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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把妻子当帽子-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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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肉分离的人（5）
克里斯蒂娜仿佛掉进了一个不可名状、难以想象的深渊里，空洞又虚无。有时候她真的要崩溃了，不是在大庭广众，而是在我面前。“要是我有感觉就好了！”她哭着说，“但我忘了那是什么感觉……那时候我完全正常，不是吗？像正常人一样活动？”
“当然。”
“没有‘当然’这回事。我不相信。证明给我看。”
我给她放了一段她陪孩子玩耍的家庭录像，这段录像是她患上多发性神经炎之前的几个星期拍摄的。
“是的，这就是我！”克里斯蒂娜笑起来，然后又哭了，“但我再也不是那样优雅的女子了！她走了，我记不得她了，甚至想象不出来了。我好像被掏空了……就好像他们拿青蛙作实验一样，不是吗？我就像一只被抽了脊髓的青蛙……来吧，来看看克里斯，第一个被挖脊髓的人。她没有本体感受，没有自我感觉—灵魂和肉体分离了的克里斯，一个没有脊髓的女孩！”她狂笑起来，处于歇斯底里的边缘。
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就是被“挖去脊髓”了，灵魂与肉体分家，成了一个“幽灵”。
她已经失去本体感受的能力，失去最基本的器官定位功能，至少不能识别身体，或者说缺少“躯体的自我意识”。弗洛伊德把这一点看做自我存在的基础：“躯体的自我意识是自我存在最重要的基础。”当身体意识或身体影像发生深度失调时，这种自我丧失和感觉丧失就时常发生。美国内战时期，在治疗截肢患者和神经受损的病人时，威尔·米切尔发现了这一点并作了描述，达到了无人能及的高度。他用类似小说的方式进行描述，又不失现象学上的精准。他用病人乔治·狄德罗的口气说：
我发现，让我惊恐的是，有时候我很少意识到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以前老是这样。这种感觉是如此的新奇，刚开始我非常困惑。我不断地想问别人，我是不是真的叫乔治·狄德罗，但是我清楚地知道，问这样的问题有多荒谬。我克制着自己说这些话，转而更加努力地分析我的感受。有时，坚信“我就是我”这件事让我很崩溃、很痛苦。我所能形容的，就是缺乏自我感觉。
对克里斯蒂娜而言，这种自我感觉丧失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慢慢淡化。但自从她发现的那天起，这种怪异的、以身体器官为基础的、灵魂与肉体分离的感觉，就是如此严重和不可思议。那些脊椎高位截瘫病人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不同的是，他们完全不能动，而克里斯蒂娜虽然“没有感觉到身体”，却能下床活动。
当她的皮肤受到刺激时，她会得到短暂的、局部的解脱。她尽可能地让自己待在室外，尤其喜欢坐在敞篷车里，因为这样能够感到风从她身体和脸颊吹过（她的表皮触觉受损轻微）。“棒极了，”她说，“我感觉得到我胳膊和脸上的风，虽然很微弱，但我知道我有胳膊，有脸。虽然不是实实在在的，但是至少有点儿意义了，那种恐怖的、死一般的阴影终于可以离开一会儿。”
但是她的情况还是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她并不清楚“这是一只手”是什么意思，她失去本体感受，患有传入神经阻滞，这剥夺了她存在和认识自己的基础，无论她怎么做，或者绞尽脑汁地想，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她没办法确认自己的身体。要是维特根斯坦患了她这样的病，他会怎么说呢？
从不同的角度看，她既是成功者，又是失败者。对于身体而言，她的操控很成功，但是她的存在很失败。所有的适应和调节都非常成功，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意志、勇气、坚韧不拔、独立自主以及感觉与神经系统的可塑性带给她坚实的保证。她曾经面对，也正在面对空前的挑战，与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离奇的经历作斗争，已然成为一个不屈不挠的英雄人物。她是克服了神经炎顽症的无名英雄之一。
但是她终究无法摆脱身体上的缺陷。就算集聚世上所有的精神和智慧，就算神经系统恢复了替代和补偿能力，也不能对她一直以来完全崩溃的本体感受缺失有丝毫改变。那个一旦失去就不能感觉到身体存在的重要的第六感，就这么没有了。
直到1985年，可怜的克里斯蒂娜还是像八年前那样处于“瘫痪”状态，而且还要如此度过余生。她的感受没有人体会过。时至今日，据我所知她是第一位这样的病人，第一位“灵肉分离”的人。
后记
现在有很多和克里斯蒂娜有相同遭遇的人。我从第一位发表此病例的医生绍姆伯格那里得知，各地出现了大量的病人，他们都患有严重的感觉中枢神经病变。和克里斯蒂娜一样，受到疾病影响最严重的人都有身体影像失调的症状。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养生家，热衷于大量服用维生素，特别是大量服用维生素B6。所以，现在已经有上百名“灵肉分离”的人了。但和克里斯蒂娜不一样的是，只要他们停止服用维生素B6来毒害自己，多数人会好起来。
拼命把自己摔下床的人
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医学院学生的时候，有一个护士非常困惑地给我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她给我讲了一个怪异的故事：她们接收了一位新病人，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早上刚刚住院。患者看起来文静谦和，情况也正常。但当他从小睡中醒来的那一刻，开始变得特别激动和怪异，和之前的表现判若两人。不知为什么，他拼命地让自己摔下床去，坐在地板上大发雷霆，大喊大叫，怎么也不肯上床去。电话里，那个护士诚恳地问我，能不能过去看看，帮她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到了那儿，我发现那个病人躺在床边的地板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一条腿。他的表情既愤怒又警戒，既窘迫又滑稽—当然更多的是尴尬，还略带一点儿惊慌失措。我问他是否要回到床上去，他一脸烦躁地摇摇头。于是，我蹲在他旁边，顺手捡起地上的病历。病人自己说，是他那天早上过来作检查的病历。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神经病专家却诊断说他有一条“懒惰”的左腿—他们当时就是用的这个字眼—所以觉得他应该住院。他一整天都感觉非常好，傍晚睡得也不错，醒来的时候也觉得很好。据他说，直到在床上动了一下，他才发现，不知道“谁的”腿放在了他的床上—一条切断的人腿，好恐怖啊！
刚开始，他惊呆了，既惊愕又恶心—他从未经历过，也从未想到过这类荒唐事。他小心翼翼地碰碰那条腿，随即发现，除了有点“特别”，还有点凉以外，这条腿做得真是太逼真了。他转念一想，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这肯定是个玩笑！一个诡异、缺德，但又绝无仅有的玩笑！那天恰好是新年夜，每个人都在忙着庆祝节日。有一半的员工都喝醉了，空气中弥漫着欢声笑语，到处都是一派狂欢的景象。他想，一定是在他熟睡的时候，一个喜欢恐怖和恶作剧的护士从解剖室偷来了一条腿，悄悄塞在他的床单下面，打算和他开个玩笑。想到这里，他就安心了；再转念一想，玩笑归玩笑，这样做又实在是有点玩过火了。他一边想着，一边要把这鬼东西扔出床外。但是—这时候他停止了自言自语，身体突然开始颤抖，脸色变得苍白起来—当他把那条“假腿”扔出床外的时候，他也被扔出去了—这条腿竟然连在他的身上。
“你看看它！”他表情激动地大喊大叫，“你遇上过这样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东西吗？我觉得肢体是没有生命的，但是这个东西也太不可思议了，也不知怎么的—真是吓人啊—这东西老缠着我不放啊！”他用双手紧紧抓住那条腿，使出吃奶的力气，想把那条腿从身体上撕下来。见没有成功，他就愤怒地捶打着那条左腿。
“放松！”我说，“安静！放松点儿！我才不会像你这样打那条腿。”
“为什么不呢？”他看着我，表情急躁而冲动。
“因为那是你的腿啊！”我回答，“你怎么会不知道那是你的腿呢？”
他直直地盯着我，眼神里满是茫然、怀疑以及恐惧。“哎呀！医生！”他说，“你当我是傻瓜呀！你和那些护士串通好了呀！你可不能和病人开这样的玩笑啊！”
“我没和你开玩笑。”我说，“那就是你自己的腿啊！”
他看到我一脸严肃地回答他，随即陷入了恐惧之中。“你说这是我的腿，医生？你不会是想说，一个人总该认得出自己的腿吧！”
“完全正确。”我说，“我们都应该认识自己的腿。我不能想象，还有不认识自己的腿的人！或许，是你一直在耍我们？”
“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我没有……一个人肯定知道自己的身体，知道哪个是自己的，哪个不是自己的—但是这条腿，这东西它……”由于厌恶，他再一次颤抖，“感觉不对劲，感觉是假的，它看起来不像是我身上的一部分。”
“那它像什么呢？”我迷惑地问他。现在，我和他一样茫然了。
“它像什么呢？”他慢慢地重复我的话，“我来告诉你它像什么，它什么都不像，我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我不清楚这个东西该属于哪里……”他的声音越来越弱，一脸的惶恐和震惊。
“听我说，”我告诉他，“我觉得你的状况不太好，请允许我们把你送到床上去。但是，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这条腿—不是你的左腿（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曾一度说那条腿是仿制品，并对某人挖空心思制造一个如此逼真的东西感到不可思议），那你的左腿去哪儿了？”
于是，他的脸色再一次变得苍白—苍白到让我觉得他马上要晕倒。“我不知道。”他说，“我一点儿头绪都没有。它不见了，它消失了，找不到了……”
后记
这篇故事发表以后，我收到著名神经病学家克雷默医生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曾被邀请去心脏科病房探望一位病因不明的病人，他患有心房纤维性颤动的疾病，导致左侧偏瘫的心脏栓塞已经被切除。我被邀请去看他的主要原因是，他晚上不停地从病床上摔下来，而心脏病专家又找不到病因。
我问他晚上发生过什么事，他很坦白地说，夜里一觉醒来总是在床上发现一条冰冷的、毛茸茸的、死人的腿，这一点他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也接受不了。于是，他就用他健康的胳膊和腿把它推到床外。当然，这么一来，身体也就跟着掉下去了。
这个病人可以说是完全丧失半身肢体知觉的典型病例。但是，有趣的是，我没有办法让他告诉我，他那一条腿是否还在床上，因为，病人脑子里面只有那条让人毛骨悚然的“怪”腿。
六十岁才开始使用的双手（1）
玛德琳于1980年住进了纽约附近的圣班尼迪克医院。她当时六十岁，双目先天性失明，大脑瘫痪。她一生都待在家里由家人照料。她还患有手足徐动症，双手不自觉地痉挛。看到病历上写的有关她的状况，我原以为她不仅反应迟钝而且大脑退化。但她根本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她讲话流畅，而且口才颇佳（很幸运，她说话基本不受痉挛的影响），处处表现出饱满的精神状态，既聪明又有修养。
“您读了很多的书吧？”我说，“您在家肯定经常使用点字法。”
“不，我没有。”她说，“我看过的书不是有声读物，就是别人念给我听的。我不会使用点字法，一个单词都不会。我的手什么都做不了，它们基本上不听使唤。”
她举起那双令人哭笑不得的手说：“两团没有用的东西，我都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我大吃一惊。通常情况下大脑性麻痹症不会影响到双手，至少双手不会完全失去作用—它们可能会抽搐、虚弱或者变形，但是多少还有点用处（不会像腿那样完全瘫痪，该病被称作李特尔氏病或者大脑痉挛性双瘫）。
玛德琳小姐的手患有徐动症，会轻轻地痉挛，但当我快速诊断后，发现她的手感觉能力完好无损：她能够马上分辨出轻触、疼痛、温度以及手指的非主动性动作。像这类基本的感觉功能并未受损，但是认知功能丧失殆尽。我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她手里，其中包括我的一只手，但是她什么都分辨不出来。她没有识别的功能，也从不伸手去触摸某样物品。她的手不会主动地“整合”运动，它们只是两块面团，毫无生气而且无法发挥作用。
这一点太奇怪了。应该怎么解释呢？整体感觉并没有缺失，看起来有潜力成为一双正常的手，但情况并非如此。她的双手什么都做不了，会不会因为她从没使用过它们呢？有没有可能，玛德琳在出生之后就被“保护”、“束缚”起来，而不是像一般的婴儿那样，出生几个月就开始练习使用双手？会不会一直有人跟随她，把所有的事情都为她办妥，导致了她的双手根本没有锻炼出任何能力？也许事情果真如此。看似很牵强，但这是我能想出来的唯一解释了。现在，她还可不可以在六十岁的时候掌握本该在出生时就学到的本领呢？
两手就像两块面团
这样的事有先例吗？是否曾有文献记载？我不得而知。不过我想到类似的病例，在里昂特夫和扎波罗热的著作《修复手部功能》中曾有描述，只是病源完全不同：大约两百名士兵受了重伤，手术后，患上了手部“失能症”，他们对受伤的手感到“陌生”，认为它“死了”、“残废了”、“僵硬了”，但是基本的神经和感觉器官完好无损。作者还提到，通过直觉或感知来使用手的“知觉系统”，可能会在受伤或手术之后与身体“分离”，短则几个星期长则几个月，手都无法使用。玛德琳的病况虽然和他们的相同，都是感觉“废了”、“死了”、“截断了”，但是玛德琳的病却持续了一生。她不仅需要恢复，而且需要第一次开发那双手，去学会使用它们、拥有它们。这不仅仅是恢复已经分离的“知觉系统”，更要建立一个从未有过的体系。她能做到吗？
里昂特夫和扎波罗热提到，士兵受伤之前拥有完好的双手，他们要做的就是在重创之后回忆起曾经“忘记”、“分离”、“钝化”的能力。相比之下，玛德琳没有任何相关的记忆，因为她从未使用过手，也感觉不到手和胳膊的存在。她从没有自己吃过饭，从来都是让别人喂着吃。六十年来，她都过着“没有手”的日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六十岁才开始使用的双手（2）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一个双手感觉能力完好的人，却无力整合这些感觉，从而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凭着她那两只“没有用的”手，她无法表达“我认为、我知道、我想、我要做”之类的意愿。不过我们总得想办法，让她尽量使用她的手，让它们活起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达到整合的目的，如罗伊·坎贝尔说过的：“整合产生于行动中。”
玛德琳对此非常同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又很担忧、绝望。“我怎么能够用双手做事呢？”她问，“它们就是两块面团。”
歌德说：“万事始于行动。”当我们面临道德考验和生存困境的时候，这话可能没错；但是人的动作和认知却不是源自于此。不过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第一个步伐（或第一个单词，就像海伦·凯勒说出“水滴”一样）、第一个动作、第一次感觉、第一次冲动—总的来说，都是出人意料的，以前从未出现过、从未体验过的。“万事始于行动”，不是具体的动作，也不是本能的反应，仅仅是一种冲动。冲动比动作和本能更加明显，更加神秘。我们不能和玛德琳说“去做吧！”但我们期望她能够“冲动”一下，我们可以期盼，可以引诱，可以激起她的“冲动”。
我想起了找奶吃的婴儿，或许玛德琳与婴儿之间有某种相似性。“给玛德琳留下食物，装做偶然，把食物放得稍远一点儿。”我私下里告诉护士，“不要饿着她，也不要戏弄她，但要把食物装起来，不要像以前那样体贴地喂她。”有一天，预料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由于急切、烦躁，她不再安静耐心地等着喂饭，而是伸出胳膊摸索着，找到一个多纳圈，把它放进嘴里。六十年了，这是她第一次使用手，第一次做手上的动作，这标志了她的新生，标志着她成为一个“有行动的个体”（谢林顿的术语，指人要通过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也标志着她第一次认识自己的双手，标志着她作为一个“有感觉的个体”，获得了新的生命。海伦·凯勒第一次认识、第一次说出的事物是水，玛德琳第一次感觉和认识的是多纳圈。
做出第一个动作，获得第一次体验之后，她的进步就更加神速了。就像伸手去探索、发现多纳圈一样，现在，她带着新的渴望，伸手去探索和触摸整个世界。先从吃的开始，从食物到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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