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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是与苏联的决裂。1960年7月，赫鲁晓夫突然撤回了苏联专家。他们带走了图纸，许多建设中的工业项目被迫停止，不少工厂停工停产。1956年，工业生产下降40％。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到1961年的“痛苦三年”所遭到的冲击超过了3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大跃进”变成了“大倒退”。

第16章　一个短暂的休整期（1961…1965）

■调整恢复

1960年间，当十分可怕的灾难公开化后，毛退出了政治。务实派人物刘少奇和邓小平接过了领导权，开始将低落的经济又重新运转起来。“大跃进”时期的平均主义政策被取消了，有社会差异的苏联式的发展模式又重新得到认可。

农村人民公社正式保留下来，但它的功能却大大地受到限制。在公社下面又设立了“大队”和“生产小队”，后者由一个村庄的20～30个农户组成。农田耕种等类似的事务由生产小队决定。许多没有效益的农村工厂被关闭，许多农村学校和临时授课机构以及农村医疗站也同样被关闭。用物资刺激提高生产的方式又重新得以采用。生产队实行按劳取酬，酬金以“劳动工分”计算，允许经营自留地，农家允许饲养猪及其他小牲畜，重新开放农贸市场。农民的自留地最多可占其耕地面积的12％。60年代中期，农民的私营生产收入占到了他们总收入的1/3。从1962年起农业生产提高，产量达到1。9亿吨，达到了“大跃进”前1957年的水平。

工业发展比农业更快。到1962年形势稳定。1963到1965年间重工业生产每年增长17％，轻工业增长27％。刘和邓在工业生产中采用了与农业生产一样的金钱刺激方法。分红补贴和计件工资使得个人收入拉开差距。大型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地雇佣农村便宜的劳动力，他们不仅工资低，而且也享受不到固定工人的福利待遇，例如劳动安全保险、免费住宅、公费医疗等。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形成了两种工人等级制度。

随着经济的复苏，党内的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也得以恢复。秩序和列宁主义的党的纪律退居后位。1960～1961年的整风工作中，许多干部，从乡村干部到省委书记都被撤职，其原因是“不能充分理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差别”而被视为左倾分子。相反许多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流放的知识分子又重新招了回来，并委以重任。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党和国家管理机构迅速发展。

新领导所推行的政策的目标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造，而是秩序、稳定和经济发展。1962年召开了党代会，主要讨论允许农民种自留地的问题，在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论断：“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这个论断那样表明党在60年代初期的思想和精神。→文·冇·人·冇·书·冇·屋←

■毛准备搞“文化大革命”

1962年后经济形势和供给状况慢慢趋于平稳，毛从自己选择的沉默中重新露面。他1月份出席了党的会议，并在措辞严厉的讲话中批评了党对人民群众的背叛，代表们鼓了掌，但会后没有任何反应。1962年9月，毛倡议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针对农村干部中腐败现象较为普遍的情形，这场运动要对农村党组织进行一次新的革命精神教育，同时也要对那些不关心政治的农民重新进行思想教育。就像1957年“百花运动”那样，让贫苦农民组成小组对当地党的干部的举止行为进行调查，以便从外部推动党的改革。党内又鼓了掌，中央在1963年5月通过了“十条纲要”，用于指导教育运动的实施，但仍然没有丝毫效果。这场运动遭到党内消极抵抗。

第17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69）

■“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体系

1966年夏天，当毛72岁时开始了他最后一次重大的革命斗争。在后来的3年中，即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在中国的城市，即在“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属于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特别的事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远远地超越了中国的范围，它的思想成了美国和欧洲大学生造反的推动力。

“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个人权力之争，同时也是这位老迈的领导人为了挽救“他的”革命而所做的拼死尝试。就像列宁临终前还对他的继承人不放心一样，毛担心他胜利领导的革命政权最终被新的剥削阶级所取代，即被共产党的官僚政府所取代，担心中国走上苏联的道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毛强迫共产党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要借用外部的力量整顿共产党，让群众批评共产党。然而这样的计划自“百花运动”以来总是遭到党内的抵制。

共产党应该从列宁主义的先锋队转变为一个走“群众路线”，领导群众艰苦奋斗的组织。它应该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需求、愿望和疾苦；应该安慰他们，起草制定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然后共产党要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去，解释这些纲领。共产党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对毛来说也是一个不容更改的原则。但是人民应该有批评的权利，这样会对共产党产生影响。在英勇的延安时期，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有这种思想，因此赢得了农民群众的支持。现在毛决心要把已经蜕变为官僚机器的党重新改建成延安时期的党，把那些死不悔改的人清除出党。毛认为这些人在党内近5％，其中有许多是同他一起经历过长征的领导同事。

毛动员青年还有第二个目的：青年人不仅要改造共产党，而且还要通过革命斗争进行自我教育，成长为社会主义新人。在斗争中能够产生一代继承毛遗产的革命青年人。毛总是强调，“文化大革命”应该触及“人们的灵魂深处”，改变他们的思想意识。

与“大跃进”一样，“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它不符合人的自然性。群众不会有同一个利益，在他们中间有一条社会鸿沟，将其分为制度的反对者和制度的捍卫者。【wＷw。Ｚei8。Ｃom电子书】反对者仇恨的绝不仅是党内5％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青年人的革命运动不久就变成了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内战，使城市一片混乱，处于无政府状态。像“大跃进”一样，“文化大革命”也会遭受极其可怕的失败，使中国的发展倒退许多年。

■红卫兵风暴　（1966年5月到10月）

1965年底，毛去了上海。在那里他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11月10日，上海的报纸刊登了一篇严厉批评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的文章，撰写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姚文元，属于江青圈子里激进的知识分子。他谴责北京市副市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人民公社和无产阶级专政。然而被毛指责为针插不进的北京长城毫不退却。支持吴的是北京市共产党的首脑彭真，他以剧本的历史真实性为题开展学术讨论进行解释。

1966年5月，毛回到北京，之后事件纷至沓来。彭真和北京市市委的所有委员全都被撤职，中宣部负责人陆定一也被撤职，北京市委的管理和宣传机构由毛的人掌控。除此之外，毛还设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激进分子组成，并让江青负责。

在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发动和支持下，在北京大学和一些高等学校组成了“革命战斗队”。5月25日，激进的年轻助教聂元梓在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批判大学校长陆平，并号召师生起来进行革命：“全体革命的知识分子投入战斗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让我们团结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和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按照中国人的信仰牛鬼蛇神是邪恶的神灵，它们变成人的样子干坏事。如果被看穿的话，它们就又恢复原形。揭穿这些牛鬼蛇神的真面目，是毛赋予“文化大革命”的任务。

北京大学的领导马上让人撕下大字报。但是毛听说这件事后，通过电台和报纸将大字报的内容传播到了全国各地，他赞扬这张大字报是“北京的（巴黎）公社宣言”。至此这场风暴开始了。许多城市到处都出现了大中学生组成的革命战斗队，这些战斗队后来更名为红卫兵。城市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

7月，毛离开北京。刘少奇试图采用过去的方式将这场运动置于监控之下，派遣了党的工作组进驻大学和中学。工作组将矛头指向老师、教授、作家和资产阶级旧家庭成员，试图以此来转移群众对党的领导层的进攻。同时他们也利用了学生中当时存在的社会等级。

学生按照家庭出生被分为三个等级：

1。“红色阶级家庭”的学生：出生于工人和贫苦农民家庭的学生，也包括父亲1949年前加入共产党的学生。他们是学生中的“红色精英”。

2。“中等阶级家庭”的学生：出生于富裕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商业和手工业）家庭的孩子们，也包括知识分子家庭和一般职员家庭的孩子。

3。“黑色阶级家庭”的学生：他们的范围比较小，属于出生于“资本家”和地主以及其他敌对阶级家庭的孩子们，这些人几乎很难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红色阶级家庭的学生是大学和中学的特权阶层。而党内高干子弟的举止言行常常表现出他们是父辈的继承者和未来的主人的样子。这就使得另外两个阶层的孩子们对他们产生了仇视。

最初组成的红卫兵并非来自那些红色阶级家庭的学生，而是由高级干部和政府官员的孩子们领导组织的。他们在共产党派遣的工作组指挥下没有像毛所想像的那样，去攻击“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而是攻击他们的老师和旧有的资产阶级。中学和大学的校园被搞得天翻地覆，学生们举行大会，斗争老师和教授，侮辱他们，折磨他们，有些被迫害致死。这种行为十几年前在中国是根本无法想像到的，这表明了这个中央大国距离古老的孔夫子社会已经多么遥远了。

当年的红卫兵裉陵（音译）在他的自传中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发生的情况有这样的描述：“在运动场上我看到几位老师，他们头和脸被涂上黑颜色，这样他们真正像‘黑帮’一样，脖子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某某，阶级敌人某某……每个牌子上都划有一个红叉，这样老师们看上去就像被判刑的囚徒一样。他们的脖子上还挂着装有石头的桶。我看到了校长，他的桶很重，以致于系桶的铁丝深深地嵌入皮肉中。他们被迫围着运动场跑步，并不住地喊：‘我是黑帮某某……最后他们都跪在地上点燃线香，请求毛泽东对他们的罪行给予宽恕。”52

没过多久，中等阶级家庭的学生也组成了革命战斗队，他们同红卫兵中的“造反派”联合在一起，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向党和国家各级干部进行了斗争。黑色阶级家庭出生的学生一直被排斥在运动之外，造反派出于名誉上的考虑也不敢接纳他们。黑色阶级家庭出生的年轻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只是它的牺牲品。

红卫兵中红色家庭出生的保守派在共产党的支持下要捍卫他们享有特权的现政权，保卫他们的父母亲。而造反派却相反，他们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支持下要推翻他们所藐视的党的统治。两派都喊着毛的口号，却隐藏着一场生死之战。“文化大革命”成了红卫兵两派的内战，1966年底，工人中对立的两派也形成了。这是一场血腥味越来越浓的战争，直到最后军队动用枪弹才结束了这场战争。成百上千的人死在了这场战争中。

然而，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叙述有些过分着急了。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1966年的夏天吧。6月16日，毛在回北京之前畅游了长江。在农民气息很重的中国，很少有人会游泳，敢于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游泳，会使人感到是一种奇迹，还带有一种使人进入新的更美好世界的意念。53在长江上游泳，不仅展示了72岁的毛强壮的身体，还实现了一个象征着抵达新的彼岸的行为。毛游泳的照片通过电视传播到全中国，人民群众无不为之欢呼雀跃。

毛在狂热的欢迎声中回到了北京。他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过去的50天是“白色恐怖”，命令党的工作组马上从大学和中学撤出。在中央一次争吵激烈的会议上（8月1日至12日），毛确定了他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对党进行革命。在北京的大街上有林彪的部队巡逻，红卫兵的吵闹声穿透了中央会议大厅的窗口。

8月5日，在中央会议召开期间毛将自己亲手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贴在了开会大厅的门上。上面写道：“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毛的这张大字报无疑将“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指向了党内的高层领导，即指向了刘少奇和邓小平。这场斗争公开化了。

8月18日，中央委员会发布“十六条纲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它是革命者的大宪章，提出了两项任务：

第一，推翻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第二，向旧社会的四项残余，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进行斗争，因为旧有的剥削阶级想利用“四旧”腐蚀人民群众，达到其复辟的目的。

纲要认为工人、农民、解放军、革命的知识分子、党内的革命干部、特别是革命的青年人是这场革命的主力军。纲要还决定文化革命战斗队要实行类似于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的选举制度。

就在同一天，毛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百万年轻的红卫兵。林彪站在他的身旁。许多年轻人见到他们的“最高统帅”身穿军装、臂带红袖章时欣喜若狂。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毛还进行了相同的7次检阅活动，总共有1100万从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受到检阅。军队动用火车和卡车免费运送，并负责他们的食宿。【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出现了一片天翻地覆的景象。几百万学生以20到30人为一个战斗队，敲着震耳欲聋的鼓，手举毛的小红书穿过大街小巷。红色子弟的战斗队闯入旧有的资产阶级家庭，砸碎旧家具和旧瓷器，焚烧书籍和照片。他们毁坏寺庙和博物馆。他们押着教授、老师和领导头带白色高帽游街，在“批斗会”上羞辱折磨他们，让他们“承认罪过”。这些被批斗的人的名单大多数是由当地的党组织提供的。与此同时，红卫兵中的“造反派”也组织批判会，对那些党的干部进行批斗，而这些人起初也参加了文化革命战斗队。红卫兵各派之间的残酷斗愈演愈烈。

■上海公社　（1966年10月到1967年2月）

1966年的最后几个月，“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面对各省党的机构的阻滞和反抗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夺取政权”的命令。新的力量，即工人阶级登上了舞台。但是像学生们一样，工人阶级也分成了不同的社会派别。一派是国家企业终身聘用的正式工人，他们有“铁饭碗”的保证，企业对他们从生到死都负责到底，为他们提供住房、医疗保险、幼儿园、学校和养老金。要说城市中有共产主义革命的受益者，就是这些工人了。另外一派主要是从农村来的临时工，他们签有短期合同，工资低，不享受社会保险。

第一个夺取政权的就是拥有1100万人口的上海。由市政府依靠的国家企业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的这支被称为“红色队伍”有80万人。与其相对立的是那些激进的无任何特权的辅助临时工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工人。他们联合组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后来这两支革命队伍中出现了严重分歧，致使整个城市运转在12月底全线瘫痪。

这场斗争是在北京的干预下进行的。1966年11月，张春桥从首都来到上海，他7月份前还是上海市委书记，现在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张站在了工人司令部一边，宣布它为唯一合法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967年1月5日，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被推翻。整个中国为“一月革命”而欢呼。造反派以巴黎公社为榜样，建立了公社，取代了旧的市政府。上海公社以秘密选举、并随时可以撤换企业工人代表的原则组成。在各企业中，工人们废除了旧的管理机构和党的委员会。通过选举产生了新的管理者。工人阶级终于成了“国家的主人”。

他们真的成了国家的主人？1月6日，张春桥在批判吴晗的作者姚文元的陪同下从北京返回上海。他们两人同来自纺织工人的上海工人司令部领导王洪文结成了联盟。这三人帮的情况，我们在毛时代后期的四人帮中还要讲述。他们三人一起决定了公社的领导成员，而对工人们当时的选举结果答应以后考虑解决。2月5日，上海公社