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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初，苏联政府终于拿出185，000美元给阿纳多利做手术。
　　　　泛美航空公司和环球航空公司同意阿纳多利和加利娜免费乘机到西雅图。当时在哈钦森中心工作的帕特里克·比蒂医生赶到莫期科，为阿纳多利检查身体，并陪他去西雅图。他发现病人的状况好得惊人。31岁的女血液专家尤金尼亚·马古利斯医生会讲英语，与阿纳多利同行。
　　　　机场上，阿纳多利身穿灰色西装，黑色贝雷帽和军用大衣，对新闻界讲话说：“我去美国治病并不只是为自己，而是希望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所有受害者不要被遗忘。等我治病回来，要尽一切力量帮助其他受害者。”
　　　　古尔根望着阿纳多利乘坐的喷气客机呼啸着沿跑道驶去，心想：现在就只有指望医生和上帝了……
　　　　　　　　兄弟情深
　　　　从纽约到西雅图是最后一站，比蒂医生把飞机下面的一城市指给阿纳多利看。阿纳多利对它们了如指掌。
　　　　比蒂说：“太神了！可是我对苏联的地理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阿纳多利笑道：“哦，你忘记我的专业了。我是开飞机的，而美国是我们的进攻目标。”
　　　　比蒂想：世界变化多大啊！
　　　　西雅图。卡普既高兴又紧张，与汉森医生和一群新闻记者等待着。一记者问卡普对阿纳多利的感情怎么样，他说：“真怪，我连他的面也没见过，却觉得他是我的亲兄弟。”
　　　　当阿纳多利戴着口罩走进机场，他和卡普立即相互认出来了，都伸出手来，紧紧握在一起。阿纳多利热泪盈眶。
　　　　卡普小声说道：“兄弟，欢迎欢迎！等你很久了。”
　　　　阿纳多利不用翻译，说：“我和你一样。”遂告诉卡普，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给他的爱和帮助，那情谊无比珍贵。他告诉卡普：“你的电文的每一个字我都看了又看，它们给了我希望。”
　　　　4月13号，阿纳多利住进了医院，很快有大量信件和明信片从美国各地飞来。美国人把他装在心里了。
　　　　卡普尽力使阿纳多利住得舒适。当他准备返回亚利桑那州，还专程到医院道别。他对阿纳多利说：“需要我的时候，尽管来电话。”
　　　　现在医生们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仔细阅读他的胸部爱克斯光片和CT片，发现阿纳多利的左肺上叶有一个令人忧郁的阴影，左肺下叶也有一个，在右肺上叶又找到了第三个较小的阴影。是新出现的吗？是肿瘤、结核，还是炎症？在开始骨髓移植之前必须搞清楚。
　　　　医生们争论着要不要作一次开胸活检。他们想弄清病变的性质，但活检手术会导致移植延期，阿纳多利的身体状况恶化，生存的机会减小。他已等得太久了。另外，医生发现他不仅有白血病前期反应，而且还患多发性骨髓瘤。这也是一种癌症，同样需作骨髓移植治疗。
　　　　汉森医生担心他患的是曲菌病，这是一种霉菌感染，去年冬天他的免疫系统遭受严重损害时，肺上就可能生长霉菌。而移植过程会使他失去全部免疫力，威胁生命的霉菌就会疯狂生长。
　　　　针吸活检和支气管镜都没有解开阴影之谜，医生们决定按计划进行，原定的4月27日骨髓移植不能改。阴影可能是肺结核，连环使用抗菌素治疗，同时使用了抗霉菌药物。骨髓移植的风险更大了，但阿纳多利毫不犹豫，知道不作骨髓移植就活不下去。
　　　　　　　　紧急时刻
　　　　阿纳多利住院期间，医生需要在他的颈部插一根希克曼导管，以便静脉给药。马古利斯医生解释说需要麻醉，他很担心，于是她尽量回答他的疑问。马古利斯到来后，已经赢得该院医生、护士的信任和友谊，唯一使她感到难以相处的就是阿纳多利。
　　　　他们俩有很大的差异。女医生出自知识分子家庭，天性不喜欢军队的人。由于许多苏联医生都不肯承认他的病因，阿纳多利对她也产生了误解。
　　　　插希克曼导管那天，阿纳多利在手术室里取下了脖子上的护身符，把它交给马古利斯医生。为安全起见，她把护身符放在洗手衣的口袋里，手术结束后洗手衣随手扔掉了。第二天早上，阿纳多利问起他的护身符，马古利斯大惊。
　　　　医院洗衣部马上在装洗手衣的许多筐子里寻找，结果也没发现护身符。阿纳多利心情很不好，说：“恐怕我不会活着离开这个地方了。”
　　　　不久，阿纳多利收到表妹邮来的一根银项链。他把这条项链看作新的护身符，他需要好运保佑他完成骨髓移植。他将先接受两天时间的化疗，休息间隔一天，然后进行7天的全身放射治疗。这一疗程结束后，应在24小时内输入供者的骨髓，之后很可能出现并发症。
　　　　供者的骨髓同样时间有限，离体24小时后即开始变质。计划派哈钦森中心的女医生帕特里西娅·斯图亚特去法国贝藏松市，亲手把供者的骨髓送到阿纳多利床旁，全程13700公里。但她很快发觉利用民用交通工具24小时内从贝藏松赶到西雅图是不可能的，最困难的是乘飞机从贝藏松到日内瓦那一段。紧急关头卡普出面，安排日内瓦民防部让女医生坐直升机。
　　　　1990年4月27日上午，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4年后，那个法国女供者被轮椅推进手术间。医生们用一根粗针在她的骨盆多处穿刺，吸出一部分骨髓。
　　　　上午9点钟，瑞士直升机准时在着陆点降落。10点30分，储存在葡萄糖溶液中的骨髓被放进一只塑料袋，又装进一个聚苯乙烯容器，准备好去西雅图的长途旅行。
　　　　上午10点45分，直升机的旋翼开始转动，很快飞向110公里外的日内瓦。斯图亚特医生赶上12点30分的班机飞到伦敦，然后换机飞往西雅图，太平洋海岸时间午后5点飞机降落了。
　　　　斯图亚特奔向一辆等待她的轿车，马上赶往哈钦森中心。不出1小时，供者骨髓已通过静脉输液器滴入阿纳多利的血管。阿纳多利心中充满了新生的希望。如果一切顺利，供者的骨髓细胞将迁移到他的骨髓腔里，定居下来，为他产生健康的新骨髓。
　　　　是夜，卡普打电话对阿纳多利说：“我看这件事现在真的办成了。”
　　　　古尔根也通过电话对朋友说：“要记住，你有责任活下去。”
　　　　　　　　风云突变
　　　　除了有些副反应如恶心、发热、乏力之外，阿纳多利5月初精神一直很好，病情相当稳定。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对痛苦有惊人的忍受力，医生们给病人的止痛药从来没有用得这么少。
　　　　他总是愉快地告诉医生和护士：“一切正常。”
　　　　移植10天后，医生们发现了一些最早的征象，说明阿纳多利体内的供者骨髓已开始产生新的血细胞。随着这种细胞增多，他对疾病的抵抗力将逐渐增强。但也意味着他更容易患“移植物对抗寄生病”（简称GVH病），这是与排异反应相反的一种病。出现排异反应时，人体免疫细胞杀伤移植的器官；而出现GVH病时，是新来的免疫细胞杀伤人体原有的器官。
　　　　5月初，汉森医生认为阿纳多利的病情明显好转，加利娜和阿纳多利通过写信和打电话随时向国内报告病情。
　　　　阿纳多利在电话上告诉儿子鲍里斯，他希望卷毛狗阿尔玛生崽。加利娜忙说：“别，别让它生崽。”
　　　　5月中旬，对阿纳多利进行每周一次的爱克斯光检查，虽然左肺内两团大的阴影已经消失，右肺上的小阴影却长大了，在他的肺动脉附近蔓延。
　　　　第二周作爱克斯光检查时，阴影长大了，更靠近动脉。医生们都紧张起来了，怀疑这是他们最担心的曲菌病。要是的话，霉菌会蚀穿动脉壁，使其破裂，阿纳多利几分种内就会出血而亡。
　　　　哈钦森中心的医生通过美国医药管理局购买一种抗霉菌的的新药，再作爱克斯光和CT扫描检查，发现霉菌的长势并未减弱。
　　　　医生想开刀切除霉菌病灶，但阿纳多利的血小板太少，恐怕无法止血，不敢动手术。给他输了血小板，但刚输进去就被他的身体吸收了。只有希望新的骨髓尽快产生免疫细胞控制住感染，但这又会造成GVH病。对于阿纳多利这种情况人人都会感到进退两难，只有观察和等待，别无办法。
　　　　阿纳多利给他的朋友卡普打电话，说：“我的情况不好，很想看到你。”
　　　　卡普毫不迟疑地说：“我马上来。”
　　　　见面时卡普吃了一惊，阿纳多利面部浮肿，头发几乎掉光了。卡普鼓励他继续斗争，摇晃着拳头说：“要坚强些，要努力奋斗下去。”
　　　　阿纳多利回答：“我会尽一切努力的。”
　　　　每天晚上加利娜大都在阿纳多利床旁的一把椅子上睡觉，马古利斯医生也花了很多精力来照料他。一天深夜，马古利斯坐在阿纳多利那儿，想使他的痛苦减轻些，他们攀谈起来。他向她问起苏联医生的生活，也谈起自己当试验飞行员的亲身经历。谈着谈着，他们之间的隔阂有如冰雪消融了。阿纳多利握住马古利斯的手，用颤抖的声音对她说：“非常感谢你对我所做的一切。你在我心中不仅是个医生，而且是个善良的人。”她点点头，紧握他的手。
　　　　阿纳多利右肺内的病灶无情地侵向他的肺动脉，犹如一条绞索在他脖子上越勒越紧。现在多半是曲菌病了，医生们更感束手无策。
　　　　1990年6月3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公赴美，并叫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尤里·奥西皮安去看望阿纳多利。阿纳多利感到恶心和浑身乏力，但执意要在会见时站起来。他要求用药止住恶心，对护士说：“他们看见我的时候，就会想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其他受害者。”
　　　　奥西皮安到来时，阿纳多利使出全身的力量在床边立正，让一架架摄影机为他拍照。奥西皮安赞扬他是“我们民族的英雄”，转交了戈尔巴乔夫为表彰他而授予的一块手表和一张证书。阿纳多利站了20分种，奥西皮安一走，他乏力得一下倒在床上。
　　　　　　　　让他去吧
　　　　阿纳多利肺内的病变有好几天没有增大，显然是移植的骨髓起了作用，免疫系统增强了。
　　　　但不久，阿纳多利第一次出现皮疹，医生诊断为GVH病。必须用抑制免疫的药物治疗，这又会降低他的免疫力。造成肺内的病变无休止地生长。唯一的办法是动手术。医生们都知道这手术危险性很大。
　　　　阿纳多利说：“该动手术就动吧，我能忍受。”
　　　　6月12日，外科医生剖开阿纳多利的胸腔，发现有高尔夫球那么大一个包块，已经长入肺动脉一两毫米了。手术医生准确地去掉包块。
　　　　汉森医生在显微镜下看到一个致密的团块，里面是一些黑色、分支的成分，证实了他们已经知道的情况：阿纳多利患了曲菌病。汉森医生采用一种新药治疗，叫巨噬细胞群落刺激因子。巨噬细胞是一种特殊的免疫细胞，汉森医生希望利用它们尽快控制感染。
　　　　阿纳多利的麻醉解除后才几分钟，他就伸出手去紧紧抓住汉森医生的胳膊，就象老虎钳子一样捏得很紧。汉森医生觉得谁也没有把它抓得这么紧过，又特别是大型手术结束后才1小时的病人。人们都感动了。
　　　　第二天，阿纳多利已能靠自己进行呼吸，医生关掉了人工呼吸机。他在床上坐着，情绪很好。
　　　　次日阿纳多利感到呼吸困难，查血发现肺向血液提供的氧气不足，爱克斯光片诊断为右肺一叶不张。当晚医生又给它安上人工呼吸机，把氧流量开到100％的最大值。
　　　　人的精神一下垮了，但情绪仍然非常镇定。加利娜每天早晨为他换床单、洗澡，她的两只手臂上到处是瘀血，那是她把自己的血小板输给阿纳多利时让针扎的。
　　　　卡普乘飞机赶到西雅图，和阿纳多利呆在一起。他戴上口罩站在阿纳多利床旁，反复为他的两腿作按摩理疗，鼓励他说：“阿纳多利，记住你是个试飞员，在最后关头总会化险为夷的。”
　　　　卡普不知道阿纳多利是否听见了他的话，他弯腰下去看时，只见阿纳多利用眨眼来回答，在一只眼角里滚出了一滴泪珠。
　　　　暂时看来阿纳多利还挺得住，肺有些复张，生命体征平稳，同疾病的斗志旺盛。
　　　　但到6月底，阿纳多利开始肺出血。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心里明白厄运降临。加利娜眼看着她心爱的壮汉将离她而去，悲痛欲绝。
　　　　她守在床边寸步不离，长期熬夜，疲惫不堪。她握着他的手，跟他讲今后回苏联去的情景，讲他们的儿子，还有当他好起来的时候，要去亚利桑那州看望卡普。
　　　　她一次又一次对他说：“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一块儿去做。”
　　　　她问马古利斯医生：“他听得见我的话吗？”
　　　　马古利斯回答说：“肯定能听见。你多给他说说话儿很有好处。”
　　　　快到7月时，阿纳多利出现全身衰竭，双肾失去功能，必须进行血液透析。GVH病使肝脏也出了问题，血压不稳，血液不凝，爱克斯光胸片几乎是白色，说明他的胸腔积满了液体。
　　　　7月2日，星期一，晚上，阿纳多利的血液含氧量急剧下降，马古利斯医生看了化验结果轻声说道：“已经超过了生命的耐受极限。”
　　　　护士问：“让他去世，加利娜受得了吗？”
　　　　马古利斯在阿纳多利床旁和加利娜稍稍谈了一会儿，然后对护士说：“她受得了，说不必再采取别的措施了。”
　　　　护士拉下窗帘，让加利娜和丈夫单独在一起。心电监视器上很快显示他的心跳紊乱，晚上11点10分，心跳停了，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
　　　　加利娜在阿纳多利身边，握着他的手，直到他的手指变得冰凉，冰凉。
　　　　　　　　后记
　　　　西雅图郊外降下半旗，下午举行了一场私人性俄罗斯东正教仪式。在当地一家殡仪馆，卡普为朋友致悼词：“阿纳多利的自我牺牲精神将永存！”
　　　　敞开的棺材按加利娜的要求附有十字架，她走过去，握着他交叉在胸前的双手，把一朵带着很长枝条的红色玫瑰放在他的身边。人们第一次看见她哭出声来。
　　　　加利娜和马古利斯医生陪送阿纳多利的遗体返回苏联。1990年7月13日，在距他家很近的朱可夫斯基市举行了葬礼。送葬队伍沿一条小路走向林中墓地，那儿埋葬着许多因公牺牲的苏联飞行员。天上，阴云密布，细雨霏霏，架架直升机低空飞行，向这位倒下的同志致以最后的敬礼。人们形容那天是：“阴霾漫漫，天地哀恸，不胜悲伤。”
　　　　然而，阿纳多利的精神并没有消逝。汉森等人除了在哈钦森中心举办一个项目培训苏联医生之外，还计划在乌克兰共和国境内的戈梅利设立一个国际骨髓治疗中心。由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影响，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将有成千上万人患这种病，希望能对这些病人有所帮助。西雅图市一些企业家设立了“阿纳多利·格里什琴科国际人道主义奖”，授予为人类利益有“不平凡行为”的个人。1990年8月，加利娜和两个儿子返回西雅图，代表阿纳多利领取第一次奖励。奖品是一个沙漏形的图案，里面装有西雅图和莫斯科的泥土。
　　　　由于阿纳多利在切尔诺贝利的卓越事迹，他被授予苏联第二大荣誉“十月革命勋章”。11月，加利娜在罗马被授予飞行安全基金会为纪念她丈夫而颁发的“1990年英雄主义奖”。一个叫“实验飞行器联合会”的国际组织在阿纳多利死后授予他“孤胆雄鹰奖”。卡普代表阿纳多利领了这个奖，并于1991年春亲自把奖品和奖金送到莫斯科，交给加利娜。
　　　　　　　　国英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