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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得几个字-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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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单字巧对，写出“正乐须知夔一足，邀吟岂聚鼠千头”这么洋洋自得、睥睨一世的句子。知者或许不多，赏者却博趣不少，我越看越觉得故人诗句中的孤愤与戏谑都很值得一笑，忍不住扣指击节，大笑起来。
张容听我把这一大套说完，给了我一个“闪电麦昆”式的皱眉，说：“我觉得蛮冷的，没那么好笑。你应该多听相声，相声好笑多了我跟你说。”
18。值
看来小孩子的耳朵是全方位接收着所有的讯息的。哪些讯息需要储藏？分析？整理？运用？——容我斗胆臆测——全凭这孩子的直觉。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外人能够使用理性的教育工具帮上什么忙。我也经常从孩子忽然冒出来的一句话发现，他们常常“在无意间偷听”我说了些什么，并且立刻抢到应用的机会——张宜在今天这个“值”字上提供了一个例子。
最近我总在跟张容讨论些跟价值有关的问题。他从学校里学习得来的结论是“值得就是有用”、“值得就是有意义”、“值得就是不浪费”诸如此类。但是孩子对于语言上的某些逻辑会有“过不去”的怀疑，对于大人强加于他的价值感，他总有闪躲、排除的说法，比方说，“有用的东西很多呀！每一样东西都值得吗？”“有意义的事情很多呀，你认为值得，我却不一定认为值得。”甚至“妈妈认为值得买的东西你总说浪费。”诸如此类。
顶嘴为独立思考之始——但是我讨厌小孩子顶嘴。那一天我趁他在游泳池玩得高兴，想起一招儿来，于是借了个题目问他：“你自由式练多久了？十个小时有了吧？”他点点头。“练得死去活来，还是只能游十五公尺，值得吗？”他又点点头。“为什么值得？”“好玩呀！”
“练会了更好玩吗？”
“会吧？”
“那就是更值得了。”我说，“所以‘值’这个字不止一种‘值’法儿。”
“值”当然是从“直”而来的。直，除了不弯曲、不歪斜、合乎正义、坦白以及作为对纵、竖之形的描述之外，也有相抵、相当、对上、遇上的意思。
而古典文献里的“值”这个字，最初的用法也都是“遇上”、“碰到”之意。除了《诗经？陈风？宛丘》里的：“无冬无夏，值其鹭羽。”此处的“值”，在旁处少见，是执拿的意思。其余从先秦到汉代，“值”多半都是从“遇上”、“碰到”衍生出来的“对”、“当”关系。像“值法”这个词——几乎不晚于“执法”——它的意思是违法、犯法。何以谓之违、何以谓之犯呢？就是有一个明确对立的关系。
你甚至可以这么说：值，对立也。
当我们花一番精力、付一笔钱、寄托一把情感，所彷徨困惑的，总是“不知道究竟值不值得？”值不值呢？那就要看把什么东西安放在这些支出的对立面了。我不懂儿童心理学，也答不出“如何为孩子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这样的题目，但是我很小心地做了一件蠢事。我在游泳池边跟张容玩相扑的时候告诉他：从认得“值”这个字就可以像练习游泳一样练习自己的价值感——无论要做什么，都把完成那事的目的放在自己的对面，清清楚楚看着它，和自己能不能相对？能不能相当？对不对？当不当？而不是同意或者反对大人的看法而已。
我明明知道：和一个比自己矮五十多公分的小孩在游泳池边怒目相视、严阵以对地相互推挤是蛮蠢样的，不过，我从张容涨红的脸上看得出来，使尽吃奶的气力和自己的爸爸抗一抗，就算会一步一步被逼落水中，也都是很爽、很值得的事吧？
不过，他妹妹在旁边，斩钉截铁地警告他：“你再这样浪费体力，等一下就没有生命值练习游泳了我跟你讲！你不要不听话。”
生命值？据说是计算机游戏里运用“值”字打造的一个最新的词汇。拜学了！
19。做作
我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教导过一个分辨“做”和“作”的方法。所为者，如果是个实体可见之物，则用“做”——像“做一张桌子”、“做一把椅子”之类。如果是抽象意义的东西，就用“作”——像“作想”、“作祟”。那么“作文”呢？课表上的“作文课”从来没写成“做文课”，所以明明是一篇具体可见的文章，还是要以“抽象意义”想定。
上了中学，换了老师，又有不一样的说法了。“做”，就是依据某些材料，制造出另一种实物。“作”则不一定有具体可见的材料，往往是凭空发明而形成了某一结果。这样说似乎比小学时代所学的涵盖面和解释力都大一些。但是也有不尽能通之处。比方说，我们最常使用的一个词儿：“做人”，如果按照中学老师这个说法，则此词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健康教育课本第十四章没说清楚的男女*而生子女之意。那么我们一般习用的“做人处世”就说不通了。
要说难以分辨，例子实在多得不胜枚举。比方说：“作客”还是“做客”？杜甫的《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刈稻了咏怀》：“无家问消息，作客信乾坤。”可是无论《水浒传》或者《喻世明言》这些小说里提到的相近之词，都写成“做客”。总不能说出外经商就是“做客”，流离不得返乡就是“作客”罢？
再一说：“作对”有为敌之意，有写对联之意，这两重意义都可以用“做对”取而代之。这一下问题来了：古书上、惯例上从来没有把结亲写成“做对”，可是在旧小说《初刻拍案惊奇》里也有这样的句子：“至于婚姻大事，儿女亲情，有贪得富的，便是王公贵戚，自甘与团头作对；有嫌着贫的，便是世家巨族，不得与甲长联亲。”那么为什么结亲之事不能也“做”、“作”两通呢？
“作贼”，“作弊”、“作案”，一般都可以写成“做贼”、“做弊”、“做案”，可是“作恶”、“作恶多端”常见，而“做恶”、“做恶多端”似乎不常见，看样子也不能以行为之良善与否来算计“作”、“做”两字之可通用与否。在较完整的词典里你总会找到“做亲”这个词条，意思就是结婚、成亲，可是绝对找不到“做赘”——要男方赘入女方之门，得同“作嫁”一般讲“作赘”。同样是结婚，差别何以如是？
“作福”是个来历久远的字，《书经？盘庚上》即有：“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福可以作，那么寿可作乎？大约是不成的，小学生倘或把该写成“做寿”（办庆生会）的写成“作寿”，严格讲究的老师会以笔误论处，那是这孩子自作自受。
说到了学校里的教学，我就一肚子火，我们的教学设计似乎很鼓励老师们把孩子们“逗迷糊了之后”，再让他们以硬背的方式整理出正确使用语言的法则。比方说：A、作一；B、作揖；C、作料；D、作践；E、作兴。上述哪一个词中“作”字的读音同“做”？
你不是中文专业，你傻了。程度好一点儿的会在A和D之间选一个，程度泛泛的瞎蒙范围就大一点好了，了不起是五分之一的机率。
我跟我家七岁和五岁的小朋友解说“作”和“做”这两个字的时候，是先告诉他们：这两个字都各有十几个意思，“作”的诸意之中有一个意思是“当做”、有一个意思是“作为”；而“做”的诸意之中有一个意思就是“作”。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这两个先后出现差了将近一两千年的字早就被相互误用、混用成一个字了。我们只能在个别习见的词汇里看见大家常见的用法，语言这事儿没治，就是多数的武断。
我区别这两字的办法有什么过人之处吗？没有，我每一次用字不放心都查一回大辞典。两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所以你眼睛坏了。”
本页旁注：倒数第四段的答案为A，语出《管子？治国篇》：“是以民作一而得均”。B为第一声，C、D、E皆为第二声。
20。西
五岁的妹妹除了在直排轮上纵横捭阖、如入无人之境以外，所有的学习都落后哥哥一大截。全家人一点儿都不担心——反正她还小——我们似乎认为这是生日相去两年三个月自然的差异。
可是且慢！那直排轮该怎么说？经过八小时正式的直排轮课程操练，张宜已经能够站在轮鞋上一连闯荡两小时，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张容却只能屡起屡仆，挫中鼓勇。妹妹风驰而过，撇转头问一句：“你怎么又摔跤了呢？”
暑假接近尾声的时候，我试探地问张宜：“你直排轮学得那么好，要不要跟哥哥一样学写几个字呢？”
张宜想了想，说：“写字跟直排轮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等一下等一下！有关系有关系——直排轮跟写字都有‘老——师’。”
但是她没有想到，教写字的老师是我。一听说我要像京剧名伶裴艳玲她爹那样一天教写五个字，张宜的脸上很快地掠过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说：“你不是只会打计算机吗？”
我已经很久不用硬笔写恭楷，稍一斟酌笔顺，反而踯躇——耳鼓深处蹦出来一个简单的问题：孩子为什么要认字？有没有比书写文字本身更深刻的目的？张宜却立刻问：“你忘了怎么写字吗？”
“没有忘。”
“那你在想什么？”
就是那一刻，我想得可多了。我想我不应该只是为了教会孩子写出日后老师希望她能运笔完成的功课而已。我应该也能够教的是这个字的面目、身世和履历。这些玩意儿通通不合“时用”，也未必堪称“实用”，但却是我最希望孩子能够从文字里掌握的——每个字自己的故事。
我先在纸上画了一个带顶儿的鸟巢。一横，底下一个宽度相当而略扁的椭圆圈儿，圈中竖起两根支柱，顶着上头那一横划。是个“西”字。
“这是什么？”
“这一横杠是树枝，底下悬着的是鸟巢，有顶、有支架、有墙壁——通通都有，你看像不像一个鸟的房子？”
“昨天门口树上有一个被台风吹下来的，是绿绣眼的巢。”
“这个‘东西’的‘西’字，本来就是鸟巢。小鸟晚上要回窝睡觉了，叫做‘栖息’。‘栖息’这个意思，原先也写成‘西’，就是这个像鸟巢一样的字。可是这个字后来被表示方向的‘西’字借走了，只好加一个‘木’字偏旁，来表示‘小鸟回窝里睡觉’，还有‘回家’、‘定居’这些意思。”
“为什么表示方向的字要借小鸟的家？”
“表示方向的这个字也读‘西’这个音，但是没有现成的字，就借了意思本来是鸟巢的这个字。”
“小鸟把自己的家借给别人哟？这样好吗？”
“所以刚刚我们说，为了表示‘鸟窝’、‘鸟巢’这个意思，就不得不另外再造一个字形——”我再写了一次那个加了木字偏旁的“栖”。
“你会把我们家借给别人吗？”
“不会罢。”
“好，那我可以去看《凯搂喽军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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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娃
我承认，直到小学毕业，我还偷偷玩娃娃。娃娃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自己用破棉布衬衫碎料缝制的。当时一共做了三个：用白、蓝布做的一高一矮两个比例均衡，以原子笔涂画的面目也显得清秀端庄。也由于用料色彩单纯，这两个娃娃显得比较“正派”——至少多年以来，在我的回忆中一径是如此——然而我却不常“跟他们玩儿”。“跟我玩儿”得比较多的是个圆圆脸、大扁头、嘴歪眼斜的家伙，这家伙是用深浅米黄格子布和绿白格子布做成的，还有个名字，叫“歪头”。
每当我觉得想玩儿娃娃、又怕把心爱的手工艺品弄脏了的时候，就会把“歪头”提拎出抽屉来摆布摆布。时日稍久，感觉上“歪头”竟然是我惟一拥有的娃娃了。这娃娃始终是我的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晓。很可能一直到初中三年级举家搬迁，“歪头”才彻底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如果有人问我对于搬家有什么体会，我能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就是：搬家帮助人冷血抛弃日后会后悔失去的珍贵事物。我近乎刻意地把“歪头”留在旧家的垃圾堆里，甚至完全忘了另外还有两个曾经受到妥善保存的娃娃。那时我一定以为自己实在长大了，或者急着说服自己应该长大了。
我在跟张容和张宜解说“娃”这个字奇特的“年龄属性”的时候，竟然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歪头”。
可以推测得知，在汉代，大约是最初使用“娃”这个字的时候，它的意思是“美女”，换言之，是形容成熟的女人。《汉书？扬雄传》引扬雄所写的《反离骚》：“资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赖。”大约是最早的例子。到了唐人、宋人的笔下，这个字所显示的女子年龄明显地变小了，很多诗词里所呈现的“娃”是少女、小姑娘的代称。再过几百年，至于元、明以下的“娃”字常常随北方地方语之意以应用、流传，“娃”字的年龄降得更低，大约非指儿童、小孩子不可了。到了今天的俗语之中，除了亲昵的小名儿，“娃”字则往往多用于婴幼儿。
“原来娃娃不是小孩子。”我说，“这个字是从大人长、长、长、长回小孩子的。”
字义的丛集性很明显，好像每个字都会向大量使用之处倾斜，越是大量使用，越是限缩了意义的向度，我临时用Google搜寻比对，发现“娃娃”一词有两千零一百万笔资料，“*”有一百零三万笔，“*”也有二十万一千笔，“巧娃”有六千二百四十笔，“邻娃”只有一千七百三十笔。至于“娵娃”呢？仅存一百四十八笔。
观察字义的丛集现象会让我们渐渐有能力揭露文字的死亡过程——这个死亡过程也恰恰显影了我们抛弃某一语符的时候内心共同的深切渴望。
那些大声疾呼汉语文化没落，或是有鉴于国人普遍中文竞争力变差而忧心忡忡的人士要知道：不是只有那些晦涩、深奥的字句在孤寂中死亡，即使是寻常令人觉得熟眉熟眼的字，往往也在人们“妥善保存而不提拎出来摆布”的情况之下一分一寸地死去。残存而赖活的意义，使用者也往往只能任由其互相覆盖、渗透以及刻意误用的渲染。
我跟女儿说“我一直喜欢玩娃娃”的时候是诚实的，意思就是说我从小到大一直喜欢玩布娃娃。但是这样一句话，如果搬到公共领域张挂，还真不知道会被如何钻析破解呢！
“那你蛮幼稚的。”儿子在一旁插嘴。
“你简直太幼稚了。”女儿接着说，“像我都已经不玩别的娃娃了，我只玩蔡佳佳，其他的都不玩——我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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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翻案
孩子在五六岁这个阶段能够忽然发展出种种令人伤心的顶嘴语法，不仔细听，听不出来他们其实没有恶意——他们只是把父母曾经发表过的“反对意见”推向不礼貌的极致。顶嘴是一种具有双刃性的革命。一来是孩子们透过语言的对立来确认自我人格的过程；二来也是考验父母师长自己的正义尺度：我们会不会终于沉不住气、还是用了不礼貌的方式来教导孩子们应有的礼貌呢？
台湾这些年来的大环境在极闷与极躁之间摆荡，有人说是蓝绿两极，有人说是统独两极，依我看，没那么伟大的极，就是顶嘴质量不佳所造成的“返童”状态。其中最困惑的，应该就是在这几年中开始养儿育女的父母——拿我自己来说罢：我总不能翻过脸去指出*还真是个王八蛋，而又翻回脸来跟孩子说不能够口出恶言。然而说来惭愧，我就是这样干的！
有一天张容问我：“你骂*算不算顶嘴？”
我一时为之语塞，想了好半天才说：“那是我自失身份，你不要学。”
过了好些天，张容和妹妹顶起嘴来越发利落了。我发现他们使用的语言未必只是从父母对公共事务的抱怨呛声而来，他们可以自行从相声、卡通、童话故事里搞笑的桥段甚至惊鸿一瞥的新闻报导之中捡拾出他们所需要的“顶嘴零件”，再提炼出一种熟老而坚硬的语气。
“难道”是其中一个万用的零件，属于修辞学里“夸饰格”的领字。“难道我要一直睡一直睡都不起来吗？”“难道我什么都不行玩吗？”“难道我不想吃都不可以吗？”——是谁发明了“难道”这个几乎没有意义却绝难对付的语词？
“哪有”是另一个，意思就是“我睁眼说瞎话”。明明说错了或做错了什么，即便是当下大人一纠正，孩子会立刻报以“哪有？”这时你若是指责他说谎或狡辩，少不得一场嚎啕，他变成强势受害人，焦点便模糊了。
还有“才怪”。这两个字真是“才怪”了，你缓步穿越过一群小孩子，在叽叽喳喳如雏鸟儿争食的稚嫩嗓音之中，此起彼落的第一名一定是“才怪”。我有一次问孩子的妈：“是你经常说‘才怪’、‘才怪’吗？”她说：“才怪呢！”
我开始怀疑是因为父母之间毫无恶意的拌嘴却“示范”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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