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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三部曲-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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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电脑吗？”
“没有。”
“保险箱呢？”
“没有……我没看到。”
“慢慢来，要作地毯式的搜索。莫天森回报说布隆维斯特还在办公室。你戴了手套吧？”
“当然。”
埃兰德趁着和安妮卡两人都刚好没有讲手机的空档交谈了一下，随后走进莎兰德的房间，向她伸出手自我介绍，并打招呼问她感觉如何。莎兰德只是面无表情地瞪着他看。他于是转向安妮卡。
“我需要问几个问题。”
“好。”
“你能不能告诉我今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
安妮卡说出了与莎兰德反锁在浴室之前，自己所见所闻与反应。埃兰德斜觑莎兰德一眼，又将目光移回律师身上。
“所以你很确定他来到这个房门前？”
“我听到他试图压下门把。”
“这点你非常确定吗？人在害怕或兴奋的时候很容易有幻想。”
“我确实听到他在门外。他看见了我，还举枪指着我，他知道我在这个房里。”
“有什么理由让你认为他是有计划的吗？也就是事先就打算也要对你开枪。”
“我不知道。他拿枪瞄准我时，我立刻头往后缩，将门卡住。”
“这是明智的做法，把你的当事人带进浴室更加明智。这些门太薄，他要是开枪，子弹会直穿而过。我想知道的是他攻击你是为了私人原因，或者纯粹只因为你在看他而起的反应。你是走廊上最靠近他的人。”
“除了两个护士之外。”
“你是否觉得他认识你或是认出了你？”
“不觉得。”
“他会不会在报上见过你？你曾因为几件案子被广泛报道而大出风头。”
“有可能，我不确定。”
“而你从未见过他？”
“在电梯里见过，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人。”
“这件事我不知道。你们有交谈吗？”
“没有。我和他同时进电梯，我隐约注意了他几秒钟，他一手拿着花，另一手拎着公文包。”
“你们的眼神有交会吗？”
“没有。他直视正前方。”
“是谁先进电梯？”
“两人差不多同时。”
“他的表情是否迷惑或者……”
“我说不上来。他走进电梯，笔直地站着，手里拿着花。”
“然后呢？”
“我们在同一层楼出电梯，我就来找我的当事人了。”
“你直接就来这里吗？”
“是……不是。其实我先去了服务台出示证件。检察官禁止我的当事人会客。”
“当时这个人在哪里？”
安妮卡犹疑着。“我不太确定。应该在我后面吧。不对，等一下……是他先出电梯，但停下来帮我按着门。我不是百分之百肯定，不过他好像也去了服务台，我只是脚程比他快。护士们应该知道。”
上了年纪、彬彬有礼的杀人犯。埃兰德暗想。
“是的，他的确去了服务台。”他证实道：“他的确和护士说过话，还遵循护士的指示将花留在柜台。你没有看见吗？”
“没有。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埃兰德已经没有问题要问，内心被沮丧感啃噬着。他以前曾有过这种感觉，也学会了把它当成直觉引发的警讯。好像有些什么难以捉摸，有些什么不太对劲。
凶手的身份证实为艾佛特·古尔博，当过会计师，偶尔也担任业务顾问兼税务律师。年纪已经很大。因为疯狂地写恐吓信给公众人物，最近国安局已对他启动初步调查。
埃兰德根据多年经验知道外头的疯子多的是，甚至有些病态狂会跟踪名人，并躲在后者别墅附近的树林里求爱。当他们的爱没有获得回报——当然不会有回报！——这份爱很快就会转变成强烈恨意。曾有些跟踪狂从德国尾随一名二十一岁的流行乐团主唱到意大利，参与她每场演唱会，后来却因为主唱不肯抛弃一切与他们交往而发火。也有些好伸张正义者再三抱怨真实或想象的不公正，有时甚至演变成恐吓行为。另外还有精神病人与阴谋论者，总之是一些能解读凡人世界看不见的信息的疯子。
像这类将幻想化为行动的愚蠢实例不胜枚举。前外交部部长安娜·林德遇刺不正是这种疯狂冲动行为的结果吗？
但一想到有个精神异常的会计师——或不论他是何身份——一手拿花、一手拿枪地晃进医院，再想到他竟然枪决了警方——而且是由他负责——调查的对象，埃兰德巡官实在不敢苟同。死者在官方记录中名为卡尔·阿克索·波汀，但据布隆维斯特指称，他的真实姓名是亚历山大·札拉千科，一个背叛苏俄的浑蛋情报人员，也是黑帮分子。
札拉千科至少是个证人，但在最糟的情况下，他也可能与一连串命案有重大关联。埃兰德曾获准向札拉千科进行两次短暂的问话，尽管在这两次谈话中后者坚称自己的清白，埃兰德却丝毫不为所动。
杀害札拉千科的人也对莎兰德，或至少对她的律师感兴趣，试图进入她的病房。
后来他企图自杀。医生们表示他很可能会成功，尽管他的身体尚未接收到停止运作的信息，古尔博能出庭的几率已微乎其微。
埃兰德不喜欢这个情况，一点也不喜欢。但他没有证据证明古尔博还有其他不同于外表显现的开枪动机，因此他决定小心行事。他看着安妮卡。
“我决定让莎兰德搬到另一个房间。服务台右侧连廊上有一间病房，就安全上的考虑，住那里比较好，因为房门刚好正对服务台与护理站。除了你之外，不许其他人探病。没有索格恩斯卡的医生或护士允许，谁也不准进她房间。我还会在她房门外安排二十四小时的警卫。”
“你觉得她有危险？”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有危险，但我想小心一点。”
莎兰德倾听着律师与警员的谈话。安妮卡的回答竟能如此精确、清楚又巨细靡遗，令她十分讶异。而律师在压力下保持镇定的工夫，尤其令她印象深刻。
不过，自从被安妮卡拖下床、进入浴室后，她便头痛欲裂。她出于本能，总是尽可能不和医护人员打交道，她不喜欢求助或是显现出柔弱的样子。但头实在痛得无法好好思考，只得伸手按铃呼叫护士。
安妮卡这趟哥德堡之行原本只是揭开长期工作的一段短暂而必要的序曲，是为了认识莎兰德、问问她目前的状况，顺便将他们兄妹俩为这场官司所拼凑出来的初步策略大纲告知当事人。她原本打算当晚便返回斯德哥尔摩，不料在医院碰上这些意外，害她和莎兰德都还没有机会好好说话。莎兰德的情况比她先前听说的更糟，不但头部剧痛还发高烧，一个名叫安德林的医生不得不开给她强力止痛剂、抗生素等等药物。因此，当莎兰德一搬进新病房，门外也开始有警卫站岗后，院方便要求安妮卡离开，而且态度十分强硬。
已经下午四点半了，她不知如何是好。可以回斯德哥尔摩，但明天可能又得乘车到哥德堡。或者也可以留下来过夜，但当事人可能情况太糟，明天仍不得会客。她并没有订旅馆房间。主要是为受虐妇女辩护的她，财源并不丰厚，昂贵的旅馆开支最好能免则免。她先打电话回家，接着打给律师同侪莉莉安·尤瑟弗松，她是妇女网络的会员也是法学院的老同学。
“我现在在哥德堡。”她说：“今晚本来想回家，但发生了一些事，所以得留下来过夜。能不能住你那里？”
“来呀，那会很好玩。我们都多久没见了！”
“不会打扰你吧？”
“不会，当然不会。不过我搬家了，现在住在一条和林内街交叉的小街道。我有一间客房，有兴趣的话，晚一点可以一块上酒吧。”
“我要是还有精力的话。”安妮卡说：“什么时候方便？”
安妮卡和友人说好六点左右到达。
她搭巴士到林内街，在一家希腊餐馆待了半小时，因为觉得饿，便点了烤羊肉串色拉。她坐了许久，回想一整天发生的事，肾上腺素已消磨殆尽的此刻不由得微微打颤，不过她对自己还算满意。在最危险的那一刻，仍始终保持冷静，本能地作出正确决定。知道自己能有临危不乱的反应，这种感觉挺愉快的。
过了一会儿，她从公文包拿出随身手册，翻开到记事部分，仔细地读过一遍。她对于哥哥为她摘要的计划充满疑虑，当时乍听之下很合理，现在看来却不太完善。即便如此，她还是不打算退出。
六点一到，她付了钱，徒步走到莉莉安位于橄榄谷街的住处，按了朋友给的大门密码。进入楼梯间正要找电灯开关，忽然遭人袭击。有人出其不意地将她推撞到门边的瓷砖墙面，她的头遭到猛力撞击，立刻痛得不支倒地。
下一刻她听见脚步声迅速离去，接着大门打开后又关上。她勉强站起身来，用手摸摸额头，手掌沾了血。搞什么鬼？她走到大街上，正好瞥见一个人从街角转进斯维亚广场。受到惊吓的她呆站了一分钟左右，才又走回门边按密码。
这时她发觉公文包不见了。遇上抢劫了。几秒钟后她才开始感到害怕。糟了，札拉千科活页夹。恐慌不安的感觉开始从心窝往上升。
她缓缓地坐到楼梯阶上。
接着忽然跳起来，手伸进夹克口袋。随身手册。谢天谢地。离开餐厅时她把手册塞进口袋，没有放回公文包。那里头写了莎兰德一案的策略摘要，一点一点都写得清清楚楚。
随后她摇摇晃晃爬上六楼，用力敲着朋友的门。
半小时后她才真正平静下来，打电话给哥哥。她的一只眼已经有瘀血，眉毛上方划出一道伤口还在流血。莉莉安用酒精帮她消毒后，贴了一块绷带。不，她不想去医院。好，来杯茶也好。这时她才又开始能够理性地思考。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布隆维斯特。
他还在杂志社办公室，和柯特兹与玛琳一起搜寻关于杀害札拉千科的凶手的资料。他听着安妮卡叙述事发经过，愈听愈心惊。
“没有骨折吧？”他问道。
“眼睛瘀青。只要稍微冷静一下就没事了。”
“你抵抗了抢匪，是这样吗？”
“麦可，我的公文包被抢了，里头有你给我的札拉千科报告。”
“没关系，我还可以再复印一份……”
他话说到一半，顿时觉得寒毛直竖。先是札拉千科，接着是安妮卡。
他关上电脑，塞进肩背包后，不发一语便快速地离开办公室，跑步回到贝尔曼路的公寓又跑着上楼。
门锁着。
一进家门，就发现放在餐桌上的活页夹已不翼而飞。也不必费力寻找了，他很清楚原来放的位置。他颓坐在餐厅椅子上，脑中一片乱糟糟。
有人来过他的公寓。有人企图湮灭札拉千科的痕迹。
他和妹妹的副本都不见了。
包柏蓝斯基手上还有一份。
但还在吗？
布隆维斯特起身走到电话边，刚拿起话筒随即定住。有人来过他的住处。他满心狐疑地盯着电话看，然后拿出手机。
但要窃听手机通话何其容易？
他慢慢地将手机放到室内机旁边，四下看了看。
我现在遭遇的显然是专业级的对手。他们可以不用破坏门锁轻易闯入，窃听想必也是轻而易举。
他再度坐下来。
看着电脑袋。
要入侵我的电子邮件有多难？莎兰德只要五分钟就能办到。
他思考了许久，又走回去用市内电话打给妹妹，遣词用字十分谨慎。
“你还好吗？”
“我没事，麦可。”
“你把你到达索格恩斯卡医院后到遭人袭击中间发生的事，全部跟我说一遍。”
安妮卡花十分钟叙述完毕。布隆维斯特对于其中隐含的意义不置一词，只是不断问问题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他的口气仿佛一个焦虑的哥哥，但内心却以截然不同的层面重建关键重点。
她是在当天下午四点半决定留在哥德堡。她用手机打给朋友，问到了地址和大门密码。六点整，抢匪已经在楼梯间内等她。
她的手机受到监听。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
也就是说他也受到了监听。
否则实在说不过去。
“札拉千科报告不见了。”安妮卡又说一遍。
布隆维斯特踌躇不语。无论是谁偷走报告，都已经知道他手上那份也被偷了。要主动提起听起来才自然。
“我的也是。”他说。
“什么？”
他说当他回到家，原本放在餐桌上的蓝色讲义夹已经不见了。
“这下可惨了。”他闷闷地说：“那是最重要的证物。”
“麦可……真抱歉。”
“我也很抱歉。”布隆维斯特说：“该死！但那不是你的错，我早该在拿到报告那天就公开才对。”
“我们现在怎么办？”
“不知道。发生这种事真是糟透了，会把整个计划都打乱。我们已经没有其他对毕约克或泰勒波利安不利的证据。”
他们又谈了两分钟，布隆维斯特便结束谈话。
“我要你明天就回斯德哥尔摩。”他说。
“我得去见莎兰德。”
“早上去见她。我们得坐下来好好想想接下来怎么办。”
布隆维斯特挂断电话后，坐在沙发上盯着前方发呆。窃听谈话的人已经知道他们弄丢了毕约克的报告以及毕约克与泰勒波利安医师的来往信件，对于布隆维斯特与安妮卡的一筹莫展应该感到很满意。
不过布隆维斯特前一晚研究过秘密警察历史后，至少得知一件事：假情报是所有间谍活动的基础。他刚刚就提供了一些到最后可能珍贵无比的假情报。
他打开电脑袋，取出要给阿曼斯基但尚未送出的副本。这是仅剩的一份，他可不想浪费了。相反地，他会再复印五份，分置于安全地点。
接下来他打了电话给玛琳。她正准备关门下班。
“你刚才匆匆忙忙地上哪去了？”她问道。
“能不能请你再多待一会儿？我有事情想和你商量。”
他已经几个星期都没空洗衣服，衬衫全丢在洗衣篮内。他打包了一支刮胡刀、《秘警的权力斗争》和毕约克报告的仅存副本，又前往Dressman男装店买了四件衬衫、两条长裤和几件内衣裤之后，直接进办公室。他说要先冲个澡，玛琳一边等着一边纳闷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闯入我家偷走了札拉千科报告。有人在哥德堡袭击安妮卡，抢走她那份报告。我有证据显示她的电话遭窃听，所以我的很可能也一样。说不定你家里还有杂志社的所有电话都已遭到窃听。对方既然已大费周章闯入我住的地方，不顺便装个窃听器未免也太笨了。”
“我懂了。”玛琳黯然地说，并瞄了眼前办公桌上的手机一眼。
“继续像平常一样工作。可以打手机，但不要透露任何信息。明天，把事情告诉柯特兹。”
“他一小时前回家了，留了一堆官方调查报告在你桌上。不过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今晚打算在这里过夜。如果他们在今天射杀札拉千科、偷走报告，又在我家装窃听器，很可能只是刚开始行动，办公室还没遭殃。这里整天都有人在，我不想让办公室今晚唱空城计。”
“你认为札拉千科的死……可是凶手是个精神不正常的老人。”
“玛琳，我不相信巧合。有人正在湮灭札拉千科的痕迹。我不管别人怎么想那个老疯子，也不管他写了多少疯狂信件给内阁成员，他应该是受雇于人的杀手。他是到医院去杀札拉千科的……也许还有莉丝。”
“但他自杀了，或者是企图自杀。有哪个受雇的杀手会这么做？”
布隆维斯特想了一想，随即迎向玛琳的目光。
“如果已经七十八岁，已不怕失去什么，也许就会这么做。他卷进这整个事件，等我们挖掘到最后就能证明了。”
玛琳细细打量布隆维斯特的脸。她从未见他如此沉着而坚定，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布隆维斯特留意到她的反应。
“还有一件事。我们作战的对手已不再是一群罪犯，而是一个政府部门。这将是一场硬仗。”
玛琳点点头。
“我没想到事情会走到这一步。玛琳……今天发生的事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会有多危险。如果你想退出，就说一声。”
她心想不知爱莉卡会怎么说。接着她固执地摇了摇头。
第二部 黑客共和国
五月一日至五月二十二日
公元六九七年有一条爱尔兰法律禁止女性从军——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有女性士兵。数百年来募集过女兵的民族包括阿拉伯人、北非的柏柏尔人、西亚的库尔德人、北印度的拉其普特人、中国人、菲律宾人、毛利人、巴布亚人、澳大利亚原住民、麦克罗尼西亚人与美洲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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