”
　　对于“追到卫生间”，景志成有自己的理解，他说：“据说美国国务院曾给斯托塞尔大使下达过一个绝对执行的指令，要他务必利用一切场合尽快地把美方要求恢复中美会谈的信息传递给中国人，即使追中国人到卫生间里也在所不惜。这也许是造成以讹传讹的原因吧。”
　　

外公与斯诺
“狙击手向着在河流上空摇晃地向他们慢慢爬行前进的红军射击。第一个战士中了弹，掉到了下面的急流中，接着又有第二个，第三个。”
　　忘记是在学生时代的哪一年，一本书中有关红军十七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描写让我流下了热泪。这本书就是《西行漫记》，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众所周知，他是我外公毛泽东的朋友。
　　我很崇敬斯诺前辈。2005年夏天，我在北京大学纪念斯诺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提交了论文并做了简短发言，主题是斯诺5次采访毛泽东的新闻影响力。虽然已有很多前辈的研究成果，但毛泽东与斯诺这个话题仍然远未终结——我这样认为。
　　比如，1970年斯诺最后一次访华与打开中美关系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斯诺已于1972年因病过早去世，未能来得及深入分析和回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参与当年活动的中方知情人少之又少，文字方面未能留下多少第一手材料，真是遗憾。
　　海容姐姐和闻生阿姨参加了外公与斯诺的最后一次会见。无论谈外交还是谈斯诺，她们俩都是不可多得的讲述者。于是，我利用一切机会向她们请教当年发生的事情，期望唤醒深藏了35年的记忆。庆幸的是，我总算部分地达到了目的。
　　前4次采访
　　1936年，斯诺到陕北保安采访，他与我外公连续几天彻夜长谈，外公由此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忆自己的前半生。我的外婆贺子珍为他们端来自己做的“甜点”腌酸杏以助谈兴。陕北之行让斯诺写出世界新闻史上的名著《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罗斯福等不少美国政要对此书赞赏有加，中共领导人的名字开始为西方世界所知。
　　1939年，斯诺来到延安。这一次，外公托他与美国政府说明中共的对美政策，表示与美国合作的诚意。为款待贵客，外公新婚的夫人江青亲自下厨为斯诺烹制可口饭菜。回国后斯诺写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抗战的著作，并数次向美国总统罗斯福介绍中共解放区的情况，对世人了解中国和中共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60年，斯诺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其实，斯诺早有来华的意向。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措施让斯诺处境维艰，久难成行，致使英国记者格林抢先成为第一个采访新中国的西方记者。此次访华斯诺得到了外公、总理的接见并与之长谈。他据此出版了著作《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
　　1964年底至1965年初，斯诺再次访华。美国报刊不敢对斯诺提供资助，他是以法国某刊物记者身份来华的。斯诺与外公、总理长谈多次，得到了诸如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新闻图片、中国首次公开的内部经济数字等大量独家新闻。除美国外，全球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斯诺据此写成的中国报导，美国报刊则对其做摘录和改写后再予以登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斯诺希望了解中国的真实状况，多次提出访华申请。经总理请示外公，斯诺夫妇于1970年8月再次达成中国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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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曲折
五二○声明
　　说到斯诺最后一次来华，就不能不说到1970年中方为支持柬埔寨抗美救国运动，以我外公毛泽东名义发表的“五二○声明”，不能不说到打通中美关系过程中的曲折。
　　本来，在1969年初步接触的基础上，1970年2月20日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第136次会议正式商定，下一次会议，即137次会议将是更高级别的谈判，以便讨论中美间的重大问题。对立20年的中美两国能达成这样一个意向，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不过，大家心里都清楚，影响中美关系的变数是很多的。果然，谈判的势头不久就被打断了。
　　1970年3月，柬埔寨发生政变，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被宣布废黜。柬埔寨是中国近邻，西哈努克亲王一向与中国友好，而政变方则与美国关系密切。中国方面此时的想法是推迟会谈，看看事态究竟如何发展。外公在总理的报告上批示：“可略推迟几天，以四月十五日为好，请总理酌定。”
　　中方看到的结果是：美国为支持政变者，于1970年4月从越南派兵侵入柬埔寨。显然，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好谈的。中方宣布：推迟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第137次会议。
　　1970年5月20日，外公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柬埔寨的侵略战争，坚持支持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人民战争。次日，外公和西哈努克亲王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出席百万人参加的首都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斗争大会。中央副主席林彪宣读了“五二○声明”。“五二○声明”传遍世界。美国总统尼克松获悉后不免对改善中美关系感到绝望。冷静的顾问基辛格提醒他：中方基本是在重复过去的革命言辞，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
　　基辛格博士说得对。的确，中国人没有把门关死。“五二○声明”全长不过932个字，最著名的是以下这段：“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由此，“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句话成为当年权威的《毛主席语录》中最新的一条。
　　

斯诺最后一次访华
天安门上
　　斯诺是1970年8月到京的。10月1日，他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成为国庆观礼的嘉宾。在那里，他见到了我的外公毛泽东。
　　斯诺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场景：“我坐在挤满了人的天安门城楼上，怡然自得，忽然有人拉了拉我的衣袖，回头一看，是周恩来总理，他领着我和我的妻子洛伊斯很快站到毛主席身边……”
　　又是五年不见，外公与斯诺含笑而视。就在此时，总理吩咐记者拍下美国记者斯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出现在毛泽东主席身边的历史性照片。总理在旁边满意地审视着这精心安排的一幕。
　　此时，身为礼宾司负责人的海容也在城楼上。这天来的外宾很多，忙于照顾他们的海容，没有意识到斯诺出现的重要性。在那样的场合接待斯诺，是外公特意安排的。耐人寻味的是，当天的新华社电讯并没有格外把笔墨放在斯诺身上，只是把他放在参加庆祝大会以及被会见人士名单的最后。放“试探气球”的机会是需要等待的。
　　去天安门是为了检阅国庆游行。没有人想到，这是外公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最后一次检阅游行队伍。一年过后的又一个国庆节是静悄悄过去的，我外公与斯诺——这对老友很快都病倒了。
　　外公急令
　　在城楼上，外公和斯诺约定的是“以后再谈”。10月12日，周总理在外交部“关于毛主席接见斯诺的安排建议”上写道：“建议在最近几天，主席接见斯诺一次。斯诺原定十月十五日外出，如主席同意在最近几天接见，也可推迟斯诺夫妇外出。主席哪天接见，是否让他夫人参加，哪些人陪见，可否照像，均请主席决定示知。”
　　外公在此件上批示：“可以，拟多听他谈些国际情况。”
　　然而，斯诺对外公的采访并未安排在10月15日之前，其间是否发生过什么变故，我不得而知。繁杂的国事牵扯了老人家的精力，外公再次与斯诺见面已是该年冬天。
　　1970年12月18日，清晨5时许，天还黑着。在朝内大街外交部办公楼熟睡的海容被电话铃声惊醒了。电话是外公的护士长吴旭君打来的，她告诉海容：“主席马上要见斯诺，就你和唐闻生两个参加。你们告诉斯诺，一个老朋友要见他。快来！”
　　海容愣了一下，她还没有完全醒过神儿来。　　外公急令，海容不敢有分秒耽误。她赶快把自己的搭档唐闻生从被窝里“拽”了起来。
　　中南海派来的车随即到达，接王海容、唐闻生去游泳池外公住处。她们当面接受了外公布置的任务，便登车前往斯诺住地，北京当时最高级的涉外饭店——北京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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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会见斯诺
为什么外公突如其来提出会见老友斯诺？据已披露的材料及老同志的分析，是因为“###”（即《参考资料》）介绍了斯诺的文章。
　　原来，1970年12月13日，意大利《时代》周刊发表了斯诺一篇文章，内容是周总理接见他的情况。新华社随即把此消息编入《参考资料》。外公得知后，立即调阅全文。那么，这篇文章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
　　原来，斯诺据“五二○声明”做出判断：中美有可能站到“反帝统一战线”中来。原文是这样写的：“目前，中国已经摆脱了‘文化革命’所造成的长期严重的‘倒退’，恢复了自己同外界的联系，很明显，中国要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按照毛主席五月二十日的声明，这一战线并不排除美国人。”这可是一项重大发现！虽然“反帝统一战线”的说法并不确切，但想必外公已有觅得知音、兴奋不已的感觉。
　　清晨造访
　　海容她们赶到北京饭店时，天光尚早，为了尽量少打扰斯诺，决定先打房间电话。在服务台查到号码后，闻生阿姨拨了几回，都是无人接听。无奈之下，只好敲门。斯诺住的是套间，在对着服务台的两条过道上各开一门。她们硬着头皮，分头去敲，又敲了半天。睡眼惺忪的斯诺夫人洛伊斯终于打开房门。唐闻生迎上前去，语含歉意同时也很急促地用英语告诉她：“有一位老朋友要见斯诺先生，请他现在就跟我们走。”
　　洛伊斯帮斯诺找来出门穿的衣服，王海容、唐闻生陪斯诺同车前往中南海，留下不知所以的洛伊斯一个人在北京饭店等待。海容还告诉我一则趣闻：当时有专人负责接待斯诺。到了白天，发现斯诺不见了，问他夫人也不知道。失踪了？负责接待的人急得不行，把老先生丢了……
　　难得的长谈
　　中南海对于斯诺来说并不陌生，1960年他来过丰泽园做客。1966年8月18日，外公从丰泽园搬到游泳池，斯诺是他在这里会见的第一位外宾。
　　很快，载着斯诺一行的车停在游泳池门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张耀祠上前问候，他们是负责外公安全警卫的最高领导。斯诺从他们的军装和身份上判断，这是两位将军（汪东兴、张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