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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是生命良药，寂寞是致命的毒害（1）
美国《　新闻周刊　》的编辑于1988年3月号的“封面故事”中指出：“在30年前，如果有人指出孤单会引发生理上的疾病，一定会被人笑话。”该刊指出，有越来越多的医疗证据显示，在所有后工业化国家，急剧攀升的疾病罹患率、英年早逝和人际关系的破裂与孤单息息相关。《　新闻周刊　》的观点千真万确，比起我第一本书《　破碎的心：孤单的医疗结果　》在1977年出版的那个时候，现在的医疗专家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已经强多了。
　　尽管早在我还是个穿着短裤到处乱跑的毛头孩子时代，医学界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就已展开；而我个人对此的研究，则开始于1965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参加一个研究小组。从那个时候起，有关“社交支持”与健康之间关联性的研究进展真可谓一日千里，而对人类的寂寞及其可能导致生病和英年早逝的问题，相关的认识也在不断增加。
　　在过去30年里这些知识的积累虽说缓慢，却非常坚实，它让我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对话是生命的灵药，寂寞则是致命的毒害。当前的医疗趋势表明，阻碍、撕裂和破坏人类对话的新世代文化力量，与鼠疫、传染病、病毒、病菌和癌症一样，必须给予同等的关注和提防。因为最近所有的健康数据都显示，这种情况若再持续下去，“沟通型疾病”（　因沟通不良产生的生理上的疾病　）以及因此引发的寂寞，将会在21世纪世界各地成为未成年人夭折的主要因素。
　　众多统计显示，很多人并未认识到这种危险，他们未能充分认识到，健康源自各式各样的社会支持，包括家人、朋友、邻居的支持。过去35年来，不但在美国，还包括所有西方国家，人际关系破裂的现象以及孤单问题已变得越来越严重，这表明人们对于人际关系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
　　举个例子，在1960年，美国的单身家庭只占美国家庭总数的5％；到了1990年，这个比例上升为13％；到了20世纪末，该比例已经稳居25％。如今，已婚的美国人有一半以离婚收场，每年超过100万的儿童为父母离婚所困扰。与此同时，1980年到1991年间，未婚女性所生儿童的比例升高了61％——1980年占新生胎儿总数的18％，到1991年却高达30％。白人未婚女性的上升幅度更大，过去十年间上升率超过94％。
　　单亲家庭数量快速增加，离婚率居高不下，婚姻人口比率大幅滑落，独居人口天天增长，单亲家庭孩子数量迅速膨胀，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一个现实：人们生活态度真的发生了重大变化。日益扩散的暴力，男女入狱人数剧增，毒品泛滥，酗酒，滥用抗焦虑及抗忧郁药物的现象日趋严重，这些都只是我们这个社会人际交往问题持续恶化的一部分征候而已。
　　大家往往觉得，美国已经到达了繁荣的顶峰，为了止息痛苦，便同时驶进了毒品和药物的大海。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年代的孤独自闭问题，我们仿佛全都心甘情愿地屈服于一个全国性的、用化学药物诱导的洗脑方式。
　　与此同时还存在着许多现象，人们通常不会把沟通失调或人际关系瓦解、社交疏离、孤单以及英年早逝联想在一起。这种现象之一就是求学受挫，它造成众多儿童心理受创，带着“该隐的伤痕”，影响着后续的人生。这些儿童因为耻于学校教育的“失败”，无法与人正常沟通或来往，因而彷徨于情感的放逐之中，远离社会视线的关注，过不了十几二十年便心灵破碎，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
　　专家告诉我们，美国每年至少有25万白人儿童死亡。专家进一步指出，与经济压力相比，这种“过量”的死亡率与社交疏离和孤单的关系更为密切。我要说的是，这25万美国白人都是一种隐秘疾病的受害者。这个问题与美国所面临的医疗问题至少是同样严重。对西裔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而言，问题也同样严重。
　　在本书中，我将描述上述种种现象，并说明求学失败和其他社交孤立的童年经验，与单身、丧偶及离婚等等成年人的生命经验有何相同之处，以及它们为何全都跟越来越多的过早死亡相关。我将解释这些独特的个人经验为何特别地与越来越多的心脏疾病有关。而最重要的也许是，这种事态为何跟未成年人死于心脏病的日渐增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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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是生命良药，寂寞是致命的毒害（2）
我也将提出帮助解决问题的若干方法。因为所有的情况或多或少都与彼此缺乏分享、交谈破裂或失败有关，显示着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与这种隐蔽的沟通型疾病搏斗。这种沟通型疾病会使人际间的疏离和寂寞更趋恶化，生理压力无法承受，甚至使心脏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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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新的观点：我的哭声无人听见（1）
在1977年《　破碎的心　》出版后不久，我有幸首先接触到一项重要的先进医疗设备——利用先前为人所忽视的一个手段，揭开人类心脏血管系统的面纱。在当时最新的计算机技术协助之下，我得以一面和患者交谈，一面观察对方的血压变化。
　　这一技术让我和同事观察到，一种先前被认为属于“精神层面”的人类互动模式——普通的日常对话，可能对人类的心脏造成重大的影响。在这种技术开发出来之前，医生一向使用听诊器和水银柱血压计观测心跳。由于医生必须用听诊器倾听胸腔血管里心跳的搏动，因此在观测过程中，医生和患者都不能讲话，沉默是必然的。
　　然而，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医生一面量血压一面与病人交谈就容易起来。血压测量方式的简化，为我开启了全新景象，完全改变了我对人类对话及其与孤单、与心脏疾病的了解。我和同事把所有人类对话称做“血管的舒缩”和“血管的节奏”，开始进行观察。正如所料，每当人开始讲话，血压就升高；一旦人们静下来听人讲话或留意外界环境的变化，血压也相应下降。从此，我们对人类对话和孤单、生病以及过早死亡之间的关系，就有了崭新的认识。
　　我首次认识到，人的各种生活经验，包括求学过程的失败而让彼此之间的交谈变得困难或不可能时，对于健康会有多么不良的影响。在这些情况里头，血管舒缩的正常节奏会遭到破坏。一旦血管急速舒缩，血压指数陡升，显示出隐藏在羞惭、焦虑、愤怒和恐惧之中的“血管的哭喊”，这是我们闻所未闻而且从未触及的“哭喊”。
　　利用新式技术也很容易观测到，在与成年人对话之时，他们所用的语言不是在表达、理解和沟通，而是在伤害、操纵、控制和欺凌，以及这种状况给健康造成的影响。这些人际交往问题，及其随之而生的血管哭喊，人们往往无法察觉。病人表面看上去冷静自持，身体却备受煎熬。
　　这种人际沟通的困难，通常可以追溯到更早时候的磨难，及其幼年时父母言语造成的创伤经验。父母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常常将这种胡乱骂人的字眼灌注在孩子心中，孩子带着这种记忆长大，又以同样的方式施加到无知的下一代身上。
　　由于反复遭受伤害、操纵和无情的言语摧残，造成童年自尊的严重创伤，如果再加上学校生活失败之类的创伤经验，后果更为致命。然而，如果忽视创伤的发生原因，后果也同样严重——受害者人际沟通不断产生困难的同时，肉体也不断受苦。内心创伤累积得越深，受害者每次尝试沟通时身体受苦越重。这种“含毒话语”让受害者感到绝望，它将导致受害者早夭。
　　最后，我终于了解到，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体状态，一种强化健康，另一种则相反，它早早就让人生病和死亡。我把前者命名为“包容性生理”，后者叫做“排他性生理”。在本质上，异常的人际对话、逃避人际对话，或是在人际沟通中将他人视为一种威胁的对话类型，都会一再造成科学家所熟知的战/逃反应。这种拼命排斥他人的姿态，根源于早先遭受含毒话语或言语伤害的经验。
　　这种战/逃反应由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所控制，在高等哺乳动物身上历经数百万年的演化而成。动物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身体需要行动以自保，自主神经系统的设计便为此准备。在上古原始丛林，人和别的哺乳类动物在遇到众所周知的“剑齿虎和长毛象”时，都需要有快速反应的保命方法。
　　自主神经系统的设计是为了刺激心脏血管系统，心脏血管系统则输送必要的能量，以支持紧急情况下所需采取的行动。遇到危险时，心跳和血压都急速增加，把皮肤和许多内脏抽调来的血液重新分配，送到与身体行动有关的肌肉组织。此外，体内贮藏的糖和脂肪也会释放出来，供给能量，同时体内还会分泌一种名叫“儿茶酚胺”的高活性神经传导物质，几乎可以影响到体内的任何器官，改变大脑的功能运作。有许多与压力应变有关的荷尔蒙，包括肾上腺素，也会因为这种神经传导物质的作用，而从肾上腺皮质分泌出来。
　　

一种全新的观点：我的哭声无人听见（2）
剑齿虎、长毛象与上古原始丛林早已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但是当我们感受到“象征性的剑齿虎”的威胁时，自主神经系统仍会有所反应。然而，这些危险的感受往往与真正的威胁极不相称，造成情绪过度高亢，在客观上并无性命之忧时却产生战/逃反应。糟糕的是，人的心脏血管系统因为不必要的战/逃反应一再发生，身体终将无力承受。
　　新的血压测量技术让我们首次观察到，在日常的人际对话之中，战/逃反应活动的频率高得令人惊讶。之所以令人惊讶，部分是因为言语和对话是人类日常生活里的东西，如此普通、日常的谈话，应该不至于对现代人构成这样严重的威胁吧。我清楚地了解，孤单对于健康是一大威胁，因此我一开始便很单纯地假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多和他人交谈显然是重要的一环。
　　然而，原因在新技术帮助下揭晓了，长期对于他人的排斥——总是把他人当成威胁，特别是在日常的人际对话中——会在既用不着战也用不着逃的情况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引发战/逃反应。这些反应通常来自幼年时代遭受有毒话语的凌虐，它让人生理上心力交瘁，产生一种逃避与人对话以求自保的生物需要。而这种人际交往的排他反应又会无情地造成孤独寂寞和社会疏离感渐增，最后导致疾病和英年早逝。
　　相对的，把他人容纳在内的对话——不再把他人或外在世界视为潜在威胁——将使包容性生理得以活化。这种生理状态与前者正好相反，它带来健康长寿，帮助人们从自我的困境中走出，通过对话与他人更加亲近，而不是排斥别人，封锁自己。这种新技术终于给了我们一个方法，可以帮助大人小孩对这种未曾探测且通常感觉不到的生理反应更加警觉。
　　这个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教育大人小孩认识两种相反的生理反应，引导他们从人际沟通时排他又受困的生理状态中解脱出来，转为对他人的接纳包容。这种改变可以帮助人们在对话时拥抱他人、接触他人，最后带来希望，结束人际交往的孤立、放逐和寂寞状态。
　　了解到人与人的对话竟会带来如此相反的影响，生理上竟会产生排他或包容的反应，这给了我们崭新的观点，知道如何更有力量地表达，而许多种沟通型疾病也跟人类本身的孤单相关联。它让我们对于求学受挫有了全新的认识，明白它和过早死于心脏病有关。这种新的观点也提供了新的方法，帮助受此威胁的儿童。对于伴侣而言，利用自动监测血压高低的方法，也能够让他们看到先前在彼此对话之间隐藏起来、未经探测但却心知不虚的本质。
　　最重要的，罹患心血管疾病的人也可以用这种新的观点，降低心脏所受的压力，让他们有机会活得更久，活得更好。患者如果真的能把“心病”讲出来，最后就能学会用相对不具攻击性的方式和人讲话，从而减轻心脏所受的负荷。
　　然而，虽然我个人对此一议题的观点历经了180度的转变，大部分的人仍然无法意识到，日常的人际对话和身体健康有着紧密关联。这也不难理解。在我们这个时代，每当出现一道新的曙光，另一个医药上的神奇进展就会出现在世人面前，出乎大家的想象。心脏及其他器官移植、冠状动脉绕道手术、为根治癌症带来希望的“基因改造药物”，以及保证让男人在一百岁的时候仍能勃起的伟哥等处方——都让我们看到现代医药的神奇力量。
　　对一般读者而言，比起与身边人谈话，对生命灵药和不老仙丹的需求似乎更为可能是由一瓶基因药物和自我形体的复制来满足。在这些医学进步声中大谈什么“无实质意义的对话”、“沟通型疾病”和“心灵的孤单”之类话题，似乎有些古怪、不太恰当——时代早过去了，这种浪漫的信念已经不合时宜。不幸的是，对那些受害最深、受到极大威胁的人而言，这却是个残酷的现实。
　　此外，现代医药的进步让许多假设疑团加重，使人无法明了人与人的对话在身体健康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每天都被提醒：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各自独立的生物机器，心脏和血液的循环则是泵系统的一部分。例如冠状动脉绕道手术，它能使血液依照规定的路线流动，更是强化了心脏本身为一种机械构造的信念。心脏移植手术也同样强化了这样的观点，认为心脏及血液的循环只不过是个水压泵和管道系统，而让这个观点支配着一切。由此而孕育出众所周知的观念：人由两种实质的存在所构成，一是心理，一是生理，两者互相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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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新的观点：我的哭声无人听见（3）
既然如此，就无怪乎有那么多的人将儿童的身体看成不过是“装着一颗心来到学校的午餐盒”。“午餐盒”在游乐场和体育馆里运动，“心”则在教室里琢磨。难怪教师们会认为讲话是精神层面的，发自孩子们的心智，并不是他们心脏的活动。而当家长和老师在与孩子们说话时，也无怪乎他们会觉得很难同时接触到孩子们的心。
　　也有越来越多的伴侣认为，人和人基本的肉体关系严格说来是性爱层面上的，而对话则是精神层面上的，就无怪乎大多数人会对“真实的对话比起性爱在生物学上更来得亲密”这样的话感到不解了，因为性交指向我们的性器官，而对话则指向我们的内心，对吧？
　　当前所有医药和科学上的进步，无不是为了支持此种普遍的文化设定：人类所拥有的是一个自给自足、各自独立的身体，其基因上的设计是为了自我保护。在这样的文化背景里，那种认为光凭“自助”或“基因改造”无法充分解决人类自身问题的论调，听起来简直就是异端邪说。然而，这正是本书所要透露的信息。人类的确相互依赖，的确要与别人相互对话才活得下去。与满足个体需要的那些东西相比，“身体政治”和“交往的身体”真的很重要，而且身体政治还必须依赖真实的人际对话才能得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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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丧亲之痛
人生在世，许多事情往往难以逆料。1998年10月是我一生最为难过的一段日子。月初，我最小的弟弟突然死去，享年56岁。在过去10年中，他是我第四个死去的兄弟，他们全都没有活过58岁。这一连串的丧亲之痛把我带入生命的最低潮。列维斯说，死亡是生命“交易的一部分”，是一个人痛失所爱所必须付出的部分代价，但这样的痛苦我却久久无法平复。
　　陷入心碎的愁云惨雾之中的我，再一次被人提醒爱所具有的救赎本质，以及友谊所能发挥的治愈能力。那些长大成人的子女、朋友，还有最最心爱的妻子都在我的身旁，决心将我挽救出来，使我不至于成为自己那些著作里医学统计数字的一部分。他们联合起来，以爱的力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活力让我振奋，鼓励我坚持下去。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完成这部著作，它是我个人生命中“交易的一部分”。
　　我所遭受的丧亲之痛，很难通过“自助”解脱。虽说一个人有很多办法来应付自身所面对的寂寞和伤痛，劝人独自解决这些问题却不啻痴人说梦。
　　我以为，凡是经历过痛失所爱的人总能领悟到，人即便陷入一己的哀痛之中，生命依然会进行下去。以我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言，我每天仍然要为患者门诊，他们中有许多人面临着危及性命的医疗问题，包括心脏病和癌症；有的人则承受着自身遭受打击的巨大痛苦，婚姻生活不幸福的情感煎熬，子女带来的精神折磨，或是生活中的孤单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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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本书的缘起（1）
此外，我个人生活的承诺，包括完成这本著作的过程，也颇值得一提。在弟弟去世数周之后，我来到位于费城的宾州大学，应好友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