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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女性主义-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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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制的痕迹”。（Barrett and Phillips； 120） 米丽特 （Kate Millett） 是最早将男权制（父权制）这一概念引入女性主义理论的人，她在《性政治》一书的第二章首先引入了这一概念，成为后来女性主义理论大量使用这一概念的起点。这个概念本不是什么新创造出来的概念，指的是由父亲作家长的机制。米丽特为它加入了新的含义，这样它就包含了双重含义：第一，它指男性统治女性；第二，它指男性长辈统治晚辈。从60年代开始，这一概念被定义为男尊女卑的系统化机制。 激进女性主义非常强调自己的理论是关于女性的理论，是由女性创造的理论，又是为了女性而创造的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有：把对女性的压迫视为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其目的在于理解和结束这一统治；在所有的概念中，男权制是关键概念；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同男性利益相对立，这一利益使女性在姐妹情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超越了阶级和种族的界线，所有的女性都应当为女性的解放而共同斗争；男权的统治不仅限于政治和有报酬的工作这类公众领域，而且存在于私人生活领域，例如家庭和性这两者都是男权制统治的工具。此外，激进女性主义还有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交换价值先于使用价值；第二，在男权制体系中，交换价值是由男性来定义的。激进女性主义主张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即使是女性最私人最隐密的经验，也是由拥有特权地位的男性原则的制度和结构造就的。 激进女性主义的男权制理论并不把国家作为政治的中心议题，而认为国家只是男权制压迫的工具；它不看重经济压迫，并且认为，那种以为推翻了经济压迫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观点是错误的。女人是作为女人而遭受经济压迫的，而不是作为一个性别中立的无产阶级成员而遭受经济压迫的。这一理论还认为，家庭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中心部分，其中包括在家务劳动上对女性的剥削、性剥削等。 激进女性主义向传统的权力及政治观念提出了挑战。它指出，男权制在所有的社会中运行，其力量远远超过了正规的权力制度，超越了阶级和种族的界线。它在人们的童年就开始以社会教化的形式灌输给他们，通过教育、文学和宗教这些手段的强化，使人们将其内化在心灵深处。有些女人因此而仇视自我，否定自我，接受了自己是二等公民的看法。有的女性主义者甚至直截了当地将男权制称为“男权制宗教”，并认为全世界的各种主要宗教全都在起着使男权制合法化的作用。因此，女性运动不仅是反教会的，而且是后基督教的精神革命。 激进女性主义的理论论证追溯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女性在所有的社会都处于从属地位，原因是什么？在15世纪的欧洲有迫害女巫的运动；在中国有女性裹小脚的习俗；在非洲至今还有许多女性要受割礼 （荫部环切术）；在美国也有妇科学 （gynaecology），其功能同上述那些习俗类似，都是为了控制女人的身体、性和生存环境。激进女性主义者以此为依据，提出了整个女性群体“殖民化”（colonizing） 的问题，这一理论的主要假设是：“女性普遍的殖民化，即普遍屈从于男权制的压迫。”（Smith and Watson； 19） 女性受到男权制社会制度的压迫，这是最基本的压迫机制；其他形式的压迫，如种族主义，健全主义 （able…bodiedism），异性恋霸权主义以及阶级压迫，全都与性别的压迫有关。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创造出性别阶级 （sex…class） 这一概念。她们认为，男性是与女性极为不同的一种人，是一种富于攻击性的邪恶的人，他们迄今为止一直在统治、压迫、剥削和残害女性。 激进女性主义指出，女性所遭受的压迫有如下五种特征：第一，从历史上看，女性是最早受到压迫的群体。第二，女性受压迫是最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实际上存在于一切已知的社会之中。第三，女性所受压迫最深，这种压迫形式又最难根除，依靠消灭阶级社会之类的社会变革也不能将其除掉。第四，女性所受压迫对受害者造成了最大的 （无论质还是量的方面的） 痛苦，虽然这种痛苦由于压迫者和受害者都有性别偏见而往往未被认识到。第五，女性所受压迫为理解所有其他形式的压迫提供了概念模式。虽然不同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对女性受压迫的基本性质的强调侧面有所不同，但她们至少在上述的前三点上意见一致。（贾格尔等，1989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激进女性主义（2）
激进女性主义将其理论重心放在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以及男性对女性在性和生育领域的控制上；它视男性群体为压迫女性的群体，要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争取女性的中心地位。这一理论的极端形式是攻击异性恋、性暴力和淫秽Se情品的制造与销售。它认为，女性受压迫的基本根源是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统治，这种统治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的，一是通过意识形态途径，其中包括淫秽Se情品的制售，贬低女性的思维定式，性别主义的幽默玩笑等；二是通过实践的途径，其中包括男性中心的婚姻和财产法，剥夺女性的生育权利，性暴力等。 基于上述观点，激进女性主义致力于下列工作：为被强Jian女性设立救助中心；为受暴女性提供庇护所。她们最活跃的方面在和平、生态、生育权利、反对淫秽Se情品以及同性恋权利运动等。她们为运动所制定的目标是：摧毁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机制，代之以赋权机制 （systems of empowerment）。 对于激进女性主义所提出的男权制这一理论，女性主义者当中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虽然有人认为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压迫女性的机制是有效的，但也有人认为它太过宽泛，太过概括，还有人认为它太受特殊社会条件的限制，不如用“性…性别体系”（sex…gender system） 这一概念来取代它。有的批评指出：这一理论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它不能解释男权的起源，因此难以提供结束男权统治的策略；它建立在“男人是敌人”这一错误的判断之上，所以只能在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当中引起共鸣，不能吸引到广大女性的认同；这一理论是非历史的，建立在错误的普遍适用假设之上，它只反映了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经验，没有考虑到工人阶级女性、黑人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的情况；按照这一理论的逻辑，在男人数世纪的错误统治之下，女人所扮演的只是被动受害者的角色，而不是历史和未来的共同创造者。对激进女性主义的另一种批评来自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它把男女两性的两分状态固定化了，把男权制的压迫和禁制当作一个静态的概念来看待。 哈特曼 （Heidi Hartmann） 的著名文章《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结合》曾在70年代广为流传。她既批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点，也批评了激进女性主义的阶级盲点，从男性在家庭内外控制女性劳动力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男权制这一范畴。她把资本主义和男权制看作相互依赖、相互强化的两个制度，并认为，女性解放就是要把这两种制度都消灭。（贾格尔等，1989年） 2、激进女性主义对女性作为一个阶级的强调 激进女性主义的主张是：女性是一个阶级，男性是另一个阶级。她们激烈而鲜明地反对男权制社会，通过宣传示威活动，建立女性空间和女性文化。她们的基本观点是：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即个人经济上的不平等地位不是个人原因，是社会不公；以男权制为根源的阶级压迫；对男权制的心理学、生理学解释；男女有本质不同；社会必须彻底改变；等级制必须消灭。 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是被压迫阶级，并称现行的社会体制是性阶级体制 （sex class system）；男女不平等是由性别所造成的，消除不平等的方式就是要破坏性别角色的分工。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甚至将女性的低下地位归咎于生理结构，认为女性的身体是自然界的畸形创造，这一生理结构导致女性以为自己应当去做那些屈从于男性统治的事情，诸如生育、带孩子、性茭等；既然并不仅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才受压迫，而是在任何经济制度中都可能发生压迫女性的现象，那么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就不是由阶级原因，而是由生理原因导致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女性的生育；只有通过诸如避孕技术、试管婴儿、人工授精及无性繁殖这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把女性从生育这一压迫她们的生理功能下解放出来，女性的处境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只要两性的区分在生理上和社会上还继续存在，女性的处境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她们认为，要想铲除这一性阶级体制，必须首先铲除其生理基础；只有想办法消除使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的生理差异，使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不再有意义，才能进而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和性别歧视。 费尔斯通 （Shulamith Firestone） 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她的代表作《性的辩证法》被誉为对女性受压迫进行系统分析并解释其根源的最早尝试之一。她在这部著作中表达的一种观点十分引人注目：通常，女性主义者总是否定女性的依从地位有其生物学的基础，可费尔斯通却认为，女性依从地位的根源在于人类生物学的某些永存的事实，那就是：婴儿的成熟期很长，这便决定了婴儿要有很长一段时间依赖于成｜人，特别是要依赖母奶才能生存；与此同时，生育使女性的体质变弱，使她们要依靠男人才能生存。由这一逻辑推衍下去，费尔斯通得到了如下的结论：女性解放要靠“生物革命”和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技术进步，这一革命不仅要使婴儿的养育脱离人奶，而且要使生育过程脱离子宫，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女性对男人的体力的依赖，而这一依赖恰恰是女性依从地位的生理基础。（贾格尔等，1989年） 人类学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非洲游牧民族和爱斯基摩人以及其他狩猎民族中，造成男性统治的原因不能仅仅用与外界的阶级社会接触来解释，而要由其自身发展的过程及致使女性地位低下的生理原因来解释。除了前述费尔斯通的解释，即男权制产生的原因是原始人的后代对母亲的依附，以及母亲依附于在她生产和哺｜乳时供养她的男人这一基本事实之外，更普遍的一种看法是，男性统治既非来自男性的好战，也不是由于女性的依附性，而是起源于男性的狩猎活动。由于女性要哺育孩子，不能去狩猎，男人就利用她的无能为力而控制了肉类的交换。随着肉类在不同狩猎集团饮食中处于日渐重要的地位，就逐渐形成了男性的统治。
二、激进女性主义（3）
在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开始改变其观点，从把女性的地位低下归因于女性的生理状态，转变为谴责男性的生理状态，从而走向另一极端，鼓吹排斥男性，把男性侵犯女性的倾向看作是与生俱来的，把男人当作敌人。一种典型的激进女性主义言论是这样的：有人说，女性运动是有始以来第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而我们认为敌人就是社会和男人。（Pearsall； 137） 在第四次世界女性大会上，有一位老年女性发言说，记得在60年代、70年代那时，在女性的###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一位女性高声问与会女性：谁是我们的敌人？大家齐声回答：男人！ 不仅是激进女性主义这样看，就连萨特都认为女性运动是一场所有女人针对所有男人的斗争，他曾说过：“迄今为止，阶级斗争是由一部分男人针对另一部分男人而展开的。它本质上是男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与权力或经济相联系的关系。而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却是非常不同的。……我认为，女性斗争不是从阶级斗争中引伸出来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大多数女性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这是一场所有女人针对所有男人的斗争，而每一个女性只要通过加入这场运动，使它成为规模更大的斗争，她们就能从中获得益处。”（转引自波伏瓦，牧原编，第80…83页） 激进女性主义也承认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女性对男人的从属地位，但她们认为，女人主要的敌人是男人而不是体制。根据她们的考证，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文化中即有厌女症的表现，而这一文化正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发祥地。在所有已知社会中，性别关系都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因而是一种政治的关系；这一权力的形式是男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统治女性；性别统治是那么普遍，那么无所不在，又是那么彻底，以致被视为一种“自然的秩序”而被广大的人群视而不见；它在各种文化中都是最为普及、渗透力最强的意识形态，它为权力这一概念提供了最基本的形式。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走得不够远。如果拿激进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比较，平等和性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对于前者来说要大大超过后者。激进女性主义认为，男权制压制女性，是一个以权力、统治、等级和竞争为特征的体系。这一体系不可改造，只能将其根脉根除、消灭。不仅要推翻男权制的法律、政治和经济结构，还要推翻其社会、文化制度，尤其是家庭、教会和学院。激进女性主义长时间以来一直拒绝学院传统，视白种西方男人精英政治是有问题的，是维护统治结构和等级的。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性别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结构是并生关系。它既不能容忍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融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策略，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张，而是主张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分离出去。因此，这种观念立场有时又被称为分离主义。 性和身体的领域是激进女性主义极为关注的领域。激进女性主义代表人物麦金农的名言是：“性对于女性主义就是工作之于马克思主义：既属于自己，又被剥夺。”（Meyers； 65）为女性争取堕胎权是激进女性主义活跃的主要舞台。 对激进女性主义的主要批评是：它没有能够解释生理性别是如何变成社会性别的。如果将男性压迫女性的原因归结为生理上有问题，是生理原因使他们变得残忍，那么就很难认为这种压迫关系是能够改变的。此外，激进女性主义被批评为具有种族中心主义的缺点。
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1）
1、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 从19世纪到1960年代，女性运动中活跃着另一个大流派，那就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它认为，女性问题在工人运动、社会民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将得到根本的解决。女性解放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进入社会主义劳动市场。“阶级统治将永远消亡，而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也将随之告终。”（倍倍尔，第472页）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论，其基本论点是：物质生活塑造人的意识。经济制度决定上层建筑。它强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压迫，看重物质和经济力量。关注男女不平等的经济原因和资本主义问题。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必须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真正的性别平等才有可能。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常常引用的经典著作。它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制度这一经济秩序的社会组织。女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后备军。它主张女性主义与阶级斗争相结合。由于女性在男权制下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来自私有财产制，改变资本主义和男权制体系这两个制度的一方，就会导致另一方的改变。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把“阶级”仅用来区分与生产资料有关的不同社会群体过于狭窄，女性也是一个阶级；它试图用“异化”的概念来解释女性受压迫的现实，并认为使女性摆脱压迫的道路就是克服女性的异化和消除劳动的性别分工；它的最终目标是使社会上男女阶级的划分归于消失；它解放女性的战略是性别特性的变革和生育的变革。因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反对强调男女两性区别的。它主张不应当有一个独立于全体政治之外的女性主义政治，并认为独立的女性主义政治必定是一种错误的普遍概括 （false universalising）。它更反对女同性恋的分离主义 （Lesbian separationism），认为这种分离主义的基础是男女两性的生理区别。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平等与公正的争论中是站在平等一边的，它认为女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系统地处于不利地位，这不是个人能力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历史和社会的原因造成的；因此，要改变女性的不利地位也不能仅仅靠个人的努力和所谓“公平竞争”，而是要为女性争取特别的保护性立法，以及各种救助弱势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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