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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桔年真的是在那里，她忙了一天，现在才下班，布艺店离这儿就两个路口。非明去上羽毛球训练课的日子，她通常很少开伙，随便找个地方就地解决肚子问题。

　　　　牛肉面很烫，桔年吃得很慢。她的那种慢不是培养出来的优雅和矜持，而是不赶时间的闲适，没有人在等着她，她也不等待任何人，仿佛这样一碗面条，可以慢悠悠地吃到地老天荒。

　　　　桔年听到有人在唤自己，停住了筷子。“朱小北！”她不由得笑了起来，招呼朱小北过来。

　　　　“我第一次来，就逮着你了，你说巧不巧？”朱小北说。

　　　　“一直说要跟你一起吃牛肉面的，择日不如撞日。”

　　　　说话间，朱小北才发现桔年并不是一个人，她的对面坐着个年轻女孩——又或者说是女人。之所以这样不肯定，是因为那女子浓妆覆盖下，几乎看不出本来面目，更无从分辨年龄，朱小北只能从她蕾丝的粉色低胸露脐T恤包裹下的妖娆身躯判断出她年纪不会太大。这个时候天还没有全黑下来，说实在的，朱小北没有在自然光线下见识过如此艳俗的打扮，颇有些惊讶。

　　　　那女子看到桔年遇到了熟人，拍拍膝盖站了起来，腾出自己的位置，然后对桔年抬了抬下巴：“我先去开工了，你们聊。”她没有跟朱小北正面打招呼，说完就走了出去，擦过朱小北身边时，一股浓烈的廉价香水味灌入朱小北的鼻子，朱小北强忍住了打喷嚏的欲望。桔年倒也不留，只低声说了句：“小心点儿吧。”

　　　　那女子笑笑，也不回答，走出了几步，从紧身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烟盒，佝偻着背点着了一根，渐渐走远。

　　　　朱小北自称走南闯北，没什么没见识过的。其实她的家庭根正苗红，老娘管得紧，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又中规中矩，虽喜爱四处闯荡，可遇见的结识的多是斯文人。她不习惯韩述的精致生活，真正的社会底层却也难得接触到。之前坐在桔年对面的女子，一身的风尘疲惫之色难掩，很容易对其从事的行业有不纯洁的联想，对于这类人，朱小北过去只从各类媒介的社会纪实栏目中得见，这么近距离打照面，倒是头一遭，因此很难不多看两眼。

　　　　“你的面条来了，还不肯坐下？”桔年笑着唤回她的注意力。

　　　　朱小北收回目光，自觉有些唐突，坐下来之后“嘿嘿”地笑了两声，好奇地问道：“你朋友？挺有个性的啊。”

　　　　桔年对她的疑惑毫无惊讶之意，拿着邻桌的小调料罐子递到她面前：“这个你要不要……呃，是啊，以前的一个舍友。”

　　　　也许桔年是明白的，这样简单的一句回答满足不了朱小北的好奇，她笑笑，又补充了一句：“在‘里面’时的舍友，晚我几年出来。”

　　　　相识以来，桔年并没有刻意在小北面前掩盖她过去人生中的那段“污点”，当然，也没有刻意渲染其中的曲折离弃。关于那段岁月，她最常用的语态是“进去了，后来出来了”，就此一笔带过。不留心听的话，会以为她进出的不过是世间最平凡的一个场所。

　　　　若不是桔年身边方才出现的那个旧时“舍友”身上沦落的气味，朱小北一直很难把自己认识的谢桔年和真实的罪恶联系起来。她眼里的谢桔年就是眼前这个样子，小小的一张脸，恰到好处的五官，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惊艳的地方，不张扬也不魅惑，但是组合在一起，就是再合适不过，说不出的耐看。她不算是特别美丽的，但也并非不美丽；给人的感觉并不凌厉，但也不是温婉；她话不多，却并不沉闷木讷；她看上去并不算太精明，可该知道的东西她全都知道……她什么都像，又什么都不像，宛如一个模糊而矛盾的混合体，偏偏又跟别人是完全不能混淆的，她就是她，一个叫谢桔年的二十九岁的女人。

　　　　小北想起初识的火车上，她们相对而坐，漫长的枯燥旅程，谁可解乏？朱小北一向是健谈的，跟谁她都能聊得热火朝天，当然不会放过自己对面的同龄之人。谢桔年好说话，但并不容易混熟，朱小北说十句，她往往才适时地回应一两句，可这一两句就让朱小北觉得整节车厢跟她讲话最有意思，她最能听懂自己讲的隐讳笑话里的意味，总在最恰当的时候问一句“然后呢？”让朱小北得以滔滔不绝地继续往下侃，你以为她听得漫不经心，她说出来的却正是自己要表达的意思。

　　　　路途过了大半，开往兰州的火车上的最后一个夜晚，车厢里的乘客已经寥寥无几，朱小北几乎一夜没睡，她就这么跟一个飘相逢的陌生女孩说着自己的前二十几年生活，她说起她的幸事，说起她的遗憾，说起她的朋友，说起她爱过的人和错失的人。

　　　　谢桔年倚在车厢的玻璃窗旁静静聆听，几乎没有任何打断，她的平静如水让朱小北觉得自己的过往变成了一条河流，就这么慢慢地，慢慢地在两个人的车厢里流淌，甜蜜的，辛酸的，如水波跃动，历历在目，可是没有声息地，就过去了。

　　　　那是朱小北有生以来最酣畅淋漓的一次倾诉，她并不是没有朋友，但是她的倾诉不需要安慰，不需要劝解，也不需要同情，她只需要倾听，一种能够理解的倾听。她还记得，那个晚上赶上了坏天气，玻璃外的荒野，大雨倾盆，闪电的光划过谢桔年无风无雨的眼睛，是一种极富参错的对照。

　　　　次日清晨，七点刚过，火车抵达兰州站，是桔年叫醒了有些犯困的朱小北下车。朱小北在月台的人潮中短暂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行囊，她的同路人已经不知道去向。那一次，她甚至不知道桔年的名字，关于自己，桔年绝口未提。

　　　　返程时，在候车室的再次偶遇两个人都是意外的，对此，朱小北归结为“缘分啊缘分”。所以她不由分说，半强迫地让原本坐在桔年对面的小伙子和自己换了座位和车厢，为了避免两人再次失之交臂，她主动提出跟桔年交换了姓名和联系电话，这才算是两人友情的正式揭幕。

　　　　朱小北的一切在去时已经讲完，但她对桔年相当好奇。桔年没有太多的提到自己，她说自己平淡乏陈，但是为了缓解旅途寂寞，她愿意给朱小北讲一个故事，一个年少时的故事。

　　　　“如果我知道，故事里的人有可能跟我相关，我发誓我会把每一个字听得更仔细。”傍晚的牛肉面馆里，朱小北坦白地说。其实那个故事朱小北并没有听完，桔年的讲述太过缓慢，缓慢到小北会觉得这个故事只有开头，没有结局。

　　　　朱小北的这句话让桔年愣了一下，她没有做声。

　　　　小北自顾往下说：“其实，我第一次把他带到你的店里，你已经认出他来了吧。”

　　　　桔年正好吃完了最后一口，说：“你那时刚告诉我你行了大运，找到了结婚的好对象。我不想让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影响你。”

　　　　“细枝末节？你就是这么形容我们的韩大检察官？”朱小北朗声大笑，“他绝对会伤心的，这个‘细枝末节’甚至假想他是你孩子的爸爸。”

　　　　“非明不是我生的，韩述更不是她爸爸，小北，你大可以放心。我和韩述的事情已经过去太久了，不足以影响到你和他现在的生活。”

　　　　“也不足以影响你自己的生活？桔年，韩述放不下的，你真的原谅了他？”

　　　　桔年再度沉默了，面馆黑黄难辨的墙壁上嵌着两台壁扇，沾满了盂的扇页转啊转，那尘垢就成了模糊的一团。电扇带起的风吹动了矮桌上一次性卫生筷的筷套，不安分的就要飞走，桔年伸手按住了它，轻轻地将它揉作一团。

　　　　“说对不起是很容易的，说原谅也不难。小北，人活着往往就是吊着一口气，快乐是一口气，伤心是一口气，愤怒是一口气，仇恨是一口气，歉疚也是一口气。韩述就是憋着这一口气，所以他不肯放过自己，既然他需要一种象征性的救赎，那么我就给他一个原谅，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他都这么耿耿于怀，你就从来没有怨恨过？”朱小北问。

　　　　桔年答道：“恨？说没有恨过的那就不是人。最初的时候我连自己都恨，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惊了在高墙铁栏里，晚上透过小铁窗看外面的灯熄灭，白天在监狱车间里踩着缝纫机，领那一个月的一块几毛钱？可是恨着恨着，竟然就淡了，时间太久，原不原谅又有什么所谓？对于我来说，他的歉疚并不珍贵，谁的歉疚都不珍贵。刚才那个女孩子你看到了吧，她叫平凤，我的牢友。你猜得没错，她是干那一行的，反反复复进去蹲也无非为了这个。刚出来卖的时候是因为家里穷，供几个弟弟读书，觉得自己的牺牲很伟大。后来在里面过了几年，出来也想清清白白地过日子，弟弟们都成家了，也不富裕，大概也是感激的，有时塞给她百十来块，有时给点儿小东西，可又怕她提起那些不光彩的事，自然而然地来往也就少了。她也不是说恨谁，不过是想活着，可是没文化，没特长，苦力干不了，好人不会娶她，总得吃饭吧，弟弟们隔三差五塞的那点儿钱还不如她出去干一个晚上赚得多，她也不愿看他们躲躲闪闪的样子，不重操旧业又能怎么样？我说阿凤的事，其实就一个意思，歉疚也好，什么都好，那都是别人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如果一句原谅可以让韩述回到他的生活，大家互不打扰，那我就原谅他，其实说实在的，也早就不恨了。”

　　　　小北问：“如果他愿意给你一个有价值的补偿呢，比如说，未来？他敢当着别人的面说非明是他女儿，你敢说这仅仅是歉疚？就算你不愿意被他打扰，他能罢手？”

　　　　“你们不是……”换成桔年面露疑惑。

　　　　小北笑道：“韩述是一个结婚的好对象，但世界上还有很多结婚的好对象，好女子何患无夫？我试过了，大概很多人都可以将就着过一辈子，但是她们都不是朱小北。”她说着，有些痞气地揽着桔年的胳膊，“对韩述，我还算中意的，不过我更中意你啊。”

　　　　“那我们就结婚吧。”桔年随口说。

　　　　朱小北不顾别人的侧目，笑够了，才低声对桔年继续说道：“桔年，我要回新疆去了，江南得给我一个说法。找个好人嫁了吧，他说得轻松，他是我的谁？至于韩述，别的我不敢说，对你他是有心的。假如你肯伸手去抓牢，他至少能给你一个稳定的生活，不但是你，还有非明。既然可以说原谅，何不……”

　　　　桔年抿嘴浅浅一笑。打断了朱小北：“那些事情，我原谅，并不代表我忘记。”

　　　　“看，天全都黑下来了，人也少了，你急着赶回家吗……好的，如果你愿意听那个我来不及讲完的故事，那我可以好好把它讲完，只要你愿意。”

第1卷　第十五章　从蝴蝶到蛹

　　　　白雪公主的故事在笑声中落幕，从此，桔年排斥所有在众人注视下的表演。她慢慢地从蝴蝶收敛成了蛹。

　　　　很多年华将逝的人回头看时，都喜欢说一句话：青春务必惨烈一些才好。年少时的记忆血肉横飞，老来诸事皆忘，舔舔唇，还可以隐约感受到当年热血的腥甜。这么说起来，桔年的青春是及格的，或者说，她一不小心又拿了高分，虽然那并不是她的本意。

　　　　张大才女如是说：普通人的一生，再好些也不过是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聪明之人；就在扇子上面略加点染成为一枝桃花；愚拙之人；就守着看一辈子的污血扇子。青春也是如此，谁当年没有张狂冲动过，谁没有无知可笑过，可别人的青春是用来过渡的，用来回望的，大多数人都是聪明人，成熟了之后，隔着半透纱帘欣赏自己的桃花扇。可桔年不同，她撞得太用力，血溅五步，哪里还有什么桃花扇，生生染就了一块红领巾。

　　　　悲惨吗，好像是有一点儿。换作其他人，只怕已觉太痛，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桔年不这样，如某人评价的，她身上有一种消极的乐观主义精神。桔年怕痛，她属于痛感神经特别强的那种人。据说三岁的时候家里人带她到医院打针，大人把她脸朝下放在大腿上，胳膊紧紧夹住她的身子，没想到医生朝一针扎下去，她身子不能动弹，两条腿硬是把一旁的木制注射梳理台蹬翻在一米开外，不是因为天生神力，而是因为太痛，不能自已。可是自从上了学前班以后，每次防疫站的医生到教室里给学生注射疫苗，她总是第一个撸起袖子视死如归地走到医生面前。老师问：“谢桔年小朋友，你为什么特别勇敢啊？”她回答说：“我想把害怕的时间变短一些，打完了针，我就不害怕了，还可以在一旁看着别人害怕。”因为这个回答，尽管她“勇敢”，可是她一次也没有得到过表扬。

　　　　桔年喜欢做噩梦，因为她知道梦是假的，既然是假的，有什么要紧，醒来了，怪兽不见了，才知道清晨是那么好。她说人活在世界上，最幸运的事不是中大奖，而是身陷囹圄的时候，忽然铁窗外传来一个声音说：“抓错人了，你走吧。”在任何时候，她的心里都不忘给自己留一条救命的绳索，假如这条绳索救不了她的命，至少她还可以拿来上吊。不管好的记忆，坏的记忆，忘不掉的话就干脆记得吧，就像你一直按着自己的伤口，然后再松开，忽然就觉得没有那么痛了。就像桔年十八岁生日那天，那改变了她一生的一天——她从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孩，沦为了一个女囚。可是关于这一天的记忆，十一年来她反复地回想，到了最后，她记得的不过是那一阵凉，留了很多年的长发被一剪刀绞断，忽然裸露在空气中的后颈，真凉啊……一如高墙内的第一晚，洒在她脚边的一小片撒了盐似的月光，凉。

　　　　其实严格说起来，三岁以前的谢桔年是一个特别活泼的小姑娘。那时她爸爸妈妈工作忙，基本上她是跟在爷爷身边生活，只在周末的时候才和回到爷爷住所吃饭的爸爸妈妈团聚。

　　　　爷爷是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退休了之后，还是老干部群体里的活跃成员。他的手很巧，不但写得一手好书法，还能用缝纫机做漂亮的衣裳。桔年从爷爷那里得到的，除了总比别的小朋友别致鲜艳的花裙子，还有更早的启蒙。她画水墨画猴子献桃，好几次在幼儿书画赛上获奖，别人还在念着“秋天到了，树叶黄了”，她就顺口溜似的欢快地背诵：“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桔年并不知道诗里的意思，可这一点儿也不妨碍她牵着爷爷的手，在大人们面前脆声朗诵，那些拗口的字眼，对她来说一点儿障碍都没有，她背诗的时候镇定而严肃。叔叔阿姨大伯大婶们让她表演个节目，她二话没说就转个圈儿又唱又跳，半点儿怯场也没有。桔年后来翻看自己儿时的照片，还没有长开的时候，她的脸真圆，红扑扑的，苹果似的，够得上可爱的标准，再加上胆子大，表现欲强，大人们都喜欢她，她是众人的小开心果。这么算起来，她的童年是愉悦的，至少在三岁以前是的。

　　　　桔年刚满三岁不久，某天夜里爷爷出去打桥牌，回来的时候脸庞像喝醉了一样红，他说自己头晕，洗了把脸就回床上躺着，一躺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爷爷死了，桔年的文艺天分似乎永远就定格在这个时刻。直至现在，她会画的也仍旧只有那个猴子献桃，技巧水平跟三岁的时候没有任何区别，那再也不是什么天分，只不过是稚拙的童年记忆。

　　　　爷爷的丧事一办完，桔年就得到父母身边生活。收拾东西时，妈妈觉得她太磨蹭，催促了很多次，使她不得不在经历了一场死亡后变得乱糟糟的屋子里放弃了寻找她画具的打算，抱起自己最喜爱的几件衣服就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家。

　　　　才刚上幼儿园不久的桔年虽然和父母相处比不上爷爷亲近，但是她爱自己的父母，就像所有的孩子爱爸爸妈妈一样，一直以来的聚少离多更加深了她对于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向往。

　　　　桔年的父亲谢茂华当时在市检察院汽车班做专职司机。谢茂华的性格和桔年的爷爷完全不一样，他没赶上好的时代，读书少，开车是他最大的专长，也是他唯一的专长，幸而所在的单位还不错，也算得上是当时的铁饭碗。他是个极度内向和拘谨的男人，不管是语言和行动，都很少表达什么，或者说是没有什么可表达的，即使在家人面前也一样。相对应的，他娶的妻子也是个非常传统和保守的女人。

　　　　桔年的母亲原本没有工作，后来因为丈夫的关系，在市院的职工食堂里做临时工。她虽说受的教育也不多，可道德感非常之强烈，自己平时当然是端端正正，衣着打扮清汤寡水一般的素，见到稍微外向热情的女性，或者太过耀眼的打扮，最爱私下愤愤不平地表达她对于这种“轻佻”的厌恶。

　　　　从被领回家的第一天起，桔年带回来的花裙子、小发卡没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